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下午，“多面审思 谁的新时代”管勇个展在北京798的新时代画廊开幕。
21世纪的中国，处于一种所谓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之时，做为当今中国社会之主体的人，他们正身历其境，并微妙地在发生着变化。中国，与西方世界相似，产生了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庞大群体，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要求与观念，等等，激发并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及各个层面的发展，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似乎是一个属于他们的新时代。
管勇的艺术，基于上述，进行了多面审视思考。他以个人独特艺术语言特征及理念，展现对中国社会当下性、时代性的现象问题的关注。那启发于具有“知识权力”象征意义的“笔型”的人物造型形象，那源于艺术家所出生成长的独有民族文化之根——红、黄、黑为主的色彩运用及象征意义，那红帏帐、红皮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书是被打开的，而且是空白的）、红围巾（或红领巾）、红墨水等的另类内涵，这一切似乎昭示着中国当代人的一种自身主体意识及状态的转变过程，展现着艺术家对这个时代中的人的新思考。
此次展览全面整体呈现出艺术家管勇的艺术面貌。艺术家独特的艺术语言与风格，强烈显现出创作理念与主题的时代性。
21世纪的中国，处于一种所谓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之时，做为当今中国社会之主体的人，他们正身历其境，并微妙地在发生着变化。中国，与西方世界相似，产生了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庞大群体，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要求与观念，等等，激发并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及各个层面的发展，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似乎是一个属于他们的新时代。
管勇的艺术，基于上述，进行了多面审视思考。他以个人独特艺术语言特征及理念，展现对中国社会当下性、时代性的现象问题的关注。那启发于具有“知识权力”象征意义的“笔型”的人物造型形象，那源于艺术家所出生成长的独有民族文化之根——红、黄、黑为主的色彩运用及象征意义，那红帏帐、红皮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书是被打开的，而且是空白的）、红围巾（或红领巾）、红墨水等的另类内涵，这一切似乎昭示着中国当代人的一种自身主体意识及状态的转变过程，展现着艺术家对这个时代中的人的新思考。
此次展览全面整体呈现出艺术家管勇的艺术面貌。艺术家独特的艺术语言与风格，强烈显现出创作理念与主题的时代性。
我想传达的是一种“文化经历”——专访艺术家管勇
作为70一代的年轻艺术家，管勇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作品里散发出的内敛与单纯和他本人一样，他画的是一种内心的感觉，并不容易让人理解。近些年他的名字及作品在各类展览中频繁出现。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画面中那些纯粹的颜色和那个高高瘦瘦的文化人。从他的作品里感受到很强的文化气息。管勇说可能是长时间生活在学校的原因，他想传达一种对文化经历和现实的感受。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
管勇：确切的时间也不记得，应是很小的时候吧。因为父亲喜欢画画，受他的影响。父亲画画并不专业，有点照猫画虎的意思，但是他很喜欢。至今他还在练习他所理解的书法、绘画。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订了一些《美术》、《美术之友》之类的杂志。我那时也就是整天乱翻他那些杂志、书籍。有时候翻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也就胡乱模仿一番。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约80年代初）《美术》杂志还是挺好看的，要比现在好太多了。
记者：您作品里的人物似乎较“符号化”，当代艺术中有很多符号化的作品，您是怎么理解符号的？
管勇：在某个阶段，“符号”可能会比较有效，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符号”绝不能是目的。另一方面，我们对于 “符号”的理解我以为可以再宽泛一点。“符号”不一定只是一个形象、一块颜色，它可以是一种思维结构，一种特有的情绪。我觉得“符号”应该是一个艺术家的比较综合的独特个人特征。其实你看很多行为艺术家、装置艺术家、多媒体艺术家，其作品的个人特征是非常强的。我把这种个人特征理解为个人气质。这种个人气质完全取决于自身的艺术素养。艺术素养的锻炼绝非像设计一个“商标”那么简单。
记者：钢笔、书本、墨水、烟头、药片经常的出现在您的作品里，代表什么，有何寓意？
