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拼音：zhongguo Gongren Fangtanlu
作者：賈樟柯
页数：224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09.07
书号ISBN：9789620764226
定价：US$26.00 （包含邮杂费）
内容提要
2008年，導演賈樟柯帶領攝影隊前往成都，拍攝一部名為《二十四城記》的電影。
1958年，按照毛澤東 “三線建設”的戰略部署，當時代碼為“111”的沈陽飛機發動機修理廠，奉命內遷西南，前往成都組建代碼為“420”的保密軍工廠，即後來的“成發集團”。至此，三千多名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告別沈陽，踏上了千裡西去之路。
2008年，曾經擁有三萬職工，十萬家屬的“成發集團”將土地轉讓給了一家房地產公司。這座承載著三代工人，五十年歷史記憶的工廠，將在一年內拆毀，一座名為“二十四城”的商業樓盤在這塊土地上拔地而起。
拆遷前，導演賈樟柯深入“420”廠拍攝，對近100位工人進行了採訪。他將這些訪談整理成文，為產業工人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價，留下了真實的資料。
書中長達五十年的工業記憶象一道劃痕，讓我們了解到，是誰在為中國的現代化“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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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辑 工人访谈 序（1）
其余的都是沉默
贾樟柯
我的老家山西汾阳是一个县城，地方不大，农业气息很重。每到夏天，我都要帮村里的同学麦收。一大早到了田间地头儿，就有人会发给你一把镰刀，指着眼前看不到边的一片金黄色说：这一片是你的。
人在这时候显的异常渺小，在麦浪的包围中，远远望去，任何人都只是小小的一个黑点。日落时分，努力直起弯曲太久的腰身，一边抹着汗，一边把目光投向远处。远处逆光中，柴油机厂的烟囱正高傲地冒着白烟。我就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争着进工厂当工人。
“修理地球”真苦，这是肺腑之言。那时候，工人虽然也是劳动者，但却是和机器打交道，有技术，吃供应，有劳保，还是“领导阶级”。
县里工厂不多，那时候三、四百人的柴油机厂，一、两百人的机械厂已经算是大厂了。70年代末，县城里有谁家的孩子能进到工厂里工作，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的时候会发茶叶，白糖；冬天的时候会有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香皂。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可以拿着过期的假票，跟着哥哥姐姐混进职工俱乐部去看《佐罗》。当工人也有上夜班的辛苦，但早上回家时可以顺手扯一些棉纱，放在自行车坐垫下擦自行车。可以顺手为家里磨几个不锈钢把手，或者打一把菜刀，为自家的电表顺一卷儿保险丝回来。
以厂为家的观念让大家变得公私不分，人们也乐在其中。厂里的福利房，将来铁打不变的退休金，都不止是物质好处，而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
但，这个世界有什么是铁打不变的呢？
我有几个同学在高二那年，因为县柴油机厂招工，都辍学离开学校，进工厂当了工人。那时候八十年代，一个学生能够早日走入社会，挣一份稳定的工资，能够去到围墙里头，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真让无数同学羡慕。但到了90年代中期，我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突然我的这些同学都下岗了。工厂在转制，停工，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他们拿着一、两百块钱的低保流落社会，变成浑身力气但无事可做的人。
有一年冬天回老家，看到我的一个同学和他厂里同班组的几个兄弟，在为一个家人挑煤。那时县城还很少集中供暖，家家户户要烧煤过冬。一卡车几吨煤拉来后倒在街上，这些兄弟帮着把煤从街上挑到储煤的炭房。挑完一车煤，也就能挣10块20块，还要三，四个人分。但不干这些又能做什么呢？有人去卖衣服，有人去当保安，有人在家里面打麻将，然后升级开家庭赌场。也有人犯罪，被通缉，流落异乡，至今不知身在何方。
我自己没有在工厂生活过一天，也没有在体制里讨过饭吃，但这种国营工厂凋敝所带来的影响，工人从一个社会的领导阶级被边缘化到了四处打散工的境地，这种心理的落差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时候，从工厂下岗的同学对我说：我们的境遇还不如农民，农民还有土地，有一年四季的收获，播种时有收获的希望。但危机之中的工人，或许真的就象国际歌里面唱道的：我们一无所有。
2000年前后，我特别想拍一部关于国营工厂，关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关于转型之中有关工人处境的电影。我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就叫《工厂的大门》。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以后，他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把摄影机放在雷诺汽车公司的大门口拍那些上下班的工人。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人物是劳动者。这是一个双重的伟大的传统。一方面电影开端于纪录美学，另一方面人类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存世界，第一次就把焦点对准了工人，对准了普通劳动者。电影史上，有无数这个主题的电影让我激动不已，像《偷自行车的人》。
第一辑 工人访谈 序（2）
其余的都是沉默
贾樟柯
我的老家山西汾阳是一个县城，地方不大，农业气息很重。每到夏天，我都要帮村里的同学麦收。一大早到了田间地头儿，就有人会发给你一把镰刀，指着眼前看不到边的一片金黄色说：这一片是你的。
人在这时候显的异常渺小，在麦浪的包围中，远远望去，任何人都只是小小的一个黑点。日落时分，努力直起弯曲太久的腰身，一边抹着汗，一边把目光投向远处。远处逆光中，柴油机厂的烟囱正高傲地冒着白烟。我就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争着进工厂当工人。
