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31黄小鹏 打边炉
广州美院大学城校区毕业典礼，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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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
在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开幕式上，远道而来的伦敦大学斯莱德美术学院院长JOHN AIKEN很惊讶的问我，怎么这里见不到你们美院的院长和教授？
在离开中国20年后，2003年底我受聘从英国回广美油画系任教，再次回到母校，身份由学生变成了教师。
在系里上了一年的油画人体课之后，我也面临着去留的选择。由于现行官僚体制（像课程、讲座、展览的审批手续）的限制，学院答应新开设的当代艺术课程迟迟未见动静。这段时间，我和陈侗、徐坦一起在蒋安平主持的PARK19空间策划组织了大量活动。力邀本地或路过的中外艺术家，策展人为年轻艺术家和学生举办免费讲座，同时提供展览场地。这些都是美术学院当时所不能实现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行动来推动一种改变。当时刚好陈侗策划一个展览并邀请我参加，我的在地作品“Never Before Have I Met Anybody With As Many Problems As You /从没碰到过像你这么多问题的人”是对这一语境的直接回应，在思考和视觉语言上似乎明显带有中西文化双重体验的印记。
随着国内近30年来经济的急速发展，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急功近利，校园也难免其害。美术学院气势辉煌的新教学大楼掩盖不了其教育方式依然停滞在三十年前水平的窘况——仍然是直接师承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和假大空的“大跃进”惯性思路。大学城花费大量资金营造的以政绩作为考量标准的虚假景观，将教育转换为工业生产的模式进行管理，而这些费用最后都会转嫁到的学生身上，而引发一轮开发和回报的恶性循环。艺术教育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传统角色，同时也受到迅猛掘起的商业力量的挑战，成为中国式实用功利主义怪诞混合物。
“你的画是不是很赚钱？”，几个学画的小孩（8-10岁）对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采访时的追问——南方都市报
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打开，保障年轻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好奇心，自发性与敏感的潜能，而不是毁灭它。中国的教育制度，从外表看似乎是官僚体制所致，但它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儒家内核，靠死记硬背而非理解。这与这个社会、家庭、学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家长，包括教师都是把教育当做一种投资，而不是让孩子去寻找自己所喜欢的东西。美院扩招的直接后果就是学校只教在社会上谋生的技能，而不是对世界的理解。美院的教学模式是跟它整个思维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其陈旧的系统已不在适应这个时代涉及到的种种问题。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完全学不到与当代艺术有关的基本知识，也缺乏自我建构的热情和意识。
艺术院校教育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技能训练和各种工作机会，而是能够提供使非功利化精神得以自由生长的空间和时间。当代艺术教育应是对现有规范和常识的质疑和挑战，但对于习惯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从小没有接受过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 教育，不具备基本的思辨能力和对概念的把握几乎等于零的年轻人，突然失去了衡量的标准,就像掉进了自由的无底洞深渊。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从二年级开始思维方式的改变，是我碰到的最大难题。
现任香港PARA/SITE艺术总监,原卡塞尔文献展教育项目策展人之一的Cosmin Costinas曾在广美做过“东欧当代艺术景观”讲座，有些学生以为是“景观设计”的内容而大失所望。
