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谎言共同体”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当代艺术在中国是一场资本神话吗？那些创造了拍卖天价的艺术品真的能成为现代中国的“视觉标志”吗？商业改变了中国当代艺术，而在不少评论家看来，热门背后是中国艺术环境的整体缺失


　　如果说请艺术工人代工尚有可忍受之处，那么艺术家和拍卖公司的暧昧关系、艺术家直接参与拍卖的行为，在朱其看来就是令人发指的 “道德欺骗”。“请‘枪手’也就算了，有些艺术家直接参与和导演拍卖，请自己的人去竞拍，只为赚取高价的名声，吸引媒体的注意，以便第二年卷土重来”，这是一个“谎言共同体”。


　　当代艺术在中国是一场资本神话吗？中国艺术市场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坦然迎接这场资本神话的到来？那些创造了拍卖天价的艺术品真的能成为现代中国的“视觉标志” 吗？而身家过亿元的艺术家们能否进入艺术史序列？一系列疑问冲击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显然，大量资本的涌入使中国当代艺术格局经历着一次空前变局，并强烈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和目标。

　　“资本背后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畸形繁荣：语言的苍白和模仿，精神的虚无和媚俗，艺术变成艺术生产，展览变成展销会，艺术区变成兵营式的生产作坊。”美术批评家、策展人朱其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谈道。金融学家、长江商学院教授梅建平则从市场角度表达了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忧虑，梅建平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正面临两大浪潮的冲击：作为金融资产，艺术品的国际化已成趋势，那么中国艺术品应怎么发展？其次，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使得现在艺术品越来越有资产化的倾向，那么市场该如何发展，收藏家和投资者将有哪些新的机会，又有怎样的风险？


　　资本背景下的艺术奇观

　　“北京的画廊比挂在墙上的作品还多！”这句流行于美术圈的笑话，生动描绘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在资本推动下，当代艺术在中国创造的“奇观”，甚至大大超过了艺术家的心理预期。


　　 1996年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双年展，现在已经有7个双年或者三年展——上海、广州、南京、北京、贵州、安徽和成都；4年前，北京的798是全国唯一一家艺术区，现在已经有7个城市建立了艺术区，北京的艺术区从798的狭小范围，扩大到酒厂、草场地、观音堂、环铁、索家村、费家村、黑桥村的地界；5年前北京的画廊不到30家，今年已超过300家，画廊的数量和扩张速度令人吃惊。上海也是如此，从莫干山路50号的仓库到奢华的高级酒店，越来越多外国画廊在中国扎根——美国的提尔顿画廊、韩国的朴敬美画廊、阿拉里奥画廊、意大利的常青和马瑞拉画廊、瑞士的麦勒画廊不一而足；拍卖公司则从5年前，拍中国当代艺术的5家不到，发展至今，已经有至少50家介入。这些数据显示，一个庞大的艺术体系正在中国崛起。

　　当代艺术的财富效应从外部改变着艺术格局，而内部的艺术观念也随之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变化。这一影响不仅涉及个别艺术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艺术家中的新贵富翁群体已经形成，资本神话缔造的艺术家新贵从“85新浪潮”、“星星画会”等曾经为艺术理想苦苦挣扎的老一代艺术家群体迅速扩展到张鹏、迟鹏等“80后”年轻一代艺术家。甚至在2007年北京798李向群工作室举办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展上，3个尚未走出校门的学生就以19万、25万元不等的价格卖出作品。艺术理想能够如此迅速地兑换为现金，让学生们喜极而泣，一个学生趴在展览现场的桌子上就哭了。他们的老师、老一代雕塑家李向群也有些措手不及，展览当日，李向群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不胜感慨：“我做了十几年，才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第一件作品，他们还没毕业，作品就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能不激动吗？”


　　商业真的改变了世界。Z/F的态度也发生了惊人变化。“北漂”艺术家的聚集区不再像当年的圆明园艺术区、东村艺术区那样“朝不保夕”，而是被Z/F命名为“创意产业区”，得到保护、迅速发展。一个当代艺术的 新世界 (行情 股吧)大大方方地迎接着画廊、拍卖公司、收藏家等交易环节的介入。


　　“艺术界的巨额收入是通过交易环节实现的，没有听说一个单纯的手工创作就实现巨额价值的艺术现象，所以产生各个人群向资本和交易的集中。”朱其认为，这是影响艺术家、策展人、画廊、拍卖公司等艺术环境诸多环节中人物的身份、生活和目标的根本原因。导致的结果是，艺术家直接参与艺术品交易，送作品参与拍卖，批评家和策展人开画廊、做经纪人，“每个人都在争抢通向资本轴心的最后一班列车。”


