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了一篇小说节选，大家没事看看






成长如蜕









叶 弥

         

  要说我的弟弟，先要说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有两家工厂和四个经营部，资产累计近一个亿，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一九八八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十年，我父亲从一家中学里辞职，斯年他四十八岁，看守学校的大门已近两年。他的学历是大专，籍贯江苏无锡。他出生的那年，他爷爷在上海滩创下的家业已面临四分五裂。但总算过了几天小少爷的日子，据他的叙述，两周岁之前他从来没有下地走过路，所以他至今仍害怕走路，即使他在落难时也没有改变这个特性。那时候，我们四口人蜗居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屋里，夜间父亲也是蹲在马桶上撒尿，那种突兀而来的急促声音总是扰人清梦；而厕所就在屋子前面不到百米处。

  父亲尽职地看守大门，把所有偷懒不肯下车的人拦下来，包括校长。人们随意而简便地叫他“看门老头”。没有谁知道这个看大门的老头身上流动着祖先善于经商的血液，也没有谁对他的处境表示惋惜。回想起来，那段鲜为人知的日子，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自在的日子。你可以想见我的父亲在无所事事中懒洋洋地伸展四肢，日子因为平淡而显得缓慢，他在缓慢中享受着每天缓慢行走着的太阳光，在缓慢中体味着生命的坚实和漫长。父亲后来成了亿万富翁，惟独失去了那种坚实的缓慢感。他无法欣赏太阳在大地上展现的魔法，后来他就否定缓慢，并不自觉地对我弟弟的生活进行干涉。因为我弟弟这时正好在读大专二年级，整天津津有味地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他的悠闲使父亲多少有些失落，甚至对目前粗糙的生活感到不满。不过他对弟弟却理智地说：“你要继承我的事业，必定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我的父亲那天向校长递交一份辞职报告，从此他主动积极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时所有的人吃了一惊：这是他们所知道的第一份辞职报告。有人幸灾乐祸，以为父亲必定倒霉无疑；有人替父亲担忧。但归根结底，他们都对那份辞职报告十分好奇，对父亲隐藏的动机猜测不定。他们加紧了接近我父母亲的次数。母亲在学校的校办工厂做会计，她对前来探听情况的人，报以既老实又不老实的歉然一笑，无可奉告之下让人觉得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怜悯。

    校长当时捏着那份辞职报告只是发愣，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不安，甚至有祸事临头的预感：为什么让他碰到这种事？这件事是否影响他的声誉、危及他的地位？于是校长婉劝、规劝、力劝，但均无效。辞职报告被锁进抽屉里。父亲正式办好辞职手续是半年后，那时候，人们对“辞职”这一行为已不陌生了。

  我父亲就这样成了经济改革以来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也就是私营企业主）。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刺激着别人的神经，其意义大过了赚钱的本身。

  人们最后的结论是：我父亲辞职的背后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于是他们停止了议论，等待着。三四年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我家却表现出让人喘不过气的欣欣向荣景象，有了那个时候所有的最高档的东西。后来我母亲也辞掉了工作，跟着我父亲去了。

  我家最初富有的那几年，应该说人们对待我家的态度还是友好的。一是我父亲的奋斗使他们有了希望和新的梦想；二是他们潜意识里为我父亲的事业作了一个限制，不相信父亲真能发展成后来的规模。他们关心着我家一举一动里的变化，宽容着我家并做着希望的梦。母亲走了以后，他们就从钟老师那里打听我家的消息。钟老师与我家同住一个大院，从他有时半开玩笑的回答中，他们知道了我家最新的经济动向：我父亲又开了一个厂；从刮西北风那天起我家后面的垃圾箱里天天有新吃下的蟹壳；母亲手腕上的金镯起码有三两重。

  听的人不屑一顾，散去后就说：“手上戴那么重的东西，自找苦吃。”或说：“我要是钟老师早就搬走了，天天看着别人人五人六的，气都气死。”什么话都有。其时，由于改革开放，他们已经熟悉了我父亲这一类的人，但越来越不习惯与我父亲这一类人生存在同一空间。好几年下来，希望变成了失望，梦想更是让人烦躁沮丧。他们常常被迫与我父亲这些人作对比，并逐渐形成泾渭分明的对抗意识。这是一种来自于两种经济成分的对抗，最后发展为钟老师和我家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

  我父亲老早就预见到了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矛盾等着他。从我母亲添置第一枚金戒指时，他就读懂了钟老师眼里的蔑视。那种蔑视里有着种种复杂的、只有双方都是男人才能领会的意思。这一刹那，我父亲的心软了下来。他怜悯钟老师，理解他作为男人的处境。同时，为了息事宁人，我父亲采取了“绥靖”政策。经常给钟家送去各种礼物，衣料水果什么的，借以平息两家人之间潜伏着的矛盾。不管出于何种意图，父亲的举动呈现着讨好的意思。也就在这时候，钟老师不卑不亢地仍旧是教务处主任的身份，而我的父亲又回到昔日看大门老头的职位。我现在想，如果钟老师当时只是摆摆姿态的话，我父亲可能会一如既往地扮演讨好的角色。但一九九一年的春节发生了一件事，使得两家人的平衡状态发生了变化。

