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味//评金锋《鲁迅宴请知识界》作品
观念跨界和方法论痼疾
――评金锋《鲁迅宴请知识界》作品
吴味
2009年6月20日晚上在上海多伦路的咸亨酒店，金锋实施了他的行为（事件）艺术作品《鲁迅宴请知识界》【1】。作品中鲁迅的扮演者是建筑师杨旭，被“鲁迅”邀请出席晚宴的知识界人士有杨念群、刘军宁、吴稼祥、陈明远、崔文华、摩罗、钱宏、朱其、刘石增和袁剑，另有5桌上海当代艺术圈中人共同出席晚宴。作品实施（晚宴）时间约两个多小时。
金锋的作品多与“问题”有关，这个作品也不例外，这是我的“问题主义”当代艺术思考要关注这个作品的原因。显然，这个作品的人物（符号）关系（结构）让人觉得，金锋是想通过作品在艺术界、思想界、文学界、甚至社会各界来思考（提出）中国当下某些有意义的问题（这里面就有金锋给予这个作品的观念预设），而且这种预设的思考是寓于一种真实的生活中，即是想在“请客吃饭”这种真实的生活中来触发对问题的思考。这种跨界（艺术与生活、艺术界与其它社会各界）的观念思考正是当代艺术的趋势，在我的“问题主义”中就是“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命题【2】，这个命题就是要让艺术超越艺术本身而“跨界”存在的（既然是有意义的生活，当然就不分艺术界和非艺术界）。这个作品的成功与否要看作品的观念预设是否在作品中得到有效实现，即人们是否能够通过作品从某种独特的角度，认识艺术家想提示的某些有意义的问题，这种“能够”的程度，就是作品成功的程度。
金锋对这个作品的观念预设没有明说。尽管我们无法知道金锋到底想通过作品思考那些具体问题，但作品的符号结构――以“鲁迅宴请”的名义，将中国当代强烈的文化符号“鲁迅”与中国现在一些“分量不轻”的知识界人士以“吃饭”的方式连在一起，金锋所欲思考的问题就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有特定指向的――与鲁迅有关，与鲁迅遭遇的中国有关，与鲁迅遭遇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与鲁迅遭遇的中国国民性有关，与鲁迅遭遇的中国人性有关，与鲁迅遭遇的人的自由有关，与今天的中国与鲁迅的关系有关，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与鲁迅的关系有关，与今天的中国艺术界与鲁迅的关系有关，与今天的中国人与鲁迅的关系有关，与今天的人的自由与鲁迅的关系有关……显然这些问题会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会深刻地与人的进一步自由发生关系，因为鲁迅就处在中国文化和人性的深层。金锋在为这个作品写的文章《鲁迅让知识界“无语”了？——记我的作品<鲁迅宴请知识界>实施现场》中说：“……可以看出，这份名单的分量是不轻的。这些人到上海，到咸亨酒店能做什么？能表达什么？这在我内心一直是一种期待……我想这些知识界的名人，他们总会有真话可说的。”【3】期待这些知识界名人在“鲁迅”的宴请中“说真话”，金锋的期待显然是想通过作品的特定方式（鲁迅宴请），让这些知识界人士“对话”出上述某些有意义的问题。如果这种有关问题的“对话”在作品中得到有效实现，作品的成功与意义就是自不待言的。
然而，据金锋和许多被邀知识界人士的记述可知，在作品实施现场，知识界人士完全没有“对话”起来。无论现场那个扮演的“鲁迅”怎样使出浑身解数，知识界人士就是无动于衷，既不与鲁迅对话，也不相互对话，只是“吃”，场面一片“尴尬”（尤其是那个鲁迅扮演着），仿佛“对话”完全“失败”了。而且多把“失败”的原因归于那个鲁迅扮演者因为“学养低劣”的“拙劣表演”（被邀的知识界人士更是这样认为）：
“那个‘鲁迅’对鲁迅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别说精神了。除了几个人名，胡适呀，梁漱溟呀；几个口服的东西，饭呀，药呀；几个人类的分类名词，朋友呀，敌人呀，什么也说不出来。……由于鲁迅的扮演者连鲁迅精神的底座也没有摸到，也不了解在座者的精神，更谈不上运用鲁迅精神进入当代问题的讨论。如果把这个尝试比作一只木桶，那个‘鲁迅’就成了木桶上最短的桶板，所有可能有的精神之水，都从他那个缺口里流失了。可以这样说，那天晚上，面对那个演员，没有任何人有说话的欲望，似乎说了，不仅是对自己的嘲讽，更是对鲁迅的亵渎。”【4】；“与‘鲁迅’坐在首桌的中国‘知识界’几位代表，都是比较严肃的学者。如果与他们同桌吃饭的，是真正的鲁迅，我想，这个饭局会比较热闹。然而，喝着啤酒、不胜酒力的，是一个假鲁迅，严肃的学者们便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原本内心或大脑里存在的所有关于鲁迅的思考、评价、总结等等，在假鲁迅面前的确面临尴尬：说出来，很可能是对牛弹琴，只好闷头吃。”【5】；“在《鲁迅宴请知识界》的实施现场，知识界之所以无语，那时因为面对的不是表演成功的‘鲁迅’。”【6】……
