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非常瘟疫
周末去了趟鼓浪屿。真的又不一样了。像他们都在说的，又冒出很多家庭旅馆、咖啡馆、手工艺馆、小食品馆，和岛上的海鲜店、馅饼店、宰人不宰人店，争地盘，抢食。
上岛旅游的人也变了。那种组团的摇着小红旗的带着太阳帽或者斗笠或者牛仔帽的穿着小马甲的跟着喇叭走的赖在电瓶车里的满口东北腔的嗓门特大的手里拎着红红绿绿无纺布袋的，少了，扛着大相机长炮筒的穿得有范儿眼神迷离的看见老房子就钻的娇声连连背着大背包的拿着小玩意的出入赵小姐的店张三疯奶茶铺御饼屋娜雅冲着猫猫狗狗傻笑尖叫的，多了。多过一半。
多到可怖，多到我在心里由衷地感叹：文艺青年，真的就是像瘟疫一样啊……
满岛的家庭旅馆，其实就是个瘟疫。拆墙的开洞的重建的补砖头的刷彩色漆的打标语口号的，全都一路货色，借盘活旅游资源之名行破坏之实，以小资情调谋杀古典情怀。旅馆可开，鼓浪屿上开旅馆，不是没有道理，遗憾的是，这一拨又一拨浪潮，完全陷于无监管状态——我指的不仅是政府监管，工商监管，这些都有，我指的是文化监管。
想想看，一个正在申报世遗的地方，任凭大批本土和外来的文艺青年和小资进驻，从个人兴趣出发，变相改造，遍地开花，却没有相对严格的专家审核和尺度把关，那会是何等可怕的一种局面。
鼓浪屿上原住民迁出的进程，由此又会往前迈进有力一步。商业的力量，文艺青年刨根究底掘地三尺运用三寸不烂之舌的力量，比政府撤去医院学校釜底抽薪的力量，还会来得强大。
素来我对文艺青年和小资都有好感，本来嘛，追求点精致生活喜欢点音乐电影文学，总比大老粗强，况且我自己也常常被视作其中一员，我亦不加否认。可是这一两年来，看文艺青年们搞创意市集，搞来搞去都是些笔记本小布偶搪瓷罐，不仅不实用还超贵超黑，看文艺青年们搞独立音乐，自己捧红些小独立小清新不够，还要拉扯些名不见经传的老外飘洋过海卖艺来，一种腔调百种分身，看文艺青年们搞杂志搞电影搞摄影搞低碳搞豆瓣搞城画搞丽江搞婺源搞铜锣湾巷搞艺术空间搞张悬搞陈升搞林一峰搞浪游搞寂寞搞曾哥春哥搞科学松鼠会搞设计中的设计搞桌游搞话剧……搞什么死什么，不死也烦。如今，搞到鼓浪屿上来了。瘟疫一样，所到之处，人畜皆灭，空留文艺一幌子而已。
3月刊的《明日风尚》，主题文章正是厦门。我猜想采访者经历的一种过程：他们大概慕厦门名而来，同城画一样，可能要追究所谓慢城生活的魅力所在，到得厦门，却听到几位地头蛇的抱怨，说如今的厦门已经不是厦门，如今的鼓浪屿已经不是鼓浪屿，待街头巷尾实地一转，果然如此，于是转换了采访角度和文章立场，从批判现实主义入手检讨一座被神化的城市和一座被神化的岛屿。这一组文章，虽然还是免不了管中窥豹以及被地头蛇利用之嫌，但无论如何，大概算是多年来采写厦门最为深入探讨最为深刻的一次，尤其能感觉到写作者对于一种即将被毁灭的美好事物的痛惜之情。可惜的是，他们不明白，毁灭这一切的，不仅是不恰当的定位和规划，还有如瘟疫一般席卷而来的文艺青年。一切都那么矛盾：引导这次批判的地头蛇们，同是道地文青，他们的话掷地有声：如果这地方像丽江一样被搞臭的话，大不了我们走，反正我们总在路上。可见文艺青年也是深受文艺青年之苦——前者大抵是能够代表文艺青年最先进的生产力的那一拨人。
