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方式可能都是对的？
艺术对话片断: 伍方斐、赵峥嵘、罗奇、谭畅
伍方斐：对现实我们有各种反应方式，所有的方式可能都是正确的，因此也就没有唯一正确的方式。包括对现实的歌颂，也有它的利益诉求和合理性。比如“维稳”，就是强调现实的合理合法的一种现实观，它是国家机器对现实的强有力的权力运作，本质上和一个生物的自我保护没有两样，也非常自然。它就是一个本能性的随时在启动与防范中的生物自我保护程序。软现实艺术是用 “软” 这个概念来面对这些现实，一方面是关注现实，另外就是用比较“软性”的方式来关注和面对它。至于画面语言，以及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每个画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做法和想法，包括实验。面对主观体验也好，面对底层生活的也好，面对观众的也好，面对自我的也好，每个人都有艺术史方面的一个积累一个经验，个人经验也不一样。罗奇的经验和赵峥嵘的经验也不一样。这个不强求什么。但我们要采用一个建设性的、“软”性的、缓慢的、渐进式的方式来面对和改造现实。把现实中一部分人的真实处境，包括心理真实揭示出来。现实的情况有时是，就像一座没有屋顶的房子，雨淋不死人，你也不会饿死，但是你会很不愉快。在这样一个没有遮盖的地方你是不安全的，你是浑身湿透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遮蔽和庇护。而且你不信神。就像你们刚才说的那种被抛弃感。其实，我们的被抛弃感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突然出现的。因为我们不信上帝，也就没有上帝死了的感觉。就像信宗教的人，某一刻，感到上帝死了，上帝不再庇护他，那是因为他过去相信上帝。但是中国人不会相信冥冥之中有个人会来救他。他没有这个意识。所以西方人有时候他是相信真的有那么一个时刻，通过这种苦难意识最终能进入天堂，他能获救。但我们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中国人就是熬，吃得苦中苦，只要埋头下去，自己感觉总有一天会有机会。我们是以这种定位来作为某种非理性的信念。而机会有偶发性，可能有，可能没有。这等于是一种自我欺骗。没有信仰就只能在自我欺骗中生活。自我欺骗相信的是偶发性。但信仰不是欺骗，是一种心理上的确信。这决定了我们的现实与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天然联系。因此，又没有信仰，又不自我欺骗，这就要求直面现实，你想逃避也逃避不了。
罗奇：当现实的欲望无法满足，而精神的信仰缺失，只能是自我欺骗。自我欺骗是一种底线。当自我欺骗都无法进行时，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赵峥嵘：自我欺骗来源于内心的痛苦和矛盾，以及无法“出示希望”，卑微的我们不得不去这样做。实际上，我们的“痛苦与矛盾是来自于对地狱之黑暗的窥视与恐惧，来自于恶之火的煎烤和对天国诱惑的逃避”，同时，痛苦与矛盾也来自于对现实的眷恋和拒斥，来自于对理想的圆满追求的渴望和无法真正实现的绝望。在中国，宗教作为精神生活的支柱，早已没落了。社会的发展，引起信仰的丧失。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去了心灵的家园，人们变得无所选择，随波逐流。我们为“缺失”所困扰，无穷地焦虑成了一种日常状态——“分裂、背弃信念、漂泊、与现实不调和”。失业、工业化、环境等来自于多方面的剧烈变化，深深动摇了我们对“获救”最初的坚定信念，当代人们的理性失落了，信仰失落了，人类迷失了方向，世界面临“虚无的深渊”。于是人们不断地往“容器”中填补，需要不断地寻求刺激来安慰自己，于是变得越发麻木了。不断的刺激钝化着我们的感官。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就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的作品向着“生猛”的方向发展。像注射“强心剂”一样， 于是，艺术变得越来越缺乏敏感和虚弱了。
罗奇：刺激愈多，愈麻木，感官愈钝化。人类的欲望的诉求是一列失控的列车，速度已经失控。或许我们的中国人民就是这个样子，麻木与钝化，需要强心剂，病人，我们都是病人。当代艺术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也不能说没有他的合理性。只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无疑是在摧残我们的感官，在短暂的愉悦之后再次陷入虚无的深渊。软现实主义的“软”或许在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剥离”开狂躁的现实，保持相对异质的清醒，以缓慢的、渐进的方式调理自身。
谭畅：或者说是一种策略。还有那个“以柔克刚”。它的目的还是为了克刚。它柔弱是一种策略或者说是一种暂时的手段。策略性很强，它是一种长期以来中国人想着，比如说处在低的地位是为了以后的高位，都是暂时性的策略。但事实上包括艺术，总觉得好像诗歌还可以做点事情，但是真正能呼吁云集啊，还是一幅画能唤起民众啊，我都觉得对策略的能动性的吸取都还是高了点。其实柔本来也就是柔。比如说“滴水穿石”，好像水的目的就是为了穿石似的。事实上水就是水。我觉得艺术更多的是一种表达和呈现。最多再加一点点抚慰。抚慰自己还是抚慰他人。