由于“对话”成了“无语”，仿佛作品所要提示特定问题的观念预设完全没有实现，作品也完全“失败”了。但是，以这样的观念来认识这个作品，来认识一件具有“事件”意义的行为艺术，实际上有许多认识的错位，而且掩盖了作品真正的问题。
1、当代艺术的本体论是一种在特定问题语境中的持续文化批判行为，当代艺术作品再也不是传统艺术、现代艺术那种局限性的艺术作品概念，即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家直接操控的那部分作品，而是包括了在特定问题语境中的持续文化批判行为所涉及的全部事物，作品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界线。这样，作品实施现场就不是作品的全部现场，作品的全部现场是作品预设的特定观念所针对的特定问题语境，它远远大于作品实施现场。艺术界和知识界对这种当代艺术本体论的转型都缺乏认识，以为作品的全部现场就是作品实施现场。
2、由于以上原因，导致因为作品实施现场没有“对话”――“话语对话”的实现，就认为这个作品完全没有“对话”，所以作品完全失败了。但实际上作品实施之后，由这个作品引发的后续“对话”――“非话语对话”却非常热烈，也算得上“丰富多彩”，这从网上的热烈反应明显可以看出，特别是被邀的知识界人士大多数还撰写了专文与艺术家、艺术界、文化界甚至社会大众进行“对话”（交流），怎么能说这个作品没有实现“对话”呢？实际上作品没有实现的只是作品实施现场的“话语对话”。
3、“对话”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的交流，精神的交流未必一定要“话语对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动作甚至沉默……也都可以成为一种精神交流的无声“对话”，这也是一种“非话语对话”。所以即使是在这个作品的实施现场，知识界人士的“无语”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进行“对话”，更不能说他们没有精神交流的触动。不然，他们怎么会在宴请之后撰写专文与艺术家、艺术界、文化界甚至社会大众做进一步的“对话”呢？
4、“话语对话”与“非话语对话”那个更重要，要视具体作品而定。对于金锋这个作品来说，显然“话语对话”要比“非话语对话”重要得多，因为这个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以“聊天”为主要艺术语言的作品，当然如果邀请的是与某些特定中国问题有特殊关联的知识界人士，那作品的主要语言结构就不一定是“以聊天”为主了，甚至有没有“对话”都可能无所谓了。“请客吃饭”要成为有意义的“事件”，必然要使“请客吃饭”针对某个或某些特定的问题，但光是“吃”是针对不了问题的，哪怕是以“鲁迅宴请”的名义“吃”也不行。尽管“鲁迅宴请知识界”本身已经预设了“问题”，但预设的问题比较空泛、模糊，必须要经过“聊天”的“话语对话”来增加作品语言结构的内容，使某些问题通过作品而“焦点化”、“特殊化”，而凸显成为这个作品针对的“特定问题”，从而能够引发人们对某种问题的独特思考，不然特定问题的针对性是实现不了的。金锋自己也对“话语对话”寄予了期望（见前述）。由于没有出现独特的“话语对话”构成这一行为事件的特定结构内容，所以这个作品引发的“非话语对话”提示出来的“问题”也多显得比较空泛，无法引出对中国当下许多与鲁迅有关的深刻文化、人性问题的思考。很难或者说不能很好地形成一种事件的持续性文化批判。这大大影响了这个作品的成功及意义的程度。
当然作品的“非话语对话”提示出来的某些“问题”也有一定的深刻性，比如：“权贵欺压下的弱者人性”问题（只是点出）【7】、“鲁迅的优孟衣冠化（假扮化）【8】及鲁迅意义消解”问题、“知识界的权威化”【9】问题等，使这个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批判意义。但这些意义显然达不到作品的观念预设要求，它们许多像是这个作品的次产品。
