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东：意念 电影
来源：《生活》杂志 胡晓莹
[attachment=99722]
杨福东的电影《竹林七贤》，并没有试图把我们带回晋代，而是将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替换成七个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男女，他用情绪代替了情节，肢体的表达和眼神的交流代替了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组超现实诗歌般的现代寓言。
从陌生开始
在这个信息泛滥的年代，通过网络你就可以迅速地获得他的相关信息：杨福东，成功艺术家、小文人电影导演，主要作品：《陌生天堂》和《竹林七贤》。同时你可能会搜到一些如画的黑白剧照，于是你可能会想到《小城之春》，想到费穆，想到田壮壮。后来你又获知，他年仅33岁便获得了世界当代艺术大奖——古根海姆“HugoBoss ”奖，如果你还不了解这个大奖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看一下历届获奖的华人艺术家：黄永、蔡国强，你也大概清楚了这位年轻艺术家的分量。接着，你还留意到他参加过的展览：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横滨三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这些遥远的城市，熟悉或陌生的展览似乎又把杨福东向你拉近了一步。然后你进一步了解到，他曾登上日本艺术杂志《Art iT》的封面，有关他的介绍出现在国际权威艺术杂志《Atr in America》上，连《纽约时报》都说他“站在中国数码旋风的中心”。这时候你也许觉得你足够了解杨福东了。
而实际上呢？你可能还从未看过他的任何一件作品，未免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你出差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异国城市，刚巧那里正展出杨福东的作品（这种不期而遇对于那些一天到晚满世界跑的精英人士和一位国际知名艺术家来讲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你绝不会错过这次大好的机会，决定去一饱眼福。一开始，你会被他作品所展现的那种幻觉一般精致的美牢牢吸引，但几分钟后，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你所了解的那个杨福东，他的电影并不像费穆的《小城之春》，当然也不像田壮壮的。你越看越糊涂，甚至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说的是什么。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外国人看中的艺术，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美，仅在他的作品前停留5分钟或更少，你便离开了。
“名者实之宾也。”我们又如何能通过虚名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人和他的作品呢？于是，专程跑去杨福东在上海的代理画廊，观看他的作品。杨福东的影视作品分为单频影像和影像装置，所谓单频影像就是单画幅放映的影像作品，可以在电影厅放映，也可以用电视机或电脑视频播放，而影像装置常常是多频作品，即多个画面在同一空间同时放映，展示这样的作品对空间要求很高。而我被安置在画廊的一间小办公室，用电脑观看作品，这样一来就只能观看单频影片，作品原有的形式美大打折扣，但也许正因为剔除了视觉的华美，而使它更贴近观者了。
相遇“竹林七贤”
杨福东所有的作品都使用35mm胶片拍摄，这是他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与其他艺术短片艺术家的一个重要区别。
拍摄于1997年的黑白电影《陌生天堂》，是杨福东的第一部电影。开篇，一只手摆弄着几条玻璃缸中的泥鳅，然后画面一转，另一只手拿着毛笔，在白纸上勾勒出山石、茅屋、行云流水。刻板的山水画配以乏味的说辞，生硬地道出一句：“要做到画中有诗。”简直就像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山水画教学纪录片式的老生常谈。在这之后，真正的故事才正式登场，画面切换至梅雨季节的杭州。沉默寡言的小知识分子柱子和未婚妻灵珊住在一起，因为怀疑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他不断地咨询医生，做各种的检查，然而各项结果都表明他的身体是正常的。他有规律地去医院检查，和情人会面，然而他的脸上总是有撤不掉的困惑。
