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王春辰博客
文/王春辰
最近比利时、英国、德国的策展人来央美美术馆讨论展览的事情，他们的谈话与方案都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强调多学科性、当代社会的多层面性。他们在组织、策划展览时不再单纯以艺术特征为主，因为今天的问题不是艺术性可以回应的，而是以艺术的方式和展览的方式将我们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各种话题、遇到的各类挑战都纳入到关注的视野之内，不是就艺术谈艺术，倒是以艺术的名义来讨论问题。所以，以艺术的名义不是一个消极的借口，而是成为具有正当理由的一种新表达。
今天的艺术愈加在不同的分歧上拉开距离，而不是在所谓的艺术概念下统一起来。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我们增加对名为艺术的东西的认识尤其重要，因为在我们的创作与批评话语中常常将不同类的东西混同起来，有时纠结在一起。这些方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关键在于今天的这个快节奏、多变化的时代里，什么样的“艺术”表现和追问更加满足人类思考的一个侧面，这也成为并不是名为艺术就是艺术的一道悖论题。
德国和欧洲最近几年举办了若干次博伊斯的回顾展，也意在重新认识他和他的艺术，特别是他有无新的意义，在面对这么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博伊斯是思想者的行动，而不是艺术性含义的表演。这一点需要身处东方的我们从其内在实质意义上去理解、去深思，因为我们的问题只有更多，而不是更少，或者说我们更没有理由沉溺在艺术性的虚假愉悦中。后者仅仅是一种日常消费习惯，是一种掐去了思维能力的唯美主义陶醉，它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自觉意识有百害无一利：它们不刺激人的神经，却让人麻木在感官的满足中；当人的心灵不能被震动时，他们对社会的麻木也是必然的。艺术的社会性不等于庸俗的社会学，恰恰是精神力量的在场和独立的反思与批判能力的体现，在中国重新提倡以艺术的名义进行社会性的社会批判，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没有这一层面的对当下社会弊端的清醒意识，就很难界定一种质的区别性的当代艺术；以艺术的名义向来都有真假之别，真的必然是以精神与自由的价值出现，以问题的切入与思考为关键。表面上，不同学科的讨论被混杂在一起，算不得“艺术”，但恰恰是这些看似非艺术的东西（无论是物质对象，或语言讨论）切入到了我们的思维深处，在触击、在考量我们的思维惯性，在深层次上改变着我们的观察与思维角度。这也是这些国际策展人在策划展览时一再强调的，从作品对象延展开，进行深入的研讨、论坛、对话、成立工作坊，这些又构成了当代艺术的新的维度，即空间成为视觉与语言言说、交流的场所，而不仅仅是对象在空间中的沉默呈现。相反，是用动态的、积极的对话方式来延伸物品涉及到的含义和思考，这样就将问题深入进去，特别是，讨论也不是茶话会那种的泛泛而谈，是以主题的具体、论者的广泛、问题的深化来呈现的。所以有人说，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新变化是论坛在美术馆、机构空间的出现，它们不再是学府里、课堂上的那种言说方式，而是进入到作品现场的构成中，进入到鲜活的视觉思维与思想中，将视觉思维的能力重新拓展。所谓新的知识生产就是这样的意思，正如历史上如果没有美术馆的出现，很多美术作品无法进入到这样的机制中进行系统比对研究；因为有了这样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个屋檐下的空间同步，使得西方的美术史写作出现了。如沃尔夫林的《艺术史写作原理》提出的各种风格范式概念，如果没有美术馆对作品的呈现，断不能产生这样的联想和思考。
而在今天，展览与美术馆、艺术机构共同在促进新的思想产生，能够有促进思考的展览是好展览，能够提出问题的论坛是各种展览有意义的事情。缺了这样一个关联，也就无法深入表现要探讨的内涵和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艺术已经提出了非常广泛的议题有待于各种学科的介入，而多学科的学者也需要放下身段来认真对待当代艺术何以为、何以严肃地言说我们的世界。今天在中国，是艺术家更愿意学习了解多学科的理论与思想，而多学科的研究者却少有积极地介入到当代艺术里来，总有一种情结认为这样的当代艺术不值得费力、费思，或者对于艺术的理解非常偏狭，从表面、从表面的混乱去看，甚至从与时代脱节的陈旧艺术观念上去看。这在一些学者的介入姿态和言论中能够发现这一点，要么不是不到位，要么就是言不由衷、缺乏力度。当代艺术是一个促进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话题和契机，它一方面不守规矩、时时打破我们的视觉习惯，一方面它又需要从理论的思辨角度予之以新的思考。这方面的契合就是一种机会，是相互观照与渗透的机会，而不是单方面的受惠。