5、作品实施现场无法进行“话语对话”是作品语言结构的逻辑必然，与那个鲁迅扮演者的“表演”好坏无太大关系。一是因为在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对象保持沉默是一种心理学规律（知识界人士与艺术界陌生，相互也有陌生），特别是死爱面子和心仪“权威”的知识界更是不可能随意公开发话；二是因为 鲁迅扮演者的“拙劣表演”的“搞笑”，本来就是对“权威”的消解，而在场的知识界人士本身就有“权威”的自我想象（那个在《如何对待假鲁迅》一文想在现场百般嘲笑、挖苦鲁迅扮演者的刘仰就流露了“权威”心态，好像就他才是“鲁迅权威”），所以内心就有本能的反感，但又不能说，于是只有“沉默”地反抗，这种情况被杨念群发现【10】，但这种“沉默的反抗”本身就是一种“非话语对话”；三是因为与鲁迅有关的对话只能是“思想对话”，但真正的“思想对话”是不可能在“表演”中进行的，金锋设置的一个假扮的“鲁迅”其行为必然是“表演性”的，这就决定了不可能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话语对话”。三个方面原因凑在一起必然导致实施现场知识界人士的“无语”。所以假扮的“鲁迅”无论怎样表演，都不可能引出多少“话语对话”，更不用说精彩的“话语对话”了；甚至他的表演越精彩、越深刻，就越不可能“对话”，因为那样岂不是越让知识界人士“没面子”。
6、既然鲁迅扮演者的“表演”对于“话语对话”来说是吃力不讨好，那么，何不让鲁迅不是一个“表演的鲁迅”而是“自在的鲁迅”呢？比如将“假扮的鲁迅”换成一尊鲁迅雕像（如鲁迅蜡像）。这个“自在的鲁迅”就这么注视着现场的每一位知识界人士和其他参与者，这时大家就不是要与眼前的“鲁迅”对话，而是要与自己心灵的“鲁迅”对话。在“自在的鲁迅”面前，人们或许也“自在”起来，而不再有面对“表演者”对话的尴尬，在“自在”的“聊天”中，或许真能克服面对陌生的沉默心理而公开“对话”起来，而且也可能避免了作品的“滑稽”、“恶搞”、“无厘头”嫌疑。然而，这只是对这个作品的一种可能性假设，它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但这种假设已经触及了金锋艺术的方法论。
7、金锋的创作一直有“随机主义”倾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当导演”，让作品中的行为、事件“随机”、“自然”发展。但其实金锋并不是完全“不当导演”的，比如这个作品，金锋不是精心挑选扮演鲁迅的“演员”，并要求鲁迅扮演者清楚“你只是一个配角，你担当的是桥梁与调味品的角色。你要把主角尽量转移到知识界人士的身上”【11】吗？这显然就是在“导演”。只是鲁迅扮演者如何“担当桥梁与调味品的角色”，如何“把主角尽量转移到知识界人士的身上”，金锋完全交给鲁迅扮演者自己把握，而且不给对话主题，全凭鲁迅扮演者现场引导发挥。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的“随机主义”创作方法。“随机主义”是当代艺术的一种辅助创作方法，用得好，“随机主义”会给作品增加意想不到的效果。但“随机主义”毕竟是一种辅助手段，它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在艺术家理性控制之下的、与作品的观念预设方向一致的“随机”，而不是任意的“随机”，所以“随机主义”是不能出现在影响作品方向和成败的创作关键环节上的。在关键的环节上，艺术家实际上应采取“科学主义”创作方法，就是我所说的“问题社会学”方法论（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方法）【12】。但在作品具体实施上又不能表现出太多“导演”的痕迹，要给人感觉“自然”，但这个“自然”又暗合了作品观念的方向，它的背后显然必须是理性的引导。这种创作实际上更要智慧和能力。
金锋这个作品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在鲁迅扮演者“如何担当桥梁与调味品的角色”、“如何把主角尽量转移到知识界人士身上”、“要不要主题”等“关键环节上”，金锋错误地采取了“随机主义”的方法论，而缺乏严谨的作品结构设计（另外对选择什么样的知识界人士、要不要“对话”等，都是需要严谨考虑的）。结果鲁迅扮演者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无法把握作品的意图，在“任意的随机”下，作品行为事件就不可避免地偏离了作品的观念预设，而其主要原因在于金锋在作品的关键环节的“随机主义”。这倒不是说金锋在这些关键环节上要做出刻板的、硬性的规定（比如规定一个固定的主题），而是说要根据观念预设找到引导行为事件朝着观念预设的方向发展的办法。实际上，在向着观念预设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还会有大量的“随机”事件发生，它完全不会影响作品的生动和形式的丰富，但让“随机”事件随意发生，最后作品的结果就不是“丰富”而是“杂乱无章”。这样的创作方法涉及到整个作品的结构设计，不是动动局部就能解决的，它背后是艺术根本观念下的艺术方法论在支配。创造特定文化问题批判观念的当代艺术，对应的方法论是“问题社会学”，即针对问题的社会科学综合研究。这种方法论追求的是艺术能指的有限丰富性，而不是前卫艺术的能指的无限性。金锋的不完全“随机主义”表明了他的艺术观念和方法论还没有完全转型到杜尚之后的观念艺术――我理解的是“问题主义艺术”。
