住友文彦
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正从辛亥革命时期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此时在中国的北京（北平），鲁迅塑造出了农民“阿Q”这个形象。八十年代东京正迎接着后现代主义社会的到来，在这里，阿Q这个人物到了村上春树1的笔下，又以兢兢业业的上班族“Q氏”的形象再生了。九十年代，香港在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同时，也迎来了村上春树热潮的风靡，到了这个时候，阿Q的形象才转变成了王家卫导演的摄像机下，英俊、富裕、天真、任性而又不良的“阿飞”。

藤井省三2，‘研究村上春树作品在华语圈内的被接受程度’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他在《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朝日新闻社，2007年）一书中，首先就指出了村上春树和鲁迅在文学创作特点上的相似性。在王家卫导演，张国荣主演的电影《阿飞正传》中，其登场人物在刻画方式上也有着同样的特点。在这些特点的背后，都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首先，鲁迅就是在中国向近代国家发生着巨大转变的时期，对无意识参加革命的一般民众抱以严厉的批判态度，以唤起读者共鸣的方式，静默含蓄的描绘了“阿Q”这一人物形象。村上春树在其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中，也描绘了在经济成长大环境中的日本，那些丧失了积极性并放弃控制自我机会的中产阶级，最终沦落为兢兢业业却碌碌无为的公司职员的可悲命运。当他们在对这些千姿百态、正产生着激烈变化的社会进行一一例证的同时，作为读者也能以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感受这个正经历翻天覆变化的时代。这些被塑造出来的文学人物都不是那些活力充沛、魅力满溢的形象，他们的性格都让人产生悲情的共鸣，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以及这样一种卑微的姿态，铸成了那些描写当时时代背景的文学作品。

当香港正值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回归中国的时候，这个时期的香港民众都处在身份认同危机感的笼罩下。藤井省三认为，在村上春树的文学作品中，从人物台词里浮现出的众多记忆片段来看，以及诸如“从现在起我们是仅仅1分钟的朋友”等对时间的很偏执的描写来看，都能感受到这些情感的共通性。而且，藤井省三还指出，在王家卫导演的作品中，对于为了逃避精神危机而玩着恋爱游戏，终日浑浑噩噩的“阿飞”，这种批判的态度和村上春树作品产生了共鸣。

在这里，不论是文学还是电影，都超越了中国、日本、香港等地域限制，超越了时代挖掘出了人物性格魅力的源泉。

电影和文学之外，还有美术、时尚、动漫、音乐等，都超越了地域而相互影射、影响。大约二、三十年前，日本的美术界还盛行着传统艺术是否应该西化的问题。这种传统和近代化的对立，在现在来看逐渐丧失其意义，实际上，这也是全球价值观和地方价值观相对立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其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带有优越性的西洋近代文化主导地位的崩溃，二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达导致了异域文化交流的便利，摒弃了固有的秩序，实现了信息自由往来的可能。这也是迈向近代化进程中与保持传统之间产生的矛盾，同时期望形成共同体的基础。这种转变具有高度的混合性的，由此也引发诸多不安。这种不安是可以被很多人感受到的。像“阿飞”这样充满空虚感，被大众传媒看作是社会问题的年轻人，成为这种不安的具象化代表。但是，在身份认同危机下产生出的‘空虚心理’是一种回避不了的事态。这种空虚无论如何是需要被某种东西所填充的。

另外，这种不安还不是只存在于社会单一层面上，作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我们以个人的视角来看，这种不安都能从各种各样交织的记忆、制度、文化里得到具体的体现。现代美术的表现，就是从这张交织的大网中的一个个网眼中诞生的。因此，如果其中有空虚的存在，那么他或她的记忆就会被作为问题点来描绘这种空虚。有时候，作为家族、教育、历史等和社会的碰撞点，其作品也会反映出强烈的独特性。

美术的表现正发生着变化，它不再是大多数人之间共有“故事”的再现。在二十世纪，这种变化作为一股强大的潮流，可以被人们明显的意识到。不论是艺术表现方式还是鉴赏作品的方式，这些各种各样的内容都在纷纷转向强调个体意识的美术表现方向转变，已经构成不可逆转的潮流 。以所谓“现代美术”的表现作为基础来考虑，符合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共有的不可能性”。

社会变化的进程显然是不可阻挡的。但存在的问题仍堆积如山，从这些问题出发，应当让更多的权利被个人所获得，而不是只针对于一部分既得权益者。我们相信，这个趋势是不可否定的。从而，对于那些观察到这个社会巨大变化层面的个人来说，都有着迷失自我倍感空虚的经验。为了表达他们自身各种各样的思想，而产生出了创造力，导致他们自身渐渐获得了拥抱自己的细微感受，并把这种千丝万缕的感受纺织成布。而这正是对所谓“现代美术”领域所进行的一种尝试。

