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幼明的另类人生。。。。。
发起人：kakablue1984 回复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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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07/07/17 15:58:28 by
吴幼明答复众网友
各位网友：
你们好！我2007年3月16日在网上发表《一个被辞退民警的自白》以后，有很多朋友发贴表示支持，希望我进行行政复议，尽可能留在公安局里；还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要我公布银行帐户，说要为我捐款。也有朋友对我的被辞退表示质疑。现在我想将我的想法告诉朋友们：
1、 黄石市公安局是依法将我辞退的，单位没有任何过错，这全是我的错，是我咎由自取。辞退我根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 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十）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十二）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还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第五条 人民警察有下列情形之一，错误比较严重又不宜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的，应当予以辞退：（五）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个人、组织的；（十四）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这两条我确实违反了。
2006年石市新闻出版局查出我从2000年起编印民刊《水沫》共计11100本。部分刊物通过广州市一夫书店、北京市白糖罐工作室、兰州市凤栖梧书店代卖，部分刊物个人直销。其中5张汇款单，共计金额1620元，经被申请人调查取证认定是申请人出售《水沫》期刊所得。这就是我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全部。黄石市新闻出版局统计我印书11100本，这需要多少钱他们不管；往外地汇书59包，共672公斤，这需要多少邮资他们也不管，我卖书得到1620元就被他们定性为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黄石市某公安分局局长是书法家，很多人找他买字，他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黄石市公安局某支队长开了几家大酒店，交警从不管酒店门前的停车，他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为老板是他妹妹；某些交警经营公汽和货车，他们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为老板是他们的妻子或亲戚、朋友；我在巡警队时某大队长家开一酒店，他每月组织全队民警去他家的酒店去会餐一次，他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为老板是他妻子；还有交警老婆开酒店，交警抓违章后叫违章司机到他家酒店消费就不罚款，可酒店里面却有小姐从事卖淫活动并被我抓过，但该交警没有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而我花30000多元做民刊，卖了1620元，虽然我亏了大本，但他们说卖一本书也是经营，所以我承认我从事了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因为我编印《水沫》，石市新闻出版局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决定给予我罚款贰万元、没收非法出版物《水沫》肆拾陆本的行政处罚。虽然我从2000年起编《水沫》并在黄石市文化圈里和全国发放，黄石市的报纸、电视台、电台都曾介绍过我和《水沫》，包括石市新闻出版局现任局长也在2003年收过我送的《水沫》，但从2006年5月后，《水沫》就成了非法出版物了。公开杂志《诗歌月刊》每年都出一期《民刊特大号》，每期选发几十份民刊内的作品，对每份入选的民刊还刊发刊物封面，公开主编联系地址，还附有主编谈刊物的编辑观念和倾向的文字；《水沫》也在2003、2005年两次入选过。现在2007年4月份的《诗歌月刊?民刊社团专号》又出版了，又收辑了很多民刊的介绍和内容，原来是我一个人编民刊《水沫》违法了，别人编民刊都没有违法。中国的法律太神奇了，我这么不懂法，还有违法行为，黄石市公安局辞退我怎么会错呢？
2、3月18日早上起床，我看到手机里有三条短信，其中一条是“老吴，挺住，胜利属于直面鲜血的勇士。”我想大家误会我了，我多次说过，我只是个小人物，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斗士，我不想和任何人斗，也不恨任何人；我不想让任何人流血，我自己也不想流血。作为一个前民警，我在网络上发表《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罚款任务猛如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等文章，我认为这是尽我的工作职责，我对得起曾经穿过的这身警服，对得起我曾经拿过的公务员工资。全国有180万民警，最少有90万在基层，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我说出的事实吗？我为我说了真话而自豪。但我写文章针对的是体制问题，并不针对任何具体的某位领导；我认为体制的问题不应由个人负责。我和任何领导都没有私人恩怨。
警察这个职业相对于公众来说，总是显得神秘，公众总是不知道警察们在干些什么。很多人都问过我：“警察是不是每天都在吃喝玩乐？警察是不是每个人都在捞黑钱，都和黑社会亲如兄弟？”这是多么可怕的误会。我之所以写这些文字，也是想重建警察的形象。我想让群众们知道，警察并不是无知，蛮横，贪婪的代名词，警察中也有想实实在在的为群众解决问题，勇于说出体制问题并认真思考解决办法的人。警察并不都是沉默的体制螺丝钉，只知惟命是从，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在我写《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时，我只是为了个人的尊严站出来反对大队领导对民警的任意侮辱，对法律的玩弄。是网友们的热情回复唤醒了我的公众意识，因为体制里有太多不合理的弊病，作为一名民警，我如果不说话，公众们根本不知道体制里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用自己的文章去指出问题所在，让体制变得透明，以利于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解决问题。可能我的想法太超前了，体制暂时无法象我想象的那样进行改变，我自己反而成了领导眼中的害群之马。交警支队里无法容忍一个不罚款的民警，整个黄石市公安局里也容不下我这个总是说出体制弊病的民警，所以我的被辞退是理所当然的事。既然体制暂时不能改变，那么只能将我赶出体制，才能让体制继续按旧的程序运转。我不怪任何领导，因为我说的这些问题，这不是他们某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的。事实上，领导们对我已经很宽容了，他们在各方面都很照顾我，比如我结婚，没请分局领导，可分局政治处主任主动要求做我的证婚人，分局纪委书记也参加了婚宴，我们所长也主动帮我借了三辆婚车接新娘。我奶奶死时，所里也派了车帮忙。还有领导曾托我的诗友带话，只要我不再乱说话，就把我调到市局机关工作。就在我被辞退的前几天，还有报纸工作的朋友说，我如果想调到黄石某报，他们可以帮我办调动手续。我可以说，领导们对我是仁至义尽了，他们一直都想用和谐的方式与我共处，是我的行为破坏了体制内的一团和气。我做不了体制里一颗沉默的符合要求的螺丝钉，我松动了，不但使不上劲，反而不断的发出杂音，万一掉在体制机器的齿轮里，还有可能导致整个体制停止运转。这样不合格的螺丝钉，怎么还可能留在体制机器里呢？
