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塔尔柯夫斯基（1932－1986）莫斯科电影学院的高材生
作者：无名氏
令鲁勃廖夫真正转变立场，是他目睹了入侵的鞑靼人的疯狂屠杀，他无数的同胞、那些衣衫褴褛的农人在血泊中倒下、呻吟、挣扎……入侵者意志的残酷和被侵害者生命的脆弱恰恰形成强烈的对比。他无力作画，不能采用能够想象得出来的地狱和魔鬼的模样去吓唬人们。
到了这时候，他才领悟了圣经里说的：“信仰、希望和慈悲，最重要的是慈悲。”在新教堂空荡荡的墙壁的背景下，一年轻人朗读圣经中的这段话，道出了鲁勃廖夫此时的心境：
我若能用万人的方言，及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炦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赈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鲁勃廖夫的命运和悲惨人们的命运紧密相连还在于这样一件事实：鞑靼人撞开了教堂大门，一鞑靼士兵拖着疯女人上楼梯欲施强暴，这位僧侣忍无可忍，拿着一把镰刀跟上去，将其砍死。“我杀了人。”他对梦境中出现的希腊老师说，痛苦万分。
这场谈话可以看作是鲁勃廖夫的自我对话，令人想到了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中的多重声音。鲁勃廖夫意识到自己原来和他的同胞一样是有罪的，从他自己的罪孽他想到了他的愚昧、悲惨的同胞：“难道因为邪恶占据了人类的心，而驱逐邪恶，便意味着驱赶人类？” 他死去的老师反问他。“俄国，我的祖国忍受痛苦，她将忍受一切，这要忍受多久？”他又问。对方回答：“不知道，很可能是永远。”
然而即使这样，来自人民群众的生命力依然是顽强的，人们急切地渴望和平、渴望结束灾难和仇恨，这促使他们在一位少年的带领下，花了很大的力气铸成一口大钟——大家又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大钟的落成，它是新的希望、联合、团结的象征。鲁勃廖夫在目睹这一切之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不朽之作。
“鲁布廖夫所遭受过的苦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一个艺术家从来不可能在一个理想中的完美环境下生活。除非有某种苦难在纠缠着他的心灵，否则他将毫无灵感。艺术家的存在因为世界的不完美，而一旦这个世界完美无缺，艺术将毫无价值。
普通人不会成天寻求完美和谐的意义，但他们会简单地试图保持这种生活状态，而艺术的产生却往往超越了这个被误置的世界。”
在那部关于塔尔柯夫斯基的纪录片中，他这样来谈论这部影片。通过追寻鲁勃廖夫内心的脉搏，塔尔柯夫斯基以一种不宜察觉的方式在和他的时代对话：对许多人来说，真理仿佛可以从书本上得来，是通过别人（导师）传授的，那样毫不费力气；
而鲁勃廖夫向人们显示——唯有自己亲身体验过的真理才是有价值的，每个人只有自己去尝试获得；只有通过我们个人，我们本身的经历，我们才会成熟，才会理解生命的意义。
“唯有体验了痛苦的轮回，与百姓面临同样的命运，唯有体验了善与现实之无法妥协那种信仰的幻灭，安德烈才得以回到他的出发点，回到信、望、爱的理念；而今，他已亲身体验了该信念的伟大与崇高，……传统真理，唯有透过个人经验的证实，才能继续成为其真理”。
鲁勃廖夫的心路历程适用于所有那些探寻真理和真相的人们。可以用“亲历”这两个字来概括他的精神状态。对他来说，真理不是漂亮的、专给别人准备的说辞，不是用来使得他人丢尽颜面的武器。
真理是实践，尤其是需要自己身体力行地去践行。他不是把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直接处于真理之中；他不是用别的，而是用自己的双脚所站立的地面，来表明真理的存在。
1985年12月15日，安德烈·塔尔柯夫斯基（1932－1986）在瑞典斯德格尔摩得知自己患了肺癌，此时他的爱妻和多年的助手拉娜不在他的身旁。他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但首先，拉娜怎么办。我怎样告诉她？我怎能亲自将这样可怕的打击加在她的身上？！ ”
