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问题的忽略和介入
碎片对话者：伍方斐 赵峥嵘 罗奇 谭畅
伍方斐：最近，王林在《问题的介入》一文中提出“当今时代，人口增长、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物种灭绝，这些是人类首先必须面临的生存问题。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则集结了数不清的问题：贫穷、犯罪、吸毒、暴力、失学、失业、交通堵塞、官僚腐败、道德沦丧、人居条件恶化等等。更进一步，当商业文化、广告文化、流行文化、明星文化、影像文化、数字文化铺天盖地卷一切的时候，精英文化、大学文化、高雅文化和纯艺术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在如此之多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问题危及生命、威胁生存的时候，艺术必须也只能成为对问题的反应。” 在充满“危机”今天，在“现实”作为一种权力符号被高度夸饰后，已被沦为一种卑微身份被普遍漠视之后，软现实对“现实”的重新的审视是有他的合理性的。艺术家不应回避现实，而是试图重新发现和呈现“现实”背后的本质真相。这次金融危机过来，中国政府说会要充分的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但是，这个肯定不是那么好搞的。面对经济危机，政府“干预”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代艺术也一样，在当代绘画中出现的政治情色化、艳俗化、戏谑化，像不断被注入兴奋剂一样，做出种种很快乐的东西。恶搞的、快乐的、调侃的。它把现实里面很多东西都给遮蔽了，因为现实内被遮蔽的东西是没有空间可以言说的。如在社会现实中一样，它没有代言人，他是弱势群体，我们媒体又没有去报导它，因为媒体都是掌握在主流意识群体上。除了网络上你可以说说以外，你还可以在哪个空间发表出来？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他们也是这样子回避“血淋淋”的现实生活，或者更遭完全充当了粉饰太平的角色，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他们也不可能也不愿真正去了解这样的东西。而软现实主义首先还是现实主义，或者说它是以社会和个人的现实和真实为诉求。关注现实、关注当下对于当下来说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压抑”的发现和凸显以及软化应该是当下艺术表达的主要内容。从现实主义绘画对压抑的政治学、社会学透视，到现代主义绘画对人性异化的生物学与病理学视角，新时期的绘画讲述的应该是在现实的条件下，为确认个人欲望的合法性从而恢复个人的主体地位与世俗身份，也是为回应时代精神和历史总体性的呼唤。
谭畅：当然负责任、有社会良知的媒体也是存在的，但也越来越削平了棱角。本来在经济社会，平民化时代，媒体对舆论监督、公平正义、关注底层的诉求往往与媒体自身的影响度和发行量挂钩，这本来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但事实上，众多的媒体执行者，甚至是大多数官员本身，缺乏这种“为民请命”的眼界和魄力，至少不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整个民族也在精神的一次次 “自宫”中，变得日渐萎靡。
罗奇：目前的现状实际上与五百年前没有大的变化，老百姓的心理结构与以前仍然是一样的，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底层的意愿是无法表达的，金字塔内部的底层更是令人绝望的黑暗，欲望的膨胀失去标尺，行为失去约束，以前至少还有儒家的伦理，现在我们的精神是没有依归的。
伍方斐：所以这东西就是中国一种社会情绪的酝酿，爆发出来的话是很可怕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不想以一种冲突的发式爆发出来。所以说软现实主义做到比较好的阶段的时候，它真的要突破的时候，还是需要有这样的氛围的。艺术方面， 从“星星画展”，到“85新潮”，到“中国现代艺术展”，到九十年代后几乎没有什么中心事件的多元艺术格局，现代主义在经过八十年代的西方式精英启蒙之后，九十年代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开始持有“权威话语”和陷入商业沼泽。当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随着官方美展话语的消失，最大限度地揭露了那些虚假的“幸福承诺”对生活破裂状态与不完整性的遮蔽，从而重新凸显和软化欲望，回到当下现实，直面生存。
