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艺术作品的社会介入等问题回答王冠
王冠的问题：
金老师：您好！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您认为现在的当代艺术包括实验艺术是否逃离了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能否真正的超越或仅仅是一种言说上的回避以便于证明自己的前卫性？我认为观念的含义应是较内容更为复杂的一个概念载体，包括整体的对待艺术的态度或一些关系问题，但实际上很多人在使用观念一词时仍旧指的是某件作品的思想内容。当然这也很好无可非议，但是否说明了很多作品实际上只是用了新的媒材而已，实则是换汤不换药的，本质上在面对问题时仍旧体现着陈旧的老套路。
另外，虽说艺术作品介入社会的目的本身就是一种实验，但如果在形式语言上不加以实验性的创造与推敲，作品必然会流于公益广告的水平；而如果过分实验了艺术化了，是否对社会的介入强度会大大减弱，艺术家是否要在二者的平衡与斗争中成就一件当代性强烈的作品？您在内心深处是否承认成功的当代艺术作品是既作用于系统内部的（符合文脉进化法则）又是作用于社会（产生社会影响）的，但重心仍旧在系统内部？
回答王冠
实际上你提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二是关于观念的含义在今天如何理解；再一个是关于艺术作品的社会介入问题。这里我说说我的观点。
一、关于形式与内容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历史性话题了，但好像永无止境地还要谈下去。为什么我们总会在形式与内容的老问题里纠缠不清呢？其答案也许是令人不可接受的，这就是我们也许并没有真正要去表达的东西。我们总是详装有思想，于是在形式里兜圈圈的同时，总是挖空心思地做着自圆其说的辅助性工作。甚至于通常的情况还要更糟，这种自圆其说的工作都是在形式完成之后去弥补的。正由于此，我们对形式内容这个老问题，在回答它的时候总显得被动与怯弱，总经不起追问。我的观点是形式是为思想服务的，当思想要表达的东西遇到了障碍，用通常的表达跨越不过去，形式的实验才会有实验的质味；或者思想的表达在逻辑上已经有了相对明晰的框架，而在实际的表达上出现了具体的麻烦，这个时候形式的迫近也带有实验的意味。形式总是基于运思的情形变化与转换的。由于思想与问题对象之间出现了对抗、胶着以及僵持的情状，那么打乱、扭曲与篡改它们才能开始新的思考，这其实是看不见的思想实验。我觉得，形式实验是稍许滞后于思想实验的。一方面思想实验是形式实验的基础或是背景，形式实验是思想实验的物化表达；另一方面，这个过程是相互提携互为衬映，同时也是彼此丰富的。也许形式的失败会启开思想的另一道门槛；也许突然而来的其他因素会终止实验的现场。这意味着，许多可能性都会在运思的方向上“等待遭遇”。只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形式与内容是构成了一定关系的，计较这个关系，无疑是计较形式是被赋予了内容的。这里面，也许该清楚的是，首先要有话可说（内容），其次才是如何去说（形式）。
但也存在一种趣味倾向上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为趣味去玩弄形式，至于这个趣味究竟是什么，好像感觉、性情或是心绪会暗示我们。比如自动写作就是这样，行动绘画也是这样。但这在艺术史里已经类型化了，我们对这种方式在理论上是了然的，我们知道它的结果其实会是怎样。我们用的是别人的经验，仅是我们不轻易承认已经被经验控制了。我想，这样的体验我们都曾有过，甚至于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体验走出来的，我们对艺术的进一步认知首先要超越的正是这样的体验。所以这种体验不能称之为实验。
我们常采用的作品思考途径其实是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
自上而下的方式是一种在既定系统中工作的方式，也许我们是不自觉地进入了别人已经确定好了的工作系统。有时是对某种形式的偏好而进入了别人的系统，作品仅是在这个形式系统中做局部性的篡改工作。也有受到外力的无形胁迫，使得作品无法不呈现出被胁迫的痕迹，这种胁迫其实也是一种既定系统，比如意识形态系统，比如市场系统。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其特点为，在精神上是寄生的，在思想上是妥协的，但不能否定，这样的工作方式有时是智慧的，是有其目的所引导的。然而要从内容与形式来挑剔的话，无疑在内容上是力不从心的。
自下而上的方式是一种从底层做起的带有研究课题的工作方式，它首先对既定的东西是持有怀疑态度的，或者说，一切被公认了的东西是要批判地重新加以认识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其工作方式也许是从问题开始的，是一种与问题关系的建立。其特点为，精神上的独立性，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在反思与不确定中推进思想的进程。如此，在形式与内容如何互为衬映这个问题上，自下而上的方式或许是能够提供出一些可资讨论的案例。
二、关于观念的含义在今天如何理解