管勇：我想这和我想表达的东西有关。我想要表达一种我个人对于“文化经历”、“社会现实”的心理感受。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在我们所受的教育里，有太多被修正过、过滤过的东西，这种文化经历过后，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基本也就丧失掉了。等到我们慢慢长大了，明白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心里便产生巨大伤害感，这很残酷。伴随这种伤害感的有悲伤、焦虑、病态、疏离的情绪。这是我个人的关于文化经历的心理感受。我用绘画、雕塑的形式做了几件钢笔的作品，就是你看到的把钢笔做得挺大的那种。我是想借此提示那种“独立”、“批判性”的力量的存在及重要性。
记者：在作品中，您绝对性的只应用三种颜色——红、黑、黄，为什么？
管勇：我是2000年开始只应用这三种颜色来画，那以前不是这样。那以前就是那种比较学院的东西，如色彩关系啊，笔锋啊，那种东西，我画到98年本科毕业时已经很熟练了。但后来总感觉在表达上不痛快，画面的新鲜感也不够。你想啊，那不就是西方18、19世纪的那点破玩意吗，当然也还有苏联的那点破玩意，没有新鲜感啊。后来就彻底不想那么画了。从2000年开始我赏识使画面单纯起来，开始用这三个色来画，开始时颜色也没那么纯。这三个色的选择上我无意识的成分比较多。后来我想这个选择可能和我的视觉经验有关。上大学时看很多西方的古典画册，特别是宗教绘画里，红、黑、黄是较多使用的颜色。另外在中国的近现代的视觉经验里，红色可能是使用的最多的颜色。这个颜色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很大的面积。开始时颜色没那么纯，后来越画越纯。因为我发现越纯便越有一种心里刺激。我也一直想让我的作品具有一种严肃的、宗教感的气质。我想，这三个颜色和我的心理感受是吻合的。
记者：再谈谈您自己绘画语言形成的过程。
管勇：我刚才也大约谈了谈学院绘画的那种感觉。在我上本科，也就是94-98年的时候，学院绘画基本就是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可能说形式主义都有点说大了，连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形式都到不了，基本的也就是印象派勾兑苏联写实再勾兑一点早期表现主义。这也就是这个学院体系的大部分了，很无聊的。毕业后彻底的画不下去了。98年毕业后2年间也只画了很少几幅画，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那时候读了很多理论上的书。当时想必须先从理论上弄清一些，那两年基本上所有中国评论家的文章都读过，现在想来那时的评论界风气还是蛮严肃认真的。现在真是比较倒退，风气很坏。那期间也看些西方的一些较当代的理论文献。两年读下来，懂肯定谈不上，但总是有一些感觉的，便想建立一个自己的不同以往的方式。从2000年开始画目前大家看到的这批画，开始时想法很简单，就是尽量的把颜色关系、笔触去掉，把关注点集中到自己需表达的东西上来，也就是想颜色尽量少、笔锋尽量少，尽量使自己注意力集中，对这几个颜色的选择比较下意识，并没有太多理性认识。这个改变其实非常困难，基本等于从零开始。一开始根本画不成个，周围的人也很怀疑，那时刚读研究生，我当时的老师、同学、朋友都不怎么理解，认为这家伙本来画得挺好的吗（我98年毕业时曾参加鲁迅美院做的一个“美苑杯”的评奖，当时评得第一名，那时的作品至少在学院内是有获得一定的认同度的）怎么现在不会画了。当时画的确实不怎么样，这个起点真是很困难，画的很不顺手。2001年也没怎么画，尝试做了一些图片作品，当时觉得很好玩，很新鲜，也参加了几次图片展览。有一次参加平遥国际摄影节（可能是第二届，记得是宋永平老师推荐，参加舒阳策划的一个部分）。看完整个摄影节，非常失望，之后再也没有做图片，从那以后我把所有的经力都用到了绘画上。
记者：请再谈谈您是对平遥摄影节失望还是做图片失望，为什么？
管勇：平遥摄影节本来是挺有意思的。古城+前卫摄影真是挺有味道。这种失望是对图片的失望。一方面感觉中国有那么多的做图片的人，但参照系却就是那么几个。从思维上作品元素上有很大的趋同性，当然我做的东西也没好到哪里去，这就比较无趣了。另一方面摄影节上确实有做得比较优秀的人，印象比较深的有郑国谷、杨勇、洪浩、海波，很有质量的，我自己感觉我不太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或者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做图片吧。对自己这方面的才能非常失望。我当时也明白了一些道理，绝对不可以流行什么就做什么。另外感觉无论摄影、绘画、装置也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表达的东西可以是差不多的。当时看杨勇、郑国谷的作品，作品传达的那种年轻人的失落、无聊、伤害感、迷离的情绪让我很感动，有一种心理刺激。至于形式，我倒是没觉得有多么新鲜，更多的是作品本身的质量。
记者：作品中那些人物的造型有什么象征性吗？
管勇：我不能确切的讲有什么象征性。这个人物最明确的特点好像是颜色与发型。2000年开始画这个形象时，其实是想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感觉，我对三、四十年代的知识份子感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型.这种感觉是从一些老照片.电影里来的.我不知道这种特征是不是准确.反正我是这种感觉.而且我总是把三四十年代知识份子的这这种气质和民主.自由的概念联系起来.现在看我画的这种形象可能有一点叛逆感.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并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另外我比较迷恋钢笔的形状.我也画了很多钢笔.后来我也尝试着让我画的形象向钢笔的形状靠拢.就是想把人画的有点像笔一样.
