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的博客
柏林有点像北京，大大的城长长的路，拥有一半受过共产主义洗涤的建筑。提包的居民和背包的游客在一日百变的天气里一起暴走，恼人的大风在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里照常吹拂。
这些条件反射式的印象稀释了我对柏林的好感，但除此之外，在柏林旅行绝对是一种很奇异的经验。
提前安排的行程里，柏林墙、查理检查站、犹太人纪念碑纪念馆都是必去的景点。在古老欧洲的历史文化积淀中，这些现代的发明忝列其间，构成了柏林最醒目的标记。任何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会花一些时间试图在大街小巷发现柏林各奔东西的痕迹，这些痕迹依然以各种形态留存在城市的纹路里。在柏林墙的旧地，在犹太人生活的街区，在景点的介绍，在博物馆里的语音导览，在路边突然伫立的半边残破的建筑，在街角一簇纪念翻墙死难者的花丛。
此时的旅行就很难再是简单的散心、观光或者猎奇。游客拿着地图、举起相机、吃着路边买来的香肠，但情绪里总会有一点慎重。尤其行走在犹太人纪念碑时，越往里走，两旁的石块越来越高，人就会被棺木一样的石块所淹没，好像走进了众人的坟墓，你便会自然而然地低头，感到恐惧。置身于这样生动而可怖的情境，酷烈的历史扑面而来，很难无动于衷。
即便不故意去拜访这些地点，你也会和这样的情绪不期而遇。二战已经成了柏林最“显赫”的身世，是这座城市最清晰的断代。每一座建筑都在讲述两个故事，一个战前，一个战后。
战后柏林的城市建筑无疑是围绕着重建而展开，建筑师们云集在这里，修复柏林。英国设计师福斯特负责帝国国会大厦的改造，曾经的纳粹国会纵火案现场如今成了观光圣地，每天都有游客排长队进入参观，在玻璃穹顶俯瞰全城，德国人舒尔特斯则在旁边建造了新的总理府，弗里茨·迈恩哈特主持改造受损的柏林市政厅，总统府、外交部等政府机构纷纷改建或搬迁，波茨坦广场被前卫的SONY CENTER盘踞，博物馆、纪念碑和纪念品商品也纷纷在战争遗迹的周边生长。
最著名的例子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座落成于1895年的地标式建筑在1943年遭盟军轰炸，几成一片废墟，只剩下一座被掀掉屋顶的钟楼，20多年后的重建设计竞赛引起了柏林人的反对，他们希望保留遗址，最后，胜出的设计师艾尔曼做出妥协，他的充满现代感的计划仅在残骸周围实施。但视觉冲突依然存在，因此柏林人将周围的新教堂戏称为“粉盒”和“口红”。所幸的是，中间的旧钟楼依然高耸，它被改造成纪念馆，墙上的弹孔、断裂的楼梯、破碎的窗户、掉落的耶稣像一一陈设，塔楼大铜钟的时针和分针也永远停留在炮弹爆炸的那一刻。展览前言第一段就写道：“这不是一座博物馆，它是一个纪念、沉思与训诫的地方。”
或许我更想说的是，作为伤口的柏林并不苦大仇深，因为两个故事总是同时被讲述，一个关于毁灭，一个关于重生。
几日的游览，得出如此壮烈的结论，太过草率。但对于那些每天在柏林过活的人们来说，恐怕这样的感受已经潜入日常起居，成为习惯，作为现代生活的前史。每一次为游人指路，每一次回答“柏林墙在哪里”，每一次从某处残垣走过，每一次翻开旧照片，甚至每一次交谈每一次自我介绍，他们都会潜意识般地落入二战的时空坐标，它结构了他们的记忆，于是，作为伤口的柏林与柏林人，便会自觉地记住，不自觉地忘不掉。
二战、种族隔离的伤疤就袒露在这里，被包扎，不痊愈。
这就是柏林特别的地方，在欢愉的同时保持严肃，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后望。对柏林来说，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市区的井盖上就只会刻着勃兰登堡门、电视塔等等正大光明的符号，但这座城市的伤却那么让人过目不忘。如果“爱”是绝对政治正确的主题，那么柏林却一再地提醒：我们曾经仇深似海。
当然，柏林也有国际大都市的风华绝代，但那些都是在全球化的年代里司空见惯的风景，如果你心血来潮想要舔抵现代人类的那处伤口，欢迎去柏林。