8天之后他飞往意大利，他自己称之为“回家”——的确，拉娜在那里，她正在完成一桩十分重要的事情：安置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居所。自1982年赴意大利拍摄《乡愁》开始，这对夫妇始终处在一种漂泊状态，他们已经决定在西方定居；而那边——苏联，却始终以“诉职”为理由，坚持要塔尔柯夫斯基回国，他们不能容忍这位天才的导演一走了之。这位1932年出生、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学院的高材生，他的第一部剧情片《伊万的童年》，即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一举奠定了他在世界影坛令人注目的位置，时年30岁。他的第二部剧情片《安德烈?鲁布廖夫》在遭到苏联当局禁演之后修改复出，于1969年获得嘎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继而1972年的第三部剧情片《飞向太空》获得1975年嘎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于1974年拍摄的自传性影片《镜子》，在国内饱受批评，推迟到1980年才于海外的观众见面。面对观众这样的抱怨：“我们很惊讶苏联的电影发行单位居然会允许这样的过失”时，他的回答是：“我不得不说，咱们的电影局并不常常允许‘这样的过失’——平均每五年才一次”。他每一部电影的完成都是一次不小的地震。
新居买在翡翠冷，稍前，塔尔柯夫斯基在日记中不厌其详地记下了拉娜的工作：“她在柏林买了不少古董：盘子，厨房用品，地毯，华丽的古旧枝形吊灯和其它灯具，镜子，烛台，数不胜数。还有音响设备，录像机及一台立体声电视——买来用于我的工作的。这一切都是美好家居生活必不可少的，况且，考虑到除了厨房用品，她买的全是古董，这些东西的价钱算是比较便宜的了”。“但当这些东西运到翡冷翠，麻烦又来了。所有的家俱都得搬上六楼（没有电梯和回旋楼梯），为免损坏还必须小心翼翼。这对她无疑当头一棒（似乎向来都是这样），真可怜。......她的才干，活力，毅力和耐性总是让我惊奇。没有她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经过五年的痛苦生涯，我现在盼望我们很快就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家。”（1985年9月28日）
更重要的是——塔尔柯夫斯基和他的妻子都相信——等自己的家建好了，苏联那边就更加没有理由扣住他们十多岁的儿子安德鲁萨和孩子的外祖母，不给他们签发护照前来和亲人团聚。为此，这对夫妻已经伤透了脑筋。他们不得不给当时频繁更迭的苏联领导人写信——安德罗波夫、契尔年柯、戈尔巴乔夫；拉娜在法国还见了密特朗，这位总统答应帮忙。
塔尔柯夫斯基暂时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没几天就过新年了，他决定新年派对结束之后才告诉拉娜，这个派对是专为新居落成而设。他不想影响大家的情绪。于是，这次不再有分离的重逢是这样的：“拉娜容光焕发迎接我的到来。她毫无疑虑，满心欢喜给我看布置好的房间，让我目瞪口呆。家里的每样物品都布置得很漂亮很有品味。我真搞不明白，她是如何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做到的。这么短的时间，从一片杂乱到井井有条。一切都搞好了，连壁炉也不例外，砌上了砖块，应有尽有……”（1985年12月24日）
拉娜是1月2日得知那个可怕的消息的。好几个小时，她失去知觉，不哭也不和任何人说话，只剩下一对大大的呆滞的眼睛。塔尔柯夫斯基写道：“我真吓坏了，连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这个样子都忘掉了。...... ”
密特朗果然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信，戈尔巴乔夫下令马上放人。1月9号，塔尔柯夫斯基得知安德鲁萨将尽快来到他们身边的消息。“难道真的只有身患绝症才能有机会团聚吗！现在，安德烈，你必须活下去！”他对自己说。又过了十天，这个家庭终于团聚了。“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来了！安娜．西蒙耶洛芙娜一点没变，只是因出门旅行有点疲倦和虚弱。至于安德鲁萨，要是在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他长得很高，才十五岁就已是一米八的个头。他现在是一个笑容满面惹人喜欢的小子，简直是个奇迹！ ”
这之后不到一年，塔尔柯夫斯基因为肺癌不治，病逝于巴黎，1986年12月29日，终年54岁。他于病中剪辑完成的最后一部影片《牺牲》获这年嘎纳评审团特别奖，是由他乳臭未干的小家伙代领的，他对儿子在领奖台上的落落大方的举止感到满意。
