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方斐: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与欲望叙事之一
伍方斐: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与欲望叙事之一
从80年代中期开始，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一个众声喧哗的空前活跃期。这是一个欲望和欲望话语从复苏到寻找加倍补偿的时代。广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以伤痕与反思文学的社会批判和人性张扬为起点，经由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两个大相径庭而又殊途同归的维度，完成了试图重建现实与历史主体的又一次宏大叙事，人再次被叙述成具有历史深度和现实广度的强有力的理性化的欲望主体（尽管是一个更为复杂暧昧的主体）。这是中国现代性启蒙话语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亮相。广义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从朦胧诗到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形形色色的现代派，则发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荒诞性一面及其对个体的压抑。孤独感、苦闷感、分裂感的体验和书写，成为现代派作家指认和构造非理性自我的主要途径，这是对自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自我的合法化挪用和置换。人的主体性不再通过经验世界及其理性观照而是通过主体感觉的放大得到确认，人被叙述成受理性与文明压抑的非理性的欲望主体。压抑/满足的二元逻辑，构成现代主义欲望叙述保持隐秘的乌托邦激情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
与此同时，广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由先锋小说的形式革命与意识形态规避发其端，从寻根派（魔幻现实一维）和现代主义（荒诞派一维）的腹地悄悄崛起，通过先锋文学（“后新潮”）、“新历史”和一定程度的“新写实”与王朔等的小说，以及第三代诗歌，开始拆解真实、主体、终极关怀等深度话语，并以游戏与反讽姿态，对主流意识形态与人类中心论（或人文主义神话）进行解构和挑战。在失去统一性与确定性的世界图景里，人被叙述成表征零散化和破碎性的断裂的欲望主体，这是对主体的困境与主体性的局限的揭示，是对既往欲望叙述乌托邦化的“祛魅”。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如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是中国特定历史语境与现实动因的产物，具有各自的问题意识与针对性，以及相应的合理性；同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也都表现出各自的变化、自我调整与内在的多元（这也是本文用“广义”一词指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概念的原因）。这种针对性和多元性，正是文学进行欲望的重新叙述的活力与价值所在，也是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多元和开放的起点和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蔚为大观的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欲望叙述，是在与同一时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对话中展开的，它所置身的社会语境和文学语境直接影响到这一叙述的过程、策略与意义。本章试图从对这一语境的清理出发展开探讨，目的不在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全景扫描或给出总体评价，而是以欲望叙述及其文化意味为切入点，以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王朔等的代表作品为个案，探讨在前述语境作用下，后现代欲望叙述在方法论、本体论、价值论等维度的大致定位，及其在“对话”过程中的调整与嬗变。其中，后现代欲望叙述的表意策略与机制，以及它在当下文化建设中的合理成分及其限度，值得加以特别关注。
第一节 “现代” 欲望叙事：“角落”与新乌托邦
“压抑”的发现和凸显是新时期文学表达欲望主题和进入欲望叙述的标志。从现实主义文学对压抑的政治学、社会学透视，到现代主义欲望叙述对人性异化的生物学与病理学视角，新时期主流文学讲述的关于欲望的故事，既是为确认欲望的合法性从而恢复个人的主体地位与世俗身份，也是为回应时代精神和历史总体性的呼唤，其深层结构是政治无意识和乌托邦欲望，其动力机制是压抑假说及其对幸福的承诺。这是一个从发现“角落”到整合“角落”、走向“中心”的过程，也是后现代文学产生的语境及其局部合理性的依据。后现代欲望叙述对这一主流欲望话语的解构，首先源自方法论领域，即以“断裂叙事”为主的讲述欲望故事的方法的变革，带来了欲望故事的构造和欲望叙述的意义的根本变化，进而导致一场波及欲望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全方位的后现代叙事革命。它通过对欲望叙述的“祛魅”，解构被主流话语神化的主体、真实与意义，以对压抑假说和乌托邦神话的拆解，最大限度地揭露了虚假的“幸福承诺”对生活破裂状态与不完整性的遮蔽，从而重新凸显欲望，回到当下，直面生存。可以说，后现代欲望叙述为解构后的建构扫清了道路，为通过欲望的重新叙述进行文化重构打下了基础。这正是当时的中国语境和主流叙事所缺乏的。