赵峥嵘：艺术确实是一种表达和呈现以及抚慰，我们的心灵太需要抚慰和获救了。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在这个"不适于人居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上，一切传统、价值和意义的整体在那种"历史的进步"下分崩离析，这进一步导致了与过去和他人之间的隔膜，导致了个体经验世界的枯萎，我们已 “变成了自己家园里的陌生人"。这就需要我们寻找证明我们存在的理由，而且还要寻找获救自己和他人生活的途径。而用消解和遗忘来抹去生存中苦难的痕迹，只是一种自我欺骗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麻木的存在，没有生活的意义、尊严、梦想、希望，就像卡夫卡那样，写出了这种“普遍的不幸”。而在这个日益堕落的时代里，用恶的方式来拯救恶，带来的只是更为绵长的恐惧和绝望。获救或许就是受难，卡夫卡拒绝“尘世快乐与生存苦难之间的和解，坚持以受难的姿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他看见了绝望，但他在绝望面前是胆怯的，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找到战胜绝望的力量”。我们找不到真正救赎之路，尼采曾提出了艺术与审美的人生，把它看作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可是，当下似乎是一个不适合审美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被恐惧与绝望浸透了，人性的光辉和希望已经逝去，变得无影无踪。人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境地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到这个世纪的下半叶，福科又说“人死了”，利奥塔德则声称“知识分子死了”，这些混乱的声音一再告诉我们，人类没有拯救之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希望在哪里？艺术究竟能为人类提供些什么？无法获救，只是“因为我们自由！”。
罗奇：所有的“死亡”是一种意义的失落，是对终极价值的追寻的绝望，一切都是物质，都是那一杯土。人类所有的努力最终归于虚无，归于个体欲望的追逐。实际上是回到亘古洪荒，活着是为什么？真相是最残酷的，知识是虚假的，所以知识分子死了。老赵问的“我们的希望在哪里？艺术究竟能为人类提供些什么？无法获救”，我的回答是：从最终的价值上说，我们不要希望我们有希望，艺术不能为人类提供什么，获救根本就没这词。从现实来说，希望是下一顿能吃饱饭，艺术为你提供的是让你虚假满足，获救是你还在那里。
伍方斐：我那篇文章提到，软现实首先是面对现实，再一个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也许我们永远解决不了，但是可以接近去解决这个问题，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个问题。问题的解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可是你们要让大家知道是有问题的。你不能遮蔽现实中的问题，你把问题提出来，不是去唤起什么革命啊，因为革命是一种暴力代替另一种暴力，结构和逻辑没有变化，因此是有害无益的，它并不就提供希望。这也就是软现实选择“软”的原因。软现实艺术与硬现实主义的直接性和暴力美学不同，与现代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人化，以及控制自然、贬抑自然的态度不同，它试图在挖掘人性的同时，肯定物性的合理性和自然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一种物我相生、天人合一的生命伦理。这与传统艺术的自然精神倒有相通之处。
赵峥嵘：在苦难面前，作为我个人宁愿选择消解，软化，软化不了现实，就软化自己，人人都拒绝受难，我也随波逐流。承认自我的软弱，承认失败，这是我作为卑微的个体的局限，也是软现实的局限。它与勇气无关，却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有关！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李泽厚曾说，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并用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比较，从而提出，只有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崇高和悲剧精神，有了冲破宁静、发奋追求的内在动力，把审美引进现实生活，才可能改造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传统观念，使得外在和内在的自然都获得“人化”，“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
拯救或许就意味着重建自己的经验，一切重新开始，忽略跳过“受污染的区域”。或许只是一种“个人的展现”，我就是“我”，不管现实多么的荒谬。我作为个体局部的经验需要被“格式化”，得到了安全的保存，个体的价值重新得到承认，在社会日益缺乏人性的背景下，不管他究竟有没有他的价值，而不能有统一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对的，都是一种获救。从这里可以理解软现实主义的不代表了，所有的方式可能都是正确的，而没有唯一的方式。