赵峥嵘：中国究竟是怎样现实?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仍然保持着旧有逻辑的现实，尤其是，面对一个已经经历了不同性质和类别的社会改革实验的现实，一个有了一百多年被动或主动接受西方文明的现实，而当下的现实是处于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落后，有着种种不公 ，以及存在着种种的丑陋和潜规则，充满着矛盾和不安的现实。这些 所谓的“危机”，是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但是经济危机也是正常的，甚至是一件好事，有个起落，这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自我的修复 。人类无限的对自然的掠夺，强者对弱者的最大化的剥削，通过危机把许多潜在的危险因子释放出来，而大众对“原有标准的固执己见和以此而连带的情感神经是如此脆弱，公众在现实语境中的情感释放和价值观判断是压抑的”。作为艺术家面对种种问题，是忽略还是介入？哪些问题需要介入？那些问题需要忽略？本身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把这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或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就像《易经》中提到的“大过：栋挠，利有攸往，亨。”大的过度，就像栋梁受重压向下弯曲，很容易别人发现，这是好事，可以及时得到纠正，使事情顺利发展。
伍方斐：但是你希望找到一种双线式的管道，通过艺术作品，通过带有现实力量关注的艺术传达出来，这个还是有它现实意义的。 在这充满“危机”的当下现实，艺术要保持对自身的真诚，通过真实地表现这个世界，才能真正批判这个世界。
赵峥嵘：当下的艺术的意义也是如何提供一个“安全”的释放渠道？同时如何去开启在艺术创作上一个新的触角和工作呈现方式？社会的不自由，和艺术追求的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矛盾的。和社会同样，艺术本身也成了问题，如艾未未《没有立场的立场》一文提到的“在漫长的意识形态绘画和今天的审美实践中，有关现实主义的绘画从假大空的宏大叙事蜕变为充满着欲望的妩媚和矫情”。“由于当下社会日益缺乏人性，艺术也随之变得缺乏自律性”，导致了个体以及特色被模糊掉。而那些身上闪烁着光芒的“个体”，那些被西方认可的艺术家，只是用西方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来表现，只不过他们在国际的艺术交流中使用的语言是“他者”的语言，要想被别人理解，就得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达，而这种交流是被迫的。很长时期以来，这种过于忽视对自我的认识，见“他”不见“己”，虽然，也有它好的一面，给我们带来一种“国际视野”，但这样的艺术，终究会完全成为一种僵化的体系，从而把“自己”完全抹掉；在这条道路上，“人”必定会失去“自己”。在当下的日益“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保持一种“内在的独立”， 唤起人对自身的自觉，把自己与僵死的他人世界区别开来，还是有它一点点理由的。
谭畅：这里面还有一个“怎么表达”的问题。当所有人都普遍感受到生活和精神的压力、人心的焦灼和衰败、挣扎徒劳的困境时，艺术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既然采用文艺作品的方式去表达，就要以不损害“艺术性”为前提，否则就是舍本逐末，是对艺术的伤害。当前很多艺术创作贴现实太近，从而无法从生活的泥淖里抬起头，只知“痛苦”、“愤怒”而不知“原谅”、“和解”，找不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感，找不到人类精神的救赎和出路，艺术也下降到生活本身，而生活，无论是生活在“此处”、“彼处”，甚至是“他处”都逃避不了人类自身精神的空虚和焦虑。
赵峥嵘：说到表达，任何一种表达都是危险的，试图表达就是危机的开始，艺术的表达首先要克服那些僵化，标准化的语言，在当下这不断大众化的社会，传媒的发达，特别是利益的驱使，艺术语言不断的标准化，精神力量的缺失，艺术也可以成批的生产，沦丧为艺术工厂。艺术家不再是艺术活动的唯一生产者，他们只是制造者，只用别人需要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艺术家要克服表达上的雷同，恢复表达上的生命力。如刘小东所说，“当代艺术并不繁荣，我们今天看到的当代艺术只是一种表面的准艺术现象而已”。这些艺术肯定是成了问题，也正因为这样，艺术才有它自身的生命与活力。在怀疑这些艺术的同时，质疑自身对艺术的理解。如经济危机一样，艺术上的危机不能仅仅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虽然，传统的表达方式受到了挑战和质疑，“但我们对于危机的积极的回应和批判性的建构——通过意义的否定和表达上的危机，获得了新的意义和形式上的深度”。