新时期主流文学对压抑的凸现，是从对食、色等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欲望的展示、肯定和转换开始的，它是启蒙的时代主题和宏大叙述的组成部分。新时期文学在改革开放之初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正在于它把欲望叙述以及发现与书写被遮蔽、被遗忘的欲望“角落”，当作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入口，并通过对欲望的重新叙述和话语转换，建构新的价值观与文化秩序。性压抑的凸现和性话语的演变最具代表性，反映了这一时期欲望叙述的主流和主要的叙事策略，即从现实主义文学对欲望的政治化、人性化叙述到现代主义文学对欲望的感性化与生理化叙述。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对性爱题材的书写有政治化、人性化和生理化、感性化之别，尽管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现实认同与美学趣味方面有较大分歧，但欲望叙述乌托邦化的目标上却是相通的。它们都试图以各有侧重的幸福承诺，强化性与欲望的超越性，通过“乌托邦的种种貌似可信的美好假设以及感染读者并试图说服读者的修辞策略”，在想象性的维度上达成与现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替代和协调，从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逃避性”和“虚幻性”[1]。总的说来，主流文学通过新的乌托邦的建构，并通过对欲望叙述的“附魅”给欲望重新“编码”，这是一种在话语转移中重建秩序与价值的努力。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是这一时期欲望叙述语境中的经典文本。作品以一件红毛衣为叙事线索贯穿母女两代人的三个“爱情”故事。叙述的重心是特定历史时代“原始的本能”（作者又称之为“蒙昧的冲动”）冲击“传统的礼教、违法的危险以及少女的羞耻心”的悲剧性后果：偷尝禁果的男女主人公以自杀和被判刑告终（其中，男主人公“小豹子”的命名和被囚流露作者对爱欲冲动的动物本能定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压抑与满足、规训与惩罚的欲望故事。在作品的结尾，作者找到了解放压抑的武器，即“让农民富裕起来的文件”（三中全会公报）。作者后来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太对了！吃不饱肚子什么都是空的啊！我心里豁然开朗，找到了这个‘角落’‘被爱情遗忘’的根源。我含着悲酸的泪也含着光明的憧憬动笔了”[2]。在这里，爱欲的实现以温饱欲（红毛衣的中心意象）的满足为前提，而温饱欲的满足则仰赖政治的解放，欲望的故事最后被转换成肯定现实的合法性即歌颂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国策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角落”被发现了。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被“政治”发现之后，“爱情”是否有望“出场”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乌托邦的政治前景和对“角落”的“中心化”整合，显然已有效地转移问题的重心并最终“抹平”了问题。这种欲望叙述的政治化策略与逻辑，在高晓声的《“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何士光的《乡场上》等反思与改革文学的经典之作中都有集中体现，只不过性压抑与性话语被温饱欲这一更基本的生存欲望所淡化，从而使欲望叙述的政治诉求更无伤大雅。对欲望进行政治化的叙述与话语转换，是社会批判文学思潮的主要叙事策略。
现实主义欲望叙述的人性化维度包括两种倾向。一是从性爱的情爱化叙述切入人性化。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被认为第一次把“情爱”推到社会的中心。这篇婚外情题材的作品以婚姻和爱情的二元对立或伦理冲突为叙事框架，一方面以“爱”为本位，用情爱挑战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凸显两性关系，从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另一方面以“爱”整合和抹平“性”，把性爱话语情爱化或纯理念、纯精神化，通过渲染男女主人公“连手都没有碰过”的精神恋爱，寻找欲望叙述在旧有的性禁忌权力结构中的合法性，表现出这一时期启蒙话语深层的禁欲主义内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对性爱的情爱化叙述进一步向人性化转换的处理方式。作品设置了一个混合着多种人道主义因素的难以逾越的婚姻动机。老干部与因掩护自己而牺牲的老工人的女儿的婚姻，是“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因此，当个人爱情与人道主义发生冲突时，老干部和钟雨都选择牺牲自我，而获得一种“同情弱者”带来的人性的自我肯定和精神补偿。作品同时还设置了一种诉诸未来的补偿方式，即通过钟雨女儿的形象，寄托下一代对没有自我牺牲的更人性化的爱情的追求，尽管这难免是另一个乌托邦。