这次我被辞退，是解决我和体制之间摩擦的最好办法，我不会要求行政复议，我也不想再回到黄石市公安局里。我应该庆幸，我没有逼得领导们被迫使用更极端的手段来对付我，我们双方能这样合法的理性的分手，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不是危言耸听，请大家想想李文绢的遭遇，她到国税总局举报单位领导帮人逃税，这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结果她被劳教一次，开除两次。央视记者问她，你早知道是这个结局你还敢举报吗？李文绢说我不敢了。难道大家希望我做李文绢吗？
我还可以说，黄石市公安局领导如果下狠手对付我，我的结局会比李文绢还惨。因为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鉴定，《水沫NO.6》、《水沫NO.7》、《水沫NO.8》、《水沫?第11期》等属夹杂有违禁内容的非法出版物，《水沫?创刊号》、《水沫NO.7》、《水沫NO.9》、《水沫?第11期》、《70年代水沫特刊》等属夹杂有淫秽内容的非法出版物。尽管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水沫》里没有一篇作品含违禁淫秽内容，我可以用女作家王安忆的小说《米尼》（江苏文艺出版社）相比较（文学水平的高低很难鉴别，但性描写的多少和尺度是任何人都可以判断出来的，《水沫》里没有一篇作品比王安忆小说《米尼》中的性描写更丰富和深入），如果说王安忆小说《米尼》是文学创作而《水沫》却是淫秽内容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使用了双重鉴定标准。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如果黄石市公安局领导将此事上升到刑法层面，弄不好会按《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六十三条“ 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来处理我。因为鉴定标准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个人的解释是没有用的，我怎么能知道他们会找什么人来鉴定？又会得出什么样的鉴定结果呢？1993年黄石艺术家马六明在北京裸体表演行为艺术时，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理由是黄色表演，警察请的是北京画院和中央美院的所谓的“专家”作的鉴定。后来马六明成为国际著名的行为艺术家，作品也收入多种选本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当初那份黄色表演的鉴定书早已成为笑话。我怎么能知道就没有一些丧失了学术良知的作家、评论家作出鉴定说《水沫》里含有违禁淫秽内容，不是文学创作呢 ？从这一点来说，我被辞退，真的要感谢黄石市公安局领导的仁慈。
3、 我被辞退，黄石市公安局还要给我一些辞退金（大约一年工龄算2000多元，这比一些国营企业职工买断工龄时一年工龄算500多元强多了），还要给我房改的钱和公积金等等；如果他们开除我的话，我一分钱都拿不到。公安机关是首长负责制，我说了那么多在体制内看来是不应该说出去的秘密，领导们为我不知道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累，挨了多少上级领导的批评啊！虽然辞退金不多，但也比没有好，人要知道感恩，毕竟我给领导们添了太多麻烦，而领导们还不计前嫌，这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4、 有很多网友用邮件、短信、电话等方式对我说要为我捐款，我感激你们的好意，但我要再次说明：我只需要你们的精神支持，不需要你们的物质支持。虽然我和妻子都没有工作，但我们都还年轻，我们有手有脚，身体健康，我们想要自力更生。网友们并不欠我一分钱，我没有任何理由接受网友们的经济援助。我不能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认为自己从此后就有权利不劳而获，我只想用自己的劳动重新寻找社会定位，我不想成为让人同情的社会寄生虫。
我个人比较推崇中国传统的几个文化境界，比如“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说我已经达到了上述境界，但<
各位网友：
你们好！我2007年3月16日在网上发表《一个被辞退民警的自白》以后，有很多朋友发贴表示支持，希望我进行行政复议，尽可能留在公安局里；还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要我公布银行帐户，说要为我捐款。也有朋友对我的被辞退表示质疑。现在我想将我的想法告诉朋友们：
1、 黄石市公安局是依法将我辞退的，单位没有任何过错，这全是我的错，是我咎由自取。辞退我根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 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十）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十二）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还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第五条 人民警察有下列情形之一，错误比较严重又不宜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的，应当予以辞退：（五）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个人、组织的；（十四）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这两条我确实违反了。
2006年石市新闻出版局查出我从2000年起编印民刊《水沫》共计11100本。部分刊物通过广州市一夫书店、北京市白糖罐工作室、兰州市凤栖梧书店代卖，部分刊物个人直销。其中5张汇款单，共计金额1620元，经被申请人调查取证认定是申请人出售《水沫》期刊所得。这就是我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全部。黄石市新闻出版局统计我印书11100本，这需要多少钱他们不管；往外地汇书59包，共672公斤，这需要多少邮资他们也不管，我卖书得到1620元就被他们定性为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黄石市某公安分局局长是书法家，很多人找他买字，他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黄石市公安局某支队长开了几家大酒店，交警从不管酒店门前的停车，他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为老板是他妹妹；某些交警经营公汽和货车，他们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为老板是他们的妻子或亲戚、朋友；我在巡警队时某大队长家开一酒店，他每月组织全队民警去他家的酒店去会餐一次，他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为老板是他妻子；还有交警老婆开酒店，交警抓违章后叫违章司机到他家酒店消费就不罚款，可酒店里面却有小姐从事卖淫活动并被我抓过，但该交警没有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而我花30000多元做民刊，卖了1620元，虽然我亏了大本，但他们说卖一本书也是经营，所以我承认我从事了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因为我编印《水沫》，石市新闻出版局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决定给予我罚款贰万元、没收非法出版物《水沫》肆拾陆本的行政处罚。虽然我从2000年起编《水沫》并在黄石市文化圈里和全国发放，黄石市的报纸、电视台、电台都曾介绍过我和《水沫》，包括石市新闻出版局现任局长也在2003年收过我送的《水沫》，但从2006年5月后，《水沫》就成了非法出版物了。公开杂志《诗歌月刊》每年都出一期《民刊特大号》，每期选发几十份民刊内的作品，对每份入选的民刊还刊发刊物封面，公开主编联系地址，还附有主编谈刊物的编辑观念和倾向的文字；《水沫》也在2003、2005年两次入选过。现在2007年4月份的《诗歌月刊?民刊社团专号》又出版了，又收辑了很多民刊的介绍和内容，原来是我一个人编民刊《水沫》违法了，别人编民刊都没有违法。中国的法律太神奇了，我这么不懂法，还有违法行为，黄石市公安局辞退我怎么会错呢？
