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的“自我殖民”——质疑英二

吴味



海外华人艺术人士英二就中国当代艺术界对国家成立“当代艺术院”及其加封众多“院士”行为的强烈批评，写了一篇辩护文章《“中国问题”和中国当代艺术》（以下引文未注明者皆出自该文）【1】，此文对当代艺术及“中国问题”认识的荒谬之处简直数不胜数，不得不严肃清理。



一、“中国”及其“国家”内涵







英二针针对朱其对中国“国家”概念内涵的分析——“ 国家概念与具体的中国，实际上有三种意义的‘国家’，即这个‘国家’是指民主共和的中国、‘党国’集权意义的中国，还是指祖国母亲意义的中国？”【2】批评说：“这种充满殖民心态的说法有点荒谬。多少年前的八股句子了，想不到还有人在用。”并分别搬出了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和自由主义大师马克斯·韦伯的国家定义——“一切国家皆以暴力为基础”和“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来立论，这让我感到了英二理解概念的简单化、机械化。



实际上，对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就会有不同的定义，从而让人们看到事物不同方面的内涵。英二搬出的国家概念是基于暴力政治学角度；朱其的第一个“中国”国家概念是基于民主政治学角度，第二个“中国”国家概念是基于集权政治学角度，第三个“中国”国家概念是基于伦理政治学角度，三个角度有交叉，但侧重点有不同。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国家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有这样一些内涵所指（其实还有更丰富的内涵），这样的国家概念内涵分析和“殖民心态”、“八股句子”八竿子打不着，它“荒谬”在哪里？



由于对国家概念理解的简单化、机械化，所以英二以二战之后美国以国家意志（或暴力）推动了美国艺术、并左右了世界艺术潮流为由，认为“在中国的经济总量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挂牌，如果理解为国家决心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向前发展，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样是对国家与当代艺术关系的简单化、机械化乃至庸俗化理解。



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的是，二战之后美国国家意志虽然确实影响了世界艺术（现代、当代艺术）的发展潮流，但不能因此说世界现代、当代艺术在根本上是美国国家意志“左右”的产物，更不能说美国当代艺术在根本上是为了美国国家意志。美国国家意志只不过是出于冷战目的利用了美国现代、当代艺术，客观上也促进了美国现代、当代艺术，并影响了世界艺术潮流。英二的说法和河清一样完全是对当代艺术与国家关系的简单化、机械化乃至庸俗化理解，也简直是对世界当代艺术家整体人格的侮辱。某个时代的先锋艺术潮流（尤其是当代艺术）从来都是个人自由意志集中表现的产物，它在根本上是与体制（包括国家、集体等任何体制）的“制约”性质相冲突的，二战以后的世界当代艺术的发展更是如此，今天的美国当代艺术家批判国家意识形态的作品也屡见不鲜。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政治国家，其国家意志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公民社会意志，所以，美国当代艺术的自由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国家意志具有一致性，这是民主政治国家的普遍状况。尽管美国当代艺术家在主观上不一定是为了美国国家意志，但美国国家意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顺应、促进美国现代、当代艺术，并影响世界艺术潮流，这也是不奇怪的。



第三，中国是一个后极权主义国家，中国当代艺术的自由意志与中国国家意志一致性的程度很低，这与美国有着根本区别。那么针对中国国家成立“当代艺术院”，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国家决心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向前发展”，更要看到国家“决心推动”的是什么样的当代艺术，国家的“决心推动”可能给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带来的什么样伤害。这里有个利弊大小权衡的问题，比如国家可能“决心推动”的只是一些无关自由宏旨的所谓当代艺术，这样可能给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误导和混乱，反而不利于当代艺术的发展，客观上会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政治体制的民主转型非常不利。今天人们批评“当代艺术院”就是出于这种担心。