这种追求实际上仍存在以情爱乌托邦对生理性欲望进行不自觉规避的倾向，从张抗抗《爱的权利》、《北极光》等系列爱情作品，到王安忆同样以婚外恋为题材的《锦绣谷之恋》，尽管对现实主义欲望叙述一贯的政治化以至社会化立场的疏离越来越明显，尽管在女性意识的确认上已有天壤之别，但性压抑通过情爱话语进行精神化、人性化转换的策略，一直或隐或显地支配着女性文学的欲望叙述。即使到后来，张洁、王安忆、张抗抗、铁凝等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生理性欲望的书写上有了重大突破，但对性爱的欲望叙述仍是在启蒙理性和人道话语的框架内进行的。王安忆后来强调，“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评论家也指出，她对性的书写，“只是为一种更为宏大的研究人的自我确认的目标服务的”[3]。现实主义欲望叙述对原欲的表现，目的在于“研究”人与人性，开掘人的主体性和自我的理性能力，仍属人道主义话语范畴。
这种从原欲角度对欲望进行理性转换，以切入人性化叙述的倾向，在张贤亮的作品中得到了更集中的展示。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被认为像一本“性知识导读手册”，内容涉及性饥渴、性窥视、通奸、阳萎、性康复、性放纵等。表面上看，它叙述的是高度压抑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对人的<
从80年代中期开始，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一个众声喧哗的空前活跃期。这是一个欲望和欲望话语从复苏到寻找加倍补偿的时代。广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以伤痕与反思文学的社会批判和人性张扬为起点，经由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两个大相径庭而又殊途同归的维度，完成了试图重建现实与历史主体的又一次宏大叙事，人再次被叙述成具有历史深度和现实广度的强有力的理性化的欲望主体（尽管是一个更为复杂暧昧的主体）。这是中国现代性启蒙话语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亮相。广义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从朦胧诗到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形形色色的现代派，则发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荒诞性一面及其对个体的压抑。孤独感、苦闷感、分裂感的体验和书写，成为现代派作家指认和构造非理性自我的主要途径，这是对自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自我的合法化挪用和置换。人的主体性不再通过经验世界及其理性观照而是通过主体感觉的放大得到确认，人被叙述成受理性与文明压抑的非理性的欲望主体。压抑/满足的二元逻辑，构成现代主义欲望叙述保持隐秘的乌托邦激情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
与此同时，广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由先锋小说的形式革命与意识形态规避发其端，从寻根派（魔幻现实一维）和现代主义（荒诞派一维）的腹地悄悄崛起，通过先锋文学（“后新潮”）、“新历史”和一定程度的“新写实”与王朔等的小说，以及第三代诗歌，开始拆解真实、主体、终极关怀等深度话语，并以游戏与反讽姿态，对主流意识形态与人类中心论（或人文主义神话）进行解构和挑战。在失去统一性与确定性的世界图景里，人被叙述成表征零散化和破碎性的断裂的欲望主体，这是对主体的困境与主体性的局限的揭示，是对既往欲望叙述乌托邦化的“祛魅”。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如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是中国特定历史语境与现实动因的产物，具有各自的问题意识与针对性，以及相应的合理性；同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也都表现出各自的变化、自我调整与内在的多元（这也是本文用“广义”一词指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概念的原因）。这种针对性和多元性，正是文学进行欲望的重新叙述的活力与价值所在，也是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多元和开放的起点和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蔚为大观的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欲望叙述，是在与同一时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对话中展开的，它所置身的社会语境和文学语境直接影响到这一叙述的过程、策略与意义。本章试图从对这一语境的清理出发展开探讨，目的不在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全景扫描或给出总体评价，而是以欲望叙述及其文化意味为切入点，以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王朔等的代表作品为个案，探讨在前述语境作用下，后现代欲望叙述在方法论、本体论、价值论等维度的大致定位，及其在“对话”过程中的调整与嬗变。其中，后现代欲望叙述的表意策略与机制，以及它在当下文化建设中的合理成分及其限度，值得加以特别关注。
第一节 “现代” 欲望叙事：“角落”与新乌托邦
