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主义――致天乙姐夫--程美信
关于民族主义――致天乙姐夫
程美信
读毕天乙姐夫《民族文化的出路—致美信先生》一文，让我有些“受宠若惊”而又不知所云。他还将我的文章定性为“总体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先撇开褒贬之义，但我仍须表达对民族主义的几点看法。
一、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其文化主体发展囿于过去或民族主义均不会有出路的，所有“特色”均为形态表现，绝非本质的。
二、 任何“为特色而特色的”形式文化民族主义，均为狭隘而自损的保守思想主张。
三、 自从文明诞生那一刻便意味着纯粹民族或纯粹民族文化的逐渐消亡，“华夏文明”兴起恰在纯粹汉族的消亡，以及它作为区域泛民族的共享文明。
四、 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均在文化上具备吸收与辐射的力量，曾经的埃及、中国、罗马等帝国均不例外，近代美帝国更为如此。当其走向拒绝吸收外来文化而一味儿强调自身文化传统，表明帝国已临近衰亡。
五、 人类因外部矛盾而走向世界利益一致性，譬如生态、能源和疾病等等，它使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利益主义日益削弱的客观因素，从欧盟统一到“京都会议”均显现了世界发展走势。
六、 当今时代，任何强调“民族特色”文化沙文主义，不外是无知与自卑。民族精神所包含的集体利益或者集体荣誉之实质，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则是文化本能，如果连这种东西都须强调，其内在的社会冲突与文化矛盾便不言而喻。
七、 中国式民族主义始终一种内部斗争的政治与文化的手段，它从义和团时代到今日为止，从没有起到御外的精神作为，而是作为政治道德“抓奸”工具，成为社会博弈的话语权。
在此，我重新传上《民族主义以及文化文化出路》、《没有殖民主义就没有人类文明》和《中国语境下的殖民主义》三篇文章。它们较为全面的代表我对“民族主义”之批评态度。
民族主义以及文化出路
程美信
“最民族的也是最世界的”，这个说法在中国流行到俗套的地步，从小民百姓到专家大师都无不朗朗上口。它不止一般意义的狭隘，简直愚蠢到疯狂的地步，其误导性给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带来不良后患，无论官方意志还是学术倾向都出现这一错误导向，致使当代中国主流文艺走入民族主义的狭隘误区，以为民族特色便是征服世界的法宝，尤为不学无术的时装界，动不动拿少数民族传统服装到处走台，象是在证实“最民族的也是最世界的”的永恒真理。08奥运无须思索便是“民族秀”，从徽标、服装和表演将不例外，可谓是一次彻头彻尾“民族主义狂欢节”，显然不会见到当代中国人的原创才华，因为趋之若鹜的思维定势损害了人们的创新意识。其实，将民族服饰作为一种设计元素未必不可，但毕竟是一种隶属前人传统的拷贝，顶多作为民族符号的展现，充其量不过是满足人们对异族风情的好奇心而已。
民族性艺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应受到保护性尊重，它通常作为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出现，在以往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阶段，它起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欧洲各民族国家从兴起走向今日泛民族的欧洲文化，这便是现代化和全球化促进下的一种历史整合。尽管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性格气质，资本主义文明和现代化技术发展，使得各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相互渗透，最终形成一种实用主义的逻辑：“最好的就是最世界的”，而不是最民族的才是最好的。制度文化或科技文化的发达成为秩序权威的重要标志，结果导致价值、审美、习俗的大位移，甚至发展到盲目崇拜先进性权威的地步。其内在逻辑是依据的实用主义的路线，一个社会能够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证明了其制度、文化、科技的相对优越先进，加之经济、军事和综合实力占据世界的一定比重，那么，这样一个国家或民族必然是一个文化帝国，其语言和习俗往往被人们过度盲从。可见，世界是实力的，人心是势利的，以人均的发明专利、教育素质、富裕水平、道德文明、制度民主、社会公正、和谐程度等综合方面考察，美国不是最好的，可这丝毫不能动摇其文化帝国的霸主地位。以致原本被认为蹩脚而粗俗的美式英语，如今也成为一种风靡世界的流行时尚。
众所周知，美国的国家与民族特点在于世界性。或者说，世界不仅在美国化，同时美国也在日益世界化，这种国际交往繁密促进了互相渗透的必然态势。它说明了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开放性社会，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必然融为一体。当代全球化符号被烙上“美国”标签似乎并不是偶然，这个有主流文化而无民族主体的超级帝国成为“新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必然会引起一些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者的攻击。这一现象是全球化初始阶段所必须面临的文化冲突，也是延续历史矛盾所必须经历的阻碍。尽管全球化发展已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势头，对于一些弱小民族和发展中社会可能具有无法承受的实质压力，不免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与抵制的旗帜，其结果往往是徒劳的；全球化整合不同于以往的殖民主义侵略，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杜绝国际交往以及参与全球化发展，从经贸、能源、生态都逐渐走向世界一体化，而资本积累、制度建设和技术水平却不均衡，从而导致历史怨恨与民族情绪的延续性。美国作为全球化进程的领军主力，其背后拥有一个后现代的、泛民族的超级国际势力，从最初的国际贸易与自由经济的热情，演变成一种控制当代世界价值系统的文化主导权。
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全球化”成为“美国霸权”以及“新殖民主义”是不奇怪的。类似中国这么一个庞大而老化的传统帝国，尽管本身已早是一个泛民族的小国际世界，如“汉族”是一个纯粹文化符号，其民族性与地域性在中国这一版图中毫无具体方位，当然其符号表征是“中原文化”和“中华民族”，实际上，中原文化历经了多数民族化的融合进程，通过渗透与交融所形成后来的混合“中华文化”特征。随着殖民主义时代和工业文明的来临，混合型的汉民族文化成为一种代表民族的国家主体，其地域性、民族性放置于全球格局中，必然形成一种鲜明而异质的民族文化。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外部交往处于极度的被动的境地，由于制度与技术明显处于弱势，并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民族主义相对于殖民主义无疑是及时雨，从屈辱下采取了“西为中用”折衷而务实的路线，转而成为当代的“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虚妄。这表明中国至今仍是不适应当代全球化的历史步伐，首先在文化与意识上缺乏稳健自信的主动实力，结果成了不合时宜的狭义民族主义的温床，造成一种集体虚妄的意识错乱。
那么，代表民族文化的艺术可是作为一种历史传统被保留于生活中，它作为民族符号和历史记忆是可取的。但要将一种地域性和传统的民族文化充作当代世界的主体文化则没有任何可能，被广泛接受的当代文化几乎没有民族文化的内质属性，无论文艺、科技、制度、思想都不例外，“好”是其唯一的内在价值标准。可以说，民族性越强的特色文化便越加难以国际化，只能是一道异族风情，而且它是僵死的象征性外壳，这便是历史条件与国际交往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精华和民族经典的形成，不是囿于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有着客观条件的必然局限，传统世界的地理屏障因资讯与交通而彻底打破，国族之间互相影响作用完全处于地球村状态。此外，没有一种制度文化、艺术传统、道德规范和审美价值可以一劳永逸的生效下去，当代世界各国日益丧失自身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色是历史必然的。
由于社会制度与发展水平的差异，现实利益与历史怨恨交集在一起，以往任何统治集团都会利用民族之间的历史仇恨来巩固自身权力；或者通过外因转移内部矛盾之视线，因为民族主义是前现代国家重要的意识形态控制工具，“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则是凝聚精神要素。但是，今日要以传统或民族文化作为优越于世界之上的当代文化，建立所谓民族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社会，其不合时宜的保守性便一目了然。
尊重历史和保护传统是文明社会的职责，但它不足以作为主体性的当代文化。此外，要将传统文化强加于当代之上；将民族强加于世界之上，不仅犯了民族沙文主义的极端错误，其本质也是一种历史的时空错位。关键在于它完全不适合一个全球化时代，若不加反省必将付出昂贵社会代价，并陷入“为特色而特色”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国画、京剧、书法和中医等国粹都陷入发展困境，其中京剧和书法作为一种保护性的传统艺术，通常只限于重温历史的文化记忆，其发展空间已非常有限，更谈不上世界性和当代性；中医可能不保，其病理与药理经不起现代科学的检验，只能充当一种心理医术，满足过渡时期的社会需求，为了那些无知、穷困与无助人们提供了精神慰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国画”，它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唯一具有发展潜力的“国粹”，由于它的形式与内容的日益开放，其民族性将不可避免的萎缩，剩下只有纯粹的画种。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当代试验水墨与传统国画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实验水墨吸收了传统绘画的审美要素，使它变成一种不拒形式风格和内容题材的当代美术，为中国画未来性构建了必要的基础。但遭到“传统派”的否定和打压，这里有历史传统、官方意识和民情倾向的多重作用，它显然是整体文化保守与价值错位的必然表现。从策略上说：保护民族传统的前提不能妨碍文化发展，更不能损害开拓性的创新热情，否则有“皮之不存”的危险。
当代民族主义思潮还结合了环境生态学上“多元主义”，主张建立多元的、多样的、多极的文化世界，其目的在于防范单一性的极端危险。这一思潮可谓深入人心，成为21世纪的最显要学说。那么，多极、多元、多样地发展，无论国际格局还是社会结构都出现更多分歧，也意味着更大的分裂与消耗。人类的发展大方向将无疑走向一致、高效、节能，即确立正确方向之后，一旦决策付诸行动实施；多元只能限于意识与决策的前判断状态，所要达到目的则不可能多元路线。其次，世界的飞速发展造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乌托邦”，那就是人类生态与能源等基本生存根基已陷入艰难困境，出现了生死存亡一盘棋的危机格局。解决这一实际危机的出路与构建多极化世界是相背离的。那就是在国际性顶端的组织必须发挥越来越大、越多的作用，国家以及中间权力必须越来越受制约和缩小，加强建立一个泛民族和泛国家的世界大联盟，这便是全球发展的必然路数。此外，个人这最低一端将得到空前扩大，形成世界秩序一端的统一化和个人一端多元化，削弱中间环节的组织结构，达到精简而高效的权力秩序，促进人个体性的多元而包容的和平世界，中间介体的“国家”和“民族”最终将消亡，否则全球化及人类前方均无出路。