2、3月18日早上起床，我看到手机里有三条短信，其中一条是“老吴，挺住，胜利属于直面鲜血的勇士。”我想大家误会我了，我多次说过，我只是个小人物，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斗士，我不想和任何人斗，也不恨任何人；我不想让任何人流血，我自己也不想流血。作为一个前民警，我在网络上发表《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罚款任务猛如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等文章，我认为这是尽我的工作职责，我对得起曾经穿过的这身警服，对得起我曾经拿过的公务员工资。全国有180万民警，最少有90万在基层，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我说出的事实吗？我为我说了真话而自豪。但我写文章针对的是体制问题，并不针对任何具体的某位领导；我认为体制的问题不应由个人负责。我和任何领导都没有私人恩怨。
警察这个职业相对于公众来说，总是显得神秘，公众总是不知道警察们在干些什么。很多人都问过我：“警察是不是每天都在吃喝玩乐？警察是不是每个人都在捞黑钱，都和黑社会亲如兄弟？”这是多么可怕的误会。我之所以写这些文字，也是想重建警察的形象。我想让群众们知道，警察并不是无知，蛮横，贪婪的代名词，警察中也有想实实在在的为群众解决问题，勇于说出体制问题并认真思考解决办法的人。警察并不都是沉默的体制螺丝钉，只知惟命是从，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在我写《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时，我只是为了个人的尊严站出来反对大队领导对民警的任意侮辱，对法律的玩弄。是网友们的热情回复唤醒了我的公众意识，因为体制里有太多不合理的弊病，作为一名民警，我如果不说话，公众们根本不知道体制里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用自己的文章去指出问题所在，让体制变得透明，以利于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解决问题。可能我的想法太超前了，体制暂时无法象我想象的那样进行改变，我自己反而成了领导眼中的害群之马。交警支队里无法容忍一个不罚款的民警，整个黄石市公安局里也容不下我这个总是说出体制弊病的民警，所以我的被辞退是理所当然的事。既然体制暂时不能改变，那么只能将我赶出体制，才能让体制继续按旧的程序运转。我不怪任何领导，因为我说的这些问题，这不是他们某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的。事实上，领导们对我已经很宽容了，他们在各方面都很照顾我，比如我结婚，没请分局领导，可分局政治处主任主动要求做我的证婚人，分局纪委书记也参加了婚宴，我们所长也主动帮我借了三辆婚车接新娘。我奶奶死时，所里也派了车帮忙。还有领导曾托我的诗友带话，只要我不再乱说话，就把我调到市局机关工作。就在我被辞退的前几天，还有报纸工作的朋友说，我如果想调到黄石某报，他们可以帮我办调动手续。我可以说，领导们对我是仁至义尽了，他们一直都想用和谐的方式与我共处，是我的行为破坏了体制内的一团和气。我做不了体制里一颗沉默的符合要求的螺丝钉，我松动了，不但使不上劲，反而不断的发出杂音，万一掉在体制机器的齿轮里，还有可能导致整个体制停止运转。这样不合格的螺丝钉，怎么还可能留在体制机器里呢？
这次我被辞退，是解决我和体制之间摩擦的最好办法，我不会要求行政复议，我也不想再回到黄石市公安局里。我应该庆幸，我没有逼得领导们被迫使用更极端的手段来对付我，我们双方能这样合法的理性的分手，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不是危言耸听，请大家想想李文绢的遭遇，她到国税总局举报单位领导帮人逃税，这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结果她被劳教一次，开除两次。央视记者问她，你早知道是这个结局你还敢举报吗？李文绢说我不敢了。难道大家希望我做李文绢吗？
我还可以说，黄石市公安局领导如果下狠手对付我，我的结局会比李文绢还惨。因为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鉴定，《水沫NO.6》、《水沫NO.7》、《水沫NO.8》、《水沫?第11期》等属夹杂有违禁内容的非法出版物，《水沫?创刊号》、《水沫NO.7》、《水沫NO.9》、《水沫?第11期》、《70年代水沫特刊》等属夹杂有淫秽内容的非法出版物。尽管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水沫》里没有一篇作品含违禁淫秽内容，我可以用女作家王安忆的小说《米尼》（江苏文艺出版社）相比较（文学水平的高低很难鉴别，但性描写的多少和尺度是任何人都可以判断出来的，《水沫》里没有一篇作品比王安忆小说《米尼》中的性描写更丰富和深入），如果说王安忆小说《米尼》是文学创作而《水沫》却是淫秽内容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使用了双重鉴定标准。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如果黄石市公安局领导将此事上升到刑法层面，弄不好会按《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六十三条“ 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来处理我。因为鉴定标准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个人的解释是没有用的，我怎么能知道他们会找什么人来鉴定？又会得出什么样的鉴定结果呢？1993年黄石艺术家马六明在北京裸体表演行为艺术时，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理由是黄色表演，警察请的是北京画院和中央美院的所谓的“专家”作的鉴定。后来马六明成为国际著名的行为艺术家，作品也收入多种选本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当初那份黄色表演的鉴定书早已成为笑话。我怎么能知道就没有一些丧失了学术良知的作家、评论家作出鉴定说《水沫》里含有违禁淫秽内容，不是文学创作呢 ？从这一点来说，我被辞退，真的要感谢黄石市公安局领导的仁慈。
3、 我被辞退，黄石市公安局还要给我一些辞退金（大约一年工龄算2000多元，这比一些国营企业职工买断工龄时一年工龄算500多元强多了），还要给我房改的钱和公积金等等；如果他们开除我的话，我一分钱都拿不到。公安机关是首长负责制，我说了那么多在体制内看来是不应该说出去的秘密，领导们为我不知道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累，挨了多少上级领导的批评啊！虽然辞退金不多，但也比没有好，人要知道感恩，毕竟我给领导们添了太多麻烦，而领导们还不计前嫌，这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4、 有很多网友用邮件、短信、电话等方式对我说要为我捐款，我感激你们的好意，但我要再次说明：我只需要你们的精神支持，不需要你们的物质支持。虽然我和妻子都没有工作，但我们都还年轻，我们有手有脚，身体健康，我们想要自力更生。网友们并不欠我一分钱，我没有任何理由接受网友们的经济援助。我不能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认为自己从此后就有权利不劳而获，我只想用自己的劳动重新寻找社会定位，我不想成为让人同情的社会寄生虫。