“压抑”的发现和凸显是新时期文学表达欲望主题和进入欲望叙述的标志。从现实主义文学对压抑的政治学、社会学透视，到现代主义欲望叙述对人性异化的生物学与病理学视角，新时期主流文学讲述的关于欲望的故事，既是为确认欲望的合法性从而恢复个人的主体地位与世俗身份，也是为回应时代精神和历史总体性的呼唤，其深层结构是政治无意识和乌托邦欲望，其动力机制是压抑假说及其对幸福的承诺。这是一个从发现“角落”到整合“角落”、走向“中心”的过程，也是后现代文学产生的语境及其局部合理性的依据。后现代欲望叙述对这一主流欲望话语的解构，首先源自方法论领域，即以“断裂叙事”为主的讲述欲望故事的方法的变革，带来了欲望故事的构造和欲望叙述的意义的根本变化，进而导致一场波及欲望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全方位的后现代叙事革命。它通过对欲望叙述的“祛魅”，解构被主流话语神化的主体、真实与意义，以对压抑假说和乌托邦神话的拆解，最大限度地揭露了虚假的“幸福承诺”对生活破裂状态与不完整性的遮蔽，从而重新凸显欲望，回到当下，直面生存。可以说，后现代欲望叙述为解构后的建构扫清了道路，为通过欲望的重新叙述进行文化重构打下了基础。这正是当时的中国语境和主流叙事所缺乏的。
新时期主流文学对压抑的凸现，是从对食、色等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欲望的展示、肯定和转换开始的，它是启蒙的时代主题和宏大叙述的组成部分。新时期文学在改革开放之初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正在于它把欲望叙述以及发现与书写被遮蔽、被遗忘的欲望“角落”，当作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入口，并通过对欲望的重新叙述和话语转换，建构新的价值观与文化秩序。性压抑的凸现和性话语的演变最具代表性，反映了这一时期欲望叙述的主流和主要的叙事策略，即从现实主义文学对欲望的政治化、人性化叙述到现代主义文学对欲望的感性化与生理化叙述。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对性爱题材的书写有政治化、人性化和生理化、感性化之别，尽管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现实认同与美学趣味方面有较大分歧，但欲望叙述乌托邦化的目标上却是相通的。它们都试图以各有侧重的幸福承诺，强化性与欲望的超越性，通过“乌托邦的种种貌似可信的美好假设以及感染读者并试图说服读者的修辞策略”，在想象性的维度上达成与现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替代和协调，从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逃避性”和“虚幻性”[1]。总的说来，主流文学通过新的乌托邦的建构，并通过对欲望叙述的“附魅”给欲望重新“编码”，这是一种在话语转移中重建秩序与价值的努力。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是这一时期欲望叙述语境中的经典文本。作品以一件红毛衣为叙事线索贯穿母女两代人的三个“爱情”故事。叙述的重心是特定历史时代“原始的本能”（作者又称之为“蒙昧的冲动”）冲击“传统的礼教、违法的危险以及少女的羞耻心”的悲剧性后果：偷尝禁果的男女主人公以自杀和被判刑告终（其中，男主人公“小豹子”的命名和被囚流露作者对爱欲冲动的动物本能定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压抑与满足、规训与惩罚的欲望故事。在作品的结尾，作者找到了解放压抑的武器，即“让农民富裕起来的文件”（三中全会公报）。作者后来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太对了！吃不饱肚子什么都是空的啊！我心里豁然开朗，找到了这个‘角落’‘被爱情遗忘’的根源。我含着悲酸的泪也含着光明的憧憬动笔了”[2]。在这里，爱欲的实现以温饱欲（红毛衣的中心意象）的满足为前提，而温饱欲的满足则仰赖政治的解放，欲望的故事最后被转换成肯定现实的合法性即歌颂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国策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角落”被发现了。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被“政治”发现之后，“爱情”是否有望“出场”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乌托邦的政治前景和对“角落”的“中心化”整合，显然已有效地转移问题的重心并最终“抹平”了问题。这种欲望叙述的政治化策略与逻辑，在高晓声的《“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何士光的《乡场上》等反思与改革文学的经典之作中都有集中体现，只不过性压抑与性话语被温饱欲这一更基本的生存欲望所淡化，从而使欲望叙述的政治诉求更无伤大雅。对欲望进行政治化的叙述与话语转换，是社会批判文学思潮的主要叙事策略。