雨天，他与一个陌生女孩偶遇，在一座陌生的住宅楼上，他抱她，畏首畏尾地摸她，然后若无其事地看她离开。晴天，在湖上泛舟，平日沉默惯的他和父母有说有笑，然而所有的欢声笑语都被灵珊那忧郁的独白吞没了。久而久之，柱子开始相信自己没病，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开始锻炼身体。最后他结婚了，新娘是那个在街上偶遇的女孩。他在笑，但你分不清这是代表幸福，还是在自嘲。命运存在很大变数，但无论如何，我们最终要屈从于生活。影片的叙事是跳跃式的，甚至有些混乱，但那种梅雨季节特有的焦愁会自始至终缠绕着你。
杨福东并非气质阴郁的人，说起话来表情幽默，还很会讲笑话。其中最经典的是“三圈儿馒头”的“典故”：他作为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常参加世界各地的大型展览，展览会上各国艺术家齐聚一堂，相互交流观展心得。杨福东坦承自己英语不太好，为了应付这种场合的交流，有位艺术圈儿里的朋友教了他一个很管用的词——“三圈儿馒头”（sentimental） ，这个词的意思是“伤感的、感性的”。如果有艺术家问起：“How do you think of my work ？”他就回答：“I like it. It‘s very三圈儿馒头！”每当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对方都激动得恨不得拥抱他。
还有个小窍门，说这个词，速度一定要快，表情要夸张，读出外语的感觉来。有意思的是，杨福东电影给人的感觉恰恰是sentimental.这系列作品总共分为五部，英文名是《Seven Intellectuals in Bamboo Forest》（竹林中的七个知识分子）。片中，杨福东并没有试图把我们带回晋代，而是将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替换成七个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男女，为我们描绘了一组超现实诗歌般的现代寓言。
第一部描述七个年轻男女，结伴登上云雾缭绕的黄山之巅。男人们身着陈旧的西式外套，女的戴着不合时宜的帽子、丝巾，一个个表情木讷，凝视远方，他们的声音像从天上飘过来的：“……
我喜欢雨打在身上，也喜欢风吹得我瑟瑟发抖， 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有时候总是想假如生命中断的话，自己很年轻，没有什么值得牵挂的，如果将来再老一些，我也许不会想到死，更不敢想到死，我不敢面对我的亲人、孩子、家庭，我会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太自私了。
……
有时候，有信仰就是一种错误，仅有的执着，支撑着生活的目的，让我分不清，这是谁的生活，真想维持自己仅有的这一点本色，哪怕它软弱无力，他让我有挫折感，很失败，觉得自己有时离自己太遥远了。
……“
你也许会觉得这样的台词不过是无病呻吟，但看着他们矗立在云里雾里的山石和树木之间，似乎转身就要纵身跃下山涧，我竟有想哭的冲动。突然觉得，这些年轻的生命并不陌生，他们似乎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朋友，至亲，甚至就是我们自己。他们的迷惘、困惑和我们如此相似。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七贤中的一位，也渴望追寻心灵的自由，而杨福东恰恰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现代知识分子归隐图”。
美来自意念
如果说第一部的黄山描述了一代文艺青年的内心状态，那么第二部则向我们描绘了这些文艺青年在城市中迷乱的生活状态。其中，一个女子多次提及“死”，站在黄山上，她想要跳下去洗澡，或者去死。在聚会的餐桌上，她又表示，希望回归食物链，成为猛兽的口中之食。这位演员在现实生活中是做音乐的，也写文章，非常感性的一位文艺女青年。据杨福东说，餐桌上那句台词是演员现场发挥的，就是说这种“死”的想法并不是杨福东强加给影片的，而是演员作为一个艺术个体的独白。而这看似颓废的对白，不过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死”隐含了一种超脱现实的渴望。
杨福东渐渐发现词会限定人的想象空间，于是他在后三部《竹林七贤》中取消了对白，这实际上并非是给观者解读电影制造障碍，正相反，它为观众敞开了一个更旷阔的想象空间。后面的三部作品分别讲述了“七贤”隐居田园的生活，在远离人烟的小岛的乌托邦式的生活，以及最后回归都市生活。《竹林七贤》三中，肢体表达代替了言语，向我们传达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纠葛。在四中，肢体语言甚至也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眼神的交流，这种拍摄手法将影片的叙事性降到了最低点，而片中的人物却奇异地呈现出一种静态的美，好像塞尚笔下的苹果，丰厚、结实起来。