柏林有点像北京，大大的城长长的路，拥有一半受过共产主义洗涤的建筑。提包的居民和背包的游客在一日百变的天气里一起暴走，恼人的大风在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里照常吹拂。
这些条件反射式的印象稀释了我对柏林的好感，但除此之外，在柏林旅行绝对是一种很奇异的经验。
提前安排的行程里，柏林墙、查理检查站、犹太人纪念碑纪念馆都是必去的景点。在古老欧洲的历史文化积淀中，这些现代的发明忝列其间，构成了柏林最醒目的标记。任何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会花一些时间试图在大街小巷发现柏林各奔东西的痕迹，这些痕迹依然以各种形态留存在城市的纹路里。在柏林墙的旧地，在犹太人生活的街区，在景点的介绍，在博物馆里的语音导览，在路边突然伫立的半边残破的建筑，在街角一簇纪念翻墙死难者的花丛。
此时的旅行就很难再是简单的散心、观光或者猎奇。游客拿着地图、举起相机、吃着路边买来的香肠，但情绪里总会有一点慎重。尤其行走在犹太人纪念碑时，越往里走，两旁的石块越来越高，人就会被棺木一样的石块所淹没，好像走进了众人的坟墓，你便会自然而然地低头，感到恐惧。置身于这样生动而可怖的情境，酷烈的历史扑面而来，很难无动于衷。
即便不故意去拜访这些地点，你也会和这样的情绪不期而遇。二战已经成了柏林最“显赫”的身世，是这座城市最清晰的断代。每一座建筑都在讲述两个故事，一个战前，一个战后。
战后柏林的城市建筑无疑是围绕着重建而展开，建筑师们云集在这里，修复柏林。英国设计师福斯特负责帝国国会大厦的改造，曾经的纳粹国会纵火案现场如今成了观光圣地，每天都有游客排长队进入参观，在玻璃穹顶俯瞰全城，德国人舒尔特斯则在旁边建造了新的总理府，弗里茨·迈恩哈特主持改造受损的柏林市政厅，总统府、外交部等政府机构纷纷改建或搬迁，波茨坦广场被前卫的SONY CENTER盘踞，博物馆、纪念碑和纪念品商品也纷纷在战争遗迹的周边生长。
最著名的例子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座落成于1895年的地标式建筑在1943年遭盟军轰炸，几成一片废墟，只剩下一座被掀掉屋顶的钟楼，20多年后的重建设计竞赛引起了柏林人的反对，他们希望保留遗址，最后，胜出的设计师艾尔曼做出妥协，他的充满现代感的计划仅在残骸周围实施。但视觉冲突依然存在，因此柏林人将周围的新教堂戏称为“粉盒”和“口红”。所幸的是，中间的旧钟楼依然高耸，它被改造成纪念馆，墙上的弹孔、断裂的楼梯、破碎的窗户、掉落的耶稣像一一陈设，塔楼大铜钟的时针和分针也永远停留在炮弹爆炸的那一刻。展览前言第一段就写道：“这不是一座博物馆，它是一个纪念、沉思与训诫的地方。”
或许我更想说的是，作为伤口的柏林并不苦大仇深，因为两个故事总是同时被讲述，一个关于毁灭，一个关于重生。
几日的游览，得出如此壮烈的结论，太过草率。但对于那些每天在柏林过活的人们来说，恐怕这样的感受已经潜入日常起居，成为习惯，作为现代生活的前史。每一次为游人指路，每一次回答“柏林墙在哪里”，每一次从某处残垣走过，每一次翻开旧照片，甚至每一次交谈每一次自我介绍，他们都会潜意识般地落入二战的时空坐标，它结构了他们的记忆，于是，作为伤口的柏林与柏林人，便会自觉地记住，不自觉地忘不掉。
二战、种族隔离的伤疤就袒露在这里，被包扎，不痊愈。
这就是柏林特别的地方，在欢愉的同时保持严肃，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后望。对柏林来说，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市区的井盖上就只会刻着勃兰登堡门、电视塔等等正大光明的符号，但这座城市的伤却那么让人过目不忘。如果“爱”是绝对政治正确的主题，那么柏林却一再地提醒：我们曾经仇深似海。
当然，柏林也有国际大都市的风华绝代，但那些都是在全球化的年代里司空见惯的风景，如果你心血来潮想要舔抵现代人类的那处伤口，欢迎去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