04年中，征得系主任王维加和教研组长郭润文的同意，我把任课的三周油画人体课临时改为观摩、探讨当代艺术的“实验课”。04年底接着开设了面向全院的6周“当代艺术实验”选修课，开课的第一天刚好是由侯瀚如和小汉斯策展的第二届广州三年展计划的正式启动,在没有通知校方的情况下，我擅自作主把位于广东美术馆二楼的珠三角实验室D-LAB研讨会纳入我们课程，并就美术学院的教学改革与泰国艺术家Surasi Kusolwong就有关“隐形学院Invisible Academy” 的槪念有过深入的探讨。同时，在完全没有费用的情况下，邀请参加三年展的艺术家郑国谷、杨振忠和陆春生等帮忙义务上课。尽管对讨论的一些概念大部分同学很陌生，但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冲击，这是一个思维转换的过程，可以说是当代艺术的短期培训课程。
侯瀚如、陈侗和黄小鹏与第五工作室学生聊天，2010
2005年，我们参加了“别样，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开放的课室”和“未来考古学，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在校实验”，这是广州美院的在校学生第一次正式参与大型的当代艺术展活动，彻底打破了美院要“把当代艺术围堵在墙外”的既定方针。同时，我在学院美术馆展出了装置作品“First We Take Manhattan, Then We Take Berlin 先攻下曼哈顿，再拿下柏林”，作为一类型的作品第一次在广州美术学院正式公开展出，它也是一个多重指向的宣言——既指中国廉价工业产品对西方市场的占领，也暗喻了当代艺术抢占学院空间的野心。当时我相信在学院体制内仍然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有可以在系统里面做事的可能性。
随着美院本科部搬迁到大学城，油画系第五工作室于05年成立，延续已经做了一年的“当代艺术实验”课程。虽然没有资金设备方面的实际支持，但油画系主任王维加的态度很坚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给了最大的理解和帮助，当时美院的领导也采取默认的态度。
虽然隶属于油画系，但第五工作室实际上更像一个多媒体工作室，整个教学架构还是建立在西方现有的教学架构上面。我们把独立性和实验性，鼓励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五工作室的教学主线，加强学生在美术史、美术理论、人文、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第五工作室隔成不同的小空间，让二、三、四年级所有学生（约30人）都在一个近300平方米的大工作室一起学习，这既便于独立工作，又有利于高低年级同学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课程设置上，我争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人体模特，再根据油画系本身的教学框架，把素描改成草图文案课，油画改成材料课。由三位教师刘可、雷振华和我分别负责文字方案，材料实验和观念创作的课程。后来张晓靖加入，主要带学生做社会实践的课程，学生还可以通过每学期6周的选修课，来掌握某种特别技能。
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国内大学生的全面基础与西方确实很不一样。作为工作室的负责人，我会及时参与并调整课程的安排，使它能够适应本地的情况。二年级学生一进来要给他们补课，介绍一个基本的当代美术史、当代艺术理论。我会推荐像”万物简史”、”世界通史”、“中西方哲学简史”和“二十世纪思想史”等一些历史和哲学方面的基础书籍，但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大纲，打开一扇门，很多东西要你自己去找，自己去读。我们也尽力请更专业的教师来讲，如“后现代艺术20讲”的作者马永建，也邀请周围的艺术家朋友陈侗、徐坦、张嘉平来做工作坊。每次课程结束时，我们都会把课室变成一个展示空间，让学生展示并阐述自己的作品，与其他同学进行探讨。
07年的毕业展，与系里和学院美术馆沟通后，我们利用美术馆地下停车场作为第五工作室毕业展览的场地。比起上面富丽堂皇但拥挤不堪的展厅和只有两天的布展时间，我们有近二千平方米的空间，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充分把握空间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我强调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种“教学成果展”,应该自甘“贬低”，迎接挑战，过程比展示效果重要。由班长张帆领头组成一个执行小组来策划展览，先刷墙清理空间，整个过程我会跟同学一起讨论作品位置，标签的大小高度，这些都是基础的一部分。和学生一起编辑第五工作室的书时，我努力让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表达自己声音的平台，而非被安排做类似学生会的工作。很多学生来到美院以后也觉得学不到东西，那为什么不起来行动去改变它，从自己开始做起，而不是期待别人去改变?