我个人比较推崇中国传统的几个文化境界，比如“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说我已经达到了上述境界，但<
被黄石市公安局辞退——这是他早已猜到的结局。
得到通知的吴幼明一声不吭地掏出警官证，放在桌上。圆桌对面是市局政治部的领导。领导问：吴幼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他答：没有。
这是3月16日发生在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公安分局政治部办公室的一幕。
祸起民间刊物
黄石市公安局辞退吴幼明的理由是，吴非法经营刊物《水沫》，并从中盈利。
吴幼明否认他从中谋利：“我花3万多元做《水沫》，卖了1620元。他们说只要卖一本书也是营利性的经营，我无话可说。”
《水沫》可以说是吴幼明一个人的刊物，他身兼约稿、编辑和校对。这本已创办6年的杂志在被黄石市新闻出版局确认为非法出版物之前，曾多次被当地报纸、电视台、电台正面报道，那时对《水沫》的提法是“民间刊物”。而此时，吴幼明文学梦想的寄托成为其被清除出警察队伍的证据。
而事实上，除了创办民间刊物，吴幼明还做了很多警察没有做的事，多年来，他在网上发表揭露警队体制弊端帖子包括：《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罚款任务猛如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等，今年“两会”之前，他响应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反映公安截访问题的提案，写就《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一文。“两会”结束的那天，他接到了辞退通知。
吴幼明坦言：“我是警察的叛徒。”身为警察，领导认为他不该在网上公布当地公安系统内部的一些“秘密”。
“第一次在网上发帖子的时候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说，自从他执拗地决定听凭内心的良知而非警队的纪律处事之后，他离预先埋伏在他命运里的这个结局就越来越近。
对此，黄石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张立新否认存在这种“埋伏”，他表示这是市局党委会议决定的，完全是按照有关规定。
爱哭的警察
被辞退的那天中午，派出所用车把他送回了家，最多的行李是书。妻子周丽开始收拾东西，吴幼明就一直呆坐在沙发上。两个小时后，当周丽忙完坐到他的身边，吴幼明突然抽泣起来。哭完，坐在电脑旁，开始写《一个被辞退民警的自白》。一边哭，一边敲字。
这样的痛哭间歇性地持续了好几天。他说这不是为自己哭泣：“我一想到父母就忍不住哭，我严重对不起他们。”
后来他想通了：我是对不起父母，但不能为父母高兴就让自己痛苦一辈子。
担心父母受刺激，他打算过一年半载再告诉他们。可他的妹妹在看了他的博客后马上就跟父母说了。第二天，母子见面时他又抱着母亲号啕不止。“也好，我心里压力就没了。”
《自白》发在博客上，很快，有网友发帖声援他，支持他的电话和短信也络绎不绝。有不少是外地的警察，他们告诉他：“你不孤单！”吴幼明忍不住又泪流满面。妻子周丽在一旁，不住地用纸巾给他擦眼泪。
在周丽和朋友们印象里，吴幼明始终是个爱哭的人。3月7日，吴幼明来到特困户袁茂林的书店，这个书店已经被拆迁，袁给他看一份要求城管允许其摆摊的求助信。吴幼明答应帮他复印。在去复印的路上，他看着那份求助信就哭了。
他看书时经常“泪”透纸背，比如看《往事并不如烟》。连看“超女”比赛的时候，每每有人泪别舞台，他也别一场哭一场。如今，他也被自己原来的舞台抛弃了。习惯于在别人的故事中触景伤情的他，终于为自己的角色流泪。
这份干了13年的工作突然间没有了，尽管有心理准备，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吴幼明还是一片茫然。他花了好多天时间才适应每天早上醒来不用上班的生活。
这时，33岁的吴幼明像个搞艺术的大男孩，每天画画，写作。从此，这对夫妻，这两个无业文艺青年的人生也不再像小城的其他人那么整齐划一。
张立新评论吴幼明半路进入公安系统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至少从他一拐一拐的走路姿势和肆无忌惮的语言来说，吴确实不像个警察。
父亲吴业权担心他还会“出事”，给他打来电话：你再也不要写什么东西了！农民出身的吴业权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一名小官僚。
“我父亲在我20岁的时候就把我送去当警察，在他眼里我混了十几年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太失败了。”
吴幼明从小就不让吴业权省心
这位上千册哲学、文学和艺术书籍的拥有者并没有读过大学。“高中我都不想读，是我爸强迫我读。他属于那种主流的想法，标准就是入党、升官，当个领导，还有就是发财。”
1991年吴幼明高中毕业，父亲托人把他安排在城管队工作。
在一次“执法”中，他的同事将一位农妇放在地上出售的一篮子鸡蛋踩碎，蛋清流了一地，农妇号啕大哭。他认为这样的“执法”行为太过野蛮，两个月后就洗手不干了。
父亲又“安排”他进入自己的单位，“1993、1994年就拿着400块的高工资，几天不上班也没人管。”那时，他还迷恋“老虎机”(赌博游戏机)。
1994年，黄石成立巡警队，吴业权把他送了过去。孝顺的吴幼明遂了父亲的意愿，后来还通过自修取得大专文凭，算是弥补了父亲的遗憾。
在上世纪末，罚款是警队收入的一个来源。为了争取表现，吴幼明一大早就出去巡街，每天都能收到一百多元的罚款，1500元／月的任务经常能超额完成，还有10％的奖励。他成为单位的创收骨干，“每个月不仅自己完成任务，还时常帮助别的同事完成”。
那个时候，吴幼明和派出所的领导称兄道弟，也积极汇报思想，“向组织靠拢”。彼时吴幼明对工作和为人处事驾轻就熟，很快就因表现出色被嘉奖了一台1400元的精英型汉字传呼机和一辆供上下班使用的摩托车。警校的同学羡慕不已，吴幼明内心充满了成就感。
当时所里的一大财源是跨辖区抓嫖。在离所不远的大泉路上，因人烟稀少，经常有人将车停在路边行“好事”。这其中有卖淫嫖娼的，也有一些搞 婚外恋者，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抓回所内，按卖淫嫖娼处理。
有一次他抓获一个嫖客，对方冲他顶了一句，“你说我嫖娼我就嫖娼了啊？”话音刚落，那人已被踹飞了出去。
回忆过往的经历，吴幼明说，我也曾经是完成罚款任务的积极分子，我也曾经打人，同我批评的现象相比较，我没有任何道德优势。
从积极分子到“反抗者”的转变也是那几年中潜移默化发生的。吴幼明习惯了每天带一本书上班的生活，没事的时候就翻。看的书越多，思考也越深。“看《甘地自传》，我明白人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要有承担。”
当2007年3月16日，手中的书换成了《亚科卡自传》时，该有所“承担”的那一天终于来了。
“你第一次当民警吗？”
2003年11月调入交警黄石港大队后，随着任务量的上调，吴幼明开始“不合作”，先是不完成任务，到后来，干脆拒不执行。
有一次，他拿着雷达测速仪在街上测速，一辆特殊牌照的车在他面前直接冲过去，理都不理他的停车示意。他火了： “罚款基本是针对出租车和货车司机，有的车却罚不了，跑车拉活的也很不容易，仅仅针对弱者，不是一种掠夺吗？”
在一次大队会议上，矛盾首次公开化。会议宣布要扣吴幼明等几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交警的工资，吴幼明当场表示反对：“如果要扣钱请给我一张收据，我拿去告你。”
大队长显然没有被下属这样顶撞的日常经验，“你第一次当民警吗？”他当着全队成员的面拍桌怒斥吴幼明。
随后的半年里，吴幼明的罚款记录一直排在最后，先后被扣了803元，矛盾愈深。此后，他被调到支队交管科，“ 负责带临时工安装护栏，刷油漆”。
2005年12月21日，吴幼明将这一封反映情况的信送到黄石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当天下午，交管科长通知他，明天到西塞山公安分局上班。