二、是“招安”还是“合谋”？







将一些“暗中契合了西方主流的心愿、而得以扶植和捧起”的“傻笑的大头像和看似无以解脱的忧郁心理”的后殖民艺术作品被当代艺术院认可视为“招安”本身就是认识的错位。那些后殖民艺术家的艺术从来就没有真正对腐朽的意识形态做过深刻的批判，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机会主义、功利主义、犬儒主义的“偷鸡摸狗”之徒（他们早期对体制的反叛也只是一种表面的、似是而非的姿态），他们得到西方的后殖民荣誉那是因为符合了西方人的后殖民东方学的需要，他们今天得到官方的认可正说明了由西方人的后殖民东方学发展而来的中国人“自我殖民”的东方学已经国家化，西方的主流艺术怎么可能“会有些伤心”？“他们（西方）也许也会感到更大欣慰”（不是“也许也会”，而是肯定）的原因是后殖民东方学已经有了合法化的中国代言人，而不用西方人自己再费劲了，却不是因为批评当代艺术院及其院士的“中国艺术群体”“站在了被西方意识形态‘招降纳叛’ 的立场”上。批评当代艺术院及其院士是批评当代艺术院将众多院士的“后殖民荣誉”作为“国家荣誉”可能对当代艺术产生的恶劣影响，那是站在反西方后殖民东方学的立场上，怎么会是“站在了被西方意识形态‘招降纳叛’的立场”上？这帮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院士”被官方认可怎么是“招安”？那是各取所需的利益“合谋”。



三、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







英二认为朱其批评罗中立强调中国当代艺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完全没有道理”，他的理由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主流文化是“偏右”的新自由主义，所以西方的当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群体）是“偏左”的；而中国主流文化还不是“偏右”的新自由主义，而是“偏左”的社会主义，因为“体制内的自由资本主义成分很难说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那么以反体制为己任的中国当代艺术就应该是“偏右”的新自由主义，但“偏右”的新自由主义恰恰是西方的主流文化，这样中国当代艺术就成了与西方主流文化一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文化一体化旗帜之下的‘极右翼中国当代艺术’”，这样中国当代艺术就会“被现世人和全球艺术同行看成笑话”。所以，英二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当代艺术要想不被世界艺术同行“看成笑话”，就应该像罗中立所强调的那样坚持“偏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英二的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的“左右观”让我甚感惊异。按他的“左右观”逻辑，当哪一天真善美成了世界文化的主流后，世界“反主流”的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是不是应该成为假丑恶呢？更让我惊异的是，深处西方的艺术人士英二居然认为人的生命的“普世价值”只是“作为自由主义者手中的圣经”，而且“已经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马脚”，并质问：“为什么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重申当代艺术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很显然，英二所理解的当代艺术就是“反国家体制”，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主张会左右变化，所以当代艺术家的立场就会左右变化，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也会左右变化。



然而，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这么变来变去吗？如果能够这么变来变去，那当代艺术岂不成了毫无独立立场的文化“墙头草”？英二似乎完全理解不了当代艺术那种指向“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核心价值观”，而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价观”必然是“普世价值”的，“普世价值”之所以是“普世价值”，就在于它体现的是人类在现有的智慧下所认识到的“人性自由终极价值”。尽管人们对“普世价值”（即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具体内涵的认识并非完美无缺、一成不变，但“普世价值”的内涵所体现的“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趋向却是不变的。即使“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马脚”，但那只是说明人类对“普世价值”认识的局限性，更说明了人类认识在不断提高。而且这样的“普世价值”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所专有，而属于全体社会（包括任何体制、意识形态和个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当代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来实施它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



由于“普世价值”在现实社会中并不与任何体制、意识形态、个人的价值观绝对的一致，也非绝对的不一致，所以当代艺术从整体上说不属于任何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个人等，它只属于它自己，它独立于任何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和个人，它对社会文化问题批判的唯一标准就是“普世价值”——“人性自由终极价值”。这样的标准导致了当代艺术与任何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性，因为任何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对个体自由都有制约性（自由是针对个体而言的），只是冲突的大小不同。所以当代艺术（家）在根本上不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意识形态左翼或右翼阵营“结盟”，当代艺术与体制、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内在价值冲突的表征。英二以为“后现代的艺术群体自然的聚集于左翼阵营”，只是看到了一种表面现象，它实际上是后现代艺术对新自由主义主流社会文化问题的独立批判，与意识形态左翼阵营的某些文化观点和社会利益具有较多一致性给人的错觉（这是民主政治国家的国情），实际上后现代艺术对社会文化问题的独立批判同样针对了左翼阵营意识形态对于自由的局限性。