记者：自2000年您的作品开始出现有各类展览中以来.在这7年间.您的创作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管勇:刚才也谈了些变化.如果具体到绘画上.我觉得就两类吧.03-05年我画了一些挺胖乎乎.傻乎乎的形象.03年以前和现在部分作品中的人物较瘦一点吧.03年以前很想体现一种对于文化啊.历史啊的怀疑情绪.但不是那种调侃的东西.我想让画面有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息.有一点很认认真真的怀疑的感觉.2003年的时候.表达的欲望非常强烈.想发言啊.呐喊啊什么的.画了那个比较刺激饿想象.这个形象是从一个叫”周周”的人那儿来的.周周是个智障人士.且擅长指挥乐队演奏.就是交响乐指挥.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觉的这个事情很讽刺.智障+交响乐.很讽刺.真是感觉比较的契合我当时的心里感受.想发言.讽刺呐喊.可能这有点青春期吧.所以我就把这个傻尔吧基的形象和经典图式.经典符号并置在一个严肃的有宗教气息的氛围里.从而获得极讽刺的效果.传达一种悲哀.空洞.迷惘的情绪.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多.但总是喊就不太真实了.一旦这个方式形成了惯性.我觉的可能比较危险.从06年开始我便尝试着做的比较内敛.更多想传达对于”文化经历””社会现实”的心理感受.达到一种深层的心理真实.自觉不自觉的把形象收了回来.从某些方面上说.是又画回去了一些.只不过03年以前是很认真的怀疑.现在更多的是很认真的体会.体会自己的”文化经历”及所处的”社会现实”.
记者：是在画自己的感觉的状态吗?您觉得这是70一代的艺术家特征吗?
管勇：我不知道70一代的共性是什么，我画的只是我自己的心理感受。
记者：作为艺术家您是如何看待艺术评论家的这个角色呢?
管勇：评论很重要.和艺术品一样重要.某种程度上说.评论家相当于艺术家.从道理上是这样的.但在中国事实上好象不是这样.这个问题还是不要多说吧.
雅记者：目前当代艺术越来越倾向于市场化.商业化.作为艺术家如何看待创作中责任感和理想主义?
管勇:市场化商业化我以为没什么不好.很好.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越多的人看到越好.商业的运作方式是比较快的渠道.但这不意味着艺术是被商业牵着鼻子走.艺术有艺术的逻辑.商业有商业的逻辑.这两点并不矛盾.长远的看.我以为艺术质量越高.商业上也应比较成功.但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高的艺术质量.艺术质量只取决与艺术的逻辑.
记者：70一代的艺术家是拍卖市场的潜势力.作品价格已经赫然在列.并且逐渐成为拍卖市场上的重要角色.您是怎样面对这个商业时代?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管勇:我从不与拍卖行合作.这是收藏家、画廊和经济人的事情.我只能努力做好我的事情.他们做好他们的事情.我只和画廊合作.画廊运作的好坏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有这个基本的判断也就够了.细节不太重要.