这封信就是后来轰动网络的《交警为什么热爱罚款》。在吴幼明发帖后的第23天，大队补发了他803元的扣款。当天，他在日记本里写道：参警12年来，我目睹了众多不合理因素和问题，如果现在还不公开向社会正视这些问题，解决的那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2005年12月22日，吴幼明到西塞山分局政治处报到，得知自己被分配到西塞派出所。西塞在黄石市郊的乡村，从他家骑摩托车到西塞派出所要半个多小时，几乎穿越整个黄石市区，同事们戏称他被“发配边疆”。
2006年2月20日，吴幼明被安排到更偏远的风波港村，在那里当管片民警的经历，被他写成了《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的帖子，探讨户籍管理混乱的原因和危害，并举例说明仅风波港村就有46名死者未销户，34名居民未上户。
风波港村的户口问题很快得到了处理，而他又被调动工作。吴幼明被辞退前，在当地一家化工厂的警务处上班。
整个警务处就他一个人，“工作跟保安没区别”。
“我也是一个童话”
吴幼明把自己比喻为警队里的刹车装置，虽远不及引擎重要，但却能避免事故危险。张立新却说他不是个好警察。吴幼明对此不以为然：“我是个优秀的警察。你去问问我工作过的地方，我牛不牛？”
市局的一位民警表示对此不作价值判断，只是说，他这样的警察是少数，个别现象。不少当地警察觉得，像吴幼明这样的警察早该被辞退了。“也有不少人对这个事情有点幸灾乐祸。”他的前同事说。
和吴幼明同时加入交警队的一位同事说，跟吴幼明在一起什么人的车都敢罚，领导打电话来说情，他就是不接。
摆书摊时认识吴幼明的小商贩袁茂林说，如果按照正义、公正的原则来评判一个警察的好坏，那么吴幼明肯定是个好警察。“我很难过，这么好一个警察被辞退了。”
在吴幼明曾经当过管片民警的偏远的风波港村。村主任冯北芳告诉记者：小吴工作非常不错，很有责任心，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走家串户的。
村口正坤平价超市的老板娘程全英还等着吴幼明把身份证送到她的手里，她对吴的评价是“实在，为群众着想，比以前的管段民警好太多了”。
吴幼明承认13年的警察生涯给他一生打下了抹不去的烙印，上网一看到警察的新闻，还会去关注，他说要跟警队“ 相忘于江湖”。
在电影《黄石大道》里，吴幼明饰演男主角。导演卫铁说我们并不想找英俊小生来塑造一个英雄形象，你就演你自己。影片讲述了一个小城市交警的日常生活，他的工作、爱情、友谊、苦闷还有幻想。“我演的这个普通小人物，在人海中茫然的失落沉浮，他的感情和坚持似乎也没有意义。”
“我就是个小人物，不是什么英雄。我说真话仅仅出于一个警察的良知。我不会去做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吴幼明说，我这样的人能够长期存在，说明公安队伍对我已经仁至
得到通知的吴幼明一声不吭地掏出警官证，放在桌上。圆桌对面是市局政治部的领导。领导问：吴幼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他答：没有。
这是3月16日发生在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公安分局政治部办公室的一幕。
祸起民间刊物
黄石市公安局辞退吴幼明的理由是，吴非法经营刊物《水沫》，并从中盈利。
吴幼明否认他从中谋利：“我花3万多元做《水沫》，卖了1620元。他们说只要卖一本书也是营利性的经营，我无话可说。”
《水沫》可以说是吴幼明一个人的刊物，他身兼约稿、编辑和校对。这本已创办6年的杂志在被黄石市新闻出版局确认为非法出版物之前，曾多次被当地报纸、电视台、电台正面报道，那时对《水沫》的提法是“民间刊物”。而此时，吴幼明文学梦想的寄托成为其被清除出警察队伍的证据。
而事实上，除了创办民间刊物，吴幼明还做了很多警察没有做的事，多年来，他在网上发表揭露警队体制弊端帖子包括：《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罚款任务猛如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等，今年“两会”之前，他响应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反映公安截访问题的提案，写就《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一文。“两会”结束的那天，他接到了辞退通知。
吴幼明坦言：“我是警察的叛徒。”身为警察，领导认为他不该在网上公布当地公安系统内部的一些“秘密”。
“第一次在网上发帖子的时候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说，自从他执拗地决定听凭内心的良知而非警队的纪律处事之后，他离预先埋伏在他命运里的这个结局就越来越近。
对此，黄石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张立新否认存在这种“埋伏”，他表示这是市局党委会议决定的，完全是按照有关规定。
爱哭的警察
被辞退的那天中午，派出所用车把他送回了家，最多的行李是书。妻子周丽开始收拾东西，吴幼明就一直呆坐在沙发上。两个小时后，当周丽忙完坐到他的身边，吴幼明突然抽泣起来。哭完，坐在电脑旁，开始写《一个被辞退民警的自白》。一边哭，一边敲字。
这样的痛哭间歇性地持续了好几天。他说这不是为自己哭泣：“我一想到父母就忍不住哭，我严重对不起他们。”
后来他想通了：我是对不起父母，但不能为父母高兴就让自己痛苦一辈子。
担心父母受刺激，他打算过一年半载再告诉他们。可他的妹妹在看了他的博客后马上就跟父母说了。第二天，母子见面时他又抱着母亲号啕不止。“也好，我心里压力就没了。”
《自白》发在博客上，很快，有网友发帖声援他，支持他的电话和短信也络绎不绝。有不少是外地的警察，他们告诉他：“你不孤单！”吴幼明忍不住又泪流满面。妻子周丽在一旁，不住地用纸巾给他擦眼泪。
在周丽和朋友们印象里，吴幼明始终是个爱哭的人。3月7日，吴幼明来到特困户袁茂林的书店，这个书店已经被拆迁，袁给他看一份要求城管允许其摆摊的求助信。吴幼明答应帮他复印。在去复印的路上，他看着那份求助信就哭了。
他看书时经常“泪”透纸背，比如看《往事并不如烟》。连看“超女”比赛的时候，每每有人泪别舞台，他也别一场哭一场。如今，他也被自己原来的舞台抛弃了。习惯于在别人的故事中触景伤情的他，终于为自己的角色流泪。
这份干了13年的工作突然间没有了，尽管有心理准备，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吴幼明还是一片茫然。他花了好多天时间才适应每天早上醒来不用上班的生活。
这时，33岁的吴幼明像个搞艺术的大男孩，每天画画，写作。从此，这对夫妻，这两个无业文艺青年的人生也不再像小城的其他人那么整齐划一。
张立新评论吴幼明半路进入公安系统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至少从他一拐一拐的走路姿势和肆无忌惮的语言来说，吴确实不像个警察。
父亲吴业权担心他还会“出事”，给他打来电话：你再也不要写什么东西了！农民出身的吴业权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一名小官僚。
“我父亲在我20岁的时候就把我送去当警察，在他眼里我混了十几年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太失败了。”
吴幼明从小就不让吴业权省心
这位上千册哲学、文学和艺术书籍的拥有者并没有读过大学。“高中我都不想读，是我爸强迫我读。他属于那种主流的想法，标准就是入党、升官，当个领导，还有就是发财。”
1991年吴幼明高中毕业，父亲托人把他安排在城管队工作。
在一次“执法”中，他的同事将一位农妇放在地上出售的一篮子鸡蛋踩碎，蛋清流了一地，农妇号啕大哭。他认为这样的“执法”行为太过野蛮，两个月后就洗手不干了。
父亲又“安排”他进入自己的单位，“1993、1994年就拿着400块的高工资，几天不上班也没人管。”那时，他还迷恋“老虎机”(赌博游戏机)。
1994年，黄石成立巡警队，吴业权把他送了过去。孝顺的吴幼明遂了父亲的意愿，后来还通过自修取得大专文凭，算是弥补了父亲的遗憾。
在上世纪末，罚款是警队收入的一个来源。为了争取表现，吴幼明一大早就出去巡街，每天都能收到一百多元的罚款，1500元／月的任务经常能超额完成，还有10％的奖励。他成为单位的创收骨干，“每个月不仅自己完成任务，还时常帮助别的同事完成”。
那个时候，吴幼明和派出所的领导称兄道弟，也积极汇报思想，“向组织靠拢”。彼时吴幼明对工作和为人处事驾轻就熟，很快就因表现出色被嘉奖了一台1400元的精英型汉字传呼机和一辆供上下班使用的摩托车。警校的同学羡慕不已，吴幼明内心充满了成就感。