现实主义欲望叙述的人性化维度包括两种倾向。一是从性爱的情爱化叙述切入人性化。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被认为第一次把“情爱”推到社会的中心。这篇婚外情题材的作品以婚姻和爱情的二元对立或伦理冲突为叙事框架，一方面以“爱”为本位，用情爱挑战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凸显两性关系，从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另一方面以“爱”整合和抹平“性”，把性爱话语情爱化或纯理念、纯精神化，通过渲染男女主人公“连手都没有碰过”的精神恋爱，寻找欲望叙述在旧有的性禁忌权力结构中的合法性，表现出这一时期启蒙话语深层的禁欲主义内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对性爱的情爱化叙述进一步向人性化转换的处理方式。作品设置了一个混合着多种人道主义因素的难以逾越的婚姻动机。老干部与因掩护自己而牺牲的老工人的女儿的婚姻，是“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因此，当个人爱情与人道主义发生冲突时，老干部和钟雨都选择牺牲自我，而获得一种“同情弱者”带来的人性的自我肯定和精神补偿。作品同时还设置了一种诉诸未来的补偿方式，即通过钟雨女儿的形象，寄托下一代对没有自我牺牲的更人性化的爱情的追求，尽管这难免是另一个乌托邦。这种追求实际上仍存在以情爱乌托邦对生理性欲望进行不自觉规避的倾向，从张抗抗《爱的权利》、《北极光》等系列爱情作品，到王安忆同样以婚外恋为题材的《锦绣谷之恋》，尽管对现实主义欲望叙述一贯的政治化以至社会化立场的疏离越来越明显，尽管在女性意识的确认上已有天壤之别，但性压抑通过情爱话语进行精神化、人性化转换的策略，一直或隐或显地支配着女性文学的欲望叙述。即使到后来，张洁、王安忆、张抗抗、铁凝等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生理性欲望的书写上有了重大突破，但对性爱的欲望叙述仍是在启蒙理性和人道话语的框架内进行的。王安忆后来强调，“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评论家也指出，她对性的书写，“只是为一种更为宏大的研究人的自我确认的目标服务的”[3]。现实主义欲望叙述对原欲的表现，目的在于“研究”人与人性，开掘人的主体性和自我的理性能力，仍属人道主义话语范畴。
这种从原欲角度对欲望进行理性转换，以切入人性化叙述的倾向，在张贤亮的作品中得到了更集中的展示。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被认为像一本“性知识导读手册”，内容涉及性饥渴、性窥视、通奸、阳萎、性康复、性放纵等。表面上看，它叙述的是高度压抑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对人的<
福柯在《性史》中谈到有关性的政治策略，认为谈论和反抗压抑尤其是性压抑与启蒙理性、追求真理和自由解放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我们迫切地要从压抑的角度来谈论性的焦灼背后，无疑有一种支柱，那便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无拘无束地出口反对现存的种种权力，说出真理，语言极乐，将启蒙、解放与多重的快感联系在一起，创出一种新的话语，将求知的热情、改变法规的决心和对现世欢乐的欲望紧密结合起来”[1]。伴随着中国式启蒙话语的复苏和流变，新时期文学也经历了一个从凸现欲望、反抗压抑到追求“幸福承诺”的乌托邦的过程。但正如福柯进一步揭示的那样，性压抑作为复杂得多的有关性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它与启蒙和关于自由与解放的新的权力话语之间，同样存在着肯定与否定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启蒙话语在谈论压抑和叙述欲望的同时，也掩盖并制造着压抑；在人们被鼓励谈论压抑，并且自以为已经因此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时候，他们却被权力更牢固地控制起来，受到更深的压抑，而且对更深层的压抑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正是福柯反对“压抑假说”把启蒙视为对压抑的解放的原因，他认为启蒙与解放的新的乌托邦“只不过是神学的一个现代变种”[2]。这凸显了欲望、压抑以及解放的承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复杂性及其背后深藏的权力关系。
与福柯从心理学/社会学维度对制造“压抑假说”，并希望通过“述说真理”以“允诺幸福”的弗洛伊德心理学模式的批判殊途同归，拉康从心理学/语言学维度对“压抑假说”进行拆解。他用语言理论“重新阐释”弗洛伊德的压抑说，认为欲望、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欲望是能指，是从一个能指转向另一个能指的没有终结的运动。为了解构意义，拉康斩断了欲望的满足之路和寻求满足的内驱力。他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意识/潜意识结构图，因为这种结构图谈论着意识对潜意识的压抑，却允诺着满足。按照弗洛伊德的压抑假说，潜意识既然受到压抑，便永远有满足的希望；而且潜意识在压抑中的升华，也是一种满足；寻求升华，寻求满足，便是欲望活动的极大的内驱力。破除“压抑假说”，意味着拆解压抑/满足的神话。在拉康看来，欲望与语言同构，欲望被放逐到空洞的语言世界，语言是挖空存在使之成为欲望的东西。因此，欲望从根本上无法找到满足，它只是一个能指，永远找不到所指，能找到的只是能指链上一系列空洞的位置，只是“满足”的替代在能指链上的滑动。欲望的满足，只是一种永无归期的流放[3]。拉康从欲望本体的角度，否定了压抑假说对满足与幸福的虚幻承诺；同时，像众多后现代主义的言说者一样，他也无意将“欲望”设定为一个实体，一个逻各斯，一个乌托邦，一个本源或者终极。这与中国先锋文学从形式革命（叙述领域）开启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欲望叙述的“祛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