“修理地球”真苦，这是肺腑之言。那时候，工人虽然也是劳动者，但却是和机器打交道，有技术，吃供应，有劳保，还是“领导阶级”。
县里工厂不多，那时候三、四百人的柴油机厂，一、两百人的机械厂已经算是大厂了。70年代末，县城里有谁家的孩子能进到工厂里工作，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的时候会发茶叶，白糖；冬天的时候会有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香皂。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可以拿着过期的假票，跟着哥哥姐姐混进职工俱乐部去看《佐罗》。当工人也有上夜班的辛苦，但早上回家时可以顺手扯一些棉纱，放在自行车坐垫下擦自行车。可以顺手为家里磨几个不锈钢把手，或者打一把菜刀，为自家的电表顺一卷儿保险丝回来。
以厂为家的观念让大家变得公私不分，人们也乐在其中。厂里的福利房，将来铁打不变的退休金，都不止是物质好处，而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
但，这个世界有什么是铁打不变的呢？
我有几个同学在高二那年，因为县柴油机厂招工，都辍学离开学校，进工厂当了工人。那时候八十年代，一个学生能够早日走入社会，挣一份稳定的工资，能够去到围墙里头，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真让无数同学羡慕。但到了90年代中期，我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突然我的这些同学都下岗了。工厂在转制，停工，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他们拿着一、两百块钱的低保流落社会，变成浑身力气但无事可做的人。
有一年冬天回老家，看到我的一个同学和他厂里同班组的几个兄弟，在为一个家人挑煤。那时县城还很少集中供暖，家家户户要烧煤过冬。一卡车几吨煤拉来后倒在街上，这些兄弟帮着把煤从街上挑到储煤的炭房。挑完一车煤，也就能挣10块20块，还要三，四个人分。但不干这些又能做什么呢？有人去卖衣服，有人去当保安，有人在家里面打麻将，然后升级开家庭赌场。也有人犯罪，被通缉，流落异乡，至今不知身在何方。
我自己没有在工厂生活过一天，也没有在体制里讨过饭吃，但这种国营工厂凋敝所带来的影响，工人从一个社会的领导阶级被边缘化到了四处打散工的境地，这种心理的落差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时候，从工厂下岗的同学对我说：我们的境遇还不如农民，农民还有土地，有一年四季的收获，播种时有收获的希望。但危机之中的工人，或许真的就象国际歌里面唱道的：我们一无所有。
2000年前后，我特别想拍一部关于国营工厂，关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关于转型之中有关工人处境的电影。我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就叫《工厂的大门》。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以后，他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把摄影机放在雷诺汽车公司的大门口拍那些上下班的工人。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人物是劳动者。这是一个双重的伟大的传统。一方面电影开端于纪录美学，另一方面人类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存世界，第一次就把焦点对准了工人，对准了普通劳动者。电影史上，有无数这个主题的电影让我激动不已，像《偷自行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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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辑 工人访谈 序（1）
其余的都是沉默
贾樟柯
我的老家山西汾阳是一个县城，地方不大，农业气息很重。每到夏天，我都要帮村里的同学麦收。一大早到了田间地头儿，就有人会发给你一把镰刀，指着眼前看不到边的一片金黄色说：这一片是你的。
人在这时候显的异常渺小，在麦浪的包围中，远远望去，任何人都只是小小的一个黑点。日落时分，努力直起弯曲太久的腰身，一边抹着汗，一边把目光投向远处。远处逆光中，柴油机厂的烟囱正高傲地冒着白烟。我就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争着进工厂当工人。
“修理地球”真苦，这是肺腑之言。那时候，工人虽然也是劳动者，但却是和机器打交道，有技术，吃供应，有劳保，还是“领导阶级”。
县里工厂不多，那时候三、四百人的柴油机厂，一、两百人的机械厂已经算是大厂了。70年代末，县城里有谁家的孩子能进到工厂里工作，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的时候会发茶叶，白糖；冬天的时候会有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香皂。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可以拿着过期的假票，跟着哥哥姐姐混进职工俱乐部去看《佐罗》。当工人也有上夜班的辛苦，但早上回家时可以顺手扯一些棉纱，放在自行车坐垫下擦自行车。可以顺手为家里磨几个不锈钢把手，或者打一把菜刀，为自家的电表顺一卷儿保险丝回来。
以厂为家的观念让大家变得公私不分，人们也乐在其中。厂里的福利房，将来铁打不变的退休金，都不止是物质好处，而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
但，这个世界有什么是铁打不变的呢？
我有几个同学在高二那年，因为县柴油机厂招工，都辍学离开学校，进工厂当了工人。那时候八十年代，一个学生能够早日走入社会，挣一份稳定的工资，能够去到围墙里头，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真让无数同学羡慕。但到了90年代中期，我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突然我的这些同学都下岗了。工厂在转制，停工，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他们拿着一、两百块钱的低保流落社会，变成浑身力气但无事可做的人。