从这一点去反思，我们国内对于某些展览还停留在评论作品，或散谈的状态，这与成为展览及作品对象一个组成部分的对谈、论辩有很大的质的差别。让交流与谈话成为一种艺术方式，是需要肯定和实践的，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曾在北京维他命空间组织过与艺术家对谈，一对一的马拉松式对话，即是作为展览的形式。从另一个角度讲，凡是在这方面进行过多学科、多论题探讨与项目的，都会在当代艺术的格局中胜出，都会显示出一种介入当代社会各种论题的锐利和当下性。其实，这样艺术不仅为艺术，多学科介入艺术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问题，找出答案并不是目的，甚至很多时候暂时得不出答案，但人的积极姿态和主动性决定了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变化了的时代，而是要以变化的姿态和陈述来显示人的价值。
说到底，让艺术性减少，是为了让问题突出；当问题被廓清一些时，艺术才多显露了一点；当没有问题了，艺术也就不存在了。
文/王春辰
最近比利时、英国、德国的策展人来央美美术馆讨论展览的事情，他们的谈话与方案都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强调多学科性、当代社会的多层面性。他们在组织、策划展览时不再单纯以艺术特征为主，因为今天的问题不是艺术性可以回应的，而是以艺术的方式和展览的方式将我们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各种话题、遇到的各类挑战都纳入到关注的视野之内，不是就艺术谈艺术，倒是以艺术的名义来讨论问题。所以，以艺术的名义不是一个消极的借口，而是成为具有正当理由的一种新表达。
今天的艺术愈加在不同的分歧上拉开距离，而不是在所谓的艺术概念下统一起来。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我们增加对名为艺术的东西的认识尤其重要，因为在我们的创作与批评话语中常常将不同类的东西混同起来，有时纠结在一起。这些方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关键在于今天的这个快节奏、多变化的时代里，什么样的“艺术”表现和追问更加满足人类思考的一个侧面，这也成为并不是名为艺术就是艺术的一道悖论题。
德国和欧洲最近几年举办了若干次博伊斯的回顾展，也意在重新认识他和他的艺术，特别是他有无新的意义，在面对这么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博伊斯是思想者的行动，而不是艺术性含义的表演。这一点需要身处东方的我们从其内在实质意义上去理解、去深思，因为我们的问题只有更多，而不是更少，或者说我们更没有理由沉溺在艺术性的虚假愉悦中。后者仅仅是一种日常消费习惯，是一种掐去了思维能力的唯美主义陶醉，它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自觉意识有百害无一利：它们不刺激人的神经，却让人麻木在感官的满足中；当人的心灵不能被震动时，他们对社会的麻木也是必然的。艺术的社会性不等于庸俗的社会学，恰恰是精神力量的在场和独立的反思与批判能力的体现，在中国重新提倡以艺术的名义进行社会性的社会批判，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没有这一层面的对当下社会弊端的清醒意识，就很难界定一种质的区别性的当代艺术；以艺术的名义向来都有真假之别，真的必然是以精神与自由的价值出现，以问题的切入与思考为关键。表面上，不同学科的讨论被混杂在一起，算不得“艺术”，但恰恰是这些看似非艺术的东西（无论是物质对象，或语言讨论）切入到了我们的思维深处，在触击、在考量我们的思维惯性，在深层次上改变着我们的观察与思维角度。这也是这些国际策展人在策划展览时一再强调的，从作品对象延展开，进行深入的研讨、论坛、对话、成立工作坊，这些又构成了当代艺术的新的维度，即空间成为视觉与语言言说、交流的场所，而不仅仅是对象在空间中的沉默呈现。相反，是用动态的、积极的对话方式来延伸物品涉及到的含义和思考，这样就将问题深入进去，特别是，讨论也不是茶话会那种的泛泛而谈，是以主题的具体、论者的广泛、问题的深化来呈现的。所以有人说，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新变化是论坛在美术馆、机构空间的出现，它们不再是学府里、课堂上的那种言说方式，而是进入到作品现场的构成中，进入到鲜活的视觉思维与思想中，将视觉思维的能力重新拓展。所谓新的知识生产就是这样的意思，正如历史上如果没有美术馆的出现，很多美术作品无法进入到这样的机制中进行系统比对研究；因为有了这样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个屋檐下的空间同步，使得西方的美术史写作出现了。如沃尔夫林的《艺术史写作原理》提出的各种风格范式概念，如果没有美术馆对作品的呈现，断不能产生这样的联想和思考。
而在今天，展览与美术馆、艺术机构共同在促进新的思想产生，能够有促进思考的展览是好展览，能够提出问题的论坛是各种展览有意义的事情。缺了这样一个关联，也就无法深入表现要探讨的内涵和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艺术已经提出了非常广泛的议题有待于各种学科的介入，而多学科的学者也需要放下身段来认真对待当代艺术何以为、何以严肃地言说我们的世界。今天在中国，是艺术家更愿意学习了解多学科的理论与思想，而多学科的研究者却少有积极地介入到当代艺术里来，总有一种情结认为这样的当代艺术不值得费力、费思，或者对于艺术的理解非常偏狭，从表面、从表面的混乱去看，甚至从与时代脱节的陈旧艺术观念上去看。这在一些学者的介入姿态和言论中能够发现这一点，要么不是不到位，要么就是言不由衷、缺乏力度。当代艺术是一个促进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话题和契机，它一方面不守规矩、时时打破我们的视觉习惯，一方面它又需要从理论的思辨角度予之以新的思考。这方面的契合就是一种机会，是相互观照与渗透的机会，而不是单方面的受惠。
