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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权力是坏的。福柯曾详细描写过生物权力如何作用于我们的身体——社会规训系统通过各种技术、知识和话语，来处置身体和控制人口。人的基本生物特征成了政治策略、一般权力策略所要处理的对象；现代西方社会的将人自己当作一个物种这一根本的生物学事实，也被提上议事日程。生物-权力开始在现代社会中横行。

社会建立了医院、工厂、疯人院、监狱、学校等一系列规训设施，从此，生命、死亡、繁殖、疾病等等，都成为国家的控制对象。纪律通过技术部署，来使个人听话、讲效率并具有生产性。生物政治正是这样一种部署：借由纪律的内化，去管理人口，使劳动力健康，为国家服务，等于是人民自己为自己服务。对风俗、习惯、健康、繁殖、家庭、血缘、福利的调控，是典型的生物权力操作；将国家本身看作一个身体，认为国家有生命，也是生物权力式的立场。规训权力强加坐标、限制思想、规定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行为。规训社会里，命令是通过一张扩散的网络或装置发出。它命令社会去工作，确保人民服从其统治，用机构来吸纳或排斥。而这种生物权力从最开始的强制规训，渐渐被人接纳、吸收，最终内化为人的自我管辖，以至于人开始主动追求他的枷锁。

过去是主权者直接以死相威胁；现代人遭遇的，是生物权力：个人的生命被集体买断。这是比死更可怕的状况，即人被迫、乃至自觉地像个资本家、会计师一样地去算计、积累生命；活着，成了漫长的诅咒，而死的权利，也早就被让渡给了社会管理机构，不再握在人自己手中。齐泽克说当代人类正被四驾马车拉扯着，其中的一驾便是基因（生物遗传）技术。科学家新找到的长寿基因后，会帮助系统更好地管辖我们的死亡。或者如阿甘本说的，过去，我们有过局部的集中营，而今天，整个社会都成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过去我们求生不能，如今我们求死不得。苟延残喘的活，固然是消极地，搞搞健身搞搞养生也绝非什么积极，只是把生存义务内化得更彻底了。

内格里说，生物政治是作为诸众的我们用来反转生物权力的手段，身体则是我们未来政治的战场。生物政治是解放性的，是正在或将要到来的。劳动在后福特时代从剥削机制反过来，变成了我们的斗争场地，在身体劳动中，诸众更好地团结、联合在一起。艺术家就是要启发诸众身上的诗性，来共同发挥诗性的创造力，在身体这个战场上打胜仗。以手机为例，这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与个人之间争夺语言使用能力的战场，如果你被iPhone玩进去了，那就是生物权力，iPhone被你玩活了，就是生物政治。

然而，以身体做战场，难道不是行为艺术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做过了的吗？我们的困境在于，好像我们所做的一切反抗，都能被系统完美地回收——用身体做战场，反而是简单的，难的是如何不让这种反抗最后被收编进艺术史、躺在博物馆的灵堂里（格罗伊斯认为这是必然的、还不算太坏的）。或许如鲍德里亚所言，生物政治也不是一剂够猛的药了，死亡才是我们唯一能逆转系统的方法，不先夺回死的权利是没法去谈生的，所以在搞生物政治/生命政治之前，应该先搞一搞死亡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