总之，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发展以及人类共同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它关系到人类世界整体命运的出路。因此，在主张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时，应该给予更多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考量，不然有背离历史发展规律的危险。
没有殖民主义就没有人类文明
程美信
关于当代性的文艺批评与学术讨论，常常演变为一种道德骂街和学术抓奸。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老派还是新派，只要遇到“殖民”和“后殖民”式语，学术真理让位于民族主义道德表现。为此，我不得不说：没有殖民主义就没有人类文明。文明史就是殖民主义的扩张史，也是所有帝国主义的共同发家史，包括华夏帝国的文明史。
（一）在新石器的晚期和农业出现的同期，泛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已遍地开花，黄河流域的所谓“华夏文明”只是其中之一。如南方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在发展水平上，绝不逊色于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此外，至今在南方地区发现了许多史前文化遗址，它们出现充分证明了“华夏”作为泛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假说。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江西的背山文化和筑卫城文化；两湖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彭头山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福建的昙石文化、湾芝的山文化。最有说服力的是三星堆文化，它进一步推翻了史前文明华夏中心说。重要的是，三星堆文化在冶金技术上绝不次于同期的中原青铜文明，在艺术形态与精神气质上跟中原文化毫无直接关系，这是它神秘而颇为争议的地方。
中原华夏文化的崛起，除了自然土质与金属工具的使用之外，它的另一个重要作为就是殖民和扩张。黄河流域的土质对于发展早前农业可谓得天独厚，加之金属工具的使用，使黄河流域农业与人口获得迅速发展（目前不清楚冶金术是由中国本土发明或外来传入，但中国地区在使用金属的年代较晚于两河青铜文明两千年，比印度也晚一千年左右，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青铜器技术是由外来传入）。小区域范围的部落利益冲突开始源源不断，最终不可避免引发征服与扩张的殖民战争不断蔓延，意味着“华夏文明”作为新兴帝国主义而崛起。
华夏文明的兴起不仅在农业方面的发展，传说中“炎黄之战”为我们提供一种推论依据，同时洞察到华夏帝国初始阶段与殖民扩张的关系。其中征服与杀戮、强权与同化均是不可缺少的，这些都是在旧石器时代所不可想象的。生产工具、兵源武备、组织力量，这些都为青石时代（新石器与青铜早期）的中原地区各部落之间提供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征服与掠夺主要目标是土地和奴隶。苗族早先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个中原族裔，与黄帝部落发生战争，失败后退入长江中下游，形成“三苗”部落，到以尧、舜、禹传说时代，北方华夏同盟帝国又发动战争征服“三苗”；结果导致“三苗”分崩离析，留在原地的被奴役同化，剩下南逃。由于汉民族不断中兴扩张，没有被征服同化的苗人最后迁徙西南山区。
殖民与扩张必然加强了氏族领袖、军事首领、祭司们的权力，这无疑促进国家上层建筑的确立以及阶级结构的出现。从中原地区发掘的城堡废墟、乱葬坑、众多武器，它说明了华夏帝国初始阶段的剧烈痕迹，绝不是后来学者所标榜的道德礼仪成就“华夏文明”。在人类迈入文明的前夜，扩张与殖民是处于一种愈演愈烈的高潮状态，最终形成一种国家、文明、民族、阶级的高级形态。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在文明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一血火交融的洗礼，不可能有人类的文明历史，中国古代文明也同样不例外。
（二）人类的初始文明均与农业紧密在一起。相比于后来的海洋文明和工业文明，农业文明显得极为内敛与保守的文化性格。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错觉，只看到了它的成熟衰老，没有见到它的青春焕发。农业社会如果不是征服游牧社会，它便不可能成为人类世界的第一阶段的初始文明。然而，真实的历史在长期文明演变过程种被遮蔽，如统一后的中国总受到西北部游牧民族的骚扰侵犯，为此，历代统治者均修固长城，后期帝国几乎落入了异族统治之下。正是这些，使人相信农业社会的生性的内敛和保守，缺乏好战扩张的进攻气质。实事上，农业社会最初与游牧民族过程中，表现得极为主动好战。从犹太先民的记述中，我们得知埃及早先的征服殖民史。
在动植物驯化之前，人类是过着游猎与采集的生活，农业的发现与发展，意味人类开始过上定居生活，它促进农业部落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对经济活动区域的需求不断扩大。定居生活不仅表现于安全舒适，也是积累与建设的必要条件，对繁衍后代更为有利，并充分发挥了老年人的分工价值，他们此前一直是原始社会的沉重负担，在许多民族当中都兴作将老人抛弃的原始习俗，如北极爱斯基摩人，一旦陷入食物危机，首先将老人丢弃。农业社会之所以普遍具有尊老遗风，那是他们在照看小孩、料理内务、授导知识等方面，为后人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农业社会比游牧社会的优势与进步。在征战方面也如此，农业社会不再拖家带口地上战场，军队显得更为专业化和组织性，尤其政治联盟这种方式使农业社会迅速建立地域国家。
另一方面，农业社会的开疆扩土，不仅缩小了游猎部落的活动区域，并破坏了动物成长生态，同时阻断了游猎民族循环的流动经济区。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文明冲突，终于引发人类文明史首次大规模的殖民主义浪潮，它是资源与生存、文化与发展的较量。结果是具有原生态的游牧生产方式让位于新兴的农业文明。地球上凡是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最终都成为农业文化扩的张殖民地。随着耕作技术的发展与农业人口的增长，尤其金属工具的使用，具有原生态的游猎民族丧失原有的生存空间，每当牧区遭到自然灾害，他们都必须铤而走险，用武器与流血换取生存机会。中国西北游牧民族每遭天灾，必定向东南地区发动战争，它最初不具政治性的征服目的，仅是生存危机下的冒险行动，为了确保部族繁衍“种子”。历史上最辉煌的游牧帝国应属蒙古人，他们的结局却无法超越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必然归宿，不是败亡便是被同化；或者转化从事商贸经济活动。文明需要在稳定基础上不断建设，胜利对于英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只是一时而已，因为他们缺少文明所必备的稳定基石。
农业社会在长期稳定和地理屏障的保护状态中，必然出现了文化性格变异。如苏美尔和中国的早前奴隶制时代，代表了新兴农业文明的霸权，扩张疆土和掠夺奴隶成为了国家有组织行为，从而导致非农耕社会的人口与疆域的萎缩。农业社会在人口、组织力、战斗力和防卫力等诸多优势方面，它之所以扩张性的文明类型，使得游牧民族成为地球上的“流寇”类型。古埃及文明如同中国文明一样，后期均倾向一种内敛的文化性格，没有新兴的海洋文明和工业文明那具有进攻性。当农业文明在埃及与中国都发展到极限，地理屏障优势同时也成了封闭城墙，最终迫使它逐渐走向内敛的文化性格。否则，想稳定而内敛都不可能。苏美尔文明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地处两河，缺乏类似埃及与中国的自然保护屏障，使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好战型的农业社会。此外，埃及的宗教集权与中国的宗法集权，从本质上毫无两样，是文明发展成熟的必然表现。当埃及人遭到新兴的海洋文明的冲击，它一度表现出极端的仇外和好战，直到最终文明被外来文化所消灭。近代中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当它遭受西方工业文明的重创，史无前例的不堪一击，屈辱与愤怒激活了中国人的好战基因，强国梦成了国家集体重要意志，所谓“当裤子要制造原子弹”。它都说明文化性格是可塑性的，民族文化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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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对被征服的厄运相对较晚，在欧洲现代文明没有抵达中国之前，华夏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遇到全面的强大对手，蒙古人和满清人均属军事机会主义，缺乏在文化上可以征服华夏帝国的综合实力。西洋文明的情况不相同，它代表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除了现代科学技术之外，其制度与文化都是农业文明所无法匹敌的，它不仅彻底打破了自然地理屏障的作用，同时引发人文地理的大突变，使古老中华帝国一下子成了新世界的落后“蛮夷”，对中国人的天朝心理构成重大打击，并引发集体意识的扭曲，直接表现在于盲目排外和极端民族情绪。中国要成为一个未来的文化大国，它必须在现有世界文明体系的基础上，创造出的全新的技术、观念、制度、艺术，否则只是一个文化上被动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被文化殖民。
（三） 对后殖民的大批判，在中国最糟糕的表现是变相为一种文化内耗。这应该引起全体中国学者的谨慎。首先，在理论认识上忽视了殖民主义对历史发展与文明进程的实质作用；其次，过度的道德评判导致“后殖民”成为内部抓奸的口实。“殖民”一词在中国社会语境里是一个道德概念。因此，评判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殖民（后殖民）成为中国式的道德胜利法。
这里必须阐清，西方学术上的“反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绝对不是为第三世界或弱势国族专门设定的辩护词。如果听到福科和义赛德的声音，感到委屈或义愤、凉爽或发热，这些全然是多余又多余。首先，他们对西方自身文明的批评同样是基于一种正义的道德逻辑，或者说继承了苏格拉底哲学的反思与否定的评判精神。这一点，中国理论界必须认清，保持清醒头脑，切不可陷入一种道德阿Ｑ的精神状态。其次，对自身文化必须加强建设性的反思与评判。
