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如何用艺术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
郭海平
2011年11月9日，我代表中国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首届亚太区艺术与精神卫生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用艺术推动亚太区精神卫生”。短短的五天时间，墨尔本用艺术保护精神病人权益的努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交流参观之后我才明白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会向中国推荐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模式，因为他们做的的确非常出色。三个月过去了，北京宋伟（见“宋伟简介”）的遭遇再次激起我在墨尔本的记忆，我问自己，如果宋伟生活在墨尔本，他还会面临眼下如此错综复杂的严峻挑战吗？
墨尔本与大多数欧美国家相似，精神病人住院时间平均只有15天/次，精神病人的康复治疗主要是在社区里进行，因为长时间隔离精神病人不仅对精神病人的康复有害，对其他任何人同样也会构成伤害。帮助精神病人尽快回到现实，让他们在社区中接受康复性治疗已是今天世界精神卫生组织对每一个成员国的要求。对于从隔离到重返社会观念的转变，一位精神病人的努力是必须提及的，他就是美国精神病人克利福德.比尔斯，也正是他将自己在多家精神病院中的遭遇写成一本《一颗找回自我的心》出版才让世界了解到精神病人在封闭式精神病院中的绝望与痛苦，他的讲述不仅引起了天下人的同情，同时也引起了一批有良知的精神病学家们的高度关注，这些精神病学家们原以为他们一直是在用自己的治疗帮助精神病人，没想到他们的治疗竟给精神病人的心灵带来如此大的创伤，正如美国精神病医学的领导者、哈佛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麦克菲.坎贝尔博士给比尔斯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本可以用来重击在治疗精神病患者过程中存在陋习的锋利武器。这些陋习起源于中世纪的思想、医学上的无知、社会的歧视、个人的贪婪和冷漠、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限制。你的书不仅是向陋习进攻的武器，更是使社会进步的有价值的、和平的工具。”（《一颗找回自我的心》，第179页，陈学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也正因为有了大批专家学者们的声援和支持，比尔斯才最终成为美国心理卫生运动的发起人。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开始在全国倡导让病人重返社会，在社区进行预防、治疗和管护，从此一场让精神病人重返社区的“精神科非住院化运动”，亦称“开门运动”（打开精神病院的门）在西方得以迅速传播。
宋伟先后住过二次精神病院，第一次离开医院后他便流落街头，人们经常在宋庄小堡村街头看到他喝得酩酊大醉，或做音乐指挥，或教训路人，或散发自己的文稿，有很多好心人愿意相助但又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不久前，刚听说宋伟从精神病院转到养老院我就从南京赶往北京去拜访，希望对他做个访谈，因为关于他的特殊人生经历我还有许多疑问。二年前，我与朋友合作成立了专为精神病人服务的艺术中心，宋伟是我们第一批关注的对象，为此我们还从农民手里收藏到了他的二幅作品。所以当听说他出院后我们就邀请他来南京，因为许多不便最终他还是谢绝了我们的邀请，这就迫使我去北京先对他做个访谈，就在访谈发布在网上的第二天便听到宋伟监护人通知宋伟住养老院费用欠缺的消息，没办法，宋伟只好决定尽快搬离养老院，很多热心的朋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开始担心宋伟搬离养老院后的命运，有不少朋友提出了帮助宋伟的具体方案，但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很快又发现其中还是有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为此，我专程去北京与朋友，包括宋伟本人沟通交流，但都没有什么进展，宋伟似乎拒绝朋友们的帮助，没隔二天他就提前搬离了养老院，住进了每月只需付二百元房租的房间，据前去探望过宋伟的朋友说，宋伟在这间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冻得直哆嗦。没办法，似乎是大家的共同结论。就在我第二次去北京看望宋伟的当天，还听到宋伟监护人说计划再次将宋伟送进精神病院，对此我无权，也无力做任何修正，虽然我很清楚这对于宋伟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宋伟的命运，最糟糕的就是去封闭的精神病院。去养老院，其实也不适合宋伟，因为那里居住的都是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七八十岁老人，宋伟显然不属于这类老人，他今年57岁，身体强健、精力充沛、思维敏捷，时常有创作艺术的冲动。我二次去养老院看到的情景都是宋伟睡在被窝里，我问他怎么总在睡觉，他说没事做，也不想看电视，只能睡觉。在访谈中我也问过他住在养老院里的感受，他很明确的回答是“孤独”。现在既不在精神病院，又不在养老院就真的美满了吗？没有人会认同这一结论，即使宋伟自己也一定不满意这种现状。怎么办？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又想到了墨尔本的所见所闻。