罗奇：“安全释放的通道”——好！艺术就是一个垃圾桶，被压抑的、憋急了的、需要排泄的、需要发泄的、大声的、小声的通通往里装。垃圾肯定不能“妩媚和矫情”，也难以商品化。因此真的艺术承担这样的角色，在光怪陆离、物欲横流中牺牲。
抛开人云亦云的表达，只要用心触及社会另外的一面，非人云亦云的表达必然是血淋淋的，“释放”是艺术的方式之一，但安全是不可能发生的，触及伤者的痛处也一定是疼痛的，触及其他也就无效。另外的一种方式也是可能的，通过艺术的表达，哇塞！生活原来也可以这样。
回到我们的现实语境，是中国特色的现实语境，在特色社会、特色人、特色环境、特色空气做特色作品，发出特色声音——软现实主义，是特色中一点微弱的声音，
谭畅：但软现实主义的意义更多在于“软”的魅力。我小，我弱，我因生命的鲜活和敏感而容易受到伤害，但我坚忍不拔，我像无所不在的生命之水和渺小而伟大的野草一样蓬勃生长，填充生命的空隙，让软的美好成为一种旧赎的力量，不再追求虚空高蹈的“宏大”和“强硬”，而是更多地回到生命的常态，在坦然、恬静、安宁与和解中找到人性的归宿。
赵峥嵘：确实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自己”是弱小的，正渐渐退化为暗淡的可有可无的背景。苦苦挣扎在这“危机”的边缘，拒绝商品化，拒绝“妩媚和矫情”，努力在“极端黑暗条件下求得生存”。艺术是伴随着危机而存在的，如艺术伴随着“艺术的终结”而大大地开拓着她的边界，从而开启了意义和艺术表达上的多种可能性。
伍方斐：而意义的深度模式和超越性的乌托邦追求，在当下这特定语境和历史阶段下还是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随着那些以“解构”和“祛魅”为特征的后现代艺术的霸权地位的确立，当代艺术中的新的独断论与中心话语对“边缘”或“角落”的压抑就成为不可避免。形成了新的一轮“解构”和“祛魅”。当下文化的真正“危机”并不在于它“忽略”了某些“方面”，而是“忽略”了“人”本身的问题。
碎片对话者：伍方斐 赵峥嵘 罗奇 谭畅
伍方斐：最近，王林在《问题的介入》一文中提出“当今时代，人口增长、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物种灭绝，这些是人类首先必须面临的生存问题。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则集结了数不清的问题：贫穷、犯罪、吸毒、暴力、失学、失业、交通堵塞、官僚腐败、道德沦丧、人居条件恶化等等。更进一步，当商业文化、广告文化、流行文化、明星文化、影像文化、数字文化铺天盖地卷一切的时候，精英文化、大学文化、高雅文化和纯艺术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在如此之多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问题危及生命、威胁生存的时候，艺术必须也只能成为对问题的反应。” 在充满“危机”今天，在“现实”作为一种权力符号被高度夸饰后，已被沦为一种卑微身份被普遍漠视之后，软现实对“现实”的重新的审视是有他的合理性的。艺术家不应回避现实，而是试图重新发现和呈现“现实”背后的本质真相。这次金融危机过来，中国政府说会要充分的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但是，这个肯定不是那么好搞的。面对经济危机，政府“干预”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代艺术也一样，在当代绘画中出现的政治情色化、艳俗化、戏谑化，像不断被注入兴奋剂一样，做出种种很快乐的东西。恶搞的、快乐的、调侃的。它把现实里面很多东西都给遮蔽了，因为现实内被遮蔽的东西是没有空间可以言说的。如在社会现实中一样，它没有代言人，他是弱势群体，我们媒体又没有去报导它，因为媒体都是掌握在主流意识群体上。除了网络上你可以说说以外，你还可以在哪个空间发表出来？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他们也是这样子回避“血淋淋”的现实生活，或者更遭完全充当了粉饰太平的角色，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他们也不可能也不愿真正去了解这样的东西。而软现实主义首先还是现实主义，或者说它是以社会和个人的现实和真实为诉求。关注现实、关注当下对于当下来说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压抑”的发现和凸显以及软化应该是当下艺术表达的主要内容。从现实主义绘画对压抑的政治学、社会学透视，到现代主义绘画对人性异化的生物学与病理学视角，新时期的绘画讲述的应该是在现实的条件下，为确认个人欲望的合法性从而恢复个人的主体地位与世俗身份，也是为回应时代精神和历史总体性的呼唤。