历史始终是强者的系谱。在我们以道德名义疯狂的抨击“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竟然没有勇气去承认历史与文明的本质。在中国美术评论界有一种现成的论调，只要涉及当代艺术便机械地出现“后殖民”评语，它的泛滥一个重要前提无视一切历史本质。同样，后殖民现象是历史与文明的新整合，用道德评判显然无法抗拒大历史运动的秩序。
譬如，后现代建筑作为一种艺术风格而风靡世界，无论在沙漠或高原、寒带或热带均见它的影子。因此，后现代建筑艺术招致民族主义的痛斥与批评。很少有人从材料与技术去看待后现代主义建筑风靡全球的“扩张性”和“殖民性”，如果没有温度调控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要风行后现代建筑几乎不可能。假使按照中国反对殖民化的文艺主张，北京都盖些纸窗四合院，拒绝空调，不然就兴建大庙顶的高楼大厦，体现出民族建筑风格。很显然，“后殖民”批评泛滥的根源，它无疑基于狭隘的道德偏见与扭曲的文化民族主义。反西方、反文化殖民，不应该停留在消极被动的道德表演层面，应该通过自强进取、开拓创造达到一种超越。正如言行不一的国学派，他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热爱传统文化，同时又追求十足洋派奢华摩登生活，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反文化殖民的道德虚伪性质。
有趣的是，中国的学术理论界，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老派还是新派左派。只要面对“殖民”和“后殖民”的式语，全出现心智障碍，即在民族问题上，不再有真理，没有谁敢说真话。在人人害怕成为学术思想的“汉奸”和“洋奴”，于是便争先恐后地进行表决心、抓汉奸来证明自己的道德忠诚。因此，伪道德对中国学术思想构成巨大危害，坚持真理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道德成本和名誉风险。每每涉及当代性文艺思潮及后现代艺术的讨论，不免上演“反殖民、抓汉奸”民族主义的鬼把戏。
最后声明：本文是个人读书与思考的随笔，也算是与文艺同仁们一种对话方式，目的无非试图阐清“殖民”的历史本质及其文明意义。显然也是一己之见，在涉及史前文明与殖民史之处，就不再做引证注释，盼朋友们多原谅。
中国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
程美信
当前，在中国文艺批评中频繁“后殖民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式语，但真正围绕它所展开有意义的讨论却不多，往往拿它作为攻击理论对手的“法宝”。与此同时，如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延伸到“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后资本主义”，这些式语在特定意识形态下均成了“缺德”的同义。因此，中国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拿它大做文章也就理所当然。
从另一层面而言，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第三世界固有的思维定势，也证明“后殖民主义”式语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是极为有效的，不是镇定的失语，而是慌言乱语的状态；如早已失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东方主义”仍满天飞，结果那些叫嚷者无不采用最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和策划手段；坐在那里则是西服革履，出入不是宝马便是富豪；喝洋酒和住洋房更是美事。但是，从福柯对权力的解构到德里达对话语的解构，再到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它从始至终都不是为中国人打造的专门式语。问题在于这些解构和批判，不经意间起到多种作用，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解读或曲解：首先对西方文化解构与批判更利于其自身文化的构建与发展，表现出西方文化强大的内在生命力，这些现象自苏格拉底以来从未间断过，特别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成为西方后期哲学的中心主体。其次，正是这种批判与解构过程，那些弱势的群体或阶级、民族或国家；以及原始土著该落后民族被一再充当照射西方文明罪恶的探测工具，对于对中国和第三世界本身而言，那些同情性理论基调无疑起到“定势”作用，使得他们不自觉的陷入一种稳定的被动状态。
此外，如“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当代世界已不值一提，任何一个社会对此耿耿于怀都说明了其内部危机四伏，其严重程度必定超过了外部压力。道理非常简单，人生来就有自私性的本位主义，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爱同胞以及文化认同都是自然而然的本能行为，压根儿不值强调和教化，而在那种排斥性社会由于内部矛盾的激烈，尤其国家权力集团的为所欲为以及知识分子自私和麻木，社会内聚力自然不堪一击，于是只有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当作狗皮膏药，黏合已是一盘散沙的社会肌体。之所以，“后殖民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已完全变味，丧失了其文化批评的“正义”张力。
一、作为文化批判的“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是针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所进行批判的特定式语，它是来自西方解构主义哲学的“正义”原则，这种“原则”具有很大的理想色彩和极端成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狭性是诱发解构主义批判哲学极端性式语的根源，由一种强力（强权）观念促使另一种强烈的颠覆性的反叛力，它们全然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整合力量，其多样复杂性完全超出了诠释者的选择。从现代主义哲学，尤其后现代主义先驱的尼采哲学的破坏性宣示导致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萎缩，理性主义被纳入了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范畴，它与人的文化存在和历史意志不再那么密切，即怎样吃饭和如何吃好是属于科学理性问题，当涉及人为什么要活着和活着为什么则是当代哲学的中心主题。在此之前，克尔凯郭尔做了自然真理与上帝真理的观念区分，韦伯也对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作了更加精辟分析。因此，解构主义哲学侧重于人类习俗、语言、心理、伦理、历史、艺术、观念和宗教等精神内核现象。赛义德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批判，无疑是原自存在主义与解构主义等后现代哲学的惯用理论方法，其中包括后现代哲学中的“正义”原则。解构主义哲学家对知识的反叛和权力的颠覆，已成为他们普遍具有的哲学伦理激情，他们不再限于传统哲学那般力求绝对而纯粹的“客观”。
克尔凯郭尔对理性主义体系与宗教神学体系“完美性”发出猛烈抨击，开启后现代哲学批评精神的先风，尼采则走得更极端，他对人类整个文明史的价值体系给以捣毁性“死刑”宣判，而且不加任何余地，这对于后现代哲学的解构主义起到巨大的号召作用，并以一切手段对历史和文明的罪证进行系统、深入而具体的搜寻，而且这种解构与批判被赋予一种 “正义”的哲学伦理激情，从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什勒、马尔库塞以及福柯和赛义德的哲学研究富有一种正义性激情。从存在主义到解构主义哲学都坚持这么一种伦理信条：使弱者变得强大是智慧最大的美；使痛苦者得到抚慰是哲学最大的善。换言之，后现代哲学离开了这批判精神和颠覆冲动的“正义”原则；便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公共意义，其动机方向无疑是通过观念革命来激发社会洗牌，打破以往文明历史稳定而不对称的态势结构；唯有不断洗牌和发牌才能保证历史的前进运动，使得苦与乐、善与恶、强与弱之间能够适度的换位平衡，避免了文明史中大部分人被排斥在文明游戏之外，尤其是权力博弈始终被某个阶级集团所垄断，包括知识权威的垄断性。
以“正义”为伦理原则和批判精神的当代哲学，这种美德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遗传体，如中国道家老庄、杨朱；印度佛教超越贪、嗔、痴的涅磐境界说和犹太人教原罪论都是现世悲观主义的宿命论，同样在荷马史诗得到充分体现。正是这种悲观主义精神传统，对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都产生强烈影响，特别是尼采的超人主义哲学是一个没有历史文明的神化人格，它对整个西方哲学无意是一种拯救，终止了悲观主义那种消极意识。这就是存在主义超人哲学倍受指责的根源，这种强力意志论与二十世纪战争狂潮具有内在关系，观念哲学与存在意志不再被动历史传统与神学体系，激发人们对权力与存在的死亡游戏更加向往，即普通人不仅存在权益，同样可以成为自我超越的意志之神。
这里不能不提及《存在与时间》，它揭示了被遮蔽的历史存在，这是一本令后现代哲学家着迷的著作，根源在于它那种生僻的语义和非线性的孤立概念，它无疑提供了人们更多思考的引点和灵感，而不在于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它被诠释以曲解所释放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本身意义，几乎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完全理解海德格尔这部艰涩的思想作品。按照当代学院的学术规范，《存在与时间》显然是一部不合格的“野论文”，可它却成了当代哲学的“珠峰”。正是如此，它对当代文化批判以及解构主义哲学带来了启迪作用。
后现代哲学彻底抛弃了基础主义的逻辑系统，以及放弃以往自圆其说所确定的完整学理体系，这些都是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的弊端。从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的哲学不再迷恋那种工整严密而力求完美穷尽的欲望，承认了哲学与思维都有时间、地点和语境的局限。之所以，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哲学经常性出现极端的、两可的结论。维根斯坦确定了任何逻辑系统必有缺陷性，这对于语言哲学和解构主义无疑带来一种激励作用，使得后现代哲学对话语、语境、文本和语义的痴迷与疯狂，它成为一种文明的解构和构建的新手段。
如果弄清了西方后现代哲学来龙去脉、解构主义方法论及其动机激情，这样就是不难理解福柯对权力的解构；赛义德对西方文化中心的批判式语以及“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由来。最重要的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人，至少不该陷入解构主义文化批判的恐惧之中，更不该对他们的思想过分信以为真。事实上，解构主义哲学已经明确提出的语义与文本以及语境生效的相应关系，即相同的概念在不同人身上反映出不同的体验感受。如“民族主义”在一个世纪之前给欧洲人的印象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丝毫不适的反感迹象，时间将这个概念变成了“恶魔”，这就是德国纳粹把“民族主义”发挥到历史仇恨和种族情绪的灾难绝顶，因为日尔曼人的屈辱史使“民族主义”变成一种崇高而正义的合法力量，正如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总与历史屈辱所难以脱离干系。