为了让精神病人安心地生活在社区，墨尔本为他们在社区创建了许多艺术机构，半天时间，会议主办方带我们去了三个社区艺术机构，在这些机构里我看到各种设施，其中有画室、陶艺工作室、音乐制作室、综合材料制作室、图书室等。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是兼职的艺术家和艺术家志愿者，精神病人在其中进行自由安心地创作，有的也只是选用某种有趣的方式在做自己喜欢的游戏。每个艺术机构都有数十位精神病人等待进入的通知，大家轮换到这些艺术空间体验自由的精神。每隔一段时间组织者都会举办展览，优秀的作品或在澳大利亚举办巡回展览，或推荐到国际舞台，很多收藏家和市民都会定期前往这些机构去寻找自己喜爱的作品，销售收入全部归作者所有。我问他们这些机构运作资金的来源，他们说有的是政府拨款，有的是社会捐赠和个人捐赠，主办方一般不用为资金犯愁，除非想举办一些活动时才会想到去寻找额外的资金支持。
墨尔本也有一家专门做精神病人艺术收藏、研究、推广的艺术中心，该中心目前收藏的数万件作品主要来自于澳大利亚精神病学之父达克斯先生生前的收藏。该中心尤金.柯主任告诉我说，他们中心当初建立时遇到的困难与我们南京原形艺术中心遇到的困难极为相似，如向政府申请成立艺术中心时同样找不到对应的政府管理部门，后来他们去找了维多利亚州的州长，有了州长的特批才使艺术中心成为一个合法的非营利机构，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位州长不仅决定每年拨一百万澳元给他们，同时还让政府各部门予以支持和配合。
墨尔本为何如此支持这些项目呢，理由也不复杂，既然倡导病人重返社区，就必须为病人在社区创建适合他们生存发展的条件，比如除艺术工作室之外，政府还会帮助他们建立疗养公寓、职疗中心、病人社团、家庭管护小组等，大部分精神科医生都以社区服务为主。尤其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澳大利亚专家们会邀请病人参与治疗方案的制订，充分尊重病人个人的爱好、意愿和需求，对于这种治疗他们称之为是“个体化服务”，而制订方案的专家团队通常都是跨学科跨部门的，动员社会力量共同介入病人的康复，不仅在澳大利亚得到有效的贯彻，今天大部分欧美国家同样也在执行这一模式，为了确保精神病人的权益不受损害，这些国家都治定了责、权、利清晰的精神卫生法。中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始起草保护精神病人权益的精神卫生法，至今已有二十六年也未能通过，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中国人深思和反省吗？
用艺术来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首先体现在对精神病人的尊重，精神病人之所以被称之为精神病人，主要理由还是在于他们的思想、行为、语言偏离了由理性主导的正常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一致”、“异常”和“异己”，如何对待这种“不一致”、“异常”和“异己”，今天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尊重和保护这种“不一致”、“异常”和“异己”的存在与发展。如何尊重和保护这种不一致和差弃？各国也都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结果大家都将艺术视为尊重和保护这种差弃的重要手段，因为只有艺术才能包容人的各种思维、体验与情感，只有艺术才能为理性、非理性、现实、超现实、幻觉和妄想创造一个和平共处的广阔平台，不仅如此，不同类型思维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互动交流，而这种互动交流的中介正是每个人天生具有的直觉，这个直觉不属于任何文化和意识形态，它属于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自然。
二战期间，希特勒将精神病人和现代艺术家们都视为“精神退化者”，但在我看来这种“退化”恰恰是人天性的觉醒和对人本性的一种回归。我对精神病人艺术与原始艺术进行过比较，我发现双方的思维与感知世界的方式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如俯视、游动的视角，喜欢用点和抽象，以及能感知到生命体内的结构等。至于西方现代艺术家与精神病人艺术和原始艺术的联系，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艺术家本人就身处在多种精神疾病的折磨中，更多的还是从精神病人艺术和原始艺术中获得了灵感和启发，对此，我们可以从大量史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通过对精神病人艺术的分析，我认为所谓的精神疾病其实就是人的精神返祖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返祖现象，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存中遇到了极其险恶的挑战，为了保存自己，人的生命防御机制和应激机制将他们带回到自然之中以防恶劣环境的进一步伤害，或者说恶劣环境激发了他们的潜能，这种潜能让他们超越了恶劣环境。