正是在“人性自由终极价值”——“普世价值”的意义上，我们才批判罗中立强调中国当代艺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论调，因为当代艺术是内在地与任何意识形态主张相冲突的，何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化给人类文明（自由）造成的灾难犹在目前。这叫我们如何能够将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定位在社会主义呢？



所以，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岂是以意识形态的“左右观”能够看清楚的？



四、当代艺术与国家意识形态







由于当代艺术的自由性质，决定了它与任何体制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性，那么当代艺术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除非国家对于自由来说已经达到终极完美。但不同的国家，当代艺术与国家意识形态冲突的方式和大小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取决于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复杂内涵。对于中国来说，当代艺术应该主要表现为与怎样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呢？



英二说：“中国人曾经在一片欢呼声中打掉了铁饭碗……总算尝到了资本主义的滋味。”“在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叫好声中，瓜分了国有资产，孽生了惊人的社会贫富差距，嫁接了市场化的教育和医疗体制。套在人头上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枷锁，中国人也终于感觉到了压在美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官商连体，金权主义，权贵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态势，倒更像是美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投影。在一个市场社会，资本的控制者一定也会是政治权力的控制者，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富活力的市场。市场化过程中的国有、民间和外来资本的关系，新生的阶层关系，官商关系，农民与城市关系，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都应该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市场关系中来观察。”……在英二看来，中国的主流国家意识形态应该是自由资本主义（请注意，这与上文英二认为中国主流文化还不是“偏右”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相矛盾）。按英二的当代艺术核心价值的“左右观”，中国当代艺术应该主要表现出对自由资本主义、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



然而，且不说英二的当代艺术核心价值的“左右观”是多么的荒谬（见上述），实际上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只是针对经济体制而言，即使是经济体制的自由资本主义也是极不完善；而对政治体制来说，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哪里是什么自由资本主义？不过，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进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经济和文化）几乎都得益于中国向自由资本主义开放。我们应该深刻认识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比如官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人权危机、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枷锁等，不是因为中国向自由资本主义开放了，而恰恰是因为开放得不够，它是纠正中国“人治”建立“法治”不彻底的无奈表现，它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是多么的积重难返；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被极权折腾得连饭都吃不饱，国家几乎成了一个“茹毛饮血”的野蛮国度（现在不是已经披露了那时许多真实“人吃人”的事吗？），还能怎么谈“官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人权危机”、“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枷锁”呀? 而且，就是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人权危机”、“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枷锁”等问题难道比中国严重吗？



所以，对于诉求“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中国当代艺术来说，尽管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都会有内在的冲突，但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相对要强烈得多，这不仅因为世界历史中的社会主义与“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冲突比自由资本主义要大得多（这已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明），而且还是因为中国在政治上根本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至今无法摆脱极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影响自由的一切问题都是政治。



像英二这样表面化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左派、右派等等意识形态话语，怎么说得清楚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本质？有如何能够理清当代艺术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关系呢？



五、中国当代艺术与体制内艺术







英二是否长期生活在海外？何以对中国当代艺术与体制内艺术关系的认识如此似是而非？英二说：“在这种境内外新自由主义的巨大压力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文化艺术领域全面退守，几乎溃不成军。”事实上哪有这回事。在政治领域，政治体制几乎未有任何实质改变，民主进程举步维艰；在文化领域，体制内艺术（官方艺术、主流艺术）几乎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并几乎占有整个国家艺术资源；而真正批判性的当代艺术依然处在极其边缘化的位置，甚至就是一个小圈子内的事；即使在经济领域，依然是国有经济占有绝对优势。不过正是经济领域的一定程度的开放，才使得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还不至于铁板一块。英二只看到了当代艺术界对“当代艺术院”及其“院士”的“一片讨伐声”，为此就“很难想象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中国，或者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中还处于‘主流’地位。”却怎么不想想中国官方那种可以任意成立“当代艺术院”、任意加封“院士”的近乎绝对化的权力，以及它们可以对“一片讨伐声”无动于衷、我行我素的权力傲慢呢？怎么不想想成立“当代艺术院”以及加封那样的“院士”不正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力量对于当代艺术的操控吗？这能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几乎溃不成军”了吗？