我首先要反问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观念？我们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与上面“形式与内容”这个问题结合起来看，观念及观念的出处其实已经暗示在里面了。观念有其生成的语境，我认为观念是在特殊的问题语境中产生的。由于我们遭遇的麻烦是棘手的，通常的经验无法逾越，这时我们就得重新建立一些构想，而这个构想是用来超越困境的。我们经常说，换一种思路来想问题，这是带有观念意味的表达。但假如我们的问题对象不具体，或者根本没有，那么“换一种思路”就成了一句空话或者假话。而实际的情况，我们的问题对象经常性地是不明确的，所以在这里面要讨观念的说法就显得有些矫情，即便生造出观念来，实质上也是不靠谱的观念。理解观念有两种途径，一是思想层面上的，它导致了原有的思想结构发生了变化，其直接的结果是我们看待问题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二是观念是用来解决问题（艺术内部的）的手段， “不择手段”在特殊的问题背景中在我看来就是非常观念的东西。除开问题对象的观念有没有其他的观念，那肯定是有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在“自上而下”的工作中是有的，那是别人营造好了的观念，是过时与老套的观念，是想用尽管可以拿来用的观念，但这个观念与我们自身又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你所说的“换汤不换药的，本质上在面对问题时仍旧体现着陈旧的老套路”，这话没错！
三、关于艺术作品的社会介入问题
“社会介入问题”在今天还只是一个开题，这个开题带来了许多的质疑，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方面。就现在的一些质疑来看，其实我们对介入本身的认识是过于理想化了，甚至于过于“硬性”。其实今天的现实是到处都是介入，或者是被介入。有些介入完全是一种权力，用的是制约的方式；有些介入是一种呼吁，试图用的是融合的方式。看看美国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介入，它的权力的，制约的，但制约的是弱者。再看看新加坡对中国与东南亚的介入，它是呼吁的，是融合的，是用对话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不妥协”。这些政治上的案例无疑给艺术如何介入社会提供了参照。
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是“艺术永远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在而显示着它的存在”，马克思说：“任何时代只处理它所能解决的问题”，这让我看到了艺术的作为以及它的有限性。我非常同意邱志杰个一个说法，“艺术家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大意）”，我们活着的意义要大于作品的意义，只有这样，这个活着的意义才能在作品中显出。所以，在这个前提下，艺术作品对社会的介入，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质疑，仅是艺术家用作品转换成了一种对话方式。我是在新加坡的方式中似乎看到了某种可能性，某种看来是一厢情愿的希望，这就是某种在融合中的不妥协精神。艺术能做的事其实不大，但我们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是通过艺术作品来传递的，传递意味着渴望对话、交流与沟通，我觉得这时艺术家这个称谓才算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能放大了来看“介入”的效果，很多技术性问题才刚刚露出水面，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也许是稚拙的，但这个稚拙在我看来也是重新识读真诚的契机。
你的问题也是我最近重新在思考的一些东西。有些观点是我过去就谈过的，我依然坚持了，但也有一些新的认识。先写上这些，交流而已。
转老金博客
金老师：您好！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您认为现在的当代艺术包括实验艺术是否逃离了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能否真正的超越或仅仅是一种言说上的回避以便于证明自己的前卫性？我认为观念的含义应是较内容更为复杂的一个概念载体，包括整体的对待艺术的态度或一些关系问题，但实际上很多人在使用观念一词时仍旧指的是某件作品的思想内容。当然这也很好无可非议，但是否说明了很多作品实际上只是用了新的媒材而已，实则是换汤不换药的，本质上在面对问题时仍旧体现着陈旧的老套路。
另外，虽说艺术作品介入社会的目的本身就是一种实验，但如果在形式语言上不加以实验性的创造与推敲，作品必然会流于公益广告的水平；而如果过分实验了艺术化了，是否对社会的介入强度会大大减弱，艺术家是否要在二者的平衡与斗争中成就一件当代性强烈的作品？您在内心深处是否承认成功的当代艺术作品是既作用于系统内部的（符合文脉进化法则）又是作用于社会（产生社会影响）的，但重心仍旧在系统内部？
回答王冠
实际上你提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二是关于观念的含义在今天如何理解；再一个是关于艺术作品的社会介入问题。这里我说说我的观点。