总是在路上的文艺青年们，他们到厦门朝圣鼓浪屿享受慢生活，朝的什么圣享的什么受呢？文艺青年上鼓浪屿，必去某鱼丸店，其实那店里的鱼丸和海蛎饼，烂到不能再烂，本地人摇头撇嘴的物事，被鱼丸店里的年轻后生们到网络一炒，就炒红了；文艺青年上鼓浪屿，一般要追寻传说中的张三疯，此前那是一只肥猫，被饲养起来供小女生们可爱，后来演变为一个商标一家店，卖奶精做的奶茶，难喝，超贵；文艺青年上鼓浪屿，见了老头老太就狂拍，以为这儿就是个大博物馆，所有濒临绝迹的物事，都是他们旅途中的美好，全然不理会原住民的尴尬和苦楚；文艺青年上鼓浪屿，住家庭旅馆搜咖啡馆，他们要的不是一种文化的感染一种生活的浸润，要的是旅途和岁月的纪念品——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我回去了。他们像瘟疫一样席卷神州大地，所有观览如露如电，等着在暖暖的壁炉前垂着白发细细回味自己有滋有味的一生。总而言之，文艺青年缺乏辨别力和热诚，他们要的是有滋有味，并不完全理会真假好坏，这就是为什么会涌现那么多无辨别力和审美感，对这座岛毫无热诚的家庭旅馆和咖啡馆的大原因。
本质上，文艺青年缺乏热爱。这是我的结论。“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问题可以划分开很多东西，比如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比如说愤青和爱国者，比如说文艺青年和艺术家、审美者。颠覆现实的热爱和牺牲，文艺青年是不喜的，亦做不到，他们要的只是美好的一面，生活的一张皮。打个比方，就像是这次上岛，我目见某一个咖啡馆橱窗里的一个布偶，一拨又一拨的文艺青年拿着大相机狂拍——这个场景，只有情趣，毫无情感。
也许在未来，被文艺青年们改变的鼓浪屿，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情趣之岛，所有富有情趣的事物都会在那里堆积，可是关于一座城市沉淀了多少年的情愫，培养了多少年的情怀，和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对这座城市真正的情感，都会被忽略，被遗忘。
3月号《明日风尚》“厦门”专题，值得关注。
来源：黃粱一夢二十年
周末去了趟鼓浪屿。真的又不一样了。像他们都在说的，又冒出很多家庭旅馆、咖啡馆、手工艺馆、小食品馆，和岛上的海鲜店、馅饼店、宰人不宰人店，争地盘，抢食。
上岛旅游的人也变了。那种组团的摇着小红旗的带着太阳帽或者斗笠或者牛仔帽的穿着小马甲的跟着喇叭走的赖在电瓶车里的满口东北腔的嗓门特大的手里拎着红红绿绿无纺布袋的，少了，扛着大相机长炮筒的穿得有范儿眼神迷离的看见老房子就钻的娇声连连背着大背包的拿着小玩意的出入赵小姐的店张三疯奶茶铺御饼屋娜雅冲着猫猫狗狗傻笑尖叫的，多了。多过一半。
多到可怖，多到我在心里由衷地感叹：文艺青年，真的就是像瘟疫一样啊……
满岛的家庭旅馆，其实就是个瘟疫。拆墙的开洞的重建的补砖头的刷彩色漆的打标语口号的，全都一路货色，借盘活旅游资源之名行破坏之实，以小资情调谋杀古典情怀。旅馆可开，鼓浪屿上开旅馆，不是没有道理，遗憾的是，这一拨又一拨浪潮，完全陷于无监管状态——我指的不仅是政府监管，工商监管，这些都有，我指的是文化监管。
想想看，一个正在申报世遗的地方，任凭大批本土和外来的文艺青年和小资进驻，从个人兴趣出发，变相改造，遍地开花，却没有相对严格的专家审核和尺度把关，那会是何等可怕的一种局面。
鼓浪屿上原住民迁出的进程，由此又会往前迈进有力一步。商业的力量，文艺青年刨根究底掘地三尺运用三寸不烂之舌的力量，比政府撤去医院学校釜底抽薪的力量，还会来得强大。
素来我对文艺青年和小资都有好感，本来嘛，追求点精致生活喜欢点音乐电影文学，总比大老粗强，况且我自己也常常被视作其中一员，我亦不加否认。可是这一两年来，看文艺青年们搞创意市集，搞来搞去都是些笔记本小布偶搪瓷罐，不仅不实用还超贵超黑，看文艺青年们搞独立音乐，自己捧红些小独立小清新不够，还要拉扯些名不见经传的老外飘洋过海卖艺来，一种腔调百种分身，看文艺青年们搞杂志搞电影搞摄影搞低碳搞豆瓣搞城画搞丽江搞婺源搞铜锣湾巷搞艺术空间搞张悬搞陈升搞林一峰搞浪游搞寂寞搞曾哥春哥搞科学松鼠会搞设计中的设计搞桌游搞话剧……搞什么死什么，不死也烦。如今，搞到鼓浪屿上来了。瘟疫一样，所到之处，人畜皆灭，空留文艺一幌子而已。