虽然内容和形式都大相径庭，但《陌生天堂》和《竹林七贤》同样揭示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必须适应社会，也必将适应社会的最终命运。由于作品的表现对象常常是知识分子，体现出一种文人情调，因此杨福东的电影被一些人称作“小文人电影”，但他对此有点不以为然。在杨福东看来，当一个词被说得过多了，感觉有恶捧之嫌。他不希望“小文人”被当成一种时尚，成为众人谈论他作品时的焦点。杨福东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他觉得电影创作的表达方式是多样的，甚至不一定采用写实手法，在他看来，电影可以是抽象的。甚至是纪录片，也不一定要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罗列素材，也许还可以有更多的表达方法，比如抽象纪录片、超现实纪录片。他不欣赏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十年等一瞬间”的说法。他说：“影像是一个过程，我不想用十年去等一瞬间，我宁愿用一个月去造那一瞬间。”
杨福东并不想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拍电影，他特立独行，不重叙事而更注重情绪表达，这使他的影片呈现出一种与所有情节电影截然不同的美。他将自己的电影称为“意念电影”，笑说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其实在忽略故事情节的同时他却赋予了电影另一种更感性的内涵，那就是他想要传达给观众的那种感觉。
这一代的集体幻觉
杨福东访谈
撰文：胡晓莹
杨福东说：我挺任性的，然后我也挺感性的，减少任性，需要从感性变得更感性年轻一代的集体记忆有点像女子花样滑的冰道在冰面上，很多道，拐弯，冰块乱飞，但你很难说这是一个女孩滑出来的还是好多女孩滑出来的其实到处都有美的东西，只是看你如何去判断
《生活》：学画画的时候就开始想拍电影了是么？
杨福东：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开始玩照片，做图片，慢慢地，就有一点点想拍电影。可能毕业以后不是太想画画，其实也喜欢画画，但是那边儿老有个东西拽着你往那边儿走。毕业之后，大概抻（拖延）了能有两年吧，这两年一直在做准备，因为不是说你一毕业，想拍电影，一下子就能做到的。
《生活》：而且你一开始拍，直接用的就
来源：《生活》杂志 胡晓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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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的电影《竹林七贤》，并没有试图把我们带回晋代，而是将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替换成七个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男女，他用情绪代替了情节，肢体的表达和眼神的交流代替了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组超现实诗歌般的现代寓言。
从陌生开始
在这个信息泛滥的年代，通过网络你就可以迅速地获得他的相关信息：杨福东，成功艺术家、小文人电影导演，主要作品：《陌生天堂》和《竹林七贤》。同时你可能会搜到一些如画的黑白剧照，于是你可能会想到《小城之春》，想到费穆，想到田壮壮。后来你又获知，他年仅33岁便获得了世界当代艺术大奖——古根海姆“HugoBoss ”奖，如果你还不了解这个大奖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看一下历届获奖的华人艺术家：黄永、蔡国强，你也大概清楚了这位年轻艺术家的分量。接着，你还留意到他参加过的展览：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横滨三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这些遥远的城市，熟悉或陌生的展览似乎又把杨福东向你拉近了一步。然后你进一步了解到，他曾登上日本艺术杂志《Art iT》的封面，有关他的介绍出现在国际权威艺术杂志《Atr in America》上，连《纽约时报》都说他“站在中国数码旋风的中心”。这时候你也许觉得你足够了解杨福东了。