2.
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摘自王阳明《传习录3》

循环往复的自然，时代变迁中变化的社会，对于这些内容的探索和思考，是人类现世必不可少的条件。倘若不如此，我们是不能处理世间出现的具有偶然性且非常理的事件。为此，直到现在我们都持续重视科学和艺术这两个领域。中国大地如汪洋大海一样辽阔，在这里，外界各种各样的原理学说都接踵而来，最终产生了朱子学4。在这不久之后，哲学家王阳明发觉，人类自身是不能和其强大的对象相对立的，从而产生了从自我内心寻求知性和理性的阳明学5说。

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无法预测之变化，西方近代以后对这种变化的管理和驾驭逐渐发达，此时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中，这种发达是否表里如一，如何面对人类内心的问题。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悸动、知性及感性的焦点开始转移，王阳明显得兴味盎然。但是同时，王阳明也发现，根据彻底的朱子学来看，一旦接近对外界的追寻探究，这种探究便转换成了对这种不可能性的认知并且使其成为思考的基础。

随着科学的急速进步，人类对封闭在外界的结构认识渐渐清晰，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智慧使我们的知识面持续扩大。而另一方面，由于外界相关知识面扩大，我们的内心也势必相应产生了一些变化。持续扩大的信息空间，让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也在迅速的扩张。

在村上春树的一部名为《开往中国的慢船（A Slow Boat to China）的小说中，村上春树通过和曾经邂逅的中国人的擦身而过及读书经验，借助书中主人公的话语，抒发出了对中国的想法。对于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小说家村上春树来说，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心，正如上述藤井省三的文章中也有所指出。但是，这种兴趣所在不是说实际的去中国，而是通过美国记者的报道，鲁迅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和在日本的中国人之间的交流作为基础的关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通过极端个人的“非我之外不能解读”的方法而唤起的关心。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不去直接接触海外社会、文化，非直接经验，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使文化浸透到个人内心的时代。

3.
根据历史记载来看，要记录个人意识和知性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内容很容易被忽略。但是，艺术却可以体现这种内在层面变化的征兆。正是在社会产生激烈变化的时刻，更加突现了我们关注这种变化的重要性。

当然，这种对于我们内心悸动的重视，也不是从阳明学的先祖王阳明那里才发现的，恐怕从古时候起，人们对其便有所察觉。但是，在这种社会变化的激涛骇浪中，王阳明仍然能把目光投向有如“有源之井水”般丰富的人类内心世界的悸动上。能否在人与人之间找寻不平等、差别、规律、规范的缝隙，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围绕在这种想象之上，王阳明进行了种种暗示。如果个人内心层面和社会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的话，那么藏在坚固外壳下的近代个体是否有必要被设想成为另外一种样子。

去年在北京和广州举办的“美丽新世界6”展览的画册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日本作为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的典型，在那里，那些一看就知道是对历史和社会毫不关心的艺术家们创造出了“新个人主义”一说。这是和把社会与个人分开考虑的西洋近代主体相异的。由于如今社会事件呈现出高度的信息化，这些事件也由此得以投射人们的心灵，促使人们去关注把个人内心问题和政治性连带起来表现的艺术形式。我们自己是无法自我觉醒到‘个人和他人’的差异的，所以这个时代的人都拥有了容易混同“阿飞”类似的缺点特征，既紧紧死守着自我的同一性，感觉又有可能在今后把周围和自己的关系，作为一种可变性的东西来捕捉。从而考虑这否就是社会中每个个体应有的样子。

特别是近年来，多元文化形式已经被大众理所当然的承认，并形成风潮。其中，特别危险的是在承认外来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强行有距离划分的态度。从这种被称之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来看，社会在接近异域文化的时候，并不是去接触融合文化，而是以一种党同伐异、各自为政的态度各安其所，这种情况在多民族国家里可以经常见到。因此在这种态势形成后，大家对于相互之间的文化变得越发的漠不关心。

这难道不就是因固执坚守自我同一性而产生的态度吗？我和你是不同的，仅仅是这一点的差异就异常显著，虽说表象是共存的，但实际上，却随时为下一秒的对立做着准备。

4.
亚洲近现代史的特征就是如此，毗邻国家和地域之间的现代化速度进程都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的。鲁迅、村上春树、王家卫也如是，虽然他们所处的文化圈是如此的相似，却一个个都流于了完全不同的时间里。城市开发、经济增长、媒体发达、民主主义的浸透，如果把这些巨大的变化以十年作为一个单位来刻画的话，这些在世界版图上的刻画点构成了世界各地的地域历史。但是，对于那些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本土人来说，与其去找他们在语言和宗教上的不同点，更多的应去找他们的共通性。我在文章开头就记述了藤井省三的考察研究，就如考察研究所述，那些描绘一般平民的作品中，所刻画的人物性格是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但是这些人物都是被空虚感所充斥的形象。他们重复着如同简单数数般的单调行为，其中也有许多匿名登场的人物。他们都试图摆脱传统和身份，摆脱、逃避那些束缚住我们脚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