从这一点去反思，我们国内对于某些展览还停留在评论作品，或散谈的状态，这与成为展览及作品对象一个组成部分的对谈、论辩有很大的质的差别。让交流与谈话成为一种艺术方式，是需要肯定和实践的，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曾在北京维他命空间组织过与艺术家对谈，一对一的马拉松式对话，即是作为展览的形式。从另一个角度讲，凡是在这方面进行过多学科、多论题探讨与项目的，都会在当代艺术的格局中胜出，都会显示出一种介入当代社会各种论题的锐利和当下性。其实，这样艺术不仅为艺术，多学科介入艺术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问题，找出答案并不是目的，甚至很多时候暂时得不出答案，但人的积极姿态和主动性决定了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变化了的时代，而是要以变化的姿态和陈述来显示人的价值。
说到底，让艺术性减少，是为了让问题突出；当问题被廓清一些时，艺术才多显露了一点；当没有问题了，艺术也就不存在了。
艺术的方式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就王春辰先生的《艺术在淡化，论题在增加》质疑“问题介入艺术的程度
宋文翔/文
近日在艺术国际网上看到王春辰先生的博文《艺术在淡化，论题在增加》（发表在《东方艺术大家》2011年第8期），该文介绍西方策展人在面对策展时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策展方式，即把展览当做引发公众思考、讨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平台，放弃艺术以展示艺术性的传统，“以艺术的方式和展览的方式将我们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各种话题、遇到的各类挑战都纳入到关注的视野之内，不是就艺术谈艺术，倒是以艺术的名义来讨论问题。”读完之后很是疑惑，艺术不再谈艺术，而在谈社会问题，笔者揣测这难道是艺术已经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还是这可能是未来的艺术发展一种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问题的解决就多了一种既浪漫又实惠的方式。笔者在想，难道冠名以“艺术的名义”出发就能让艺术真的变得神圣起来，艺术在论题介入后变得竟然可以强大到无所不能：居然能把各种时代问题、话题和挑战通过艺术的方式统统予以解决？
虽然，王春辰先生以“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来提醒我们要更新艺术的观念，的确，在艺术的发展历程中，艺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随着时代观念而进一步拓展，已经突破了艺术概念最初出现时的寓意。不过，笔者疑虑：仅仅以“艺术”的表现和追问引起一定的思考就能解决人类几千年来无法解决的一些本质问题吗？毕竟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只是一个“小众”的方式而已，艺术能担当得起此重任吗？即使众多艺术家们有为社会宏大叙事群策群力的愿望，但社会大众能够认可艺术的此种担当吗？这让我想起了哲学曾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启蒙作用。本来按照道理，哲学是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能够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哲学的高调作用曾几何时是那么受社会的器重，但目前的现实是哲学在应用解决日新月异的人类社会问题时同样乏善可陈，在自然科学面前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并且在社会意识形态里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微乎其微了，从哲学系在各个大学中的地位就能反映出哲学的这种没落。哲学的这种尴尬，就是它不能回答它自己是什么，这虽然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一个有着两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学科竟然直到今天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笔者担心，过分强调问题介入艺术的作用，会不会有一天会出现艺术重蹈哲学之覆辙？
以艺术的名义进行社会性的问题批判，其愿望固然极其美好，但其社会效应到底如何值得怀疑，艺术不是政治、不是哲学、表示社会学，更不是新闻学，而在当今社会，艺术的传播方式和受众面在强大的且传播迅猛的手机、网络等新媒体面前，其影响力、新鲜程度和传播速度乏力而可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起社会大众的思考，继而能改变公众观察与思维角度的艺术行为和艺术作品究竟能有多少呢？