此外，另一个值得弄清的问题是，“后殖民主义”不是来自被文化侵略的第三世界的觉醒意识，恰恰来自当代西方文化的自省批判力量。不论福柯还是赛义德或汤林森，他们限于西方文化这一中心论进行解构与再解构、批判与再批判，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后现代哲学的“正义”伦理精神，无论其理想性或极端性，它均说明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活力。这是作为第三世界和古老文明的前现代社会的中国所缺少的文化内在要素。
“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它是不是有利于第三世界或弱势民族？这也是我们感到极为头疼的疑问。从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语境来看，它起的效果则是复杂矛盾的，甚至令人极为不安。正如那些受害者在听了原告代理人的公诉，其内心受害感和痛哭感更加强烈，对被告的仇恨情绪和惩罚要求也就越发强烈，从而忽视了公正与自省，作为受害人无论有多么无辜，客观上都有自身责任。不论老虎多么凶猛，它所寻找下手的对象一定是其群域中最为糟糕的“老家伙”或“小家伙”或“病家伙”。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代，若要防范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或霸权，其本身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肌体应该保持相应的健康活力。对于一个文化创造力枯竭的社会，对“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甚至“现代化”和“全球化”存在畏惧感和敌意性是好不奇怪的。
因此，“后殖民主义”是个不宜滥用而值得谨慎的式语，将它放置不同的社会语境应该有适度相应的解读域诠释。首先，它源自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的内在激情，如果忽视这一点的复杂性就相当危险，反而更不利于那些文化弱势民族或国家。本质而言，这种文化批判更有利西方文化的健全域整合，将它放置于中国这个殖民主义受害国家，不但没有自省反思的内在整合作用，反而被历史仇恨和种族情绪淹没了一切，并成为巩固其传统专制主义的合法工具。这些对于常人是不稍多说的，对于大多数学者也是极为棘手的，它往往催生了新的历史机会主义和新的知识话语权威，至少在中国官方学术和自由知识分子以及艺术家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正如欧美社会反种族主义极端思想中，一些黑人学者认为数学是白人强加给非洲人的文化洗脑。对于“文化殖民主义”批判中，如澳洲土著孩子被强行进行接受国家教育，这一做法遭到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和保护土著生活方式的生态环保人士的强烈抗议，残酷的是这种多元性对于那些土著的生存与发展更加危险，正如西方的“女士优先”仪式游戏一样，它最终对女性社会生态构成巨大危害。
二、“后殖民主义”批判与中国机会主义
几天前，本人应邀参加某个大学美术学硕士论文答辩，六个学生中有五人的论文中均出现谴责西方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学术“自卫反击战”，弄不好它可能当下人文学科论文的仪式化内容，只要涉及民族、文化、全球化、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东西方等式语均会出现那些仪式化陈词。当然，我没有对中国研究生论文进行全面统计，但从文艺评论和美术批评的氛围来看，类似学术“自卫反击战”极为泛滥，由于没有真正的对话者使得这种“自卫反击战”变成了一种自言自语，本土学者也不情愿背负不道德的“走狗”骂名出来充当对话的靶子。所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已是一种危险的机会主义式语。
再看六位研究生的论文，分别关于建筑、壁画、办公家具、儿童家具和图案设计的美术领域。其中一律都认识到中国当代设计艺术的薄弱和外来文化入侵的危险，所以都主张从本土文化和民族传统中寻找创新的突破点。其中三人引用了“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现成流行话语。事实上，这些论文都毫无新意，更谈不上研究，问题是这些研究生都不约而同地拿些现成话语来说事，并普遍坚信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抵抗西方文化侵略与霸权的最佳良药。对此是否能够奏效则没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更令人吃惊的是，正是这种浓烈的民族主义学术气氛下，青年学子们还是拿些蹩脚“西方货色”来充塞论文，如那位女研究生把IKEA儿童家具作为自己的儿童家具设计模型，至于宜家的儿童家具设计理念以及弊利则一无所知和一无所指；那个研究家居办公产品的研究生则在重复被公认已是失败的SOHO概念设计，它是９０年代“IT乌托邦”天花乱坠的产物，工作与生活搅混一团已成为当代都市社会最痛不欲生的症状，可见中国社会对西方性文化和现代性文化均缺乏了解，即便采取拿来主义的“自厢情愿”原则；包括“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批判话语，它们均成为一种本土化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工具手段，无论IKEA还是“SOHO”，这些概念放置于中国，其内意义已彻底僵死，取而代之的是本土文化特色，正如佛教传入中国基本中华化，经文和菩萨都变成一种式样，其内在却基本彻底化。这一点，中国在发展现代化最为典型，因为中国人或学者把现代化定为纯粹的科学技术，至于现代化中的制度、道德性和价值的文化精神被彻底消解，取而代之是有限的工具作用。正如北京这个有着几百万辆机动车的世界级“现代城市”，无论开车者的生活态度、意识水平和行为素养都没有现代性可言，连起码的交通法规不遵守，更别说人权、民主和平等这些老掉牙的现代精神理念。
很显然，“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中国被过度渲染，加之其本身又异常的多样复杂性。这里应当引起重视与关注的是，这种扩大化渲染有着极为简单而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它能够符合本土社会语境的需要，特别对传统保守势力和专制主义极有利用价值。这些反西方中心的文化批判的式语，对于中国机会主义而言无疑是非常可口大餐。
中国本土文化中具有行为指导作用的是“中庸主义”思想。正是这种极为卑鄙的处世哲学，它导致机会主义泛滥和合法化――卑鄙是卑鄙者的钥匙，使得人类的“正义”道德原则和自由天赋遭到彻底消灭。缺乏独立人格和正义原则的“中庸主义”哲学被一再放大，升华到一种社会信条。伴随这种处世哲学的兴起，中国社会自然而然成为机会主义的天堂，人们在没有正义原则与道德代价之下，必然走向极端的势力势利。“后殖民主义”是一种中国式无本生意，对于那些权力阶层和知识分子尤为如此。譬如一名中国艺术家，他处于现实生活中必须寻找一种投机取巧的生存策略，其次才是艺术与人格、天赋与才情、存在与意义；所以一个画家就必须向权力（体制内）进行投靠，而不是对它进行批判性构建，以致艺术美被赤裸裸的充当权力崇拜，这种极端自私的机会主义在中国被定为艺术与知识的“忠诚”，也是文人的唯一出路，所谓“学优则仕”，要不消极避世和玩世不恭。总之，在整个上层阶级和知识群体具有普遍的公共责任和正义意识。自从西方的介入与国门的敞开，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占营空间大大改观，但他们的公共职能和社会使命意识则丝毫没有长进。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中庸”道路上，十拿九稳干着老本行，安全性是第一选择；不然，将自己打扮成边缘的“文化分子”，主动而虚伪地去拥抱西方，我们可以从张艺谋、徐冰、张晓刚等人身上，均看不到知识的正义与艺术的真情。张艺谋是这种新型的国际文化机会主义的祖师爷，他的例子适合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至少比陈逸飞和余秋雨等老派机会主义更高一筹，同时也适合王朔这类擦边球机会主义。他们所共同特点就是缺乏公共作为而又能享有名利，也是极为自私自利的文化寄生虫。
之所以，反文化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及国粹主义必然成为中国机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和学术的大饼，这种式语对于大家都是有利可图的，对社会公共利益则是一种伤害，大众更是遭到强暴和愚弄。这里，无疑要说明“后殖民主义”在中国语境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文化主义帝国对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可以利用的话语权力，即使两派或三派都可充分利用这一文化资源来争夺自身利益和影响力。可以说，在中国既没有一个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也没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行为选择和思想立场是朝向自身利益倾斜，毫不顾及正义原则和公共精神，因为“中庸”社会观念使得这种没有人格原则的行为得以合法，如用人唯亲之事在中国社会那么天经地义而毫无廉耻。套用某人的话说：“无原则就是一种原则”，它足以说明了中国机会主义可以消解一切思想主义的内在意含，自然包括“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社会语境下的大众而言：“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过是一种教化的式语。如果普通大众是国家“主人公”就无需灌输什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近现代中国历史表明，只要外侵到了“皮之不存”的时候，寄生虫们才起来叫“团结”，目的是要别人去挡炮灰。事实上，以中庸主义处世哲学和机会主义生存策略，只要有一丝明哲保身的机会，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苟且偷生的生机。可以说，当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缺乏“忘我”的大智慧，这样的社会就从来不可能有知识与正义的力量，自然也不存在文化批判的内在自省的整合力量。现在“后殖民主义”的火爆，它无非用于抓“文化逆子”、“艺术汉奸”和“民族败类”。除此之外，很难说明“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学术意图，因为没有人需要弄清它是什么东西，更不用着敞开的真情对话，全然是东风压西风的鬼把戏。
中国不存在多少后殖民主义问题，更多是机会主义泛滥问题；文化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对于一种缺乏文化创造力和社会内聚力的民族而言，它的确太可怕了。再次，当一个社会内耗自损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去强调的话，这种民族首先该进行彻底自我反省，否则他们就该被奴役或消灭。社会内聚力是一种互相关爱与尊重、彼此平等与亲和所形成的黏性关系。