记者：与上一代流行的波谱.艳俗艺术比.您这一带的艺术家在文化取向和艺
作为70一代的年轻艺术家，管勇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作品里散发出的内敛与单纯和他本人一样，他画的是一种内心的感觉，并不容易让人理解。近些年他的名字及作品在各类展览中频繁出现。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画面中那些纯粹的颜色和那个高高瘦瘦的文化人。从他的作品里感受到很强的文化气息。管勇说可能是长时间生活在学校的原因，他想传达一种对文化经历和现实的感受。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
管勇：确切的时间也不记得，应是很小的时候吧。因为父亲喜欢画画，受他的影响。父亲画画并不专业，有点照猫画虎的意思，但是他很喜欢。至今他还在练习他所理解的书法、绘画。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订了一些《美术》、《美术之友》之类的杂志。我那时也就是整天乱翻他那些杂志、书籍。有时候翻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也就胡乱模仿一番。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约80年代初）《美术》杂志还是挺好看的，要比现在好太多了。
记者：您作品里的人物似乎较“符号化”，当代艺术中有很多符号化的作品，您是怎么理解符号的？
管勇：在某个阶段，“符号”可能会比较有效，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符号”绝不能是目的。另一方面，我们对于 “符号”的理解我以为可以再宽泛一点。“符号”不一定只是一个形象、一块颜色，它可以是一种思维结构，一种特有的情绪。我觉得“符号”应该是一个艺术家的比较综合的独特个人特征。其实你看很多行为艺术家、装置艺术家、多媒体艺术家，其作品的个人特征是非常强的。我把这种个人特征理解为个人气质。这种个人气质完全取决于自身的艺术素养。艺术素养的锻炼绝非像设计一个“商标”那么简单。
记者：钢笔、书本、墨水、烟头、药片经常的出现在您的作品里，代表什么，有何寓意？
管勇：我想这和我想表达的东西有关。我想要表达一种我个人对于“文化经历”、“社会现实”的心理感受。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在我们所受的教育里，有太多被修正过、过滤过的东西，这种文化经历过后，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基本也就丧失掉了。等到我们慢慢长大了，明白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心里便产生巨大伤害感，这很残酷。伴随这种伤害感的有悲伤、焦虑、病态、疏离的情绪。这是我个人的关于文化经历的心理感受。我用绘画、雕塑的形式做了几件钢笔的作品，就是你看到的把钢笔做得挺大的那种。我是想借此提示那种“独立”、“批判性”的力量的存在及重要性。
记者：在作品中，您绝对性的只应用三种颜色——红、黑、黄，为什么？
管勇：我是2000年开始只应用这三种颜色来画，那以前不是这样。那以前就是那种比较学院的东西，如色彩关系啊，笔锋啊，那种东西，我画到98年本科毕业时已经很熟练了。但后来总感觉在表达上不痛快，画面的新鲜感也不够。你想啊，那不就是西方18、19世纪的那点破玩意吗，当然也还有苏联的那点破玩意，没有新鲜感啊。后来就彻底不想那么画了。从2000年开始我赏识使画面单纯起来，开始用这三个色来画，开始时颜色也没那么纯。这三个色的选择上我无意识的成分比较多。后来我想这个选择可能和我的视觉经验有关。上大学时看很多西方的古典画册，特别是宗教绘画里，红、黑、黄是较多使用的颜色。另外在中国的近现代的视觉经验里，红色可能是使用的最多的颜色。这个颜色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很大的面积。开始时颜色没那么纯，后来越画越纯。因为我发现越纯便越有一种心里刺激。我也一直想让我的作品具有一种严肃的、宗教感的气质。我想，这三个颜色和我的心理感受是吻合的。
记者：再谈谈您自己绘画语言形成的过程。
管勇：我刚才也大约谈了谈学院绘画的那种感觉。在我上本科，也就是94-98年的时候，学院绘画基本就是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可能说形式主义都有点说大了，连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形式都到不了，基本的也就是印象派勾兑苏联写实再勾兑一点早期表现主义。这也就是这个学院体系的大部分了，很无聊的。毕业后彻底的画不下去了。98年毕业后2年间也只画了很少几幅画，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那时候读了很多理论上的书。当时想必须先从理论上弄清一些，那两年基本上所有中国评论家的文章都读过，现在想来那时的评论界风气还是蛮严肃认真的。现在真是比较倒退，风气很坏。那期间也看些西方的一些较当代的理论文献。两年读下来，懂肯定谈不上，但总是有一些感觉的，便想建立一个自己的不同以往的方式。从2000年开始画目前大家看到的这批画，开始时想法很简单，就是尽量的把颜色关系、笔触去掉，把关注点集中到自己需表达的东西上来，也就是想颜色尽量少、笔锋尽量少，尽量使自己注意力集中，对这几个颜色的选择比较下意识，并没有太多理性认识。这个改变其实非常困难，基本等于从零开始。一开始根本画不成个，周围的人也很怀疑，那时刚读研究生，我当时的老师、同学、朋友都不怎么理解，认为这家伙本来画得挺好的吗（我98年毕业时曾参加鲁迅美院做的一个“美苑杯”的评奖，当时评得第一名，那时的作品至少在学院内是有获得一定的认同度的）怎么现在不会画了。当时画的确实不怎么样，这个起点真是很困难，画的很不顺手。2001年也没怎么画，尝试做了一些图片作品，当时觉得很好玩，很新鲜，也参加了几次图片展览。有一次参加平遥国际摄影节（可能是第二届，记得是宋永平老师推荐，参加舒阳策划的一个部分）。看完整个摄影节，非常失望，之后再也没有做图片，从那以后我把所有的经力都用到了绘画上。