当时所里的一大财源是跨辖区抓嫖。在离所不远的大泉路上，因人烟稀少，经常有人将车停在路边行“好事”。这其中有卖淫嫖娼的，也有一些搞 婚外恋者，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抓回所内，按卖淫嫖娼处理。
有一次他抓获一个嫖客，对方冲他顶了一句，“你说我嫖娼我就嫖娼了啊？”话音刚落，那人已被踹飞了出去。
回忆过往的经历，吴幼明说，我也曾经是完成罚款任务的积极分子，我也曾经打人，同我批评的现象相比较，我没有任何道德优势。
从积极分子到“反抗者”的转变也是那几年中潜移默化发生的。吴幼明习惯了每天带一本书上班的生活，没事的时候就翻。看的书越多，思考也越深。“看《甘地自传》，我明白人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要有承担。”
当2007年3月16日，手中的书换成了《亚科卡自传》时，该有所“承担”的那一天终于来了。
“你第一次当民警吗？”
2003年11月调入交警黄石港大队后，随着任务量的上调，吴幼明开始“不合作”，先是不完成任务，到后来，干脆拒不执行。
有一次，他拿着雷达测速仪在街上测速，一辆特殊牌照的车在他面前直接冲过去，理都不理他的停车示意。他火了： “罚款基本是针对出租车和货车司机，有的车却罚不了，跑车拉活的也很不容易，仅仅针对弱者，不是一种掠夺吗？”
在一次大队会议上，矛盾首次公开化。会议宣布要扣吴幼明等几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交警的工资，吴幼明当场表示反对：“如果要扣钱请给我一张收据，我拿去告你。”
大队长显然没有被下属这样顶撞的日常经验，“你第一次当民警吗？”他当着全队成员的面拍桌怒斥吴幼明。
随后的半年里，吴幼明的罚款记录一直排在最后，先后被扣了803元，矛盾愈深。此后，他被调到支队交管科，“ 负责带临时工安装护栏，刷油漆”。
2005年12月21日，吴幼明将这一封反映情况的信送到黄石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当天下午，交管科长通知他，明天到西塞山公安分局上班。
这封信就是后来轰动网络的《交警为什么热爱罚款》。在吴幼明发帖后的第23天，大队补发了他803元的扣款。当天，他在日记本里写道：参警12年来，我目睹了众多不合理因素和问题，如果现在还不公开向社会正视这些问题，解决的那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2005年12月22日，吴幼明到西塞山分局政治处报到，得知自己被分配到西塞派出所。西塞在黄石市郊的乡村，从他家骑摩托车到西塞派出所要半个多小时，几乎穿越整个黄石市区，同事们戏称他被“发配边疆”。
2006年2月20日，吴幼明被安排到更偏远的风波港村，在那里当管片民警的经历，被他写成了《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的帖子，探讨户籍管理混乱的原因和危害，并举例说明仅风波港村就有46名死者未销户，34名居民未上户。
风波港村的户口问题很快得到了处理，而他又被调动工作。吴幼明被辞退前，在当地一家化工厂的警务处上班。
整个警务处就他一个人，“工作跟保安没区别”。
“我也是一个童话”
吴幼明把自己比喻为警队里的刹车装置，虽远不及引擎重要，但却能避免事故危险。张立新却说他不是个好警察。吴幼明对此不以为然：“我是个优秀的警察。你去问问我工作过的地方，我牛不牛？”
市局的一位民警表示对此不作价值判断，只是说，他这样的警察是少数，个别现象。不少当地警察觉得，像吴幼明这样的警察早该被辞退了。“也有不少人对这个事情有点幸灾乐祸。”他的前同事说。
和吴幼明同时加入交警队的一位同事说，跟吴幼明在一起什么人的车都敢罚，领导打电话来说情，他就是不接。
摆书摊时认识吴幼明的小商贩袁茂林说，如果按照正义、公正的原则来评判一个警察的好坏，那么吴幼明肯定是个好警察。“我很难过，这么好一个警察被辞退了。”
在吴幼明曾经当过管片民警的偏远的风波港村。村主任冯北芳告诉记者：小吴工作非常不错，很有责任心，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走家串户的。
村口正坤平价超市的老板娘程全英还等着吴幼明把身份证送到她的手里，她对吴的评价是“实在，为群众着想，比以前的管段民警好太多了”。
吴幼明承认13年的警察生涯给他一生打下了抹不去的烙印，上网一看到警察的新闻，还会去关注，他说要跟警队“ 相忘于江湖”。
在电影《黄石大道》里，吴幼明饰演男主角。导演卫铁说我们并不想找英俊小生来塑造一个英雄形象，你就演你自己。影片讲述了一个小城市交警的日常生活，他的工作、爱情、友谊、苦闷还有幻想。“我演的这个普通小人物，在人海中茫然的失落沉浮，他的感情和坚持似乎也没有意义。”
“我就是个小人物，不是什么英雄。我说真话仅仅出于一个警察的良知。我不会去做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吴幼明说，我这样的人能够长期存在，说明公安队伍对我已经仁至
顶吴幼明!
2007年3月15日，吴幼明终于被辞退了。他泣不成声，觉得对不起家里的老父。
20岁时，吴幼明成为一名警察。按照父亲的设想，现在34岁的他至少应该是科长，再过5到10年，应该是处长。但现在，一切已经不可能了。
“我不是反抗体制的英雄，我只是个小人物，只是一个希望保持独立思考的小警察。”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吴幼明一遍一遍强调这一点。
被期待的轨迹
3月30日，吴幼明带着妻子一起去西塞山派出所给同事上礼，准确说是前同事。半个月之前，他已经被黄石市公安局辞退，理由是非法出版自办刊物《水沫》。
把200块钱交给派出所领导，请他转交要结婚的同事，吴幼明说，他不参加婚礼了。“去了，大家都会觉得尴尬。”他已经被视为警队的叛徒，有领导在场的时候，同事们都会急于跟他划清界线，虽然他跟同事们私交都不错。
从派出所出来，吴幼明长长地舒了口气。这个被重工业压得喘不过气的城市里，空气中弥漫着黑腾腾的钢厂粉末。每次有朋友来，吴幼明都喜欢带他们到西塞山顶，那里可以眺望长江，谈论一些更广阔的话题，而不是局限于这所小城的家长里短。
接到辞退书的时候，吴幼明不敢告诉父母，一个人背地里哭了好多次，主要是担心父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吴幼明的父亲原本是湖北洪安县的农民，偶然的机会通过招工进城，做了煤矿工，再通过送礼托关系，把工作调动到黄石机关幼儿园做上了负责买菜的大师傅，从而谋得了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最终在湖北省师范学院得以正科级干部的身份退休。退休前，一生辗转的父亲通过自己的关系把吴幼明安排进警队。在黄石这样一个小城，警察是个足够优越的职业。
如果按照父亲的人生经验走下去，吴幼明的生活不该是现在这样。
他应该像他的同事那样过着正常的警察生活。他先后做过交警、片警，不管哪个工种，都有各自的“职业规律”。做交警，那些经常跑长途的货车主会主动摸清你的家门，过年过节，送点小钱小礼是平常事；做片警，辖区内的各种娱乐场所老板是肯定会来打点的。再加上一个月2000块钱的工资，警察这个身份，足够让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过上体面的生活。
如果他更精明一点，还可以以家人的名义去开间酒店，凭借交警的身份，他可以抓到违章司机后让司机到他家酒店消费就不罚款，他还可以经营公汽和货车。
最不济，他也可以像他的大多数同事那样，兢兢业业地站岗、罚款、抓赌抓嫖，每个月从单位领取2000块钱养家糊口。在黄石，一般市民月收入超过1000，都会被视为富人。
但父亲的人生经验却一点一点被吴幼明打破了，13年来，他没有想过在警队里取得多么辉煌的成绩和地位，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自己办的一本名为《水沫》的民间刊物上。
“我想用民间的声音去一点一点消解官方媒体的众口一辞，同时在最大程度上探求中国人言论自由的可能性。”吴幼明这样解释创办《水沫》的初衷，《水沫》所要做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各抒己见。
这样的想法跟他的警察身份显得异常分裂，然而，却也合情合理。
相对于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警察这一职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显然更偏重纪律性。13年的警察生涯中，吴幼明的生活充满寂寥，更多的时间，他是在派出所办公室里一个人读书度过的，他不习惯参加聚会，厌恶空洞的政治学习。他喜欢思考。