艺术对话片断: 伍方斐、赵峥嵘、罗奇、谭畅
伍方斐：对现实我们有各种反应方式，所有的方式可能都是正确的，因此也就没有唯一正确的方式。包括对现实的歌颂，也有它的利益诉求和合理性。比如“维稳”，就是强调现实的合理合法的一种现实观，它是国家机器对现实的强有力的权力运作，本质上和一个生物的自我保护没有两样，也非常自然。它就是一个本能性的随时在启动与防范中的生物自我保护程序。软现实艺术是用 “软” 这个概念来面对这些现实，一方面是关注现实，另外就是用比较“软性”的方式来关注和面对它。至于画面语言，以及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每个画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做法和想法，包括实验。面对主观体验也好，面对底层生活的也好，面对观众的也好，面对自我的也好，每个人都有艺术史方面的一个积累一个经验，个人经验也不一样。罗奇的经验和赵峥嵘的经验也不一样。这个不强求什么。但我们要采用一个建设性的、“软”性的、缓慢的、渐进式的方式来面对和改造现实。把现实中一部分人的真实处境，包括心理真实揭示出来。现实的情况有时是，就像一座没有屋顶的房子，雨淋不死人，你也不会饿死，但是你会很不愉快。在这样一个没有遮盖的地方你是不安全的，你是浑身湿透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遮蔽和庇护。而且你不信神。就像你们刚才说的那种被抛弃感。其实，我们的被抛弃感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突然出现的。因为我们不信上帝，也就没有上帝死了的感觉。就像信宗教的人，某一刻，感到上帝死了，上帝不再庇护他，那是因为他过去相信上帝。但是中国人不会相信冥冥之中有个人会来救他。他没有这个意识。所以西方人有时候他是相信真的有那么一个时刻，通过这种苦难意识最终能进入天堂，他能获救。但我们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中国人就是熬，吃得苦中苦，只要埋头下去，自己感觉总有一天会有机会。我们是以这种定位来作为某种非理性的信念。而机会有偶发性，可能有，可能没有。这等于是一种自我欺骗。没有信仰就只能在自我欺骗中生活。自我欺骗相信的是偶发性。但信仰不是欺骗，是一种心理上的确信。这决定了我们的现实与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天然联系。因此，又没有信仰，又不自我欺骗，这就要求直面现实，你想逃避也逃避不了。
罗奇：当现实的欲望无法满足，而精神的信仰缺失，只能是自我欺骗。自我欺骗是一种底线。当自我欺骗都无法进行时，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赵峥嵘：自我欺骗来源于内心的痛苦和矛盾，以及无法“出示希望”，卑微的我们不得不去这样做。实际上，我们的“痛苦与矛盾是来自于对地狱之黑暗的窥视与恐惧，来自于恶之火的煎烤和对天国诱惑的逃避”，同时，痛苦与矛盾也来自于对现实的眷恋和拒斥，来自于对理想的圆满追求的渴望和无法真正实现的绝望。在中国，宗教作为精神生活的支柱，早已没落了。社会的发展，引起信仰的丧失。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去了心灵的家园，人们变得无所选择，随波逐流。我们为“缺失”所困扰，无穷地焦虑成了一种日常状态——“分裂、背弃信念、漂泊、与现实不调和”。失业、工业化、环境等来自于多方面的剧烈变化，深深动摇了我们对“获救”最初的坚定信念，当代人们的理性失落了，信仰失落了，人类迷失了方向，世界面临“虚无的深渊”。于是人们不断地往“容器”中填补，需要不断地寻求刺激来安慰自己，于是变得越发麻木了。不断的刺激钝化着我们的感官。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就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的作品向着“生猛”的方向发展。像注射“强心剂”一样， 于是，艺术变得越来越缺乏敏感和虚弱了。
罗奇：刺激愈多，愈麻木，感官愈钝化。人类的欲望的诉求是一列失控的列车，速度已经失控。或许我们的中国人民就是这个样子，麻木与钝化，需要强心剂，病人，我们都是病人。当代艺术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也不能说没有他的合理性。只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无疑是在摧残我们的感官，在短暂的愉悦之后再次陷入虚无的深渊。软现实主义的“软”或许在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剥离”开狂躁的现实，保持相对异质的清醒，以缓慢的、渐进的方式调理自身。
谭畅：或者说是一种策略。还有那个“以柔克刚”。它的目的还是为了克刚。它柔弱是一种策略或者说是一种暂时的手段。策略性很强，它是一种长期以来中国人想着，比如说处在低的地位是为了以后的高位，都是暂时性的策略。但事实上包括艺术，总觉得好像诗歌还可以做点事情，但是真正能呼吁云集啊，还是一幅画能唤起民众啊，我都觉得对策略的能动性的吸取都还是高了点。其实柔本来也就是柔。比如说“滴水穿石”，好像水的目的就是为了穿石似的。事实上水就是水。我觉得艺术更多的是一种表达和呈现。最多再加一点点抚慰。抚慰自己还是抚慰他人。