塔尔柯夫斯基足以夷平我们头脑中有关电影的种种模糊观念。这样的导演还可以举出一些：黑泽明、布莱松、伯格曼……他们的思考足以和伟大的哲学家或者伟大的诗人相比肩，电影只是他们所运用的一种媒体，是他们思考、感受、捕捉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的承载物——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用电影来承载已经在文字的媒体中得到表达的东西，尽管这样听上去更令人放心一些；事实也表明，习惯于文字媒体的理想读者并非是他们电影的理想观众，平日里训练有素的人们也完全有可能在观看《镜子》或《乡愁》时昏昏欲睡；除非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看他们的影片本身，十分耐心地、入神地去看和去倾听，不要马上下结论，从而逐渐培养、建立起另外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电影的方式，以电影来发现、参与这个世界真理创造的形式。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当塔尔柯夫斯基、黑泽明、布莱松带着摄影机来到世界面前，他们所摄入的是一些最初的“词”，其意义如同各民族最早的圣经，是对于亘古以来便已存在的世界的最初表述。这并不是耸人听闻，如果你承认电影是新近发明的一种认知世界的途径的话。伯格曼在看到塔尔柯夫斯基《伊万的童年》，这样表达他的惊骇：“蓦然我发觉自己置身于一间房间门口，过去从未有人把这房间的钥匙交给我。这房间我一直都渴望能进去一窥堂奥，而他却能够在其中行动自如游刃有余。我感到鼓舞和激动：竟然有人将我长久以来不知如何表达的种种都展现出来。我认为塔尔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梦境”。塔尔柯夫斯基对于达芬奇绘画作品的阐述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的电影：“……如此一来，在我们之前便开放了一种与无限互动的可能，因为艺术影像（art image）的巨大功能便是做为一种无限的侦测器……向着永恒，我们的理智和感情载欣载奔<
作者：无名氏
令鲁勃廖夫真正转变立场，是他目睹了入侵的鞑靼人的疯狂屠杀，他无数的同胞、那些衣衫褴褛的农人在血泊中倒下、呻吟、挣扎……入侵者意志的残酷和被侵害者生命的脆弱恰恰形成强烈的对比。他无力作画，不能采用能够想象得出来的地狱和魔鬼的模样去吓唬人们。
到了这时候，他才领悟了圣经里说的：“信仰、希望和慈悲，最重要的是慈悲。”在新教堂空荡荡的墙壁的背景下，一年轻人朗读圣经中的这段话，道出了鲁勃廖夫此时的心境：
我若能用万人的方言，及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炦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赈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鲁勃廖夫的命运和悲惨人们的命运紧密相连还在于这样一件事实：鞑靼人撞开了教堂大门，一鞑靼士兵拖着疯女人上楼梯欲施强暴，这位僧侣忍无可忍，拿着一把镰刀跟上去，将其砍死。“我杀了人。”他对梦境中出现的希腊老师说，痛苦万分。
这场谈话可以看作是鲁勃廖夫的自我对话，令人想到了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中的多重声音。鲁勃廖夫意识到自己原来和他的同胞一样是有罪的，从他自己的罪孽他想到了他的愚昧、悲惨的同胞：“难道因为邪恶占据了人类的心，而驱逐邪恶，便意味着驱赶人类？” 他死去的老师反问他。“俄国，我的祖国忍受痛苦，她将忍受一切，这要忍受多久？”他又问。对方回答：“不知道，很可能是永远。”
然而即使这样，来自人民群众的生命力依然是顽强的，人们急切地渴望和平、渴望结束灾难和仇恨，这促使他们在一位少年的带领下，花了很大的力气铸成一口大钟——大家又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大钟的落成，它是新的希望、联合、团结的象征。鲁勃廖夫在目睹这一切之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不朽之作。