3月刊的《明日风尚》，主题文章正是厦门。我猜想采访者经历的一种过程：他们大概慕厦门名而来，同城画一样，可能要追究所谓慢城生活的魅力所在，到得厦门，却听到几位地头蛇的抱怨，说如今的厦门已经不是厦门，如今的鼓浪屿已经不是鼓浪屿，待街头巷尾实地一转，果然如此，于是转换了采访角度和文章立场，从批判现实主义入手检讨一座被神化的城市和一座被神化的岛屿。这一组文章，虽然还是免不了管中窥豹以及被地头蛇利用之嫌，但无论如何，大概算是多年来采写厦门最为深入探讨最为深刻的一次，尤其能感觉到写作者对于一种即将被毁灭的美好事物的痛惜之情。可惜的是，他们不明白，毁灭这一切的，不仅是不恰当的定位和规划，还有如瘟疫一般席卷而来的文艺青年。一切都那么矛盾：引导这次批判的地头蛇们，同是道地文青，他们的话掷地有声：如果这地方像丽江一样被搞臭的话，大不了我们走，反正我们总在路上。可见文艺青年也是深受文艺青年之苦——前者大抵是能够代表文艺青年最先进的生产力的那一拨人。
总是在路上的文艺青年们，他们到厦门朝圣鼓浪屿享受慢生活，朝的什么圣享的什么受呢？文艺青年上鼓浪屿，必去某鱼丸店，其实那店里的鱼丸和海蛎饼，烂到不能再烂，本地人摇头撇嘴的物事，被鱼丸店里的年轻后生们到网络一炒，就炒红了；文艺青年上鼓浪屿，一般要追寻传说中的张三疯，此前那是一只肥猫，被饲养起来供小女生们可爱，后来演变为一个商标一家店，卖奶精做的奶茶，难喝，超贵；文艺青年上鼓浪屿，见了老头老太就狂拍，以为这儿就是个大博物馆，所有濒临绝迹的物事，都是他们旅途中的美好，全然不理会原住民的尴尬和苦楚；文艺青年上鼓浪屿，住家庭旅馆搜咖啡馆，他们要的不是一种文化的感染一种生活的浸润，要的是旅途和岁月的纪念品——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我回去了。他们像瘟疫一样席卷神州大地，所有观览如露如电，等着在暖暖的壁炉前垂着白发细细回味自己有滋有味的一生。总而言之，文艺青年缺乏辨别力和热诚，他们要的是有滋有味，并不完全理会真假好坏，这就是为什么会涌现那么多无辨别力和审美感，对这座岛毫无热诚的家庭旅馆和咖啡馆的大原因。
本质上，文艺青年缺乏热爱。这是我的结论。“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问题可以划分开很多东西，比如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比如说愤青和爱国者，比如说文艺青年和艺术家、审美者。颠覆现实的热爱和牺牲，文艺青年是不喜的，亦做不到，他们要的只是美好的一面，生活的一张皮。打个比方，就像是这次上岛，我目见某一个咖啡馆橱窗里的一个布偶，一拨又一拨的文艺青年拿着大相机狂拍——这个场景，只有情趣，毫无情感。
也许在未来，被文艺青年们改变的鼓浪屿，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情趣之岛，所有富有情趣的事物都会在那里堆积，可是关于一座城市沉淀了多少年的情愫，培养了多少年的情怀，和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对这座城市真正的情感，都会被忽略，被遗忘。
3月号《明日风尚》“厦门”专题，值得关注。
来源：黃粱一夢二十年
大龄文青之常见的批评爱好人格分裂症.一群精神病人在一精神病院.一个呆里面太久的人,偶尔会对着其他病人大骂,你他门他妈的,整天数星星,对着镜子说话,装哈罗可提,吃饭不好好吃,吃药要不不吃要就一吃吃一瓶,烦不烦啊?老子看见就烦..骂完之后,自己对着马桶开始聊,聊这家医院的历史,还有那悠久的耐人寻味的传统文化.