程美信
读毕天乙姐夫《民族文化的出路—致美信先生》一文，让我有些“受宠若惊”而又不知所云。他还将我的文章定性为“总体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先撇开褒贬之义，但我仍须表达对民族主义的几点看法。
一、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其文化主体发展囿于过去或民族主义均不会有出路的，所有“特色”均为形态表现，绝非本质的。
二、 任何“为特色而特色的”形式文化民族主义，均为狭隘而自损的保守思想主张。
三、 自从文明诞生那一刻便意味着纯粹民族或纯粹民族文化的逐渐消亡，“华夏文明”兴起恰在纯粹汉族的消亡，以及它作为区域泛民族的共享文明。
四、 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均在文化上具备吸收与辐射的力量，曾经的埃及、中国、罗马等帝国均不例外，近代美帝国更为如此。当其走向拒绝吸收外来文化而一味儿强调自身文化传统，表明帝国已临近衰亡。
五、 人类因外部矛盾而走向世界利益一致性，譬如生态、能源和疾病等等，它使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利益主义日益削弱的客观因素，从欧盟统一到“京都会议”均显现了世界发展走势。
六、 当今时代，任何强调“民族特色”文化沙文主义，不外是无知与自卑。民族精神所包含的集体利益或者集体荣誉之实质，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则是文化本能，如果连这种东西都须强调，其内在的社会冲突与文化矛盾便不言而喻。
七、 中国式民族主义始终一种内部斗争的政治与文化的手段，它从义和团时代到今日为止，从没有起到御外的精神作为，而是作为政治道德“抓奸”工具，成为社会博弈的话语权。
在此，我重新传上《民族主义以及文化文化出路》、《没有殖民主义就没有人类文明》和《中国语境下的殖民主义》三篇文章。它们较为全面的代表我对“民族主义”之批评态度。
民族主义以及文化出路
程美信
“最民族的也是最世界的”，这个说法在中国流行到俗套的地步，从小民百姓到专家大师都无不朗朗上口。它不止一般意义的狭隘，简直愚蠢到疯狂的地步，其误导性给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带来不良后患，无论官方意志还是学术倾向都出现这一错误导向，致使当代中国主流文艺走入民族主义的狭隘误区，以为民族特色便是征服世界的法宝，尤为不学无术的时装界，动不动拿少数民族传统服装到处走台，象是在证实“最民族的也是最世界的”的永恒真理。08奥运无须思索便是“民族秀”，从徽标、服装和表演将不例外，可谓是一次彻头彻尾“民族主义狂欢节”，显然不会见到当代中国人的原创才华，因为趋之若鹜的思维定势损害了人们的创新意识。其实，将民族服饰作为一种设计元素未必不可，但毕竟是一种隶属前人传统的拷贝，顶多作为民族符号的展现，充其量不过是满足人们对异族风情的好奇心而已。
民族性艺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应受到保护性尊重，它通常作为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出现，在以往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阶段，它起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欧洲各民族国家从兴起走向今日泛民族的欧洲文化，这便是现代化和全球化促进下的一种历史整合。尽管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性格气质，资本主义文明和现代化技术发展，使得各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相互渗透，最终形成一种实用主义的逻辑：“最好的就是最世界的”，而不是最民族的才是最好的。制度文化或科技文化的发达成为秩序权威的重要标志，结果导致价值、审美、习俗的大位移，甚至发展到盲目崇拜先进性权威的地步。其内在逻辑是依据的实用主义的路线，一个社会能够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证明了其制度、文化、科技的相对优越先进，加之经济、军事和综合实力占据世界的一定比重，那么，这样一个国家或民族必然是一个文化帝国，其语言和习俗往往被人们过度盲从。可见，世界是实力的，人心是势利的，以人均的发明专利、教育素质、富裕水平、道德文明、制度民主、社会公正、和谐程度等综合方面考察，美国不是最好的，可这丝毫不能动摇其文化帝国的霸主地位。以致原本被认为蹩脚而粗俗的美式英语，如今也成为一种风靡世界的流行时尚。
众所周知，美国的国家与民族特点在于世界性。或者说，世界不仅在美国化，同时美国也在日益世界化，这种国际交往繁密促进了互相渗透的必然态势。它说明了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开放性社会，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必然融为一体。当代全球化符号被烙上“美国”标签似乎并不是偶然，这个有主流文化而无民族主体的超级帝国成为“新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必然会引起一些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者的攻击。这一现象是全球化初始阶段所必须面临的文化冲突，也是延续历史矛盾所必须经历的阻碍。尽管全球化发展已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势头，对于一些弱小民族和发展中社会可能具有无法承受的实质压力，不免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与抵制的旗帜，其结果往往是徒劳的；全球化整合不同于以往的殖民主义侵略，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杜绝国际交往以及参与全球化发展，从经贸、能源、生态都逐渐走向世界一体化，而资本积累、制度建设和技术水平却不均衡，从而导致历史怨恨与民族情绪的延续性。美国作为全球化进程的领军主力，其背后拥有一个后现代的、泛民族的超级国际势力，从最初的国际贸易与自由经济的热情，演变成一种控制当代世界价值系统的文化主导权。
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全球化”成为“美国霸权”以及“新殖民主义”是不奇怪的。类似中国这么一个庞大而老化的传统帝国，尽管本身已早是一个泛民族的小国际世界，如“汉族”是一个纯粹文化符号，其民族性与地域性在中国这一版图中毫无具体方位，当然其符号表征是“中原文化”和“中华民族”，实际上，中原文化历经了多数民族化的融合进程，通过渗透与交融所形成后来的混合“中华文化”特征。随着殖民主义时代和工业文明的来临，混合型的汉民族文化成为一种代表民族的国家主体，其地域性、民族性放置于全球格局中，必然形成一种鲜明而异质的民族文化。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外部交往处于极度的被动的境地，由于制度与技术明显处于弱势，并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民族主义相对于殖民主义无疑是及时雨，从屈辱下采取了“西为中用”折衷而务实的路线，转而成为当代的“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虚妄。这表明中国至今仍是不适应当代全球化的历史步伐，首先在文化与意识上缺乏稳健自信的主动实力，结果成了不合时宜的狭义民族主义的温床，造成一种集体虚妄的意识错乱。
那么，代表民族文化的艺术可是作为一种历史传统被保留于生活中，它作为民族符号和历史记忆是可取的。但要将一种地域性和传统的民族文化充作当代世界的主体文化则没有任何可能，被广泛接受的当代文化几乎没有民族文化的内质属性，无论文艺、科技、制度、思想都不例外，“好”是其唯一的内在价值标准。可以说，民族性越强的特色文化便越加难以国际化，只能是一道异族风情，而且它是僵死的象征性外壳，这便是历史条件与国际交往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精华和民族经典的形成，不是囿于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有着客观条件的必然局限，传统世界的地理屏障因资讯与交通而彻底打破，国族之间互相影响作用完全处于地球村状态。此外，没有一种制度文化、艺术传统、道德规范和审美价值可以一劳永逸的生效下去，当代世界各国日益丧失自身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色是历史必然的。
由于社会制度与发展水平的差异，现实利益与历史怨恨交集在一起，以往任何统治集团都会利用民族之间的历史仇恨来巩固自身权力；或者通过外因转移内部矛盾之视线，因为民族主义是前现代国家重要的意识形态控制工具，“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则是凝聚精神要素。但是，今日要以传统或民族文化作为优越于世界之上的当代文化，建立所谓民族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社会，其不合时宜的保守性便一目了然。
尊重历史和保护传统是文明社会的职责，但它不足以作为主体性的当代文化。此外，要将传统文化强加于当代之上；将民族强加于世界之上，不仅犯了民族沙文主义的极端错误，其本质也是一种历史的时空错位。关键在于它完全不适合一个全球化时代，若不加反省必将付出昂贵社会代价，并陷入“为特色而特色”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国画、京剧、书法和中医等国粹都陷入发展困境，其中京剧和书法作为一种保护性的传统艺术，通常只限于重温历史的文化记忆，其发展空间已非常有限，更谈不上世界性和当代性；中医可能不保，其病理与药理经不起现代科学的检验，只能充当一种心理医术，满足过渡时期的社会需求，为了那些无知、穷困与无助人们提供了精神慰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国画”，它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唯一具有发展潜力的“国粹”，由于它的形式与内容的日益开放，其民族性将不可避免的萎缩，剩下只有纯粹的画种。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当代试验水墨与传统国画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实验水墨吸收了传统绘画的审美要素，使它变成一种不拒形式风格和内容题材的当代美术，为中国画未来性构建了必要的基础。但遭到“传统派”的否定和打压，这里有历史传统、官方意识和民情倾向的多重作用，它显然是整体文化保守与价值错位的必然表现。从策略上说：保护民族传统的前提不能妨碍文化发展，更不能损害开拓性的创新热情，否则有“皮之不存”的危险。
当代民族主义思潮还结合了环境生态学上“多元主义”，主张建立多元的、多样的、多极的文化世界，其目的在于防范单一性的极端危险。这一思潮可谓深入人心，成为21世纪的最显要学说。那么，多极、多元、多样地发展，无论国际格局还是社会结构都出现更多分歧，也意味着更大的分裂与消耗。人类的发展大方向将无疑走向一致、高效、节能，即确立正确方向之后，一旦决策付诸行动实施；多元只能限于意识与决策的前判断状态，所要达到目的则不可能多元路线。其次，世界的飞速发展造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乌托邦”，那就是人类生态与能源等基本生存根基已陷入艰难困境，出现了生死存亡一盘棋的危机格局。解决这一实际危机的出路与构建多极化世界是相背离的。那就是在国际性顶端的组织必须发挥越来越大、越多的作用，国家以及中间权力必须越来越受制约和缩小，加强建立一个泛民族和泛国家的世界大联盟，这便是全球发展的必然路数。此外，个人这最低一端将得到空前扩大，形成世界秩序一端的统一化和个人一端多元化，削弱中间环节的组织结构，达到精简而高效的权力秩序，促进人个体性的多元而包容的和平世界，中间介体的“国家”和“民族”最终将消亡，否则全球化及人类前方均无出路。