当然，笔者认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生发社会问题的积极性，当代艺术的新维度能让许多爱好艺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并形成舆论，继而推动社会问题在公众层面的关注，就象哲学那样之所以应用社会发展时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社会大众在心灵上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但是，不是所有以艺术名义的问题都会获得社会公众的关注并推动问题的解决的，因为不是所有社会问题都适合以艺术的方式来呈现的，假如一个不成功的艺术行为或作品，不合时宜来承载一些社会问题，引发的社会公众的思考是负面的，反而会葬送该问题的解决，其结果与初衷反而是背道而驰，甚至南辕北辙。因此，如果让所谓的艺术社会化简单理解为社会的庸俗化服务，让艺术这个箩筐来装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话题和挑战，无异于痴人说梦，是一种典型的庸俗社会学。
“让交流与谈话成为一种艺术方式”对当代艺术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尤其是在近几年当代艺术的实践中，艺术创作以一定的视角和方式介入当代社会各种问题及挑战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时尚，其推动社会进步的效应和作用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时间与历史的检验，然而部分艺术批评家有意把艺术介入社会问题的功能和作用夸大，继而头脑发热地认为艺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因为艺术与社会问题的联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还是一种新生模式，起不起作用、起多大作用还不好盖棺定论。
从艺术史的发展历程来看，艺术毕竟不是社会学，没有反映社会问题的艺术创作照样留下旷世杰作，因为艺术与其它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它的审美价值，这是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表现和传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欣赏者通过艺术欣赏来获得美感，并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艺术的本体在于追求艺术性，通过社会问题介入艺术而生发艺术问题，是当代艺术的一种追求方式，如果抛弃艺术追求的本体，盲目、生硬地为追求问题而介入艺术创作，势必会导致艺术与问题的本末倒置。其实，艺术性的表达，并不会妨碍问题的凸显，相反，当问题以完美的艺术性得以烘托时，艺术创作的实施岂不是更加经典完美，并且更加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使得问题更加社会舆论化而有助于问题解决。而该文中“当没有问题了，艺术也就不存在了”这种颠覆传统思维的论断，却让笔者惊诧于想让问题替代艺术的批评家此论的动机，让艺术淡化，让问题突出，其用意是不是另有所图？
艺术不是万能的，让艺术回归艺术，而不是让艺术简单地让位于问题，假如让艺术替代其它学科的功能，社会问题能够替代艺术性成为艺术时，艺术已经不是艺术了。
——就王春辰先生的《艺术在淡化，论题在增加》质疑“问题介入艺术的程度
宋文翔/文
近日在艺术国际网上看到王春辰先生的博文《艺术在淡化，论题在增加》（发表在《东方艺术大家》2011年第8期），该文介绍西方策展人在面对策展时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策展方式，即把展览当做引发公众思考、讨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平台，放弃艺术以展示艺术性的传统，“以艺术的方式和展览的方式将我们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各种话题、遇到的各类挑战都纳入到关注的视野之内，不是就艺术谈艺术，倒是以艺术的名义来讨论问题。”读完之后很是疑惑，艺术不再谈艺术，而在谈社会问题，笔者揣测这难道是艺术已经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还是这可能是未来的艺术发展一种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问题的解决就多了一种既浪漫又实惠的方式。笔者在想，难道冠名以“艺术的名义”出发就能让艺术真的变得神圣起来，艺术在论题介入后变得竟然可以强大到无所不能：居然能把各种时代问题、话题和挑战通过艺术的方式统统予以解决？