文青的问题是还文青得不到位
豆瓣上有篇热文：文艺青年，非常瘟疫。写得挺好的，被一千多人推荐，足见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文中说到：
看文艺青年们搞创意市集，搞来搞去都是些笔记本小布偶搪瓷罐，不仅不实用还超贵超黑，看文艺青年们搞独立音乐，自己捧红些小独立小清新不够，还要拉扯些名不见经传的老外飘洋过海卖艺来，一种腔调百种分身，看文艺青年们搞杂志搞电影搞摄影搞低碳搞豆瓣搞城画搞丽江搞婺源搞铜锣湾巷搞艺术空间搞张悬搞陈升搞林一峰搞浪游搞寂寞搞曾哥春哥搞科学松鼠会搞设计中的设计搞桌游搞话剧……搞什么死什么，不死也烦。如今，搞到鼓浪屿上来了。瘟疫一样，所到之处，人畜皆灭，空留文艺一幌子而已。”
有些事情搞砸了，未必可以栽到“文青”的头上。文化的污染，其实想想最为恐怖的还是政府部门的借文化之名，所开展的各种开发，比如形形色色的”XX搭台，经济唱戏“。或者是商家对文化赤裸裸的围剿，比如在千年古刹外弄的温泉洗浴。相对于这些，文青们的一些”祸害“，实在算不得什么公害，不至祸国殃民。恰恰相反，应该继续创造条件，让他们文青、文中、文老得更到位一些。
我们人活着，大多是要追求自我改善的。有时候这么去做，做得又还不够，在道德上，他人便嘲笑这是伪君子，可是一个努力变好，在这个过程当中进三步退两步的伪君子，是好过一个一心不想好的真小人的，好歹一个是追求相应的原则，而自身尚有差距，一个索性就是胡作非为，天不怕地不怕了。前者伪着伪着，没准弄假成真，而后者却始终赖在那里不肯进步，或者索性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最终在潮来潮往后留下来，变成人渣。
在文化艺术上也是一个道理，当有人去变成一个文青的时候，先不要去打压他（她）吧。就算一个纯种的暴发户，当他开始造一个书橱，把些名著搬进家里的时候，那好歹也是认识到文化的价值。这些书，好歹能改变他们当中哪怕是百分之一的人。对于社会而言，一个人有些精神的追求，长久来看，是福不是祸。如果你的隔壁住的邻居是一个文青，谢天谢地吧，总比住着一个真流氓要好。当然又文青又流氓的人也有，不过毕竟是少数。
文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是一定有的，就比如搞来搞去，就是些笔记本小布偶搪瓷罐。在我看来，这中间也有一些不甘绝望，不甘平庸，想做点不同的事情来，想超出自己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当然是好事。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大家精神上的追求越来越多，大部分时候，这会带来一些好的改变。据说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出头之后，随即寻找与之相应的精神生活，比如他们也想听听平日贵族和皇家们听的室内乐，但是他们人数众多，无法办这些室内乐，于是便有了规模更大的交响乐。
只不过生活的一个反讽，是在很多人同样在做这种追求的时候，大家集体变成了新的平庸。由于“找北针”还没有发明出来，在这些追求的过程人们其实也是糊涂的，不知道到底该怎样，于是互相抄袭，渐渐地小众就变成了大众，追求堕落为拙劣模仿。这不是态度问题，大抵是能力问题。不是文艺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很崇尚同质化的一个民族，不怎么相信个性化。什么好的事情传过来，或是被人做出来，大家便一哄而上，最后变味，变色，甚至变态。
再者，”文艺青年“的标签其实也是含糊的。我想很多人有时候说的可能是”中产阶级“情调，小资这些。我不知道中国到底有没有中产阶级，但是所谓中产阶级的情调，在现代派的文学作品里是一直饱受批评的。我以前翻译《万灵节》，里面的”文艺女青年厄娜就说过这么一段话：
"人们都陷入了致命而肤浅的无思考状态，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体存在，去看同样的笑话，猜同样的字谜，买同样的书（通常买了不读）。他们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地做这一切，叫人郁闷不已。她认识的所有人都在练瑜珈，去巴厘岛休假，做指压按摩。他们忙忙碌碌参加各种活动，在家根本呆不住。很少有人能够享受独处。"