这时，正是艺术承担起了保护人生命的使命，至今艺术的这一使命已延续了数万年。所以，仅仅从艺术治疗的角度认识精神病人的艺术是远远不够的，从认识人生命的潜能，以及如何与自然建立联系角度认识精神病人的艺术才是我们今天应当重视的视角。正因为如此，精神病人艺术的价值不能仅限于医学范围，而应当从人类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等综合角度来评估它们的价值。但对于中国现有的知识系统来看，如何跨学科对于中国人而言已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知识的分裂必将导致人的分裂，这不仅对精神病人不利，对我们这些所谓正常人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宋伟仅仅是一个案例，这种案例在中国普遍存在，不是被禁锢就是流落街头，如何为宋伟这样热爱艺术的精神病人创造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既是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品质和中国人智慧的考验。此时此刻，一些艺术家仍在为宋伟奔忙，但仅仅依靠艺术家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对于很多社会公益，中国民间能做的实在是非常有限，它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引导。面对宋伟难以预料的命运，真切希望北京宋庄政府能有所作为，只有这样宋庄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宋庄和中国艺术家们的宋庄。
附宋伟简介：宋伟，男，1955年出生于北京，1975年高中毕业下乡知青。返城后创办中国第一家私营快餐连锁店。1989年出资5万元资助89现代艺术大展，同时购买一批参展作品，其中包括王广义、张晓刚、丁方、耿建翌、肖鲁、夏小万等，1990年建中国首家私人艺术博物馆（长城艺术博物馆），1991年去美国，1997年回国，2003年因被诊断躁狂症住院治疗，出院后开始喜爱用绘画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尤其喜爱画“宇宙”题材。2009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入住北京通州精神病院，数月后转入北京回龙观精神病院，2011年9月转入通州敬老院。2012年2月20日宋伟因居住养老院费用短缺不得不搬离养老院，住进每月只需付二百元的寒冷民房。宋伟在敬老院写下对自己的评价：当代伟大的民间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画家、指挥。
郭海平
2011年11月9日，我代表中国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首届亚太区艺术与精神卫生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用艺术推动亚太区精神卫生”。短短的五天时间，墨尔本用艺术保护精神病人权益的努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交流参观之后我才明白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会向中国推荐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模式，因为他们做的的确非常出色。三个月过去了，北京宋伟（见“宋伟简介”）的遭遇再次激起我在墨尔本的记忆，我问自己，如果宋伟生活在墨尔本，他还会面临眼下如此错综复杂的严峻挑战吗？
墨尔本与大多数欧美国家相似，精神病人住院时间平均只有15天/次，精神病人的康复治疗主要是在社区里进行，因为长时间隔离精神病人不仅对精神病人的康复有害，对其他任何人同样也会构成伤害。帮助精神病人尽快回到现实，让他们在社区中接受康复性治疗已是今天世界精神卫生组织对每一个成员国的要求。对于从隔离到重返社会观念的转变，一位精神病人的努力是必须提及的，他就是美国精神病人克利福德.比尔斯，也正是他将自己在多家精神病院中的遭遇写成一本《一颗找回自我的心》出版才让世界了解到精神病人在封闭式精神病院中的绝望与痛苦，他的讲述不仅引起了天下人的同情，同时也引起了一批有良知的精神病学家们的高度关注，这些精神病学家们原以为他们一直是在用自己的治疗帮助精神病人，没想到他们的治疗竟给精神病人的心灵带来如此大的创伤，正如美国精神病医学的领导者、哈佛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麦克菲.坎贝尔博士给比尔斯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本可以用来重击在治疗精神病患者过程中存在陋习的锋利武器。这些陋习起源于中世纪的思想、医学上的无知、社会的歧视、个人的贪婪和冷漠、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限制。你的书不仅是向陋习进攻的武器，更是使社会进步的有价值的、和平的工具。”（《一颗找回自我的心》，第179页，陈学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也正因为有了大批专家学者们的声援和支持，比尔斯才最终成为美国心理卫生运动的发起人。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开始在全国倡导让病人重返社会，在社区进行预防、治疗和管护，从此一场让精神病人重返社区的“精神科非住院化运动”，亦称“开门运动”（打开精神病院的门）在西方得以迅速传播。