一、关于形式与内容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历史性话题了，但好像永无止境地还要谈下去。为什么我们总会在形式与内容的老问题里纠缠不清呢？其答案也许是令人不可接受的，这就是我们也许并没有真正要去表达的东西。我们总是详装有思想，于是在形式里兜圈圈的同时，总是挖空心思地做着自圆其说的辅助性工作。甚至于通常的情况还要更糟，这种自圆其说的工作都是在形式完成之后去弥补的。正由于此，我们对形式内容这个老问题，在回答它的时候总显得被动与怯弱，总经不起追问。我的观点是形式是为思想服务的，当思想要表达的东西遇到了障碍，用通常的表达跨越不过去，形式的实验才会有实验的质味；或者思想的表达在逻辑上已经有了相对明晰的框架，而在实际的表达上出现了具体的麻烦，这个时候形式的迫近也带有实验的意味。形式总是基于运思的情形变化与转换的。由于思想与问题对象之间出现了对抗、胶着以及僵持的情状，那么打乱、扭曲与篡改它们才能开始新的思考，这其实是看不见的思想实验。我觉得，形式实验是稍许滞后于思想实验的。一方面思想实验是形式实验的基础或是背景，形式实验是思想实验的物化表达；另一方面，这个过程是相互提携互为衬映，同时也是彼此丰富的。也许形式的失败会启开思想的另一道门槛；也许突然而来的其他因素会终止实验的现场。这意味着，许多可能性都会在运思的方向上“等待遭遇”。只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形式与内容是构成了一定关系的，计较这个关系，无疑是计较形式是被赋予了内容的。这里面，也许该清楚的是，首先要有话可说（内容），其次才是如何去说（形式）。
但也存在一种趣味倾向上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为趣味去玩弄形式，至于这个趣味究竟是什么，好像感觉、性情或是心绪会暗示我们。比如自动写作就是这样，行动绘画也是这样。但这在艺术史里已经类型化了，我们对这种方式在理论上是了然的，我们知道它的结果其实会是怎样。我们用的是别人的经验，仅是我们不轻易承认已经被经验控制了。我想，这样的体验我们都曾有过，甚至于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体验走出来的，我们对艺术的进一步认知首先要超越的正是这样的体验。所以这种体验不能称之为实验。
我们常采用的作品思考途径其实是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
自上而下的方式是一种在既定系统中工作的方式，也许我们是不自觉地进入了别人已经确定好了的工作系统。有时是对某种形式的偏好而进入了别人的系统，作品仅是在这个形式系统中做局部性的篡改工作。也有受到外力的无形胁迫，使得作品无法不呈现出被胁迫的痕迹，这种胁迫其实也是一种既定系统，比如意识形态系统，比如市场系统。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其特点为，在精神上是寄生的，在思想上是妥协的，但不能否定，这样的工作方式有时是智慧的，是有其目的所引导的。然而要从内容与形式来挑剔的话，无疑在内容上是力不从心的。
自下而上的方式是一种从底层做起的带有研究课题的工作方式，它首先对既定的东西是持有怀疑态度的，或者说，一切被公认了的东西是要批判地重新加以认识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其工作方式也许是从问题开始的，是一种与问题关系的建立。其特点为，精神上的独立性，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在反思与不确定中推进思想的进程。如此，在形式与内容如何互为衬映这个问题上，自下而上的方式或许是能够提供出一些可资讨论的案例。
二、关于观念的含义在今天如何理解
我首先要反问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观念？我们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与上面“形式与内容”这个问题结合起来看，观念及观念的出处其实已经暗示在里面了。观念有其生成的语境，我认为观念是在特殊的问题语境中产生的。由于我们遭遇的麻烦是棘手的，通常的经验无法逾越，这时我们就得重新建立一些构想，而这个构想是用来超越困境的。我们经常说，换一种思路来想问题，这是带有观念意味的表达。但假如我们的问题对象不具体，或者根本没有，那么“换一种思路”就成了一句空话或者假话。而实际的情况，我们的问题对象经常性地是不明确的，所以在这里面要讨观念的说法就显得有些矫情，即便生造出观念来，实质上也是不靠谱的观念。理解观念有两种途径，一是思想层面上的，它导致了原有的思想结构发生了变化，其直接的结果是我们看待问题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二是观念是用来解决问题（艺术内部的）的手段， “不择手段”在特殊的问题背景中在我看来就是非常观念的东西。除开问题对象的观念有没有其他的观念，那肯定是有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在“自上而下”的工作中是有的，那是别人营造好了的观念，是过时与老套的观念，是想用尽管可以拿来用的观念，但这个观念与我们自身又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你所说的“换汤不换药的，本质上在面对问题时仍旧体现着陈旧的老套路”，这话没错！
三、关于艺术作品的社会介入问题
“社会介入问题”在今天还只是一个开题，这个开题带来了许多的质疑，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方面。就现在的一些质疑来看，其实我们对介入本身的认识是过于理想化了，甚至于过于“硬性”。其实今天的现实是到处都是介入，或者是被介入。有些介入完全是一种权力，用的是制约的方式；有些介入是一种呼吁，试图用的是融合的方式。看看美国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介入，它的权力的，制约的，但制约的是弱者。再看看新加坡对中国与东南亚的介入，它是呼吁的，是融合的，是用对话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不妥协”。这些政治上的案例无疑给艺术如何介入社会提供了参照。