记者：请再谈谈您是对平遥摄影节失望还是做图片失望，为什么？
管勇：平遥摄影节本来是挺有意思的。古城+前卫摄影真是挺有味道。这种失望是对图片的失望。一方面感觉中国有那么多的做图片的人，但参照系却就是那么几个。从思维上作品元素上有很大的趋同性，当然我做的东西也没好到哪里去，这就比较无趣了。另一方面摄影节上确实有做得比较优秀的人，印象比较深的有郑国谷、杨勇、洪浩、海波，很有质量的，我自己感觉我不太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或者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做图片吧。对自己这方面的才能非常失望。我当时也明白了一些道理，绝对不可以流行什么就做什么。另外感觉无论摄影、绘画、装置也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表达的东西可以是差不多的。当时看杨勇、郑国谷的作品，作品传达的那种年轻人的失落、无聊、伤害感、迷离的情绪让我很感动，有一种心理刺激。至于形式，我倒是没觉得有多么新鲜，更多的是作品本身的质量。
记者：作品中那些人物的造型有什么象征性吗？
管勇：我不能确切的讲有什么象征性。这个人物最明确的特点好像是颜色与发型。2000年开始画这个形象时，其实是想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感觉，我对三、四十年代的知识份子感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型.这种感觉是从一些老照片.电影里来的.我不知道这种特征是不是准确.反正我是这种感觉.而且我总是把三四十年代知识份子的这这种气质和民主.自由的概念联系起来.现在看我画的这种形象可能有一点叛逆感.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并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另外我比较迷恋钢笔的形状.我也画了很多钢笔.后来我也尝试着让我画的形象向钢笔的形状靠拢.就是想把人画的有点像笔一样.
记者：自2000年您的作品开始出现有各类展览中以来.在这7年间.您的创作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管勇:刚才也谈了些变化.如果具体到绘画上.我觉得就两类吧.03-05年我画了一些挺胖乎乎.傻乎乎的形象.03年以前和现在部分作品中的人物较瘦一点吧.03年以前很想体现一种对于文化啊.历史啊的怀疑情绪.但不是那种调侃的东西.我想让画面有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息.有一点很认认真真的怀疑的感觉.2003年的时候.表达的欲望非常强烈.想发言啊.呐喊啊什么的.画了那个比较刺激饿想象.这个形象是从一个叫”周周”的人那儿来的.周周是个智障人士.且擅长指挥乐队演奏.就是交响乐指挥.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觉的这个事情很讽刺.智障+交响乐.很讽刺.真是感觉比较的契合我当时的心里感受.想发言.讽刺呐喊.可能这有点青春期吧.所以我就把这个傻尔吧基的形象和经典图式.经典符号并置在一个严肃的有宗教气息的氛围里.从而获得极讽刺的效果.传达一种悲哀.空洞.迷惘的情绪.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多.但总是喊就不太真实了.一旦这个方式形成了惯性.我觉的可能比较危险.从06年开始我便尝试着做的比较内敛.更多想传达对于”文化经历””社会现实”的心理感受.达到一种深层的心理真实.自觉不自觉的把形象收了回来.从某些方面上说.是又画回去了一些.只不过03年以前是很认真的怀疑.现在更多的是很认真的体会.体会自己的”文化经历”及所处的”社会现实”.
记者：是在画自己的感觉的状态吗?您觉得这是70一代的艺术家特征吗?
管勇：我不知道70一代的共性是什么，我画的只是我自己的心理感受。
记者：作为艺术家您是如何看待艺术评论家的这个角色呢?
管勇：评论很重要.和艺术品一样重要.某种程度上说.评论家相当于艺术家.从道理上是这样的.但在中国事实上好象不是这样.这个问题还是不要多说吧.
雅记者：目前当代艺术越来越倾向于市场化.商业化.作为艺术家如何看待创作中责任感和理想主义?
管勇:市场化商业化我以为没什么不好.很好.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越多的人看到越好.商业的运作方式是比较快的渠道.但这不意味着艺术是被商业牵着鼻子走.艺术有艺术的逻辑.商业有商业的逻辑.这两点并不矛盾.长远的看.我以为艺术质量越高.商业上也应比较成功.但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高的艺术质量.艺术质量只取决与艺术的逻辑.
记者：70一代的艺术家是拍卖市场的潜势力.作品价格已经赫然在列.并且逐渐成为拍卖市场上的重要角色.您是怎样面对这个商业时代?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管勇:我从不与拍卖行合作.这是收藏家、画廊和经济人的事情.我只能努力做好我的事情.他们做好他们的事情.我只和画廊合作.画廊运作的好坏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有这个基本的判断也就够了.细节不太重要.
记者：与上一代流行的波谱.艳俗艺术比.您这一带的艺术家在文化取向和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