宋伟先后住过二次精神病院，第一次离开医院后他便流落街头，人们经常在宋庄小堡村街头看到他喝得酩酊大醉，或做音乐指挥，或教训路人，或散发自己的文稿，有很多好心人愿意相助但又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不久前，刚听说宋伟从精神病院转到养老院我就从南京赶往北京去拜访，希望对他做个访谈，因为关于他的特殊人生经历我还有许多疑问。二年前，我与朋友合作成立了专为精神病人服务的艺术中心，宋伟是我们第一批关注的对象，为此我们还从农民手里收藏到了他的二幅作品。所以当听说他出院后我们就邀请他来南京，因为许多不便最终他还是谢绝了我们的邀请，这就迫使我去北京先对他做个访谈，就在访谈发布在网上的第二天便听到宋伟监护人通知宋伟住养老院费用欠缺的消息，没办法，宋伟只好决定尽快搬离养老院，很多热心的朋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开始担心宋伟搬离养老院后的命运，有不少朋友提出了帮助宋伟的具体方案，但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很快又发现其中还是有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为此，我专程去北京与朋友，包括宋伟本人沟通交流，但都没有什么进展，宋伟似乎拒绝朋友们的帮助，没隔二天他就提前搬离了养老院，住进了每月只需付二百元房租的房间，据前去探望过宋伟的朋友说，宋伟在这间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冻得直哆嗦。没办法，似乎是大家的共同结论。就在我第二次去北京看望宋伟的当天，还听到宋伟监护人说计划再次将宋伟送进精神病院，对此我无权，也无力做任何修正，虽然我很清楚这对于宋伟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宋伟的命运，最糟糕的就是去封闭的精神病院。去养老院，其实也不适合宋伟，因为那里居住的都是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七八十岁老人，宋伟显然不属于这类老人，他今年57岁，身体强健、精力充沛、思维敏捷，时常有创作艺术的冲动。我二次去养老院看到的情景都是宋伟睡在被窝里，我问他怎么总在睡觉，他说没事做，也不想看电视，只能睡觉。在访谈中我也问过他住在养老院里的感受，他很明确的回答是“孤独”。现在既不在精神病院，又不在养老院就真的美满了吗？没有人会认同这一结论，即使宋伟自己也一定不满意这种现状。怎么办？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又想到了墨尔本的所见所闻。
为了让精神病人安心地生活在社区，墨尔本为他们在社区创建了许多艺术机构，半天时间，会议主办方带我们去了三个社区艺术机构，在这些机构里我看到各种设施，其中有画室、陶艺工作室、音乐制作室、综合材料制作室、图书室等。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是兼职的艺术家和艺术家志愿者，精神病人在其中进行自由安心地创作，有的也只是选用某种有趣的方式在做自己喜欢的游戏。每个艺术机构都有数十位精神病人等待进入的通知，大家轮换到这些艺术空间体验自由的精神。每隔一段时间组织者都会举办展览，优秀的作品或在澳大利亚举办巡回展览，或推荐到国际舞台，很多收藏家和市民都会定期前往这些机构去寻找自己喜爱的作品，销售收入全部归作者所有。我问他们这些机构运作资金的来源，他们说有的是政府拨款，有的是社会捐赠和个人捐赠，主办方一般不用为资金犯愁，除非想举办一些活动时才会想到去寻找额外的资金支持。
墨尔本也有一家专门做精神病人艺术收藏、研究、推广的艺术中心，该中心目前收藏的数万件作品主要来自于澳大利亚精神病学之父达克斯先生生前的收藏。该中心尤金.柯主任告诉我说，他们中心当初建立时遇到的困难与我们南京原形艺术中心遇到的困难极为相似，如向政府申请成立艺术中心时同样找不到对应的政府管理部门，后来他们去找了维多利亚州的州长，有了州长的特批才使艺术中心成为一个合法的非营利机构，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位州长不仅决定每年拨一百万澳元给他们，同时还让政府各部门予以支持和配合。
墨尔本为何如此支持这些项目呢，理由也不复杂，既然倡导病人重返社区，就必须为病人在社区创建适合他们生存发展的条件，比如除艺术工作室之外，政府还会帮助他们建立疗养公寓、职疗中心、病人社团、家庭管护小组等，大部分精神科医生都以社区服务为主。尤其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澳大利亚专家们会邀请病人参与治疗方案的制订，充分尊重病人个人的爱好、意愿和需求，对于这种治疗他们称之为是“个体化服务”，而制订方案的专家团队通常都是跨学科跨部门的，动员社会力量共同介入病人的康复，不仅在澳大利亚得到有效的贯彻，今天大部分欧美国家同样也在执行这一模式，为了确保精神病人的权益不受损害，这些国家都治定了责、权、利清晰的精神卫生法。中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始起草保护精神病人权益的精神卫生法，至今已有二十六年也未能通过，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中国人深思和反省吗？