虽然，王春辰先生以“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来提醒我们要更新艺术的观念，的确，在艺术的发展历程中，艺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随着时代观念而进一步拓展，已经突破了艺术概念最初出现时的寓意。不过，笔者疑虑：仅仅以“艺术”的表现和追问引起一定的思考就能解决人类几千年来无法解决的一些本质问题吗？毕竟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只是一个“小众”的方式而已，艺术能担当得起此重任吗？即使众多艺术家们有为社会宏大叙事群策群力的愿望，但社会大众能够认可艺术的此种担当吗？这让我想起了哲学曾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启蒙作用。本来按照道理，哲学是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能够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哲学的高调作用曾几何时是那么受社会的器重，但目前的现实是哲学在应用解决日新月异的人类社会问题时同样乏善可陈，在自然科学面前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并且在社会意识形态里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微乎其微了，从哲学系在各个大学中的地位就能反映出哲学的这种没落。哲学的这种尴尬，就是它不能回答它自己是什么，这虽然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一个有着两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学科竟然直到今天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笔者担心，过分强调问题介入艺术的作用，会不会有一天会出现艺术重蹈哲学之覆辙？
以艺术的名义进行社会性的问题批判，其愿望固然极其美好，但其社会效应到底如何值得怀疑，艺术不是政治、不是哲学、表示社会学，更不是新闻学，而在当今社会，艺术的传播方式和受众面在强大的且传播迅猛的手机、网络等新媒体面前，其影响力、新鲜程度和传播速度乏力而可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起社会大众的思考，继而能改变公众观察与思维角度的艺术行为和艺术作品究竟能有多少呢？
当然，笔者认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生发社会问题的积极性，当代艺术的新维度能让许多爱好艺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并形成舆论，继而推动社会问题在公众层面的关注，就象哲学那样之所以应用社会发展时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社会大众在心灵上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但是，不是所有以艺术名义的问题都会获得社会公众的关注并推动问题的解决的，因为不是所有社会问题都适合以艺术的方式来呈现的，假如一个不成功的艺术行为或作品，不合时宜来承载一些社会问题，引发的社会公众的思考是负面的，反而会葬送该问题的解决，其结果与初衷反而是背道而驰，甚至南辕北辙。因此，如果让所谓的艺术社会化简单理解为社会的庸俗化服务，让艺术这个箩筐来装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话题和挑战，无异于痴人说梦，是一种典型的庸俗社会学。
“让交流与谈话成为一种艺术方式”对当代艺术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尤其是在近几年当代艺术的实践中，艺术创作以一定的视角和方式介入当代社会各种问题及挑战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时尚，其推动社会进步的效应和作用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时间与历史的检验，然而部分艺术批评家有意把艺术介入社会问题的功能和作用夸大，继而头脑发热地认为艺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因为艺术与社会问题的联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还是一种新生模式，起不起作用、起多大作用还不好盖棺定论。
从艺术史的发展历程来看，艺术毕竟不是社会学，没有反映社会问题的艺术创作照样留下旷世杰作，因为艺术与其它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它的审美价值，这是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表现和传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欣赏者通过艺术欣赏来获得美感，并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艺术的本体在于追求艺术性，通过社会问题介入艺术而生发艺术问题，是当代艺术的一种追求方式，如果抛弃艺术追求的本体，盲目、生硬地为追求问题而介入艺术创作，势必会导致艺术与问题的本末倒置。其实，艺术性的表达，并不会妨碍问题的凸显，相反，当问题以完美的艺术性得以烘托时，艺术创作的实施岂不是更加经典完美，并且更加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使得问题更加社会舆论化而有助于问题解决。而该文中“当没有问题了，艺术也就不存在了”这种颠覆传统思维的论断，却让笔者惊诧于想让问题替代艺术的批评家此论的动机，让艺术淡化，让问题突出，其用意是不是另有所图？
艺术不是万能的，让艺术回归艺术，而不是让艺术简单地让位于问题，假如让艺术替代其它学科的功能，社会问题能够替代艺术性成为艺术时，艺术已经不是艺术了。
两彻底外行讨论彻底外行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