被放大的价值
现实中沉默少言的吴幼明，在自己的刊物里充满了自由表达的欲望。当这种欲望越来越无法遏制时，他的麻烦也就来临了，生活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2006年1月5日，吴幼明在网上发表了一篇《交警为什么都爱罚款——民警手记》的文章，那是首度有交警以真实身份自揭“交警有罚款任务”的内幕，赢得无数网民的好评。随后，在媒体介入下，他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视野里。
发表该文之后，吴幼明并没有停止他的网上发言，内容涉及公安系统内部问题的文章，如《罚款任务猛于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警察回忆录》、《进言两会：政府应该禁止截访行为》等文章陆续出现在网络上。
这些事情，让吴幼明一步步以揭露警队内部丑闻的形象在网络上成名，成为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里最出名的警察。他结识的网友、记者甚至艺术家越来越多，人们对这个警察中的异类充满好奇，对于他的行为一边倒地给予了褒扬。
当下中国，大多数人一边抱怨体制的恶劣，一边遵从着体制的要求，不愿意或者只有当自己利益受损时才站出来指证、控诉他原本谋生其间的体制的负面情况。吴幼明的举动赢得了无数网民的赞誉，虽然，他暴露的并不是什么惊天黑幕。但是一个普通人反抗体制的举动，比一个名人来得更加真诚，付出的代价也更大。
当吴幼明以警察叛逆的形象出名后，很多人问他：警察是不是每天都在吃喝玩乐？警察是不是每个人都在捞黑钱，都和黑社会亲如兄弟？诸如此类的问题纷至沓来，人们希望他能不断“爆料”。
“这是多么可怕的误会！”吴幼明的回答让人“失望”。他说他的同事大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一个基层民警更多的时候，“只值一包烟钱”；他的领导其实很仁慈，甚至有点软弱；他说警察并不是无知、蛮横、贪婪的代名词，网友和媒体对他的赞誉，和他们对警察队伍的唾骂一样，让他开始感到不安。脱下警服之后，他却不自觉地开始为这个职业辩护。
“吴幼明是一个心太软的人，善良得有些过分。”他的妻子周丽最了解自己的丈夫。看超级女声时，他会哭个不停，因为他觉得台上都是一些普通的小女孩，被众人当成玩物一样来回PK，太残酷了。看周星驰的电影时，他也会哭，他最见不得那种小人物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气，冲了出来，然后马上就被杀死了的场景，不管那个场景设计得多搞笑，他都会哭得一塌糊涂。
13年的警察生涯，并没有让吴幼明炼就一颗勇敢的心。
自己选择的命运
脱离警队，吴幼明有了一种终于解脱的快感，他要尝试着依靠写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吴幼明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虽然他只是高中毕业。他有一大帮艺术圈的朋友，其中包括艾未未这样的名流，他还跟温普林这样的前卫艺术家相熟。
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打算以自己13年从警经历为基础，创作一部纪实小说，慢慢向文艺圈发展。
然而，他人生中宝贵的13年已经在站岗罚款、抓赌抓嫖、去农村调解夫妻纠纷、碰上“两会”就去想办法截回辖区内上访的群众中度过了。想象中警察应该面对的刺激生活，其实他没有经历过多少。
2007年“两会”前，结合自己截访的经历，他写了篇《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的网文，没想到再次引起了轰动，境内外媒体纷纷找他采访，希望他能讲出更多血腥的截访事件。可他又一次让记者们失望了。
“其实截访的场面一般都很温和，哪会有什么暴力？”吴幼明说，“中国人早就习惯了把本该剧烈的场面弄得嘻嘻哈哈。”
在西塞山顶，他跟记者讲述这13年警察生涯时，说得最多的却是对于体制的思考。13年的生活中，只有一次大场面的冲突让他记忆犹新。
2005年8月6日，原本是周末，早上10点，他接到中队长的电话，说有人在街上闹事，让他赶紧上班。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穿上警服就出门了。可是一上街就傻眼了，一群人一见我穿着警服，就高喊‘黄石警察，黄石警察’，随后迅速围了上来，拳打脚踢，还有拿木棍砸的。”吴幼明说，他及时逃出去之后很久才知道，原来是黄石下属的大冶市大批群众前来打砸黄石市政府，有近万名群众涌入黄石，在街上看到警察就打，将市政府办公楼一至五楼的门窗以及办公设施全部砸毁。
后来，那次打砸事件被政府定名为“86事件”，起因是黄石与大冶行政区划调整产生冲突。很长一段时间，吴幼明都对那次被袭心有余悸，虽然经历过不少群体性事件，但他从来没有想到，群众乱起来有那么可怕，他把那次事件的全过程详细记录在《水沫》里。
“坏的体制也比没有体制好，坏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从那件事里，吴幼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了这么多年警察，认识的警察多就不用说了，黑社会我见得也多了。如果要我说，警察是打不过黑社会的，我们警队的领导，论个人魅力和能量，肯定不如黄石的黑社会老大，但这就是体制的好处，不能是暴力强者说了算，否则社会早就乱套了。”
当他作为“警察叛逆”的形象在网络世界得以确立后，吴幼明开始收到大量的邮件和电话，其中极端者要他做旗帜、抛头颅、洒热血者层出不穷，这越发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只好不停地解释：“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代表正义和勇气，更不想牺牲什么。”
事实上，吴幼明从来都不是一个体制的激烈反抗者，他只是要求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空间。而体制需要的是沉默的螺丝钉，他做不到，也就只能被警队清除。他的加入警队，他的被辞退，原本是21世纪前后10年内，中国社会开放、人们基于个性的谋生选择渐趋自由多样的进程中的普通一例。
科层制以及工业化生产对个体的压抑与重塑，并非现代性视野内的新问题。然而吴幼明的个人命运在社会当下被放大成颇具传奇色彩的化学反应，无疑被添加了某种社会情绪的催化剂。而这，或许才更值得人们思考。
20岁时，吴幼明成为一名警察。按照父亲的设想，现在34岁的他至少应该是科长，再过5到10年，应该是处长。但现在，一切已经不可能了。
“我不是反抗体制的英雄，我只是个小人物，只是一个希望保持独立思考的小警察。”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吴幼明一遍一遍强调这一点。
被期待的轨迹
3月30日，吴幼明带着妻子一起去西塞山派出所给同事上礼，准确说是前同事。半个月之前，他已经被黄石市公安局辞退，理由是非法出版自办刊物《水沫》。
把200块钱交给派出所领导，请他转交要结婚的同事，吴幼明说，他不参加婚礼了。“去了，大家都会觉得尴尬。”他已经被视为警队的叛徒，有领导在场的时候，同事们都会急于跟他划清界线，虽然他跟同事们私交都不错。
从派出所出来，吴幼明长长地舒了口气。这个被重工业压得喘不过气的城市里，空气中弥漫着黑腾腾的钢厂粉末。每次有朋友来，吴幼明都喜欢带他们到西塞山顶，那里可以眺望长江，谈论一些更广阔的话题，而不是局限于这所小城的家长里短。
接到辞退书的时候，吴幼明不敢告诉父母，一个人背地里哭了好多次，主要是担心父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吴幼明的父亲原本是湖北洪安县的农民，偶然的机会通过招工进城，做了煤矿工，再通过送礼托关系，把工作调动到黄石机关幼儿园做上了负责买菜的大师傅，从而谋得了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最终在湖北省师范学院得以正科级干部的身份退休。退休前，一生辗转的父亲通过自己的关系把吴幼明安排进警队。在黄石这样一个小城，警察是个足够优越的职业。
如果按照父亲的人生经验走下去，吴幼明的生活不该是现在这样。