赵峥嵘：艺术确实是一种表达和呈现以及抚慰，我们的心灵太需要抚慰和获救了。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在这个"不适于人居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上，一切传统、价值和意义的整体在那种"历史的进步"下分崩离析，这进一步导致了与过去和他人之间的隔膜，导致了个体经验世界的枯萎，我们已 “变成了自己家园里的陌生人"。这就需要我们寻找证明我们存在的理由，而且还要寻找获救自己和他人生活的途径。而用消解和遗忘来抹去生存中苦难的痕迹，只是一种自我欺骗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麻木的存在，没有生活的意义、尊严、梦想、希望，就像卡夫卡那样，写出了这种“普遍的不幸”。而在这个日益堕落的时代里，用恶的方式来拯救恶，带来的只是更为绵长的恐惧和绝望。获救或许就是受难，卡夫卡拒绝“尘世快乐与生存苦难之间的和解，坚持以受难的姿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他看见了绝望，但他在绝望面前是胆怯的，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找到战胜绝望的力量”。我们找不到真正救赎之路，尼采曾提出了艺术与审美的人生，把它看作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可是，当下似乎是一个不适合审美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被恐惧与绝望浸透了，人性的光辉和希望已经逝去，变得无影无踪。人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境地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到这个世纪的下半叶，福科又说“人死了”，利奥塔德则声称“知识分子死了”，这些混乱的声音一再告诉我们，人类没有拯救之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希望在哪里？艺术究竟能为人类提供些什么？无法获救，只是“因为我们自由！”。
罗奇：所有的“死亡”是一种意义的失落，是对终极价值的追寻的绝望，一切都是物质，都是那一杯土。人类所有的努力最终归于虚无，归于个体欲望的追逐。实际上是回到亘古洪荒，活着是为什么？真相是最残酷的，知识是虚假的，所以知识分子死了。老赵问的“我们的希望在哪里？艺术究竟能为人类提供些什么？无法获救”，我的回答是：从最终的价值上说，我们不要希望我们有希望，艺术不能为人类提供什么，获救根本就没这词。从现实来说，希望是下一顿能吃饱饭，艺术为你提供的是让你虚假满足，获救是你还在那里。
伍方斐：我那篇文章提到，软现实首先是面对现实，再一个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也许我们永远解决不了，但是可以接近去解决这个问题，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个问题。问题的解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可是你们要让大家知道是有问题的。你不能遮蔽现实中的问题，你把问题提出来，不是去唤起什么革命啊，因为革命是一种暴力代替另一种暴力，结构和逻辑没有变化，因此是有害无益的，它并不就提供希望。这也就是软现实选择“软”的原因。软现实艺术与硬现实主义的直接性和暴力美学不同，与现代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人化，以及控制自然、贬抑自然的态度不同，它试图在挖掘人性的同时，肯定物性的合理性和自然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一种物我相生、天人合一的生命伦理。这与传统艺术的自然精神倒有相通之处。
赵峥嵘：在苦难面前，作为我个人宁愿选择消解，软化，软化不了现实，就软化自己，人人都拒绝受难，我也随波逐流。承认自我的软弱，承认失败，这是我作为卑微的个体的局限，也是软现实的局限。它与勇气无关，却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有关！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李泽厚曾说，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并用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比较，从而提出，只有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崇高和悲剧精神，有了冲破宁静、发奋追求的内在动力，把审美引进现实生活，才可能改造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传统观念，使得外在和内在的自然都获得“人化”，“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
拯救或许就意味着重建自己的经验，一切重新开始，忽略跳过“受污染的区域”。或许只是一种“个人的展现”，我就是“我”，不管现实多么的荒谬。我作为个体局部的经验需要被“格式化”，得到了安全的保存，个体的价值重新得到承认，在社会日益缺乏人性的背景下，不管他究竟有没有他的价值，而不能有统一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对的，都是一种获救。从这里可以理解软现实主义的不代表了，所有的方式可能都是正确的，而没有唯一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