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意义 ///李北方


      如果存在不能赋予意义，那么存在本身就变得可疑。大学期间，我被人生为何的问题困扰了很久。后来这个问题终于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蜕化为一个在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时候的背景。我现在思考更多的，和要探讨的，是我们能赋予写作这份工作何种意义，在何种程度上，它与我们的理想和激情发生联系。
      促使我开始写这段话的，是前几天在MSN上与一位朋友的交谈。他提到了我博客上那篇谈论国宝回流的文章，他说到，如果有个合适的新闻点，他想做。把一件国宝如何流到国外的过程搞清楚，多有意思啊。
      我不能认同这种态度。正如我在那篇文章里说到的，中国文物流到海外，大体是两种途径，一是侵略者军队在战争中的直接劫掠，这个无需多说了；二是无良的洋古董商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下，从中国搜罗出去的，这其中固然有交易，也有犯罪的成分，比如雇佣盗匪进行破坏性地“偷猎”。如果看过邹静之编剧的《五月槐花香》，诸位便会对此有些感性的认识。
      严肃一点说，一件中国文物流到海外的历史，就是近代中国人国破家亡史的一部分。如今任何对于国宝回流的努力，都不应该是买卖行为，而是向强权讨回公理的行动，故此我坚决反对任何花钱购买。如今中国青年人回顾和评论那段历史和国宝回流这一事件，都应保有起码的严肃和悲愤之心。一个“有意思”，实在是太轻佻了。“有意思”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发掘和赋予此类事件以意义。
      我对他说，不许再这么轻佻下去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把这话当做一个玩笑去听的。我不想怪某个人，这是这个时代的大气候决定的，所有的新闻写作都在追求有意思，都把自己定位为商品，以有意思的程度来获取市场，反过来又以市场的反应来评估在“有意思”的道路上行走得是否成功。这种写作诉诸人的肉欲，而不是人的灵性。却美其名曰，价值中立。有了这杆大旗，去道德去责任就都变得理直气壮了。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一年前的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忘记的印象。去年此时，我去多伦多参加了国际艾滋病大会，那一次，我没有发表任何正式的文章，实际上是把此行当作放松和旅游了。但是我的脑袋也没有完全闲着，我在问的是，数万人聚在一起，消耗资源无数，究竟意义何在，尤其是，它对世界上受着艾滋病困扰的人们有何等的意义。
      在会场，我拿到一份小册子，是个摄影集，主角是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患者。一张饥黄的脸孔旁边，是一个大写的名字。我天真地以为，这就是照片上的人的名字。反正外国名字都是一串字母，初看起来差不多。可是翻到某一页的时候，我感到不对了，我看到一张中国面孔，我们的河南老乡，但名字还是乱七八糟的一长串。这决不是主角的名字。我终于顿悟，大写着的，是摄影师的名字，而照片的主角呢，是无名的。这是大写着的摄像师的“作品”，一个个苦难的人，不过是他们的模特。
      苦难是可以作为营养的。只不过这个营养是被苦难之外的消受了的。那些摄影师们，就是“吃”苦难的人，他们是在吃艾滋病这碗饭的，鬼知道他们是否真地投身艾滋病防控的事业。而那两万多与会的人呢？思考这个问题，是令人胸闷的。
      这种“苦难饭”，乃是新闻从业者的主食，苦难也成了新闻人的兴奋剂。可是，对苦难应有的悲悯和对意义的探寻，又剩下多少呢？前些时，我看到一位朋友的MSN签名上感谢同行对他稿件的肯定，于是我要来其文章看。是关于山西黑煤窑，同行夸奖大概是因为角度选取得巧妙、细节扎实生动等。但是我们应该问，如此巧妙意义何在呢？面对黑煤窑这种灾难性的事件，各家媒体都出动了，以事件本身为原料，有清蒸者、有爆炒者、有红烧者、有乱炖者，然后拿去卖给食客，之后炫耀自己的厨艺。这无论如何不是令人欣慰的。
      我们需要赋予写作以意义。我们的写作应该为公理战胜强权而赞谈；应该鼓励和支持为获得尊严的弱者们的抗争，甚至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们的写作应该宣扬人心中向善的力量，对已经统治了这个时代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维做出一点批判和回应。剥离了意义的写作，“价值中立”的写作，把对一切的描述都称为story的写作，是轻佻的，是不值得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