其实，金锋的这种“随机主义”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后遗症，我曾在2007年4月批评金锋的《骂艺术》作品时，将它称作“金锋的后现代主义尾巴”【13】。这条“尾巴”在《骂艺术》之后金锋的许多作品创作中仍然能够看见，它仿佛成了金锋艺术方法论的痼疾，这种痼疾影响了金锋艺术观念的有效拓展。2年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金锋的“进化”就是脱不掉这条“后现代主义尾巴”呢？莫非觉得好看？
注释
【1】【3】【11】金锋《鲁迅让知识界“无语”了？——记我的作品<鲁迅宴请知识界>实施现场》，《新浪网》“金锋的博客”2009年6月。
【2】吴味《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以艾未未的“烛照杨佳”的生活行为为例》，《艺术国际网》“吴味的艺术空间”2009年12月。
【4】吴稼祥《金锋有料，“鲁迅”扯淡——不小心掉入金锋“鲁迅宴请知识界”现场》《新浪网》“刘仰的博客”2009年6月。
【5】刘仰《如何对待假鲁迅》，《新浪网》“刘仰的博客”2009年6月。
【6】王令《鲁迅宴请知识界，成功吗？》，《艺术国际网》“王令的艺术空间” 2009年6月。
【7】摩罗《鲁迅并未失去当下意义》，《新浪网》“摩罗的博客”2009年6月。
【8】文华《对话事件与优孟衣冠》，《新浪网》“文华的博客”2009年6月。
【9】【10】杨念群《一场消费“鲁迅”未遂的事件》，《新浪网》“杨念群的博客”2009年6月。
【12】吴味《科学不是艺术的死对头――再谈当代艺术的“问题社会学”方法论及其超越性》，《美术焦点》2008年5月第5－A期。
2009年6月28日星期日于深圳
――评金锋《鲁迅宴请知识界》作品
吴味
2009年6月20日晚上在上海多伦路的咸亨酒店，金锋实施了他的行为（事件）艺术作品《鲁迅宴请知识界》【1】。作品中鲁迅的扮演者是建筑师杨旭，被“鲁迅”邀请出席晚宴的知识界人士有杨念群、刘军宁、吴稼祥、陈明远、崔文华、摩罗、钱宏、朱其、刘石增和袁剑，另有5桌上海当代艺术圈中人共同出席晚宴。作品实施（晚宴）时间约两个多小时。
金锋的作品多与“问题”有关，这个作品也不例外，这是我的“问题主义”当代艺术思考要关注这个作品的原因。显然，这个作品的人物（符号）关系（结构）让人觉得，金锋是想通过作品在艺术界、思想界、文学界、甚至社会各界来思考（提出）中国当下某些有意义的问题（这里面就有金锋给予这个作品的观念预设），而且这种预设的思考是寓于一种真实的生活中，即是想在“请客吃饭”这种真实的生活中来触发对问题的思考。这种跨界（艺术与生活、艺术界与其它社会各界）的观念思考正是当代艺术的趋势，在我的“问题主义”中就是“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命题【2】，这个命题就是要让艺术超越艺术本身而“跨界”存在的（既然是有意义的生活，当然就不分艺术界和非艺术界）。这个作品的成功与否要看作品的观念预设是否在作品中得到有效实现，即人们是否能够通过作品从某种独特的角度，认识艺术家想提示的某些有意义的问题，这种“能够”的程度，就是作品成功的程度。
金锋对这个作品的观念预设没有明说。尽管我们无法知道金锋到底想通过作品思考那些具体问题，但作品的符号结构――以“鲁迅宴请”的名义，将中国当代强烈的文化符号“鲁迅”与中国现在一些“分量不轻”的知识界人士以“吃饭”的方式连在一起，金锋所欲思考的问题就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有特定指向的――与鲁迅有关，与鲁迅遭遇的中国有关，与鲁迅遭遇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与鲁迅遭遇的中国国民性有关，与鲁迅遭遇的中国人性有关，与鲁迅遭遇的人的自由有关，与今天的中国与鲁迅的关系有关，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与鲁迅的关系有关，与今天的中国艺术界与鲁迅的关系有关，与今天的中国人与鲁迅的关系有关，与今天的人的自由与鲁迅的关系有关……显然这些问题会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会深刻地与人的进一步自由发生关系，因为鲁迅就处在中国文化和人性的深层。