“鲁布廖夫所遭受过的苦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一个艺术家从来不可能在一个理想中的完美环境下生活。除非有某种苦难在纠缠着他的心灵，否则他将毫无灵感。艺术家的存在因为世界的不完美，而一旦这个世界完美无缺，艺术将毫无价值。
普通人不会成天寻求完美和谐的意义，但他们会简单地试图保持这种生活状态，而艺术的产生却往往超越了这个被误置的世界。”
在那部关于塔尔柯夫斯基的纪录片中，他这样来谈论这部影片。通过追寻鲁勃廖夫内心的脉搏，塔尔柯夫斯基以一种不宜察觉的方式在和他的时代对话：对许多人来说，真理仿佛可以从书本上得来，是通过别人（导师）传授的，那样毫不费力气；
而鲁勃廖夫向人们显示——唯有自己亲身体验过的真理才是有价值的，每个人只有自己去尝试获得；只有通过我们个人，我们本身的经历，我们才会成熟，才会理解生命的意义。
“唯有体验了痛苦的轮回，与百姓面临同样的命运，唯有体验了善与现实之无法妥协那种信仰的幻灭，安德烈才得以回到他的出发点，回到信、望、爱的理念；而今，他已亲身体验了该信念的伟大与崇高，……传统真理，唯有透过个人经验的证实，才能继续成为其真理”。
鲁勃廖夫的心路历程适用于所有那些探寻真理和真相的人们。可以用“亲历”这两个字来概括他的精神状态。对他来说，真理不是漂亮的、专给别人准备的说辞，不是用来使得他人丢尽颜面的武器。
真理是实践，尤其是需要自己身体力行地去践行。他不是把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直接处于真理之中；他不是用别的，而是用自己的双脚所站立的地面，来表明真理的存在。
1985年12月15日，安德烈·塔尔柯夫斯基（1932－1986）在瑞典斯德格尔摩得知自己患了肺癌，此时他的爱妻和多年的助手拉娜不在他的身旁。他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但首先，拉娜怎么办。我怎样告诉她？我怎能亲自将这样可怕的打击加在她的身上？！ ”
8天之后他飞往意大利，他自己称之为“回家”——的确，拉娜在那里，她正在完成一桩十分重要的事情：安置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居所。自1982年赴意大利拍摄《乡愁》开始，这对夫妇始终处在一种漂泊状态，他们已经决定在西方定居；而那边——苏联，却始终以“诉职”为理由，坚持要塔尔柯夫斯基回国，他们不能容忍这位天才的导演一走了之。这位1932年出生、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学院的高材生，他的第一部剧情片《伊万的童年》，即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一举奠定了他在世界影坛令人注目的位置，时年30岁。他的第二部剧情片《安德烈?鲁布廖夫》在遭到苏联当局禁演之后修改复出，于1969年获得嘎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继而1972年的第三部剧情片《飞向太空》获得1975年嘎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于1974年拍摄的自传性影片《镜子》，在国内饱受批评，推迟到1980年才于海外的观众见面。面对观众这样的抱怨：“我们很惊讶苏联的电影发行单位居然会允许这样的过失”时，他的回答是：“我不得不说，咱们的电影局并不常常允许‘这样的过失’——平均每五年才一次”。他每一部电影的完成都是一次不小的地震。
新居买在翡翠冷，稍前，塔尔柯夫斯基在日记中不厌其详地记下了拉娜的工作：“她在柏林买了不少古董：盘子，厨房用品，地毯，华丽的古旧枝形吊灯和其它灯具，镜子，烛台，数不胜数。还有音响设备，录像机及一台立体声电视——买来用于我的工作的。这一切都是美好家居生活必不可少的，况且，考虑到除了厨房用品，她买的全是古董，这些东西的价钱算是比较便宜的了”。“但当这些东西运到翡冷翠，麻烦又来了。所有的家俱都得搬上六楼（没有电梯和回旋楼梯），为免损坏还必须小心翼翼。这对她无疑当头一棒（似乎向来都是这样），真可怜。......她的才干，活力，毅力和耐性总是让我惊奇。没有她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经过五年的痛苦生涯，我现在盼望我们很快就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家。”（1985年9月28日）
更重要的是——塔尔柯夫斯基和他的妻子都相信——等自己的家建好了，苏联那边就更加没有理由扣住他们十多岁的儿子安德鲁萨和孩子的外祖母，不给他们签发护照前来和亲人团聚。为此，这对夫妻已经伤透了脑筋。他们不得不给当时频繁更迭的苏联领导人写信——安德罗波夫、契尔年柯、戈尔巴乔夫；拉娜在法国还见了密特朗，这位总统答应帮忙。
