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办公室》李川个展
发起人:西南偏难  回复数:6   浏览数:2714   最后更新:2008/10/01 00:12:13 by guest
[楼主] 西南偏难 2008-09-26 01:28:05
《县志办公室》 李川个人作品展
主办:器空间ORGAN HAUS
策展人:倪昆
特邀批评:陈姣皎
策展助理:王文娟
展览时间:2008年9月24日—10月13日
展览地点:重庆501艺术基地一层 器空间

[沙发:1楼] 西南偏难 2008-09-26 01:39:59





















[板凳:2楼] 西南偏难 2008-09-26 01:46:13





[地板:3楼] 西南偏难 2008-09-26 01:48:23

共谋的媒介



我写的每句话都力图把事物的特征阐明得十分清晰,因此,我不断地对同一事物进行复述,我认为,这些话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一种事物进行的观察。
——维特根斯坦




在对古印度历史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大量需要考证的清理工作——将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和神话传说分离开来。古印度人相信世界是轮回的,在某个特定时刻,旧世纪的终点将成为新世纪的起点。线性的时间观对于古印度人无效,因此,历史蜕变成神话,神话也就成为了真实的历史。

印度人的历史观,仅仅是人类对于历史的一种观看,观看可以有很多种。在不同的视角注视之下,历史会露出它不同的侧面。而在“真实的”和“记录的”中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种落差的产生,即有记录者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也是媒介自身之属性使然。(记录者的主观视角,往往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及禁忌,宗教及科学认知的影响,在此不作讨论)

在摄影出现之前,关于历史的记录都是建立在文本书写的基础之上,文字的特性,其直接后果是将“典型”纳入了历史记载系统,这即是书写的技巧,也是编著的需要。“典型”具有普通事物所不具有的典型特征,其强化特征的背后,是部分事实的遮蔽,也因此,它常常不具备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普遍性。摄影将“微观”纳入了书写,世界被其放大,“真实”和“虚假”间的界限被抽离,绝对的真实带来的可能是绝对的质疑。




“县志办公室”是关于“时间,历史,意识形态及(个人)记忆”的作品,它建立在艺术家个体对于基层历史书写机构的个人经验及批判性表达上。作为基层文化单位,县志办公室的主要职能就是书写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地方历史。这注定是被选择的历史。当我们在时间维度上对其进行审视观看时,出现在“书写的历史”中的他者的身影,将无处不在,耐人寻味。

我更愿意以“媒介”的角度进入艺术家的作品,在“县志办公室”里,我们可以看到滚动的文字,倒放的影像,有“风景”的窗户及装有“第五套广播体操”音响的老式文件柜。这些都曾经出现在艺术家的记忆/生活的片段里。它们是真实的,至少在情感上是如此。

媒介材料出自不同的背景——影像来源于艺术家的故乡,其自身就是为了编撰地方志而拍摄的视频素材,它属于公共文献范畴,拍摄于八十年代;摄影图片来自艺术家自己拍摄的英国风景,它是艺术家的个人记忆,但是以“无厘头”的方式进行了拼贴处理;声音文件“第五套广播体操”是关于一段历史的集体记忆,它属于所有曾经在它的引导下进行过体操运动的人;出现在展场中间办公桌上的文字,是艺术家随机挑选的“历史上的今天”,它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这是对于历史的客观表述。就出现在作品中的媒介类型说来,艺术家集中了目前“书写历史”的所有媒介,影像/摄影/文字/声音/多媒体。所有的媒介素材,则被混合呈现在基层办公室的办公物品上,也就是艺术家刻意打造的“县志办公室”里。材料被异化处理,视点则回到媒介本身。

最后想提及的是悬挂在展览人口的“县志办公室”标牌,这是个极具风格化的标牌,风格与时尚无关,而是来源于草根,它强化了其基层单位的身份,也透出一丝怪诞和幽默,因为,它看起来更像是乡间XXX成人用品店的店招,透出一丝色情的意味。

让我们再次重新审视这个怪异的“县志办公室”:时间铭刻在媒介中,媒介却被艺术家进行了恶意的错位处置。这是艺术家所使用的手段,也是艺术家希望达到的目的。艺术家在此将具有着不同属性的媒介素材及媒介类型进行了恶意的混合处置,处置的背后,潜藏的则是艺术家对于构成书写历史的所有事物的质疑:这即是对所书写的历史的质疑,也是对书写历史的所有媒介的质疑。