　　艺术的现实：
　　角色混乱、身份众多、批评缺席

　　“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和格局与西方整个艺术体系的差别，将会成为未来市场良性运转的障碍。”苏富比董事、亚洲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张晓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的问题。张晓明认为，目前艺术市场上，“每个人都担当着多重身份，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头上的帽子都有好几顶，相互之间角色串位。”


　　在中国，很多艺术家本人就是商人，他们建立自己的工厂，把自己的艺术品直接送到拍卖公司，或是卖给收藏家。如今，艺术家建立自己的工厂，艺术家出“点子”由 “枪手”或工人负责作品的生产，艺术家的身份由艺术创作者演变为艺术监管者诸如此类的现实，早已是圈内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纽约国际摄影艺术中心策展人克里斯托夫·菲利浦斯在《美国艺术》杂志上回忆起自己在中国的见闻，说明中国艺术家生活现实的“变形”情形：“我参观过柯海德·维利在北京的工作室，那里几十名中国艺术专业学生同时在20幅油画布上‘填空’。想象一下，那场面真是相当滑稽。”另一个稍微宽松的情景是，“我见过一队中国女人围坐桌子前，为装置艺术家林天苗的作品绣出细腻的绣花。她对我解释说，尽管这可能看上去带有剥削色彩，实际上是帮了这些妇女，他们是附近农民的老婆们。”

　　如果说，这些艺术工人的做法，因为带来了雇用劳动力的机会，或因为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现实而尚有可忍受之处，那么艺术家和拍卖公司的暧昧关系、艺术家直接参与拍卖的行为，在朱其看来就是令人发指的 “道德欺骗”。他指出：“请‘枪手’也就算了，有些艺术家直接参与和导演拍卖，请自己的人去竞拍，只为赚取高价的名声，吸引媒体的注意，以便第二年卷土重来”，这是一个“谎言共同体”。谈到中国当代艺术的交易现实，这位不苟言笑的批评家表现出有克制的愤怒。他说：“一个人性和欲望被赤裸裸表达的时代，没有灵魂的人获取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而有灵魂的人只能选择退场，这些人被逼得更有精神张力。”


　　张晓明也表达了相似的困惑。她指出，在中国艺术家跟画廊之间的关系，与西方的艺术家跟画廊的关系差别更大：中国的艺术家跟画廊的关系并不是代理的关系，很多艺术家，特别是大艺术家像艾未未、蔡国强、徐冰等人，没有一个什么代表，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代理他们自己。而中国的策展人往往身份暧昧，戴着不同的帽子。他们同时是商人，有时候也帮助藏家购买商品。


　　拍卖公司和画廊的关系则更微妙，也更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布局。朱其强调：艺术家和画廊，画廊和拍卖公司之间的正常关系是画廊作为一级市场直接代理艺术家的作品，进入收藏体系，这些作品得到时间的检验后，进入二级市场——由拍卖公司拍卖。传统的欧美市场上，拍卖的作品是经过历史检验、有艺术史定论的作品。 “而拍卖公司如果越过一级市场，直接与艺术家联系，所产生的社会辐射是任何一个画廊没法想象的，如此，艺术价值的判断实际上已经缺席了。”


　　针对拍卖公司的“越界”现象，张晓明坦言，苏富比最初开始组织拍卖的时候，不能否认也同艺术家产生过直接的关系。但是在过去两三年中，这种关系越来越少，“当艺术家希望把他们的作品送到苏富比来拍卖的时候，我们鼓励他们跟画廊直接合作，再在作品成熟、市场成熟的情况下，把作品送到我们的二级市场拍卖。”


　　资本推动下中国当代艺术发生的种种变局，引发了一系列直接针对艺术品艺术价值的再思考：那些站在天价阶梯上的艺术家真的是这个时代的大师吗？那些缔造了惊人价格的中国符号真的能在未来成为当下民族精神的标识吗？这中间，艺术批评似乎是缺失的，收藏家们和艺术爱好者们甚至找不到起码的艺术判断标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博士、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师何桂彦在采访中谈道：“当代艺术的概念在当下已经被泛化，如何衡量、评价这种现象就涉及标准问题，没有标准和判断，就会形成‘伪当代’和‘伪现实主义’其乐融融的局面。这是史论家和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也是艺术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