金锋在为这个作品写的文章《鲁迅让知识界“无语”了？——记我的作品<鲁迅宴请知识界>实施现场》中说：“……可以看出，这份名单的分量是不轻的。这些人到上海，到咸亨酒店能做什么？能表达什么？这在我内心一直是一种期待……我想这些知识界的名人，他们总会有真话可说的。”【3】期待这些知识界名人在“鲁迅”的宴请中“说真话”，金锋的期待显然是想通过作品的特定方式（鲁迅宴请），让这些知识界人士“对话”出上述某些有意义的问题。如果这种有关问题的“对话”在作品中得到有效实现，作品的成功与意义就是自不待言的。
然而，据金锋和许多被邀知识界人士的记述可知，在作品实施现场，知识界人士完全没有“对话”起来。无论现场那个扮演的“鲁迅”怎样使出浑身解数，知识界人士就是无动于衷，既不与鲁迅对话，也不相互对话，只是“吃”，场面一片“尴尬”（尤其是那个鲁迅扮演着），仿佛“对话”完全“失败”了。而且多把“失败”的原因归于那个鲁迅扮演者因为“学养低劣”的“拙劣表演”（被邀的知识界人士更是这样认为）：
“那个‘鲁迅’对鲁迅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别说精神了。除了几个人名，胡适呀，梁漱溟呀；几个口服的东西，饭呀，药呀；几个人类的分类名词，朋友呀，敌人呀，什么也说不出来。……由于鲁迅的扮演者连鲁迅精神的底座也没有摸到，也不了解在座者的精神，更谈不上运用鲁迅精神进入当代问题的讨论。如果把这个尝试比作一只木桶，那个‘鲁迅’就成了木桶上最短的桶板，所有可能有的精神之水，都从他那个缺口里流失了。可以这样说，那天晚上，面对那个演员，没有任何人有说话的欲望，似乎说了，不仅是对自己的嘲讽，更是对鲁迅的亵渎。”【4】；“与‘鲁迅’坐在首桌的中国‘知识界’几位代表，都是比较严肃的学者。如果与他们同桌吃饭的，是真正的鲁迅，我想，这个饭局会比较热闹。然而，喝着啤酒、不胜酒力的，是一个假鲁迅，严肃的学者们便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原本内心或大脑里存在的所有关于鲁迅的思考、评价、总结等等，在假鲁迅面前的确面临尴尬：说出来，很可能是对牛弹琴，只好闷头吃。”【5】；“在《鲁迅宴请知识界》的实施现场，知识界之所以无语，那时因为面对的不是表演成功的‘鲁迅’。”【6】……
由于“对话”成了“无语”，仿佛作品所要提示特定问题的观念预设完全没有实现，作品也完全“失败”了。但是，以这样的观念来认识这个作品，来认识一件具有“事件”意义的行为艺术，实际上有许多认识的错位，而且掩盖了作品真正的问题。
1、当代艺术的本体论是一种在特定问题语境中的持续文化批判行为，当代艺术作品再也不是传统艺术、现代艺术那种局限性的艺术作品概念，即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家直接操控的那部分作品，而是包括了在特定问题语境中的持续文化批判行为所涉及的全部事物，作品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界线。这样，作品实施现场就不是作品的全部现场，作品的全部现场是作品预设的特定观念所针对的特定问题语境，它远远大于作品实施现场。艺术界和知识界对这种当代艺术本体论的转型都缺乏认识，以为作品的全部现场就是作品实施现场。
2、由于以上原因，导致因为作品实施现场没有“对话”――“话语对话”的实现，就认为这个作品完全没有“对话”，所以作品完全失败了。但实际上作品实施之后，由这个作品引发的后续“对话”――“非话语对话”却非常热烈，也算得上“丰富多彩”，这从网上的热烈反应明显可以看出，特别是被邀的知识界人士大多数还撰写了专文与艺术家、艺术界、文化界甚至社会大众进行“对话”（交流），怎么能说这个作品没有实现“对话”呢？实际上作品没有实现的只是作品实施现场的“话语对话”。
3、“对话”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的交流，精神的交流未必一定要“话语对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动作甚至沉默……也都可以成为一种精神交流的无声“对话”，这也是一种“非话语对话”。所以即使是在这个作品的实施现场，知识界人士的“无语”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进行“对话”，更不能说他们没有精神交流的触动。不然，他们怎么会在宴请之后撰写专文与艺术家、艺术界、文化界甚至社会大众做进一步的“对话”呢？