有一年冬天回老家，看到我的一个同学和他厂里同班组的几个兄弟，在为一个家人挑煤。那时县城还很少集中供暖，家家户户要烧煤过冬。一卡车几吨煤拉来后倒在街上，这些兄弟帮着把煤从街上挑到储煤的炭房。挑完一车煤，也就能挣10块20块，还要三，四个人分。但不干这些又能做什么呢？有人去卖衣服，有人去当保安，有人在家里面打麻将，然后升级开家庭赌场。也有人犯罪，被通缉，流落异乡，至今不知身在何方。
我自己没有在工厂生活过一天，也没有在体制里讨过饭吃，但这种国营工厂凋敝所带来的影响，工人从一个社会的领导阶级被边缘化到了四处打散工的境地，这种心理的落差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时候，从工厂下岗的同学对我说：我们的境遇还不如农民，农民还有土地，有一年四季的收获，播种时有收获的希望。但危机之中的工人，或许真的就象国际歌里面唱道的：我们一无所有。
2000年前后，我特别想拍一部关于国营工厂，关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关于转型之中有关工人处境的电影。我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就叫《工厂的大门》。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以后，他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把摄影机放在雷诺汽车公司的大门口拍那些上下班的工人。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人物是劳动者。这是一个双重的伟大的传统。一方面电影开端于纪录美学，另一方面人类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存世界，第一次就把焦点对准了工人，对准了普通劳动者。电影史上，有无数这个主题的电影让我激动不已，像《偷自行车的人》。
第一辑 工人访谈 序（2）
其余的都是沉默
贾樟柯
我的老家山西汾阳是一个县城，地方不大，农业气息很重。每到夏天，我都要帮村里的同学麦收。一大早到了田间地头儿，就有人会发给你一把镰刀，指着眼前看不到边的一片金黄色说：这一片是你的。
人在这时候显的异常渺小，在麦浪的包围中，远远望去，任何人都只是小小的一个黑点。日落时分，努力直起弯曲太久的腰身，一边抹着汗，一边把目光投向远处。远处逆光中，柴油机厂的烟囱正高傲地冒着白烟。我就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争着进工厂当工人。
“修理地球”真苦，这是肺腑之言。那时候，工人虽然也是劳动者，但却是和机器打交道，有技术，吃供应，有劳保，还是“领导阶级”。
县里工厂不多，那时候三、四百人的柴油机厂，一、两百人的机械厂已经算是大厂了。70年代末，县城里有谁家的孩子能进到工厂里工作，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的时候会发茶叶，白糖；冬天的时候会有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香皂。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可以拿着过期的假票，跟着哥哥姐姐混进职工俱乐部去看《佐罗》。当工人也有上夜班的辛苦，但早上回家时可以顺手扯一些棉纱，放在自行车坐垫下擦自行车。可以顺手为家里磨几个不锈钢把手，或者打一把菜刀，为自家的电表顺一卷儿保险丝回来。
以厂为家的观念让大家变得公私不分，人们也乐在其中。厂里的福利房，将来铁打不变的退休金，都不止是物质好处，而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
但，这个世界有什么是铁打不变的呢？
我有几个同学在高二那年，因为县柴油机厂招工，都辍学离开学校，进工厂当了工人。那时候八十年代，一个学生能够早日走入社会，挣一份稳定的工资，能够去到围墙里头，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真让无数同学羡慕。但到了90年代中期，我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突然我的这些同学都下岗了。工厂在转制，停工，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他们拿着一、两百块钱的低保流落社会，变成浑身力气但无事可做的人。
有一年冬天回老家，看到我的一个同学和他厂里同班组的几个兄弟，在为一个家人挑煤。那时县城还很少集中供暖，家家户户要烧煤过冬。一卡车几吨煤拉来后倒在街上，这些兄弟帮着把煤从街上挑到储煤的炭房。挑完一车煤，也就能挣10块20块，还要三，四个人分。但不干这些又能做什么呢？有人去卖衣服，有人去当保安，有人在家里面打麻将，然后升级开家庭赌场。也有人犯罪，被通缉，流落异乡，至今不知身在何方。
我自己没有在工厂生活过一天，也没有在体制里讨过饭吃，但这种国营工厂凋敝所带来的影响，工人从一个社会的领导阶级被边缘化到了四处打散工的境地，这种心理的落差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时候，从工厂下岗的同学对我说：我们的境遇还不如农民，农民还有土地，有一年四季的收获，播种时有收获的希望。但危机之中的工人，或许真的就象国际歌里面唱道的：我们一无所有。
2000年前后，我特别想拍一部关于国营工厂，关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关于转型之中有关工人处境的电影。我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就叫《工厂的大门》。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以后，他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把摄影机放在雷诺汽车公司的大门口拍那些上下班的工人。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人物是劳动者。这是一个双重的伟大的传统。一方面电影开端于纪录美学，另一方面人类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存世界，第一次就把焦点对准了工人，对准了普通劳动者。电影史上，有无数这个主题的电影让我激动不已，像《偷自行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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