实际上每年自己报第五工作室名的的只有两三个同学，一般都比较优秀，也很努力。大部分同学则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强行分配过来的，这个跟招生制度有关系。有些一年级的同学问报第五工作室有什么好处，我直接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想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唯一的好处，你到这里只能是自己的一种自觉，否则会很痛苦。
对洞察力和视觉语言的训练既来自于学生的自我的内在潜力，也得益于师生一起的探讨。
除了创作课，文字写作和集体讨论也是第五工作室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缺乏基本的知识结构，则很难对诸如的概念展开思考和讨论。但知识量或信息量的增加只是为写作寻找资料过程的一部分，尽管艺术创作经常是非理性反逻辑的，但逻辑思考作深化思维力度的过程却很有必要。让学生阐述自己的作品一开始很难，写作需要有好奇心，应该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从日常生活着手，与创作实践交替进行，最重要的是记录思考过程而非简单的解释。理性的分析思考是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现代社会的途经，新的艺术语言的产生并非凭空而来，其中涉及到上下文（CONTEXT）的关系，在当代的语境下对中外思想史和艺术史的理解和继承：“现代性”是什么？我们与所处的时代是什么关系？艺术在当今的社会功能和前景是什么？怎样从个人的而非大众媒体角度去审视我们周边的生活？最适合自己的媒介是什么？怎样寻找适当的艺术语言来呈现？可能性是什么？
我从来不给项目方案让所有同学都一起做，而是偏向通过学生自己提出来的问题来讨论。之前很多同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只能私下业余做，现在他们有机会把它当专业来做——用自己熟悉的媒介，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些同学整个学期可能只做一个作品，或者一周内做很多个，艺术创作是个生长过程，不能强迫四个星期里面一定要完成一个作业。艺术创作的感觉很可贵，但只可能是一些起步的元素。不管哪一种艺术形式，如何在生活中捕捉细节并强化它，不断地去尝试新的语言，就像在实验室做实验，在不断犯错中做成一个作品，如果你不做，就不知道到各种可能性。但一个学生经过三年的实验和学习，最起码应在意识和作品上呈现出新的和个人的东西。
由于中国大学的属性，对学生的创作预先设立了思想禁区，对色情、暴力、宗教和政治等“敏感”题材加以限制。胡向前的“蓝旗飘飘”拍摄过程中，就曾因其政治含意而引起安全部门的注意和警告。撇开政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无所不在不谈，日益泛滥的色情和暴力实际上是对日益冷酷的现代社会的反弹，宗教更涉及到对人类心灵深处的探索。作为教师，我们不能粗暴地阻止学生在这些方面的探索，必须解读学生的构思，分析艺术和政治的不同功能并提出建议，让他们通过“转换”来更准确，更专业的完成作品。
所谓的“观念”并非哲学书一段话的插图，或中国式的“灵机一动”和“三十六计”。“观念”是一个思想框架，是在艺术实践中逐步完整的一个长期积累和思辩的过程，是靠对材料，空间，时间，细部的严格把握来呈现的。我经常拿自己的作品出来与学生一起讨论，把学生的质询当作与学生共同学习的机会，并在学生的帮助下完成我第一部影像的剪辑(2005)。
与国外艺术院校合作的工作坊是一个起点，一个打开讨论，启发和质疑的空间，而非一套官方的外事活动。
教育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即是以理解彼此的共性与差异为目标，去学习、创造和获取更多的知识。我们尽力争取与国外艺术院校的交流计划，通过个人关系和各种非官方渠道，邀请在广州工作甚至路过的国内外的艺术家到当代艺术实验课和第五工作室来做讲座或工作坊，如OCAT的国际艺术家住地项目就成了每年第五工作室的固定工作坊。
2008年由瑞典Linkoepings大学的PerHuttner教授，2010年由柏林白湖美术学院的ThomasAdebahr教授发起的“（反）现实主义（Anti）Realism”和”山寨SHANZAI”工作坊项目，邀请了瑞典、英国、德国、法国和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参与其中，创作了以时间为基点的（行为、录像）一系列作品。学生通过在“他者”语境中去了解同行及其传统，同时也去发现异国文化对当地生活和艺术的影响，通过每一个人的跨文化体验，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来呈现另一种并不排斥个体身份的世界的可能性。这些实践共同扩展和加强了个人知识架构和个体艺术家的工作，加深了对我们今天生活和工作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理解。