而实际上呢？你可能还从未看过他的任何一件作品，未免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你出差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异国城市，刚巧那里正展出杨福东的作品（这种不期而遇对于那些一天到晚满世界跑的精英人士和一位国际知名艺术家来讲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你绝不会错过这次大好的机会，决定去一饱眼福。一开始，你会被他作品所展现的那种幻觉一般精致的美牢牢吸引，但几分钟后，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你所了解的那个杨福东，他的电影并不像费穆的《小城之春》，当然也不像田壮壮的。你越看越糊涂，甚至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说的是什么。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外国人看中的艺术，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美，仅在他的作品前停留5分钟或更少，你便离开了。
“名者实之宾也。”我们又如何能通过虚名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人和他的作品呢？于是，专程跑去杨福东在上海的代理画廊，观看他的作品。杨福东的影视作品分为单频影像和影像装置，所谓单频影像就是单画幅放映的影像作品，可以在电影厅放映，也可以用电视机或电脑视频播放，而影像装置常常是多频作品，即多个画面在同一空间同时放映，展示这样的作品对空间要求很高。而我被安置在画廊的一间小办公室，用电脑观看作品，这样一来就只能观看单频影片，作品原有的形式美大打折扣，但也许正因为剔除了视觉的华美，而使它更贴近观者了。
相遇“竹林七贤”
杨福东所有的作品都使用35mm胶片拍摄，这是他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与其他艺术短片艺术家的一个重要区别。
拍摄于1997年的黑白电影《陌生天堂》，是杨福东的第一部电影。开篇，一只手摆弄着几条玻璃缸中的泥鳅，然后画面一转，另一只手拿着毛笔，在白纸上勾勒出山石、茅屋、行云流水。刻板的山水画配以乏味的说辞，生硬地道出一句：“要做到画中有诗。”简直就像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山水画教学纪录片式的老生常谈。在这之后，真正的故事才正式登场，画面切换至梅雨季节的杭州。沉默寡言的小知识分子柱子和未婚妻灵珊住在一起，因为怀疑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他不断地咨询医生，做各种的检查，然而各项结果都表明他的身体是正常的。他有规律地去医院检查，和情人会面，然而他的脸上总是有撤不掉的困惑。
雨天，他与一个陌生女孩偶遇，在一座陌生的住宅楼上，他抱她，畏首畏尾地摸她，然后若无其事地看她离开。晴天，在湖上泛舟，平日沉默惯的他和父母有说有笑，然而所有的欢声笑语都被灵珊那忧郁的独白吞没了。久而久之，柱子开始相信自己没病，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开始锻炼身体。最后他结婚了，新娘是那个在街上偶遇的女孩。他在笑，但你分不清这是代表幸福，还是在自嘲。命运存在很大变数，但无论如何，我们最终要屈从于生活。影片的叙事是跳跃式的，甚至有些混乱，但那种梅雨季节特有的焦愁会自始至终缠绕着你。
杨福东并非气质阴郁的人，说起话来表情幽默，还很会讲笑话。其中最经典的是“三圈儿馒头”的“典故”：他作为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常参加世界各地的大型展览，展览会上各国艺术家齐聚一堂，相互交流观展心得。杨福东坦承自己英语不太好，为了应付这种场合的交流，有位艺术圈儿里的朋友教了他一个很管用的词——“三圈儿馒头”（sentimental） ，这个词的意思是“伤感的、感性的”。如果有艺术家问起：“How do you think of my work ？”他就回答：“I like it. It‘s very三圈儿馒头！”每当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对方都激动得恨不得拥抱他。
还有个小窍门，说这个词，速度一定要快，表情要夸张，读出外语的感觉来。有意思的是，杨福东电影给人的感觉恰恰是sentimental.这系列作品总共分为五部，英文名是《Seven Intellectuals in Bamboo Forest》（竹林中的七个知识分子）。片中，杨福东并没有试图把我们带回晋代，而是将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替换成七个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男女，为我们描绘了一组超现实诗歌般的现代寓言。
第一部描述七个年轻男女，结伴登上云雾缭绕的黄山之巅。男人们身着陈旧的西式外套，女的戴着不合时宜的帽子、丝巾，一个个表情木讷，凝视远方，他们的声音像从天上飘过来的：“……
我喜欢雨打在身上，也喜欢风吹得我瑟瑟发抖， 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有时候总是想假如生命中断的话，自己很年轻，没有什么值得牵挂的，如果将来再老一些，我也许不会想到死，更不敢想到死，我不敢面对我的亲人、孩子、家庭，我会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太自私了。