谭畅：当然负责任、有社会良知的媒体也是存在的，但也越来越削平了棱角。本来在经济社会，平民化时代，媒体对舆论监督、公平正义、关注底层的诉求往往与媒体自身的影响度和发行量挂钩，这本来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但事实上，众多的媒体执行者，甚至是大多数官员本身，缺乏这种“为民请命”的眼界和魄力，至少不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整个民族也在精神的一次次 “自宫”中，变得日渐萎靡。
罗奇：目前的现状实际上与五百年前没有大的变化，老百姓的心理结构与以前仍然是一样的，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底层的意愿是无法表达的，金字塔内部的底层更是令人绝望的黑暗，欲望的膨胀失去标尺，行为失去约束，以前至少还有儒家的伦理，现在我们的精神是没有依归的。
伍方斐：所以这东西就是中国一种社会情绪的酝酿，爆发出来的话是很可怕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不想以一种冲突的发式爆发出来。所以说软现实主义做到比较好的阶段的时候，它真的要突破的时候，还是需要有这样的氛围的。艺术方面， 从“星星画展”，到“85新潮”，到“中国现代艺术展”，到九十年代后几乎没有什么中心事件的多元艺术格局，现代主义在经过八十年代的西方式精英启蒙之后，九十年代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开始持有“权威话语”和陷入商业沼泽。当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随着官方美展话语的消失，最大限度地揭露了那些虚假的“幸福承诺”对生活破裂状态与不完整性的遮蔽，从而重新凸显和软化欲望，回到当下现实，直面生存。
赵峥嵘：中国究竟是怎样现实?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仍然保持着旧有逻辑的现实，尤其是，面对一个已经经历了不同性质和类别的社会改革实验的现实，一个有了一百多年被动或主动接受西方文明的现实，而当下的现实是处于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落后，有着种种不公 ，以及存在着种种的丑陋和潜规则，充满着矛盾和不安的现实。这些 所谓的“危机”，是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但是经济危机也是正常的，甚至是一件好事，有个起落，这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自我的修复 。人类无限的对自然的掠夺，强者对弱者的最大化的剥削，通过危机把许多潜在的危险因子释放出来，而大众对“原有标准的固执己见和以此而连带的情感神经是如此脆弱，公众在现实语境中的情感释放和价值观判断是压抑的”。作为艺术家面对种种问题，是忽略还是介入？哪些问题需要介入？那些问题需要忽略？本身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把这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或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就像《易经》中提到的“大过：栋挠，利有攸往，亨。”大的过度，就像栋梁受重压向下弯曲，很容易别人发现，这是好事，可以及时得到纠正，使事情顺利发展。
伍方斐：但是你希望找到一种双线式的管道，通过艺术作品，通过带有现实力量关注的艺术传达出来，这个还是有它现实意义的。 在这充满“危机”的当下现实，艺术要保持对自身的真诚，通过真实地表现这个世界，才能真正批判这个世界。