倪昆
2008年9月22日








[4楼] 西南偏难 2008-09-26 01:50:04




《县志办公室》

一种记录的裂变





今天,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学历,只要你用电脑,英文”DATA”你就必须使用。因为它是基础数据库的代名词,更是电脑中记录,痕迹,时间以及可靠这些含义的一种延伸。然而,人类并非像计算机般精准地陈诉历史。相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筛选来留下历史的痕迹,而这种筛选本身又会受到记录者主观的影响,也许背后并没有真正的主观,而是难以表白的权力和压抑。


李川,从他最早的装置《捕鼠器》到最近的《大宁县志》,“本质”一直是他寻求表达的话题,也许早期的表达有些哲学化,诗意化,理想化,也有些凌乱。但是经过10年的沉积,从《大宁县志》开始,我发现他的“本质”正在发生一场裂变,这种裂变中更多的是一种“思怀”。这种“思怀”,我的理解其实有两层:首先是对自身的撕裂和挖掘,其实就是一种反省;更重要的一层又是从这种玩乐般的自我训导下衍生出来的,这种衍生除去自我娱乐,也还有严肃的色彩,他开始质问作为个人对大历史的意义和影响。

也许第二点听来像一个谬误:个人或者说普通人怎么影响历史?实际上,我们这些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迟早是历史空白中的白。我们的史学观一直是建立在一种大历史对个人的影响上来书写的。也许我们可以争辩这个观点,而且有书为证,我的历史还有各种演义,英雄人物可以代代风流,然而这还是一种大历史观,没有时事那来的英雄,换句话来说:我们普通人对历史是“不作为”的,或者说是“为而不争”。

在写这篇文字之前,我和李川有过许多讨论,有时也是闲谈,我发现他现在最多的思考是集中在时间这个点上。其实这个话题很大,也很无力。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县志办公室》这件作品本身,我想我们的思路会变清晰。从材料上看,《县志办公室》选择了灯牌,灯箱,投影,声音和一个暗室——花招甚多,其实核心元素就是光和声。这些都是无形之物,抓不住也摸不着。正如历史,虽然存在,却又飘渺。众所周知,治史修书是反抗这种飘渺的发明,而且是一种传统发明。这个传统就是“思怀”,思为先,怀为后。回到前文,我们已经弄清了其中的筛选规则,所以李川的办公室应该也跳不开这套方法论。

我想这个《县志办工室》应该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看法,而对我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3样东西的选择。首先应该是声音,虽然这里的声音缺乏了先声夺人的气势,而且更紧接背景或者说正常环境声。为什么说正常?实际上对于广播体操,我们都太熟悉,无论是第几套,那个开头吵杂如破喇叭的调调,始终会让人情不自禁的躁动。也许对于我们的成长来说,这些声音不光是勾住了某些回忆的边角。对于某些人,比如我,它几乎应该让我可以躁动到麻木,甚至可以将其存在视如空气。接下来我想谈谈他的影像,大屏幕上的影像来自他父亲80年代的一次偶然。无论我们对这种影像是逆转,减速,还是消声,影像本身没有任何说服力。影像中,普通的人,在某个普通的清晨做着自己最普通的事情,打羽毛球,练太极剑,跑晨跑,打哈欠…… 如果必须给画面一个评价,说成很典型,很80年代,我觉得到也不是,时至今日,相隔20年这样的情景还是随处可以见。所以画面本身承载的就是普通,而且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普通得只能重复着。但也快乐着,作为观众,我着实被这种普通牵制了好奇心。再看第二个投影——旧办公桌,我曾调侃的和李川说,如果周围再黑些,那里应该是一个舞台。一个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只也只有那些亮点,我们普通人只是周围黑暗中的那些部分。前文中,我一直再重复一种历史记录的筛选,实际这种筛选本身是随时的,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李川假定的这个舞台上,365个关注在轮番以日期为单位上演。我想一方面它们很多源自李川的私趣,另一方面也有他自我的割舍或者偶然,其实历史的记录本来就缺乏许多必然,就算我们总想客观。


有一天,移动硬盘从高高的地方结实得砸到了水泥地上,它坏了。有一天,电脑因为病毒彻底的CRASH DOWN。那些‘Data’,那些可靠,时间,痕迹,记录通通消失,也许可以恢复某些记录,然而这个中筛选剩下的却是那种偶然和断裂的记忆



陈姣皎
2008年9月23日
[5楼] guest 2008-09-30 17:59:16

[6楼] guest 2008-10-01 00:12:13
川哥。

北京亲戚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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