塔尔柯夫斯基暂时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没几天就过新年了，他决定新年派对结束之后才告诉拉娜，这个派对是专为新居落成而设。他不想影响大家的情绪。于是，这次不再有分离的重逢是这样的：“拉娜容光焕发迎接我的到来。她毫无疑虑，满心欢喜给我看布置好的房间，让我目瞪口呆。家里的每样物品都布置得很漂亮很有品味。我真搞不明白，她是如何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做到的。这么短的时间，从一片杂乱到井井有条。一切都搞好了，连壁炉也不例外，砌上了砖块，应有尽有……”（1985年12月24日）
拉娜是1月2日得知那个可怕的消息的。好几个小时，她失去知觉，不哭也不和任何人说话，只剩下一对大大的呆滞的眼睛。塔尔柯夫斯基写道：“我真吓坏了，连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这个样子都忘掉了。...... ”
密特朗果然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信，戈尔巴乔夫下令马上放人。1月9号，塔尔柯夫斯基得知安德鲁萨将尽快来到他们身边的消息。“难道真的只有身患绝症才能有机会团聚吗！现在，安德烈，你必须活下去！”他对自己说。又过了十天，这个家庭终于团聚了。“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来了！安娜．西蒙耶洛芙娜一点没变，只是因出门旅行有点疲倦和虚弱。至于安德鲁萨，要是在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他长得很高，才十五岁就已是一米八的个头。他现在是一个笑容满面惹人喜欢的小子，简直是个奇迹！ ”
这之后不到一年，塔尔柯夫斯基因为肺癌不治，病逝于巴黎，1986年12月29日，终年54岁。他于病中剪辑完成的最后一部影片《牺牲》获这年嘎纳评审团特别奖，是由他乳臭未干的小家伙代领的，他对儿子在领奖台上的落落大方的举止感到满意。
塔尔柯夫斯基足以夷平我们头脑中有关电影的种种模糊观念。这样的导演还可以举出一些：黑泽明、布莱松、伯格曼……他们的思考足以和伟大的哲学家或者伟大的诗人相比肩，电影只是他们所运用的一种媒体，是他们思考、感受、捕捉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的承载物——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用电影来承载已经在文字的媒体中得到表达的东西，尽管这样听上去更令人放心一些；事实也表明，习惯于文字媒体的理想读者并非是他们电影的理想观众，平日里训练有素的人们也完全有可能在观看《镜子》或《乡愁》时昏昏欲睡；除非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看他们的影片本身，十分耐心地、入神地去看和去倾听，不要马上下结论，从而逐渐培养、建立起另外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电影的方式，以电影来发现、参与这个世界真理创造的形式。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当塔尔柯夫斯基、黑泽明、布莱松带着摄影机来到世界面前，他们所摄入的是一些最初的“词”，其意义如同各民族最早的圣经，是对于亘古以来便已存在的世界的最初表述。这并不是耸人听闻，如果你承认电影是新近发明的一种认知世界的途径的话。伯格曼在看到塔尔柯夫斯基《伊万的童年》，这样表达他的惊骇：“蓦然我发觉自己置身于一间房间门口，过去从未有人把这房间的钥匙交给我。这房间我一直都渴望能进去一窥堂奥，而他却能够在其中行动自如游刃有余。我感到鼓舞和激动：竟然有人将我长久以来不知如何表达的种种都展现出来。我认为塔尔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梦境”。塔尔柯夫斯基对于达芬奇绘画作品的阐述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的电影：“……如此一来，在我们之前便开放了一种与无限互动的可能，因为艺术影像（art image）的巨大功能便是做为一种无限的侦测器……向着永恒，我们的理智和感情载欣载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