4、“话语对话”与“非话语对话”那个更重要，要视具体作品而定。对于金锋这个作品来说，显然“话语对话”要比“非话语对话”重要得多，因为这个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以“聊天”为主要艺术语言的作品，当然如果邀请的是与某些特定中国问题有特殊关联的知识界人士，那作品的主要语言结构就不一定是“以聊天”为主了，甚至有没有“对话”都可能无所谓了。“请客吃饭”要成为有意义的“事件”，必然要使“请客吃饭”针对某个或某些特定的问题，但光是“吃”是针对不了问题的，哪怕是以“鲁迅宴请”的名义“吃”也不行。尽管“鲁迅宴请知识界”本身已经预设了“问题”，但预设的问题比较空泛、模糊，必须要经过“聊天”的“话语对话”来增加作品语言结构的内容，使某些问题通过作品而“焦点化”、“特殊化”，而凸显成为这个作品针对的“特定问题”，从而能够引发人们对某种问题的独特思考，不然特定问题的针对性是实现不了的。金锋自己也对“话语对话”寄予了期望（见前述）。由于没有出现独特的“话语对话”构成这一行为事件的特定结构内容，所以这个作品引发的“非话语对话”提示出来的“问题”也多显得比较空泛，无法引出对中国当下许多与鲁迅有关的深刻文化、人性问题的思考。很难或者说不能很好地形成一种事件的持续性文化批判。这大大影响了这个作品的成功及意义的程度。
当然作品的“非话语对话”提示出来的某些“问题”也有一定的深刻性，比如：“权贵欺压下的弱者人性”问题（只是点出）【7】、“鲁迅的优孟衣冠化（假扮化）【8】及鲁迅意义消解”问题、“知识界的权威化”【9】问题等，使这个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批判意义。但这些意义显然达不到作品的观念预设要求，它们许多像是这个作品的次产品。
5、作品实施现场无法进行“话语对话”是作品语言结构的逻辑必然，与那个鲁迅扮演者的“表演”好坏无太大关系。一是因为在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对象保持沉默是一种心理学规律（知识界人士与艺术界陌生，相互也有陌生），特别是死爱面子和心仪“权威”的知识界更是不可能随意公开发话；二是因为 鲁迅扮演者的“拙劣表演”的“搞笑”，本来就是对“权威”的消解，而在场的知识界人士本身就有“权威”的自我想象（那个在《如何对待假鲁迅》一文想在现场百般嘲笑、挖苦鲁迅扮演者的刘仰就流露了“权威”心态，好像就他才是“鲁迅权威”），所以内心就有本能的反感，但又不能说，于是只有“沉默”地反抗，这种情况被杨念群发现【10】，但这种“沉默的反抗”本身就是一种“非话语对话”；三是因为与鲁迅有关的对话只能是“思想对话”，但真正的“思想对话”是不可能在“表演”中进行的，金锋设置的一个假扮的“鲁迅”其行为必然是“表演性”的，这就决定了不可能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话语对话”。三个方面原因凑在一起必然导致实施现场知识界人士的“无语”。所以假扮的“鲁迅”无论怎样表演，都不可能引出多少“话语对话”，更不用说精彩的“话语对话”了；甚至他的表演越精彩、越深刻，就越不可能“对话”，因为那样岂不是越让知识界人士“没面子”。
6、既然鲁迅扮演者的“表演”对于“话语对话”来说是吃力不讨好，那么，何不让鲁迅不是一个“表演的鲁迅”而是“自在的鲁迅”呢？比如将“假扮的鲁迅”换成一尊鲁迅雕像（如鲁迅蜡像）。这个“自在的鲁迅”就这么注视着现场的每一位知识界人士和其他参与者，这时大家就不是要与眼前的“鲁迅”对话，而是要与自己心灵的“鲁迅”对话。在“自在的鲁迅”面前，人们或许也“自在”起来，而不再有面对“表演者”对话的尴尬，在“自在”的“聊天”中，或许真能克服面对陌生的沉默心理而公开“对话”起来，而且也可能避免了作品的“滑稽”、“恶搞”、“无厘头”嫌疑。然而，这只是对这个作品的一种可能性假设，它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但这种假设已经触及了金锋艺术的方法论。
