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老友在一起做展览，策展的脉络是什么？从什么角度开始切入这个展览？



　　陈丹青：提到“老友记”，我们真是实实在在的“老友记”，四十年的老友记，文革中三个人都没有上过学，我和林旭东在江西农村，他初中刚毕业被分在校办工厂，就是当年的三个“小痞子”开始学画，居然画四十年到现在，还在坚持画画。这个展览是没有意图的展览，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纪念，一个交代。忽然有这么三个老年人，写实的画，从四十年前一直画到现在，是不是有点特殊。



　　我们三个都把历史变成自然的冲突。等于是箱底里翻出来，所有从前画过的画，三个人分一点数量到每个展厅里面。与通常展览上，选择一部分所谓代表性的，或者近期的展览不同，是四十年的“流水帐”分四个部分：71年到81年、82年到91年、91年到00年、00年到11年，其中七十年代作品最密集。



　 历史变成自然的冲突



　　对于70后、80后来看你们的展览有什么期待，是否提出了当今美术界所面临的问题？



　　陈丹青：我很想知道观众初看到展览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都是50后，与中国油画院相对保守的静态写实画家不同；与其他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做当代艺术，或者更前卫的事情的50后不同；与70后，80后，包括60后，这些新的说法新的潮流也不同，所以我们是一个蛮特殊的，采用不另类的方式显得蛮有点另类，因为我们的画今天看绝对不是另类的。事实上我们一直远离教条，因为我认为当代艺术仍然是有教条，前卫艺术是有教条的，所有的类型的艺术，进入中国都会变成教条，变成政治上的证据，变成一种权利，变成一种假大空的话语，这里面出现过一些非常优秀的作者，每一代人都有，但是我相信我也同意韩辛说的，我们真的蛮特殊，我们从来不试图政治上讲证据，我们从来没有。



　　还有一个作用，可能对今天的艺术教育有一点对应的作用。以在学院科班那一代的孩子为例，十六岁上附中，可是我和林旭东本该上美院的年龄，上的是研究生。我们都是以同等学历考上的，没有经过附中，没有经过本科。我最骄傲的还是我们在七十年代的作品，今天的本科生和附中生包括研究生，有些故事完全不能对应的。我们当年在失学情况下，几乎没有学习的情况下，开始受苏联的影响、受欧洲的影响，在上海摸索，摆脱当时的教条。



　　问题是今天美术界的游戏规则，人际关系，纯粹绘画上的跟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已经无法交叉了，所以媒体、一般的艺术家、观众、青年都真的不太容易知道，四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中国到底是怎么一些事情。我们这个展览至少有文献价值告诉大家，今天50后这一代画家，曾经有三个人在当年是在这种情况下学画，在创作，被拒绝，后来上学，后来出国，一路到今天。



　　但是这个展览并不传递“成功”的讯息，有别于今天“成功”的讯息、价值观，看不到我们三个人哪一幅画得过奖，标价是多少，哪幅画在我们今天的伪历史当中。展览中我们三个人是均等的，北方叫“抱团”，有另外一种权利意识在里面，我们只是兴趣谋和，年龄相近，绘画方式彼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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