……
有时候，有信仰就是一种错误，仅有的执着，支撑着生活的目的，让我分不清，这是谁的生活，真想维持自己仅有的这一点本色，哪怕它软弱无力，他让我有挫折感，很失败，觉得自己有时离自己太遥远了。
……“
你也许会觉得这样的台词不过是无病呻吟，但看着他们矗立在云里雾里的山石和树木之间，似乎转身就要纵身跃下山涧，我竟有想哭的冲动。突然觉得，这些年轻的生命并不陌生，他们似乎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朋友，至亲，甚至就是我们自己。他们的迷惘、困惑和我们如此相似。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七贤中的一位，也渴望追寻心灵的自由，而杨福东恰恰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现代知识分子归隐图”。
美来自意念
如果说第一部的黄山描述了一代文艺青年的内心状态，那么第二部则向我们描绘了这些文艺青年在城市中迷乱的生活状态。其中，一个女子多次提及“死”，站在黄山上，她想要跳下去洗澡，或者去死。在聚会的餐桌上，她又表示，希望回归食物链，成为猛兽的口中之食。这位演员在现实生活中是做音乐的，也写文章，非常感性的一位文艺女青年。据杨福东说，餐桌上那句台词是演员现场发挥的，就是说这种“死”的想法并不是杨福东强加给影片的，而是演员作为一个艺术个体的独白。而这看似颓废的对白，不过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死”隐含了一种超脱现实的渴望。
杨福东渐渐发现词会限定人的想象空间，于是他在后三部《竹林七贤》中取消了对白，这实际上并非是给观者解读电影制造障碍，正相反，它为观众敞开了一个更旷阔的想象空间。后面的三部作品分别讲述了“七贤”隐居田园的生活，在远离人烟的小岛的乌托邦式的生活，以及最后回归都市生活。《竹林七贤》三中，肢体表达代替了言语，向我们传达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纠葛。在四中，肢体语言甚至也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眼神的交流，这种拍摄手法将影片的叙事性降到了最低点，而片中的人物却奇异地呈现出一种静态的美，好像塞尚笔下的苹果，丰厚、结实起来。
虽然内容和形式都大相径庭，但《陌生天堂》和《竹林七贤》同样揭示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必须适应社会，也必将适应社会的最终命运。由于作品的表现对象常常是知识分子，体现出一种文人情调，因此杨福东的电影被一些人称作“小文人电影”，但他对此有点不以为然。在杨福东看来，当一个词被说得过多了，感觉有恶捧之嫌。他不希望“小文人”被当成一种时尚，成为众人谈论他作品时的焦点。杨福东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他觉得电影创作的表达方式是多样的，甚至不一定采用写实手法，在他看来，电影可以是抽象的。甚至是纪录片，也不一定要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罗列素材，也许还可以有更多的表达方法，比如抽象纪录片、超现实纪录片。他不欣赏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十年等一瞬间”的说法。他说：“影像是一个过程，我不想用十年去等一瞬间，我宁愿用一个月去造那一瞬间。”
杨福东并不想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拍电影，他特立独行，不重叙事而更注重情绪表达，这使他的影片呈现出一种与所有情节电影截然不同的美。他将自己的电影称为“意念电影”，笑说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其实在忽略故事情节的同时他却赋予了电影另一种更感性的内涵，那就是他想要传达给观众的那种感觉。
这一代的集体幻觉
杨福东访谈
撰文：胡晓莹
杨福东说：我挺任性的，然后我也挺感性的，减少任性，需要从感性变得更感性年轻一代的集体记忆有点像女子花样滑的冰道在冰面上，很多道，拐弯，冰块乱飞，但你很难说这是一个女孩滑出来的还是好多女孩滑出来的其实到处都有美的东西，只是看你如何去判断
《生活》：学画画的时候就开始想拍电影了是么？
杨福东：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开始玩照片，做图片，慢慢地，就有一点点想拍电影。可能毕业以后不是太想画画，其实也喜欢画画，但是那边儿老有个东西拽着你往那边儿走。毕业之后，大概抻（拖延）了能有两年吧，这两年一直在做准备，因为不是说你一毕业，想拍电影，一下子就能做到的。
《生活》：而且你一开始拍，直接用的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