7、金锋的创作一直有“随机主义”倾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当导演”，让作品中的行为、事件“随机”、“自然”发展。但其实金锋并不是完全“不当导演”的，比如这个作品，金锋不是精心挑选扮演鲁迅的“演员”，并要求鲁迅扮演者清楚“你只是一个配角，你担当的是桥梁与调味品的角色。你要把主角尽量转移到知识界人士的身上”【11】吗？这显然就是在“导演”。只是鲁迅扮演者如何“担当桥梁与调味品的角色”，如何“把主角尽量转移到知识界人士的身上”，金锋完全交给鲁迅扮演者自己把握，而且不给对话主题，全凭鲁迅扮演者现场引导发挥。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的“随机主义”创作方法。“随机主义”是当代艺术的一种辅助创作方法，用得好，“随机主义”会给作品增加意想不到的效果。但“随机主义”毕竟是一种辅助手段，它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在艺术家理性控制之下的、与作品的观念预设方向一致的“随机”，而不是任意的“随机”，所以“随机主义”是不能出现在影响作品方向和成败的创作关键环节上的。在关键的环节上，艺术家实际上应采取“科学主义”创作方法，就是我所说的“问题社会学”方法论（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方法）【12】。但在作品具体实施上又不能表现出太多“导演”的痕迹，要给人感觉“自然”，但这个“自然”又暗合了作品观念的方向，它的背后显然必须是理性的引导。这种创作实际上更要智慧和能力。
金锋这个作品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在鲁迅扮演者“如何担当桥梁与调味品的角色”、“如何把主角尽量转移到知识界人士身上”、“要不要主题”等“关键环节上”，金锋错误地采取了“随机主义”的方法论，而缺乏严谨的作品结构设计（另外对选择什么样的知识界人士、要不要“对话”等，都是需要严谨考虑的）。结果鲁迅扮演者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无法把握作品的意图，在“任意的随机”下，作品行为事件就不可避免地偏离了作品的观念预设，而其主要原因在于金锋在作品的关键环节的“随机主义”。这倒不是说金锋在这些关键环节上要做出刻板的、硬性的规定（比如规定一个固定的主题），而是说要根据观念预设找到引导行为事件朝着观念预设的方向发展的办法。实际上，在向着观念预设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还会有大量的“随机”事件发生，它完全不会影响作品的生动和形式的丰富，但让“随机”事件随意发生，最后作品的结果就不是“丰富”而是“杂乱无章”。这样的创作方法涉及到整个作品的结构设计，不是动动局部就能解决的，它背后是艺术根本观念下的艺术方法论在支配。创造特定文化问题批判观念的当代艺术，对应的方法论是“问题社会学”，即针对问题的社会科学综合研究。这种方法论追求的是艺术能指的有限丰富性，而不是前卫艺术的能指的无限性。金锋的不完全“随机主义”表明了他的艺术观念和方法论还没有完全转型到杜尚之后的观念艺术――我理解的是“问题主义艺术”。
其实，金锋的这种“随机主义”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后遗症，我曾在2007年4月批评金锋的《骂艺术》作品时，将它称作“金锋的后现代主义尾巴”【13】。这条“尾巴”在《骂艺术》之后金锋的许多作品创作中仍然能够看见，它仿佛成了金锋艺术方法论的痼疾，这种痼疾影响了金锋艺术观念的有效拓展。2年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金锋的“进化”就是脱不掉这条“后现代主义尾巴”呢？莫非觉得好看？
注释
【1】【3】【11】金锋《鲁迅让知识界“无语”了？——记我的作品<鲁迅宴请知识界>实施现场》，《新浪网》“金锋的博客”2009年6月。
【2】吴味《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以艾未未的“烛照杨佳”的生活行为为例》，《艺术国际网》“吴味的艺术空间”2009年12月。
【4】吴稼祥《金锋有料，“鲁迅”扯淡——不小心掉入金锋“鲁迅宴请知识界”现场》《新浪网》“刘仰的博客”2009年6月。
【5】刘仰《如何对待假鲁迅》，《新浪网》“刘仰的博客”2009年6月。
【6】王令《鲁迅宴请知识界，成功吗？》，《艺术国际网》“王令的艺术空间” 2009年6月。
【7】摩罗《鲁迅并未失去当下意义》，《新浪网》“摩罗的博客”2009年6月。
【8】文华《对话事件与优孟衣冠》，《新浪网》“文华的博客”2009年6月。
【9】【10】杨念群《一场消费“鲁迅”未遂的事件》，《新浪网》“杨念群的博客”2009年6月。
【12】吴味《科学不是艺术的死对头――再谈当代艺术的“问题社会学”方法论及其超越性》，《美术焦点》2008年5月第5－A期。
2009年6月28日星期日于深圳
无谓的文章总跟裹脚布一样，又长又臭