总之，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发展以及人类共同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它关系到人类世界整体命运的出路。因此，在主张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时，应该给予更多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考量，不然有背离历史发展规律的危险。
没有殖民主义就没有人类文明
程美信
关于当代性的文艺批评与学术讨论，常常演变为一种道德骂街和学术抓奸。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老派还是新派，只要遇到“殖民”和“后殖民”式语，学术真理让位于民族主义道德表现。为此，我不得不说：没有殖民主义就没有人类文明。文明史就是殖民主义的扩张史，也是所有帝国主义的共同发家史，包括华夏帝国的文明史。
（一）在新石器的晚期和农业出现的同期，泛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已遍地开花，黄河流域的所谓“华夏文明”只是其中之一。如南方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在发展水平上，绝不逊色于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此外，至今在南方地区发现了许多史前文化遗址，它们出现充分证明了“华夏”作为泛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假说。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江西的背山文化和筑卫城文化；两湖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彭头山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福建的昙石文化、湾芝的山文化。最有说服力的是三星堆文化，它进一步推翻了史前文明华夏中心说。重要的是，三星堆文化在冶金技术上绝不次于同期的中原青铜文明，在艺术形态与精神气质上跟中原文化毫无直接关系，这是它神秘而颇为争议的地方。
中原华夏文化的崛起，除了自然土质与金属工具的使用之外，它的另一个重要作为就是殖民和扩张。黄河流域的土质对于发展早前农业可谓得天独厚，加之金属工具的使用，使黄河流域农业与人口获得迅速发展（目前不清楚冶金术是由中国本土发明或外来传入，但中国地区在使用金属的年代较晚于两河青铜文明两千年，比印度也晚一千年左右，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青铜器技术是由外来传入）。小区域范围的部落利益冲突开始源源不断，最终不可避免引发征服与扩张的殖民战争不断蔓延，意味着“华夏文明”作为新兴帝国主义而崛起。
华夏文明的兴起不仅在农业方面的发展，传说中“炎黄之战”为我们提供一种推论依据，同时洞察到华夏帝国初始阶段与殖民扩张的关系。其中征服与杀戮、强权与同化均是不可缺少的，这些都是在旧石器时代所不可想象的。生产工具、兵源武备、组织力量，这些都为青石时代（新石器与青铜早期）的中原地区各部落之间提供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征服与掠夺主要目标是土地和奴隶。苗族早先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个中原族裔，与黄帝部落发生战争，失败后退入长江中下游，形成“三苗”部落，到以尧、舜、禹传说时代，北方华夏同盟帝国又发动战争征服“三苗”；结果导致“三苗”分崩离析，留在原地的被奴役同化，剩下南逃。由于汉民族不断中兴扩张，没有被征服同化的苗人最后迁徙西南山区。
殖民与扩张必然加强了氏族领袖、军事首领、祭司们的权力，这无疑促进国家上层建筑的确立以及阶级结构的出现。从中原地区发掘的城堡废墟、乱葬坑、众多武器，它说明了华夏帝国初始阶段的剧烈痕迹，绝不是后来学者所标榜的道德礼仪成就“华夏文明”。在人类迈入文明的前夜，扩张与殖民是处于一种愈演愈烈的高潮状态，最终形成一种国家、文明、民族、阶级的高级形态。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在文明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一血火交融的洗礼，不可能有人类的文明历史，中国古代文明也同样不例外。
（二）人类的初始文明均与农业紧密在一起。相比于后来的海洋文明和工业文明，农业文明显得极为内敛与保守的文化性格。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错觉，只看到了它的成熟衰老，没有见到它的青春焕发。农业社会如果不是征服游牧社会，它便不可能成为人类世界的第一阶段的初始文明。然而，真实的历史在长期文明演变过程种被遮蔽，如统一后的中国总受到西北部游牧民族的骚扰侵犯，为此，历代统治者均修固长城，后期帝国几乎落入了异族统治之下。正是这些，使人相信农业社会的生性的内敛和保守，缺乏好战扩张的进攻气质。实事上，农业社会最初与游牧民族过程中，表现得极为主动好战。从犹太先民的记述中，我们得知埃及早先的征服殖民史。
在动植物驯化之前，人类是过着游猎与采集的生活，农业的发现与发展，意味人类开始过上定居生活，它促进农业部落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对经济活动区域的需求不断扩大。定居生活不仅表现于安全舒适，也是积累与建设的必要条件，对繁衍后代更为有利，并充分发挥了老年人的分工价值，他们此前一直是原始社会的沉重负担，在许多民族当中都兴作将老人抛弃的原始习俗，如北极爱斯基摩人，一旦陷入食物危机，首先将老人丢弃。农业社会之所以普遍具有尊老遗风，那是他们在照看小孩、料理内务、授导知识等方面，为后人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农业社会比游牧社会的优势与进步。在征战方面也如此，农业社会不再拖家带口地上战场，军队显得更为专业化和组织性，尤其政治联盟这种方式使农业社会迅速建立地域国家。
另一方面，农业社会的开疆扩土，不仅缩小了游猎部落的活动区域，并破坏了动物成长生态，同时阻断了游猎民族循环的流动经济区。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文明冲突，终于引发人类文明史首次大规模的殖民主义浪潮，它是资源与生存、文化与发展的较量。结果是具有原生态的游牧生产方式让位于新兴的农业文明。地球上凡是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最终都成为农业文化扩的张殖民地。随着耕作技术的发展与农业人口的增长，尤其金属工具的使用，具有原生态的游猎民族丧失原有的生存空间，每当牧区遭到自然灾害，他们都必须铤而走险，用武器与流血换取生存机会。中国西北游牧民族每遭天灾，必定向东南地区发动战争，它最初不具政治性的征服目的，仅是生存危机下的冒险行动，为了确保部族繁衍“种子”。历史上最辉煌的游牧帝国应属蒙古人，他们的结局却无法超越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必然归宿，不是败亡便是被同化；或者转化从事商贸经济活动。文明需要在稳定基础上不断建设，胜利对于英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只是一时而已，因为他们缺少文明所必备的稳定基石。
农业社会在长期稳定和地理屏障的保护状态中，必然出现了文化性格变异。如苏美尔和中国的早前奴隶制时代，代表了新兴农业文明的霸权，扩张疆土和掠夺奴隶成为了国家有组织行为，从而导致非农耕社会的人口与疆域的萎缩。农业社会在人口、组织力、战斗力和防卫力等诸多优势方面，它之所以扩张性的文明类型，使得游牧民族成为地球上的“流寇”类型。古埃及文明如同中国文明一样，后期均倾向一种内敛的文化性格，没有新兴的海洋文明和工业文明那具有进攻性。当农业文明在埃及与中国都发展到极限，地理屏障优势同时也成了封闭城墙，最终迫使它逐渐走向内敛的文化性格。否则，想稳定而内敛都不可能。苏美尔文明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地处两河，缺乏类似埃及与中国的自然保护屏障，使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好战型的农业社会。此外，埃及的宗教集权与中国的宗法集权，从本质上毫无两样，是文明发展成熟的必然表现。当埃及人遭到新兴的海洋文明的冲击，它一度表现出极端的仇外和好战，直到最终文明被外来文化所消灭。近代中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当它遭受西方工业文明的重创，史无前例的不堪一击，屈辱与愤怒激活了中国人的好战基因，强国梦成了国家集体重要意志，所谓“当裤子要制造原子弹”。它都说明文化性格是可塑性的，民族文化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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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对被征服的厄运相对较晚，在欧洲现代文明没有抵达中国之前，华夏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遇到全面的强大对手，蒙古人和满清人均属军事机会主义，缺乏在文化上可以征服华夏帝国的综合实力。西洋文明的情况不相同，它代表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除了现代科学技术之外，其制度与文化都是农业文明所无法匹敌的，它不仅彻底打破了自然地理屏障的作用，同时引发人文地理的大突变，使古老中华帝国一下子成了新世界的落后“蛮夷”，对中国人的天朝心理构成重大打击，并引发集体意识的扭曲，直接表现在于盲目排外和极端民族情绪。中国要成为一个未来的文化大国，它必须在现有世界文明体系的基础上，创造出的全新的技术、观念、制度、艺术，否则只是一个文化上被动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被文化殖民。
（三） 对后殖民的大批判，在中国最糟糕的表现是变相为一种文化内耗。这应该引起全体中国学者的谨慎。首先，在理论认识上忽视了殖民主义对历史发展与文明进程的实质作用；其次，过度的道德评判导致“后殖民”成为内部抓奸的口实。“殖民”一词在中国社会语境里是一个道德概念。因此，评判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殖民（后殖民）成为中国式的道德胜利法。
这里必须阐清，西方学术上的“反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绝对不是为第三世界或弱势国族专门设定的辩护词。如果听到福科和义赛德的声音，感到委屈或义愤、凉爽或发热，这些全然是多余又多余。首先，他们对西方自身文明的批评同样是基于一种正义的道德逻辑，或者说继承了苏格拉底哲学的反思与否定的评判精神。这一点，中国理论界必须认清，保持清醒头脑，切不可陷入一种道德阿Ｑ的精神状态。其次，对自身文化必须加强建设性的反思与评判。
历史始终是强者的系谱。在我们以道德名义疯狂的抨击“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竟然没有勇气去承认历史与文明的本质。在中国美术评论界有一种现成的论调，只要涉及当代艺术便机械地出现“后殖民”评语，它的泛滥一个重要前提无视一切历史本质。同样，后殖民现象是历史与文明的新整合，用道德评判显然无法抗拒大历史运动的秩序。