赵峥嵘：当下的艺术的意义也是如何提供一个“安全”的释放渠道？同时如何去开启在艺术创作上一个新的触角和工作呈现方式？社会的不自由，和艺术追求的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矛盾的。和社会同样，艺术本身也成了问题，如艾未未《没有立场的立场》一文提到的“在漫长的意识形态绘画和今天的审美实践中，有关现实主义的绘画从假大空的宏大叙事蜕变为充满着欲望的妩媚和矫情”。“由于当下社会日益缺乏人性，艺术也随之变得缺乏自律性”，导致了个体以及特色被模糊掉。而那些身上闪烁着光芒的“个体”，那些被西方认可的艺术家，只是用西方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来表现，只不过他们在国际的艺术交流中使用的语言是“他者”的语言，要想被别人理解，就得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达，而这种交流是被迫的。很长时期以来，这种过于忽视对自我的认识，见“他”不见“己”，虽然，也有它好的一面，给我们带来一种“国际视野”，但这样的艺术，终究会完全成为一种僵化的体系，从而把“自己”完全抹掉；在这条道路上，“人”必定会失去“自己”。在当下的日益“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保持一种“内在的独立”， 唤起人对自身的自觉，把自己与僵死的他人世界区别开来，还是有它一点点理由的。
谭畅：这里面还有一个“怎么表达”的问题。当所有人都普遍感受到生活和精神的压力、人心的焦灼和衰败、挣扎徒劳的困境时，艺术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既然采用文艺作品的方式去表达，就要以不损害“艺术性”为前提，否则就是舍本逐末，是对艺术的伤害。当前很多艺术创作贴现实太近，从而无法从生活的泥淖里抬起头，只知“痛苦”、“愤怒”而不知“原谅”、“和解”，找不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感，找不到人类精神的救赎和出路，艺术也下降到生活本身，而生活，无论是生活在“此处”、“彼处”，甚至是“他处”都逃避不了人类自身精神的空虚和焦虑。
赵峥嵘：说到表达，任何一种表达都是危险的，试图表达就是危机的开始，艺术的表达首先要克服那些僵化，标准化的语言，在当下这不断大众化的社会，传媒的发达，特别是利益的驱使，艺术语言不断的标准化，精神力量的缺失，艺术也可以成批的生产，沦丧为艺术工厂。艺术家不再是艺术活动的唯一生产者，他们只是制造者，只用别人需要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艺术家要克服表达上的雷同，恢复表达上的生命力。如刘小东所说，“当代艺术并不繁荣，我们今天看到的当代艺术只是一种表面的准艺术现象而已”。这些艺术肯定是成了问题，也正因为这样，艺术才有它自身的生命与活力。在怀疑这些艺术的同时，质疑自身对艺术的理解。如经济危机一样，艺术上的危机不能仅仅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虽然，传统的表达方式受到了挑战和质疑，“但我们对于危机的积极的回应和批判性的建构——通过意义的否定和表达上的危机，获得了新的意义和形式上的深度”。
罗奇：“安全释放的通道”——好！艺术就是一个垃圾桶，被压抑的、憋急了的、需要排泄的、需要发泄的、大声的、小声的通通往里装。垃圾肯定不能“妩媚和矫情”，也难以商品化。因此真的艺术承担这样的角色，在光怪陆离、物欲横流中牺牲。
抛开人云亦云的表达，只要用心触及社会另外的一面，非人云亦云的表达必然是血淋淋的，“释放”是艺术的方式之一，但安全是不可能发生的，触及伤者的痛处也一定是疼痛的，触及其他也就无效。另外的一种方式也是可能的，通过艺术的表达，哇塞！生活原来也可以这样。
回到我们的现实语境，是中国特色的现实语境，在特色社会、特色人、特色环境、特色空气做特色作品，发出特色声音——软现实主义，是特色中一点微弱的声音，
谭畅：但软现实主义的意义更多在于“软”的魅力。我小，我弱，我因生命的鲜活和敏感而容易受到伤害，但我坚忍不拔，我像无所不在的生命之水和渺小而伟大的野草一样蓬勃生长，填充生命的空隙，让软的美好成为一种旧赎的力量，不再追求虚空高蹈的“宏大”和“强硬”，而是更多地回到生命的常态，在坦然、恬静、安宁与和解中找到人性的归宿。
赵峥嵘：确实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自己”是弱小的，正渐渐退化为暗淡的可有可无的背景。苦苦挣扎在这“危机”的边缘，拒绝商品化，拒绝“妩媚和矫情”，努力在“极端黑暗条件下求得生存”。艺术是伴随着危机而存在的，如艺术伴随着“艺术的终结”而大大地开拓着她的边界，从而开启了意义和艺术表达上的多种可能性。
伍方斐：而意义的深度模式和超越性的乌托邦追求，在当下这特定语境和历史阶段下还是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随着那些以“解构”和“祛魅”为特征的后现代艺术的霸权地位的确立，当代艺术中的新的独断论与中心话语对“边缘”或“角落”的压抑就成为不可避免。形成了新的一轮“解构”和“祛魅”。当下文化的真正“危机”并不在于它“忽略”了某些“方面”，而是“忽略”了“人”本身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