  那一年的春节，母亲在父亲的差使下，抱着一板冰冻对虾到钟家去。她为年夜饭忙了一整天，现在又被丈夫差遣着做这件事，是很不情愿的。但是她还是去了，因为她知道，家里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担当这一任务。她双手合抱着冰冻对虾，手指头一碰到冰，就沾了上去，因而她不得不经常轮换着指头。她敲开钟老师家的门，走进去就把那板冰冻对虾放在地上，不说任何话。钟老师的女人，人称莫老师的，一个在教育局管理档案的女人，把我的母亲叫住，扭捏地客气着，说：“拿了你们这么多的东西。穷老师，没有什么回报的，祝你们来年身体健康。”

  一定是莫老师的话里有什么东西刺激了钟老师，反正我母亲后来认真地说，当时她对莫老师的祝福只报以客气的微笑。她走出钟家，像以前一样绕过一口水井走到钟家屋后时，她听见钟家的后窗“呼”地打开了，钟老师在里面激动地然而声音不大不小地说：“我看你不要客气，不拿白不拿。这些东西都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得到的。我们吃，吃饱了好好教书，为人民服务。”我母亲当时即气得浑身发抖，把围巾朝头上一蒙，急急忙忙地回来了。她告诉父亲，这些话明显是讲给她听的，没有谁会在刮着西北风的寒夜，把后窗户无缘无故地打开。

  父亲“哦”了一声。

  随后吃晚饭，看春节联欢晚会，守岁，放炮仗。一切都很平静。

  过了春节，父亲开始实施他的报复行动。他雷厉风行地用一系列优惠条件，把院子里除了钟老师的房全部转为他个人可以使用的土地（半年以后，房地产开始升温，表明了他的决策在商业上也是成功的。当初购买时看上去很高的代价，已变得不足挂齿）。

  父亲在办理建房手续时，速度快得惊人。别人猜测说，Z/F里的人跟院子里的房主一样，被我父亲的糖衣炮弹打中了。钟老师尚未反应过来，院子里已经热火朝天地打地桩了。接着发生了许多老师涌进校长室请求他出面主持公道的事。钟老师拉着校长走进面目全非的院子里时，我父亲已经造好了底楼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的经济、智慧全都跟不上这个时代需要。校长站在那儿半天不能说话，既为钟老师愤怒，也为他自己不平。校长想掩饰心中的不平，他说：“你造房不能不考虑老钟的利益，你们是多年的邻居又是同事。人要讲究良心，合法也要合理。”

  父亲沉默着，而母亲却勃然大怒。她请校长放了屁赶快走。我家造三楼是城建局、规划局、土地局批准的，并不影响钟家通风采光。

  校长在我母亲怒骂声中及时找了台阶下，他临走时歉然地对钟老师夫妇说：“有辱使命呵。我看你们再把情况朝上面反映一下。这个泼妇真是粗俗不堪，怪不得人家说赚了钱的都是有问题的人物。”他骂得曲里拐弯，很是高妙。他既指出我父亲曾为经济坐过监狱的事实，又指出当时发家致富的一批人的情况。

    当时流行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发财的个体户十有八九是从“山”上下来的。我母亲突然噤口，她向我父亲投过心虚的一瞥。而我的父亲还是沉默着。

  三个月过后。一幢漂亮的三层楼房矗立在钟家的屋后。房前，与钟家的屋子之间，父亲辟了一块绿油油的草坪，并在上面栽了一些名贵的月季，每天清晨和傍晚时分给它们浇水。很悠然、很心平气和的样子。有时候他会发现其中的一朵花消失了，他也不追究。他知道是我弟弟把它摘走了。这朵花经历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小波折，出现在钟家的小女儿千媚的闺房里。父亲的脸上出现一丝淡然的笑容，他不反对年轻人之间的游戏。

  现在，我家的三层楼房雄壮地矗立于钟家的屋后，钟家的老屋子就像个被大人欺负的小孩，流露出末路的寒酸和卑微。

一九九二年的春节之夜，钟老师悲愤地拟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



            斗转星移是非全颠倒

            物是人非贫富大悬殊



在他的对联中，一连两次出现了“是”和“非”。我想他是故意的。钟老师在学校里教的语文课是一流的，他本人的语文水平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完全可以把重复出来的字用别的字替换掉。

  那副对联第二天晚上就消失了。上联被钟千媚顺手拉下来甩在风中，下联被她的哥哥钟千里扯下来揉成一团，然后用打火机燃着烧尽。钟千里与我的弟弟是同学。钟老师喝了半瓶绍兴女儿红加饭酒，醉意朦胧地瞅着一双儿女，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我不行了，认输。就看你们了。”

  现在终于要说到我弟弟了，在这篇小说中我弟弟是最后出场的一个人物，然而他是主角。就好像戏幕拉开，锣鼓敲了一遍，跑龙套的一一走过场最后主角登台亮相。

  作为第二代人中惟一的男性，弟弟无可选择地成了我父亲事业的继承人。他需要守业，需要创业，需要不断开拓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再生产。他的成功和失败关系到他自己，关系到我父亲，关系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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