譬如，后现代建筑作为一种艺术风格而风靡世界，无论在沙漠或高原、寒带或热带均见它的影子。因此，后现代建筑艺术招致民族主义的痛斥与批评。很少有人从材料与技术去看待后现代主义建筑风靡全球的“扩张性”和“殖民性”，如果没有温度调控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要风行后现代建筑几乎不可能。假使按照中国反对殖民化的文艺主张，北京都盖些纸窗四合院，拒绝空调，不然就兴建大庙顶的高楼大厦，体现出民族建筑风格。很显然，“后殖民”批评泛滥的根源，它无疑基于狭隘的道德偏见与扭曲的文化民族主义。反西方、反文化殖民，不应该停留在消极被动的道德表演层面，应该通过自强进取、开拓创造达到一种超越。正如言行不一的国学派，他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热爱传统文化，同时又追求十足洋派奢华摩登生活，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反文化殖民的道德虚伪性质。
有趣的是，中国的学术理论界，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老派还是新派左派。只要面对“殖民”和“后殖民”的式语，全出现心智障碍，即在民族问题上，不再有真理，没有谁敢说真话。在人人害怕成为学术思想的“汉奸”和“洋奴”，于是便争先恐后地进行表决心、抓汉奸来证明自己的道德忠诚。因此，伪道德对中国学术思想构成巨大危害，坚持真理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道德成本和名誉风险。每每涉及当代性文艺思潮及后现代艺术的讨论，不免上演“反殖民、抓汉奸”民族主义的鬼把戏。
最后声明：本文是个人读书与思考的随笔，也算是与文艺同仁们一种对话方式，目的无非试图阐清“殖民”的历史本质及其文明意义。显然也是一己之见，在涉及史前文明与殖民史之处，就不再做引证注释，盼朋友们多原谅。
中国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
程美信
当前，在中国文艺批评中频繁“后殖民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式语，但真正围绕它所展开有意义的讨论却不多，往往拿它作为攻击理论对手的“法宝”。与此同时，如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延伸到“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后资本主义”，这些式语在特定意识形态下均成了“缺德”的同义。因此，中国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拿它大做文章也就理所当然。
从另一层面而言，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第三世界固有的思维定势，也证明“后殖民主义”式语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是极为有效的，不是镇定的失语，而是慌言乱语的状态；如早已失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东方主义”仍满天飞，结果那些叫嚷者无不采用最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和策划手段；坐在那里则是西服革履，出入不是宝马便是富豪；喝洋酒和住洋房更是美事。但是，从福柯对权力的解构到德里达对话语的解构，再到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它从始至终都不是为中国人打造的专门式语。问题在于这些解构和批判，不经意间起到多种作用，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解读或曲解：首先对西方文化解构与批判更利于其自身文化的构建与发展，表现出西方文化强大的内在生命力，这些现象自苏格拉底以来从未间断过，特别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成为西方后期哲学的中心主体。其次，正是这种批判与解构过程，那些弱势的群体或阶级、民族或国家；以及原始土著该落后民族被一再充当照射西方文明罪恶的探测工具，对于对中国和第三世界本身而言，那些同情性理论基调无疑起到“定势”作用，使得他们不自觉的陷入一种稳定的被动状态。
此外，如“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当代世界已不值一提，任何一个社会对此耿耿于怀都说明了其内部危机四伏，其严重程度必定超过了外部压力。道理非常简单，人生来就有自私性的本位主义，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爱同胞以及文化认同都是自然而然的本能行为，压根儿不值强调和教化，而在那种排斥性社会由于内部矛盾的激烈，尤其国家权力集团的为所欲为以及知识分子自私和麻木，社会内聚力自然不堪一击，于是只有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当作狗皮膏药，黏合已是一盘散沙的社会肌体。之所以，“后殖民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已完全变味，丧失了其文化批评的“正义”张力。
一、作为文化批判的“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是针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所进行批判的特定式语，它是来自西方解构主义哲学的“正义”原则，这种“原则”具有很大的理想色彩和极端成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狭性是诱发解构主义批判哲学极端性式语的根源，由一种强力（强权）观念促使另一种强烈的颠覆性的反叛力，它们全然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整合力量，其多样复杂性完全超出了诠释者的选择。从现代主义哲学，尤其后现代主义先驱的尼采哲学的破坏性宣示导致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萎缩，理性主义被纳入了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范畴，它与人的文化存在和历史意志不再那么密切，即怎样吃饭和如何吃好是属于科学理性问题，当涉及人为什么要活着和活着为什么则是当代哲学的中心主题。在此之前，克尔凯郭尔做了自然真理与上帝真理的观念区分，韦伯也对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作了更加精辟分析。因此，解构主义哲学侧重于人类习俗、语言、心理、伦理、历史、艺术、观念和宗教等精神内核现象。赛义德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批判，无疑是原自存在主义与解构主义等后现代哲学的惯用理论方法，其中包括后现代哲学中的“正义”原则。解构主义哲学家对知识的反叛和权力的颠覆，已成为他们普遍具有的哲学伦理激情，他们不再限于传统哲学那般力求绝对而纯粹的“客观”。
克尔凯郭尔对理性主义体系与宗教神学体系“完美性”发出猛烈抨击，开启后现代哲学批评精神的先风，尼采则走得更极端，他对人类整个文明史的价值体系给以捣毁性“死刑”宣判，而且不加任何余地，这对于后现代哲学的解构主义起到巨大的号召作用，并以一切手段对历史和文明的罪证进行系统、深入而具体的搜寻，而且这种解构与批判被赋予一种 “正义”的哲学伦理激情，从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什勒、马尔库塞以及福柯和赛义德的哲学研究富有一种正义性激情。从存在主义到解构主义哲学都坚持这么一种伦理信条：使弱者变得强大是智慧最大的美；使痛苦者得到抚慰是哲学最大的善。换言之，后现代哲学离开了这批判精神和颠覆冲动的“正义”原则；便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公共意义，其动机方向无疑是通过观念革命来激发社会洗牌，打破以往文明历史稳定而不对称的态势结构；唯有不断洗牌和发牌才能保证历史的前进运动，使得苦与乐、善与恶、强与弱之间能够适度的换位平衡，避免了文明史中大部分人被排斥在文明游戏之外，尤其是权力博弈始终被某个阶级集团所垄断，包括知识权威的垄断性。
以“正义”为伦理原则和批判精神的当代哲学，这种美德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遗传体，如中国道家老庄、杨朱；印度佛教超越贪、嗔、痴的涅磐境界说和犹太人教原罪论都是现世悲观主义的宿命论，同样在荷马史诗得到充分体现。正是这种悲观主义精神传统，对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都产生强烈影响，特别是尼采的超人主义哲学是一个没有历史文明的神化人格，它对整个西方哲学无意是一种拯救，终止了悲观主义那种消极意识。这就是存在主义超人哲学倍受指责的根源，这种强力意志论与二十世纪战争狂潮具有内在关系，观念哲学与存在意志不再被动历史传统与神学体系，激发人们对权力与存在的死亡游戏更加向往，即普通人不仅存在权益，同样可以成为自我超越的意志之神。
这里不能不提及《存在与时间》，它揭示了被遮蔽的历史存在，这是一本令后现代哲学家着迷的著作，根源在于它那种生僻的语义和非线性的孤立概念，它无疑提供了人们更多思考的引点和灵感，而不在于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它被诠释以曲解所释放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本身意义，几乎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完全理解海德格尔这部艰涩的思想作品。按照当代学院的学术规范，《存在与时间》显然是一部不合格的“野论文”，可它却成了当代哲学的“珠峰”。正是如此，它对当代文化批判以及解构主义哲学带来了启迪作用。
后现代哲学彻底抛弃了基础主义的逻辑系统，以及放弃以往自圆其说所确定的完整学理体系，这些都是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的弊端。从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的哲学不再迷恋那种工整严密而力求完美穷尽的欲望，承认了哲学与思维都有时间、地点和语境的局限。之所以，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哲学经常性出现极端的、两可的结论。维根斯坦确定了任何逻辑系统必有缺陷性，这对于语言哲学和解构主义无疑带来一种激励作用，使得后现代哲学对话语、语境、文本和语义的痴迷与疯狂，它成为一种文明的解构和构建的新手段。
如果弄清了西方后现代哲学来龙去脉、解构主义方法论及其动机激情，这样就是不难理解福柯对权力的解构；赛义德对西方文化中心的批判式语以及“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由来。最重要的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人，至少不该陷入解构主义文化批判的恐惧之中，更不该对他们的思想过分信以为真。事实上，解构主义哲学已经明确提出的语义与文本以及语境生效的相应关系，即相同的概念在不同人身上反映出不同的体验感受。如“民族主义”在一个世纪之前给欧洲人的印象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丝毫不适的反感迹象，时间将这个概念变成了“恶魔”，这就是德国纳粹把“民族主义”发挥到历史仇恨和种族情绪的灾难绝顶，因为日尔曼人的屈辱史使“民族主义”变成一种崇高而正义的合法力量，正如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总与历史屈辱所难以脱离干系。