“你是我的梦的实现 YOU ARE THE DREAM OF MY REALIZATION”是我从2003年回来后持续至今的研究项目，其中以流行文化为蓝本的《卡拉OKAY》的影像系列，可以说是受了“后舍男生”在网上视屏直播这种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方式和卡拉OK的启发，而对言语翻译问题的关注则开始于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我开始利用在线翻译程序产生的语言错位和歧义，对中国在感知和吸收现代性、政治理想中具有主要影响的音乐歌词、书籍和广告等媒介进行再创作，通过录像、声音与言语之间的碰撞而产生的情感与政治的荒谬纠缠,来发掘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呈现的问题。
在美院这种体制下，实验艺术很容易变成搞点花招的”政绩工程”。如何在体制内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是每个在学院教书的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挑战和必需解决的问题。尽管艺术家是反规范化的，而教师是需要某种规范化，如何处理与体制化、程式化的矛盾关系，保持“实验”精神，避开学院体制僵化繁琐的条文规章，充分利用学院的条件和环境来实现自己的教学理念，不搞“假大空”的架设，积少成多，就会慢慢改变学院僵化的体系。
我在广美工作的9年期间,涌现了像汤大尧、胡向前、张帆、吴海燕、杨美艳、刘茵、郑琦、蔡唤生、雷梦婷、冯瀚婷、梁丽婷、钟嘉玲、黎建安、刘嘉雯（油画系第五工作室)、伍仕波、杜忠健、黄河、许淑贤、黄剑波、麦永曦、李丽莎(当代艺术实验选修课）等一批优秀的学生。在我离开的前一年,出现了”7楼小组”这样的小型自我组织，美院几个来自不同系的同学冯伟敬、史毅杰、莫超略、宋拓、朱建林、林奥劼等开始定期在第五工作室的电教室聚会。第五工作室一共出版了三本专缉，所有的编辑排版都由我和学生一起义务完成：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郁!郁!Youth! Youth!” 由油画系，集美公司和个人联合赞助；2008年的第二本“郁!郁! Youth! Youth! (2)” 通过张魏的介绍，由瑞典收藏家Jesper Olsson 先生赞助；2011年的第三本：“不合时尚 Not In Fashion” 则由刘可争取到广州美术学院出资，我当时的唯一条件是要避开院方的政治审查，否则宁可不出。
我也借参加中国美院“学院的力量，十八案——中国美术院校实验艺术教案课”展览的机会，给五工作室争取在体制内更大的空间。同时也与广东美术馆，广州的独立艺术空间（博尔赫斯艺术机构、维他命空间、观察社等）的朋友联系，取得到他（她）们对第五工作室的支持和关注，这不但有利于学院体制内的当代艺术教育改革，也给学生毕业后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机会。
实际上，我把教育工作当作是一个重建常识的艺术计划来完成，在体制内的灰色地带工作并并将其界限推到极端，来探测大学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的角色和与世界的连结关系。
第五工作室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打破了学院的传统教育体系，但中国艺术教育滞后是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我想寻求另一种教学的可能性，首先让学生摆脱以往的教育，给予最大的自由空间，帮助学生找到自己内心的自我与批判精神和自由的心灵，这是做当代艺术的一个起点。尽管我强调知识结构的重要性，但能够做的主要还是一种基础知识的普及，作为艺术家的教师而非理论工作者，我与学生交流的更多还是一种艺术实践的经验。如何让更多有志于当代艺术创作的同学得到进一步的专业训练，由于涉及范围较广，我们常常力不从心，尽管有一笔节省下来的模特费，我们的经费支出还是个大问题，在师资和生源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困局，教学实践已经到了瓶颈口。当代艺术在学院里仍被认为是“乱来”，少数学生对当代艺术的探索被看成是“另类”，作为国营农场”自留地” 的第五工作室，更多时候被校方认为是一个“问题”工作室，我也因一再触犯广美的底线，离开是迟早的事。
现在的黄边站是一种更深入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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