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是“艺术永远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在而显示着它的存在”，马克思说：“任何时代只处理它所能解决的问题”，这让我看到了艺术的作为以及它的有限性。我非常同意邱志杰个一个说法，“艺术家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大意）”，我们活着的意义要大于作品的意义，只有这样，这个活着的意义才能在作品中显出。所以，在这个前提下，艺术作品对社会的介入，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质疑，仅是艺术家用作品转换成了一种对话方式。我是在新加坡的方式中似乎看到了某种可能性，某种看来是一厢情愿的希望，这就是某种在融合中的不妥协精神。艺术能做的事其实不大，但我们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是通过艺术作品来传递的，传递意味着渴望对话、交流与沟通，我觉得这时艺术家这个称谓才算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能放大了来看“介入”的效果，很多技术性问题才刚刚露出水面，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也许是稚拙的，但这个稚拙在我看来也是重新识读真诚的契机。
你的问题也是我最近重新在思考的一些东西。有些观点是我过去就谈过的，我依然坚持了，但也有一些新的认识。先写上这些，交流而已。
转老金博客
写得不错，老金认真的
谢谢金老师严谨细致的答复！
金老师创作思想还是原于某些传统的，“我的观点是形式是为思想服务的”。即使我们在不断的试图突破什么的时候，一些根本性的“框架”还是会在那里，当然我们可以不去想它，但并不因此就意味着作品在客观上已经将其完全的摒弃了。比如“生”或是“死”，或是不生不死（涅磐），如果再要从中找出什么新的可能恐怕对于人的状态来说就是天方夜谭了。最多就是我们可以暂时性的从主观意识上跳出来，不去想它或时常替换一些新潮名词，但实际上则并没有超出前人所给出的思想的最大范围。这并不是可悲的，相反这对于一个当代的创造性工作而言是很好的，当我们明白了一些东西是无法从根本上进行绝对超越的时候，在一个脉络内部的相对推进和局部拓展就显得明朗了起来。
“当思想要表达的东西遇到了障碍，用通常的表达跨越不过去，形式的实验才会有实验的质味。”这在历史上的例子有很多，如德拉柯罗瓦对“新”革命的强烈赞叹从既有的系统中找不到合适语言的时候，浪漫派风格就产生了；而现代主义者对内容的放弃也是在观念上走到了将形式推向极致以便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拒斥”所用。“在实际的表达上出现了具体的麻烦”是否过多的表现在具体问题的政治安全性上？
金老师使用观念的方式是在“具体问题”中产生的。但如果这个具体问题并不是全新的，而只是在时间上或式样上是新的，那么由此而来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就会十分的便捷，从而智慧？
单纯的观念本身在思维的历史上是十分充足的。但问题是在具体的问题中如何展开与随机应变（像独孤九剑）。如徐冰所言的“由于观念是新的，因此形式必定是新的”，而我看到的无非是他将禅宗的观念融入到了西方文化中，或是介入了西方的问题语境。如911事件产生的作品《何处惹尘埃》，就单纯的观念而言这是老套的，但新的问题及世界的广度使老观念的深度得以有新的显现。我对全新观念是不报以任何幻想的，而是对具体问题中的有效性更加珍惜 。
介入社会的确有很多种的，但艺术家以自身的方式介入社会还显得十分的新鲜，这是与西方艺术形态发展到“当代艺术”这个全球化语境有关的。但是当面对着中国的观众时，这就显得更加的复杂了——我们没有西方的从古典到后现代的文脉，因此先锋艺术家将如何伺候中国的观众就显得很困难。而在中国这个乱糟糟的“当代”中，也许“不择手段”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王冠
(2009-03-09 15:10:37)
我反对劳金的观点，但我拥护劳金说话的权利
有意思
王冠可以给金锋做老师。
不择手段? 意思有点到了
“我的观点是形式是为思想服务的”，这还是形式与内容二分的观点。原因是把形式太局限于艺术了，一个新思想的诞生，你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文字语言，接人待物等，这些“形式”都不同了，形式与思想能够分得开吗？这些“形式”就是这个“新思想”的形式，这个“新思想”就是这些“形式”的思想。
“我的观点是形式是为思想服务的”，这还是形式与内容二分的观点。原因是把形式太局限于艺术了，一个新思想的诞生，你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文字语言，接人待物等，这些“形式”都不同了，形式与思想能够分得开吗？这些“形式”就是这个“新思想”的形式，这个“新思想”就是这些“形式”的思想。
------吴味
------吴味
吴味你对朱其提出的【中国当代艺术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灵魂】 有什么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