此外，另一个值得弄清的问题是，“后殖民主义”不是来自被文化侵略的第三世界的觉醒意识，恰恰来自当代西方文化的自省批判力量。不论福柯还是赛义德或汤林森，他们限于西方文化这一中心论进行解构与再解构、批判与再批判，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后现代哲学的“正义”伦理精神，无论其理想性或极端性，它均说明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活力。这是作为第三世界和古老文明的前现代社会的中国所缺少的文化内在要素。
“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它是不是有利于第三世界或弱势民族？这也是我们感到极为头疼的疑问。从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语境来看，它起的效果则是复杂矛盾的，甚至令人极为不安。正如那些受害者在听了原告代理人的公诉，其内心受害感和痛哭感更加强烈，对被告的仇恨情绪和惩罚要求也就越发强烈，从而忽视了公正与自省，作为受害人无论有多么无辜，客观上都有自身责任。不论老虎多么凶猛，它所寻找下手的对象一定是其群域中最为糟糕的“老家伙”或“小家伙”或“病家伙”。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代，若要防范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或霸权，其本身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肌体应该保持相应的健康活力。对于一个文化创造力枯竭的社会，对“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甚至“现代化”和“全球化”存在畏惧感和敌意性是好不奇怪的。
因此，“后殖民主义”是个不宜滥用而值得谨慎的式语，将它放置不同的社会语境应该有适度相应的解读域诠释。首先，它源自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的内在激情，如果忽视这一点的复杂性就相当危险，反而更不利于那些文化弱势民族或国家。本质而言，这种文化批判更有利西方文化的健全域整合，将它放置于中国这个殖民主义受害国家，不但没有自省反思的内在整合作用，反而被历史仇恨和种族情绪淹没了一切，并成为巩固其传统专制主义的合法工具。这些对于常人是不稍多说的，对于大多数学者也是极为棘手的，它往往催生了新的历史机会主义和新的知识话语权威，至少在中国官方学术和自由知识分子以及艺术家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正如欧美社会反种族主义极端思想中，一些黑人学者认为数学是白人强加给非洲人的文化洗脑。对于“文化殖民主义”批判中，如澳洲土著孩子被强行进行接受国家教育，这一做法遭到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和保护土著生活方式的生态环保人士的强烈抗议，残酷的是这种多元性对于那些土著的生存与发展更加危险，正如西方的“女士优先”仪式游戏一样，它最终对女性社会生态构成巨大危害。
二、“后殖民主义”批判与中国机会主义
几天前，本人应邀参加某个大学美术学硕士论文答辩，六个学生中有五人的论文中均出现谴责西方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学术“自卫反击战”，弄不好它可能当下人文学科论文的仪式化内容，只要涉及民族、文化、全球化、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东西方等式语均会出现那些仪式化陈词。当然，我没有对中国研究生论文进行全面统计，但从文艺评论和美术批评的氛围来看，类似学术“自卫反击战”极为泛滥，由于没有真正的对话者使得这种“自卫反击战”变成了一种自言自语，本土学者也不情愿背负不道德的“走狗”骂名出来充当对话的靶子。所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已是一种危险的机会主义式语。
再看六位研究生的论文，分别关于建筑、壁画、办公家具、儿童家具和图案设计的美术领域。其中一律都认识到中国当代设计艺术的薄弱和外来文化入侵的危险，所以都主张从本土文化和民族传统中寻找创新的突破点。其中三人引用了“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现成流行话语。事实上，这些论文都毫无新意，更谈不上研究，问题是这些研究生都不约而同地拿些现成话语来说事，并普遍坚信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抵抗西方文化侵略与霸权的最佳良药。对此是否能够奏效则没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更令人吃惊的是，正是这种浓烈的民族主义学术气氛下，青年学子们还是拿些蹩脚“西方货色”来充塞论文，如那位女研究生把IKEA儿童家具作为自己的儿童家具设计模型，至于宜家的儿童家具设计理念以及弊利则一无所知和一无所指；那个研究家居办公产品的研究生则在重复被公认已是失败的SOHO概念设计，它是９０年代“IT乌托邦”天花乱坠的产物，工作与生活搅混一团已成为当代都市社会最痛不欲生的症状，可见中国社会对西方性文化和现代性文化均缺乏了解，即便采取拿来主义的“自厢情愿”原则；包括“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批判话语，它们均成为一种本土化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工具手段，无论IKEA还是“SOHO”，这些概念放置于中国，其内意义已彻底僵死，取而代之的是本土文化特色，正如佛教传入中国基本中华化，经文和菩萨都变成一种式样，其内在却基本彻底化。这一点，中国在发展现代化最为典型，因为中国人或学者把现代化定为纯粹的科学技术，至于现代化中的制度、道德性和价值的文化精神被彻底消解，取而代之是有限的工具作用。正如北京这个有着几百万辆机动车的世界级“现代城市”，无论开车者的生活态度、意识水平和行为素养都没有现代性可言，连起码的交通法规不遵守，更别说人权、民主和平等这些老掉牙的现代精神理念。
很显然，“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中国被过度渲染，加之其本身又异常的多样复杂性。这里应当引起重视与关注的是，这种扩大化渲染有着极为简单而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它能够符合本土社会语境的需要，特别对传统保守势力和专制主义极有利用价值。这些反西方中心的文化批判的式语，对于中国机会主义而言无疑是非常可口大餐。
中国本土文化中具有行为指导作用的是“中庸主义”思想。正是这种极为卑鄙的处世哲学，它导致机会主义泛滥和合法化――卑鄙是卑鄙者的钥匙，使得人类的“正义”道德原则和自由天赋遭到彻底消灭。缺乏独立人格和正义原则的“中庸主义”哲学被一再放大，升华到一种社会信条。伴随这种处世哲学的兴起，中国社会自然而然成为机会主义的天堂，人们在没有正义原则与道德代价之下，必然走向极端的势力势利。“后殖民主义”是一种中国式无本生意，对于那些权力阶层和知识分子尤为如此。譬如一名中国艺术家，他处于现实生活中必须寻找一种投机取巧的生存策略，其次才是艺术与人格、天赋与才情、存在与意义；所以一个画家就必须向权力（体制内）进行投靠，而不是对它进行批判性构建，以致艺术美被赤裸裸的充当权力崇拜，这种极端自私的机会主义在中国被定为艺术与知识的“忠诚”，也是文人的唯一出路，所谓“学优则仕”，要不消极避世和玩世不恭。总之，在整个上层阶级和知识群体具有普遍的公共责任和正义意识。自从西方的介入与国门的敞开，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占营空间大大改观，但他们的公共职能和社会使命意识则丝毫没有长进。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中庸”道路上，十拿九稳干着老本行，安全性是第一选择；不然，将自己打扮成边缘的“文化分子”，主动而虚伪地去拥抱西方，我们可以从张艺谋、徐冰、张晓刚等人身上，均看不到知识的正义与艺术的真情。张艺谋是这种新型的国际文化机会主义的祖师爷，他的例子适合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至少比陈逸飞和余秋雨等老派机会主义更高一筹，同时也适合王朔这类擦边球机会主义。他们所共同特点就是缺乏公共作为而又能享有名利，也是极为自私自利的文化寄生虫。
之所以，反文化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及国粹主义必然成为中国机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和学术的大饼，这种式语对于大家都是有利可图的，对社会公共利益则是一种伤害，大众更是遭到强暴和愚弄。这里，无疑要说明“后殖民主义”在中国语境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文化主义帝国对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可以利用的话语权力，即使两派或三派都可充分利用这一文化资源来争夺自身利益和影响力。可以说，在中国既没有一个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也没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行为选择和思想立场是朝向自身利益倾斜，毫不顾及正义原则和公共精神，因为“中庸”社会观念使得这种没有人格原则的行为得以合法，如用人唯亲之事在中国社会那么天经地义而毫无廉耻。套用某人的话说：“无原则就是一种原则”，它足以说明了中国机会主义可以消解一切思想主义的内在意含，自然包括“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社会语境下的大众而言：“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过是一种教化的式语。如果普通大众是国家“主人公”就无需灌输什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近现代中国历史表明，只要外侵到了“皮之不存”的时候，寄生虫们才起来叫“团结”，目的是要别人去挡炮灰。事实上，以中庸主义处世哲学和机会主义生存策略，只要有一丝明哲保身的机会，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苟且偷生的生机。可以说，当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缺乏“忘我”的大智慧，这样的社会就从来不可能有知识与正义的力量，自然也不存在文化批判的内在自省的整合力量。现在“后殖民主义”的火爆，它无非用于抓“文化逆子”、“艺术汉奸”和“民族败类”。除此之外，很难说明“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学术意图，因为没有人需要弄清它是什么东西，更不用着敞开的真情对话，全然是东风压西风的鬼把戏。
中国不存在多少后殖民主义问题，更多是机会主义泛滥问题；文化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对于一种缺乏文化创造力和社会内聚力的民族而言，它的确太可怕了。再次，当一个社会内耗自损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去强调的话，这种民族首先该进行彻底自我反省，否则他们就该被奴役或消灭。社会内聚力是一种互相关爱与尊重、彼此平等与亲和所形成的黏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