他应该像他的同事那样过着正常的警察生活。他先后做过交警、片警，不管哪个工种，都有各自的“职业规律”。做交警，那些经常跑长途的货车主会主动摸清你的家门，过年过节，送点小钱小礼是平常事；做片警，辖区内的各种娱乐场所老板是肯定会来打点的。再加上一个月2000块钱的工资，警察这个身份，足够让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过上体面的生活。
如果他更精明一点，还可以以家人的名义去开间酒店，凭借交警的身份，他可以抓到违章司机后让司机到他家酒店消费就不罚款，他还可以经营公汽和货车。
最不济，他也可以像他的大多数同事那样，兢兢业业地站岗、罚款、抓赌抓嫖，每个月从单位领取2000块钱养家糊口。在黄石，一般市民月收入超过1000，都会被视为富人。
但父亲的人生经验却一点一点被吴幼明打破了，13年来，他没有想过在警队里取得多么辉煌的成绩和地位，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自己办的一本名为《水沫》的民间刊物上。
“我想用民间的声音去一点一点消解官方媒体的众口一辞，同时在最大程度上探求中国人言论自由的可能性。”吴幼明这样解释创办《水沫》的初衷，《水沫》所要做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各抒己见。
这样的想法跟他的警察身份显得异常分裂，然而，却也合情合理。
相对于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警察这一职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显然更偏重纪律性。13年的警察生涯中，吴幼明的生活充满寂寥，更多的时间，他是在派出所办公室里一个人读书度过的，他不习惯参加聚会，厌恶空洞的政治学习。他喜欢思考。
被放大的价值
现实中沉默少言的吴幼明，在自己的刊物里充满了自由表达的欲望。当这种欲望越来越无法遏制时，他的麻烦也就来临了，生活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2006年1月5日，吴幼明在网上发表了一篇《交警为什么都爱罚款——民警手记》的文章，那是首度有交警以真实身份自揭“交警有罚款任务”的内幕，赢得无数网民的好评。随后，在媒体介入下，他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视野里。
发表该文之后，吴幼明并没有停止他的网上发言，内容涉及公安系统内部问题的文章，如《罚款任务猛于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警察回忆录》、《进言两会：政府应该禁止截访行为》等文章陆续出现在网络上。
这些事情，让吴幼明一步步以揭露警队内部丑闻的形象在网络上成名，成为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里最出名的警察。他结识的网友、记者甚至艺术家越来越多，人们对这个警察中的异类充满好奇，对于他的行为一边倒地给予了褒扬。
当下中国，大多数人一边抱怨体制的恶劣，一边遵从着体制的要求，不愿意或者只有当自己利益受损时才站出来指证、控诉他原本谋生其间的体制的负面情况。吴幼明的举动赢得了无数网民的赞誉，虽然，他暴露的并不是什么惊天黑幕。但是一个普通人反抗体制的举动，比一个名人来得更加真诚，付出的代价也更大。
当吴幼明以警察叛逆的形象出名后，很多人问他：警察是不是每天都在吃喝玩乐？警察是不是每个人都在捞黑钱，都和黑社会亲如兄弟？诸如此类的问题纷至沓来，人们希望他能不断“爆料”。
“这是多么可怕的误会！”吴幼明的回答让人“失望”。他说他的同事大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一个基层民警更多的时候，“只值一包烟钱”；他的领导其实很仁慈，甚至有点软弱；他说警察并不是无知、蛮横、贪婪的代名词，网友和媒体对他的赞誉，和他们对警察队伍的唾骂一样，让他开始感到不安。脱下警服之后，他却不自觉地开始为这个职业辩护。
“吴幼明是一个心太软的人，善良得有些过分。”他的妻子周丽最了解自己的丈夫。看超级女声时，他会哭个不停，因为他觉得台上都是一些普通的小女孩，被众人当成玩物一样来回PK，太残酷了。看周星驰的电影时，他也会哭，他最见不得那种小人物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气，冲了出来，然后马上就被杀死了的场景，不管那个场景设计得多搞笑，他都会哭得一塌糊涂。
13年的警察生涯，并没有让吴幼明炼就一颗勇敢的心。
自己选择的命运
脱离警队，吴幼明有了一种终于解脱的快感，他要尝试着依靠写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吴幼明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虽然他只是高中毕业。他有一大帮艺术圈的朋友，其中包括艾未未这样的名流，他还跟温普林这样的前卫艺术家相熟。
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打算以自己13年从警经历为基础，创作一部纪实小说，慢慢向文艺圈发展。
然而，他人生中宝贵的13年已经在站岗罚款、抓赌抓嫖、去农村调解夫妻纠纷、碰上“两会”就去想办法截回辖区内上访的群众中度过了。想象中警察应该面对的刺激生活，其实他没有经历过多少。
2007年“两会”前，结合自己截访的经历，他写了篇《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的网文，没想到再次引起了轰动，境内外媒体纷纷找他采访，希望他能讲出更多血腥的截访事件。可他又一次让记者们失望了。
“其实截访的场面一般都很温和，哪会有什么暴力？”吴幼明说，“中国人早就习惯了把本该剧烈的场面弄得嘻嘻哈哈。”
在西塞山顶，他跟记者讲述这13年警察生涯时，说得最多的却是对于体制的思考。13年的生活中，只有一次大场面的冲突让他记忆犹新。
2005年8月6日，原本是周末，早上10点，他接到中队长的电话，说有人在街上闹事，让他赶紧上班。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穿上警服就出门了。可是一上街就傻眼了，一群人一见我穿着警服，就高喊‘黄石警察，黄石警察’，随后迅速围了上来，拳打脚踢，还有拿木棍砸的。”吴幼明说，他及时逃出去之后很久才知道，原来是黄石下属的大冶市大批群众前来打砸黄石市政府，有近万名群众涌入黄石，在街上看到警察就打，将市政府办公楼一至五楼的门窗以及办公设施全部砸毁。
后来，那次打砸事件被政府定名为“86事件”，起因是黄石与大冶行政区划调整产生冲突。很长一段时间，吴幼明都对那次被袭心有余悸，虽然经历过不少群体性事件，但他从来没有想到，群众乱起来有那么可怕，他把那次事件的全过程详细记录在《水沫》里。
“坏的体制也比没有体制好，坏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从那件事里，吴幼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了这么多年警察，认识的警察多就不用说了，黑社会我见得也多了。如果要我说，警察是打不过黑社会的，我们警队的领导，论个人魅力和能量，肯定不如黄石的黑社会老大，但这就是体制的好处，不能是暴力强者说了算，否则社会早就乱套了。”
当他作为“警察叛逆”的形象在网络世界得以确立后，吴幼明开始收到大量的邮件和电话，其中极端者要他做旗帜、抛头颅、洒热血者层出不穷，这越发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只好不停地解释：“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代表正义和勇气，更不想牺牲什么。”
事实上，吴幼明从来都不是一个体制的激烈反抗者，他只是要求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空间。而体制需要的是沉默的螺丝钉，他做不到，也就只能被警队清除。他的加入警队，他的被辞退，原本是21世纪前后10年内，中国社会开放、人们基于个性的谋生选择渐趋自由多样的进程中的普通一例。
科层制以及工业化生产对个体的压抑与重塑，并非现代性视野内的新问题。然而吴幼明的个人命运在社会当下被放大成颇具传奇色彩的化学反应，无疑被添加了某种社会情绪的催化剂。而这，或许才更值得人们思考。
好题材哦
[s:328]
太黑了。。。需要光
体制内的黑，正常。
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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