大家对照着看一下，这段话说的是不是你？所以《万灵节》里的几个哥们姐妹去选择了一种不一样的”文青方式“，那里的摄影师，女博士，哲学家，甚至酒馆老板，是真正的文化人，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意义。具体情况我就不剧透了，可以去买此书，权当我这是一植入式广告好了。（书评：每个人都被万灵环绕）。
真正的文艺青年通常是和当时的流行趣味背道而驰的，就比如现在很被文艺青年追捧的赛林格，他当初和往后，又是怎样的文青呢？看看《麦田守望者》便知。
”休闲“和”文艺“的冲突，其实不关文艺什么事。但是这样的冲突，各国皆有，斯坦福大学文学老师 Elif Batuman就称她选择了”文学之路“，是对于”休闲暴政“（tyranny of leisure)的一种反拨。在《The Possessed: Adventures With Russian Books and the People Who Read Them》一书中，她说她在土耳其祖母的家里偶然发现了一本《安娜·卡列宁娜》，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此后偶然走上了文学道路。她感叹，“托尔斯泰在写这小说的时候，他是无所畏惧的，他才不管周围人是去玩飞碟还是去烧烤了，小说中的任何人都不会像我这样被休闲的暴政压迫着。”
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用词问题，恰恰相反，那些蝗虫一样涌到鼓浪屿各地的瘟疫一般的文青，恰恰是因为文青得不够到位才变成”瘟疫“的吧。反过来想，好，做文青又祸害又没好处又被人笑话，大家都别这么做了，那会怎样？
如上所述，我想不如让一部分文青的人，走得更远一点。Batuman老师这种文青开始变成了一个日后定当影响很多人的文艺学者，而那些不顾周围人休闲的托尔斯泰之流，索性就写出了一个后面无数代人的精神家园。
当然，大部分文艺青年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可是这有如何呢？我想如果大家都去做文青，不知不觉让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一些，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当然，我也可能天真了点。不过这样的希望我是常有的。有一年的圣诞节，我在西弗吉尼亚州只有几万人的一个小城亨廷顿，去教会，看到在表演大型清唱剧。然后我去公园，看到在表演露天的音乐剧《俄克拉荷马》。去博物馆，里面有几拨人在表演，一群老太太在唱圣歌，一群高中生的乐队在表演，一群小孩在表演什么话剧。
让我极为震撼的是，这里每一个人似乎都多才多艺，而且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个个表演起来都十分专业，比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节目都好看。那是不是我们华人素质不行呢？我发觉也不是，比如我们去华人的教会，发觉港台的同胞就比我们这一代出来的人多才多艺。大部分人都能弹一手钢琴，老夫一路考试过来，成绩全优，可是五线谱都不识。好在越到后来，发觉新来的年轻学生就和我们这一代完全不同。进步是明显的。
据说俄罗斯也一样，不管他们经济怎样，大部分人能歌善舞，大部分人说起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来，都如数家珍。这就是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的一个表现。中国人这些年来，骨子里是不把精神的东西当回事的。老舍的小说《二马》里，老马是一基督徒，可是后来过节，洋人送一圣经给他，他气得要死，因为圣经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我们现在都在补课。就如同王小波说的，重新去找”精神家园“。”文艺青年“的拙劣模仿是有点让人头痛，不过如果因噎废食，废弃各样的追求，那又能怎样呢？
转自：南桥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