用艺术来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首先体现在对精神病人的尊重，精神病人之所以被称之为精神病人，主要理由还是在于他们的思想、行为、语言偏离了由理性主导的正常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一致”、“异常”和“异己”，如何对待这种“不一致”、“异常”和“异己”，今天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尊重和保护这种“不一致”、“异常”和“异己”的存在与发展。如何尊重和保护这种不一致和差弃？各国也都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结果大家都将艺术视为尊重和保护这种差弃的重要手段，因为只有艺术才能包容人的各种思维、体验与情感，只有艺术才能为理性、非理性、现实、超现实、幻觉和妄想创造一个和平共处的广阔平台，不仅如此，不同类型思维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互动交流，而这种互动交流的中介正是每个人天生具有的直觉，这个直觉不属于任何文化和意识形态，它属于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自然。
二战期间，希特勒将精神病人和现代艺术家们都视为“精神退化者”，但在我看来这种“退化”恰恰是人天性的觉醒和对人本性的一种回归。我对精神病人艺术与原始艺术进行过比较，我发现双方的思维与感知世界的方式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如俯视、游动的视角，喜欢用点和抽象，以及能感知到生命体内的结构等。至于西方现代艺术家与精神病人艺术和原始艺术的联系，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艺术家本人就身处在多种精神疾病的折磨中，更多的还是从精神病人艺术和原始艺术中获得了灵感和启发，对此，我们可以从大量史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通过对精神病人艺术的分析，我认为所谓的精神疾病其实就是人的精神返祖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返祖现象，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存中遇到了极其险恶的挑战，为了保存自己，人的生命防御机制和应激机制将他们带回到自然之中以防恶劣环境的进一步伤害，或者说恶劣环境激发了他们的潜能，这种潜能让他们超越了恶劣环境。这时，正是艺术承担起了保护人生命的使命，至今艺术的这一使命已延续了数万年。所以，仅仅从艺术治疗的角度认识精神病人的艺术是远远不够的，从认识人生命的潜能，以及如何与自然建立联系角度认识精神病人的艺术才是我们今天应当重视的视角。正因为如此，精神病人艺术的价值不能仅限于医学范围，而应当从人类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等综合角度来评估它们的价值。但对于中国现有的知识系统来看，如何跨学科对于中国人而言已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知识的分裂必将导致人的分裂，这不仅对精神病人不利，对我们这些所谓正常人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宋伟仅仅是一个案例，这种案例在中国普遍存在，不是被禁锢就是流落街头，如何为宋伟这样热爱艺术的精神病人创造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既是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品质和中国人智慧的考验。此时此刻，一些艺术家仍在为宋伟奔忙，但仅仅依靠艺术家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对于很多社会公益，中国民间能做的实在是非常有限，它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引导。面对宋伟难以预料的命运，真切希望北京宋庄政府能有所作为，只有这样宋庄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宋庄和中国艺术家们的宋庄。
附宋伟简介：宋伟，男，1955年出生于北京，1975年高中毕业下乡知青。返城后创办中国第一家私营快餐连锁店。1989年出资5万元资助89现代艺术大展，同时购买一批参展作品，其中包括王广义、张晓刚、丁方、耿建翌、肖鲁、夏小万等，1990年建中国首家私人艺术博物馆（长城艺术博物馆），1991年去美国，1997年回国，2003年因被诊断躁狂症住院治疗，出院后开始喜爱用绘画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尤其喜爱画“宇宙”题材。2009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入住北京通州精神病院，数月后转入北京回龙观精神病院，2011年9月转入通州敬老院。2012年2月20日宋伟因居住养老院费用短缺不得不搬离养老院，住进每月只需付二百元的寒冷民房。宋伟在敬老院写下对自己的评价：当代伟大的民间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画家、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