不过，虽然中国当代艺术处在边缘，但它那种基于“普世价值”的对人性自由的诉求，正越来越显示出社会文化批判的张力，也越来越取得它的“话语合法性”和“话语权力”。所谓当代艺术的“话语合法性”只能针对“人性自由终极价值”而言，而当代艺术的“话语权力”只能是“人性自由终极价值”诉求的真理的现实张力。英二说：



“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系不仅关乎艺术，也关乎世界政治，更和国家的整体实力相关，和中国消费品地位亦有关联。若中国艺术品无地位，其他中国商品亦难获承认。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不得到真正的承认，由此而附生的品牌价值也很难得到体现。当代艺术是一国一族价值观在物质层面的指向，是当代中国的脸面。中国当代艺术以‘中国的姿态’进入国际舞台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院挂牌的宗旨所在。”



这是一种典型的艺术国家主义、艺术功利主义观念，是和当代艺术指向“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核心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我想问英二的是：将当代艺术院的“院士”们的那些获得“后殖民荣誉”的当代艺术作为“当代中国的脸面”，那中国还有什么“脸面”可言（我理解的国家“脸面”是针对公民的自由与尊严而言）？我们需要“后殖民”脸面吗？这不是说国家不能推广当代艺术，而是说国家应该以怎样的价值观推广怎样的当代艺术，并不是以任何价值观推广的当代艺术都能够为国家的“脸面”增光的。



所以，中国艺术家如何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就不是一个将“中国话题转化成国际话题”的简单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建构怎样的“文化身份”，是建构基于“普世价值”的文化身份？还是基于狭隘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价值的文化身份？如果是前者，那正是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所应该建构的，但它却不是当代艺术院所认可的那些“院士”们的具有后殖民荣誉的所谓当代艺术所建构的身份，尽管它们早已成为“国际话题”；如果是后者，那就用不着再特别费劲建构了，因为那样的身份早已普遍存在于中国体制内艺术中。



英二说：“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若想追赶和超越其它文化，就必须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而按英二的观念，中国当代艺术所要建立的文化身份是反西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身份，那在具有社会主义文化身份的体制内艺术几乎一统天下的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早已是世界“先进文化”的“三个代表”了，还用得着“追赶和超越其它文化”吗？



六、结语







到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英二的当代艺术话语完全是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冲突的，他那种荒谬的当代艺术“核心价值”的“左右观”及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错位认识，只会使国人在自我感觉良好中自我满足，自我陶醉，从而肯定并遵从社会、文化、政治的既定秩序，无法走向现代、走向自由，这正是西方后殖民主义求之不得的。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海外华人的认识大多如此，这从蔡国强、徐冰、谷文达、黄永砯、陈箴等海外华人艺术家，以及周彦、高名潞等海外华人学者中看得很清楚。我曾在《在“汉字”中迷失：艺术家与批评家》一文中说：“那些长期在海外生活的华人艺术家和学者，要比国人自我殖民、自我奴化更加到位，因为长期在海外的他们已经无法再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支柱）对人的压抑了，或者这种压抑对他们由于没有切肤之痛而无所谓了，也就很难认识到国家意识形态在当下的真实状态，他们在与异域文化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身份焦虑”中，回归表面的中国文化身份就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选择。”【3】今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海外华人的这种表面的中国文化身份诉求对于中国的唯一作用就是——“自我殖民”。



参考文献

【1】英二《“中国问题”和中国当代艺术》，《艺术国际网》“英二的艺术空间”2009年12月3日文章。

【2】朱其《为“招安”的辩解及其空洞的国家主义论》，可在网上搜索。

【3】吴味《在“汉字”中迷失：艺术家与批评家》，《艺术国际网》、《**艺术网》“吴味的艺术空间”2008年11月10日文章。

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