难道一切后现代的手段都是要不得的吗？吴味的批评也是走极端的
吴伟 能不能写字多空几行啊。没法看
金锋老师这次也许马失前蹄了。
从“秦桧站相”开始，金老师的每件作品都与思想的实验有关，在古与今的考量中慢慢向前推进着每一件作品，且并不太讲求单纯形式的视觉快感，仅仅是够用即可。这种坚定的一如既往比年轻人的左顾右盼可爱许多，但有时由于太过本本而又显得不那么可爱了。这次的“宴请”仍旧延续了金过去的艺术观和方法论，古人的问题符号以及当代语境的转化。在形式的处理上让人看到了“骂艺术”中的影子——“局”的设置与现场的随意生发。我武断的认为这件作品是不甚成功的，当然这与是不是“问题主义”无关。
——王冠
从“秦桧站相”开始，金老师的每件作品都与思想的实验有关，在古与今的考量中慢慢向前推进着每一件作品，且并不太讲求单纯形式的视觉快感，仅仅是够用即可。这种坚定的一如既往比年轻人的左顾右盼可爱许多，但有时由于太过本本而又显得不那么可爱了。这次的“宴请”仍旧延续了金过去的艺术观和方法论，古人的问题符号以及当代语境的转化。在形式的处理上让人看到了“骂艺术”中的影子——“局”的设置与现场的随意生发。我武断的认为这件作品是不甚成功的，当然这与是不是“问题主义”无关。
——王冠
金老师在“秦桧夫妇站相”“孔子哭了”等作品中使用了故去名人的问题符号，因为符号本身的敏感使作品具有了足够强劲的可能性。再加上一个站立，一个哭泣，在两者的处理上又显得很是老辣、“狠毒”，于是乎一石激起千层浪，即便是唾骂也正说明了作品的强度，正中了金的下怀。而这件鲁迅的作品因为对形式的处理不当，因此并没有达到这种效果。作者是要表达什么呢？简单的触及作品的题目，第一反应就是作为长了最硬骨头的鲁迅与当下文人的一次碰撞，即乱世知识英雄与治世御用文人的一次较量，通过接触来引出一些时代的问题。但是，如果作品仅仅是针对“宴请”中的几路人马，那么这就需要两点：1、首先重要的是鲁迅的扮演者不但要熟读先生的所有著作，更要深谙其精神的骨髓直至可以游刃有余的现场发挥。2、要充分考虑到被邀请者的非艺术家身份，从而制造谈话的合理方式。这第一点就是很难做到的，谁能完全代表鲁迅？如果墨水不够多，骨头不够硬，气节不能同日而语，思想不能入木三分，那么这种讨论还有什么意义？无非就是一次热闹的创意宴会而已（很多网友也说“创意”不错，难道艺术家就是创意产业的领路人？）。第二，以鲁迅的扮演者为主角宴请众多知识分子，且在松散的酒桌上谈论文化学术。这种艺术家情结使作品在浪漫的想象力中又一次断送了谈话的可能性。且不说众多身份权威、习惯正经危坐的知识学究，就是普通一群素未蒙面的中年人也很难面对一位民国扮相的假鲁迅能迅速进入状态强忍尴尬且立刻就学术问题谈天说地，还真能说出些深刻的东西来。而对于学界来说，这种可能似乎不太存在于艺术家的幻想之中，而仅存于正规的学术讨论之中。
——王冠
——王冠
因此，这件作品就可能产生的影响来说，根本不存在于“宴请”之内部。而更多的会借助于“宴请”的现场资料引发外界的讨论。这是由“宴请”作为“艺术作品”而决定的。而当下事实的情况是（也一定是）让网友（或其他观众）全然摸不到头脑，或是隔靴搔痒。据网友的大部分负面留言来看，大多数是觉得不知道要如何介入讨论，到底要讨论什么，就难以形成舆论。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既然放弃了“宴请”内部的讨论可能而使其仅仅针对外部，那么其构造则可以大动其经脉，否则就会显得瞻前顾后从而两边不靠。
——王冠
——王冠
既然言以冒犯至此，再加上近来一直在做“方案创作”和反复修改的工作，那么不妨对这件作品进行一个大胆的设想，但愿不会真的冒犯了艺术家。我感觉这件作品之所以不甚成功（与金老师之前的力作相比），原因在于思路、针对性的模糊与被习惯性手法操控有关（如前文所述）。既然要抛却一方，成就一方，不如将“宴会”的人物及情景做一个从头至尾的设定，如要扮演就扮演的再像一些，再彻底一些，从而达到一个大讨论的抛砖引玉的作用。——1、故人与今人全由他人扮演而得，即鲁迅与当代文化名人都由演员代替，从而达到一种矛盾关系中的平衡。2、在当代知识精英的选择中为了同时达到引发大众讨论和具备当代文化精英的品行两者之目的，建议选择为大众所知的各路文化名人。如：余秋雨、李敖、周国平、易中天、文怀沙、李银河、王朔、韩寒等。3、深入考究每个人的知识立场、价值观、学术修养、人格品行等，从而根据不同学格与人格为其量身定做一套“宴请”的谈话内容，惟妙惟肖、入木三分。4、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引发大众关于“鲁迅与当下文化名流”的讨论，观事后作品中所选当代精英的不同态度。
——王冠
——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