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斯丹姆:现代视野中的电影理论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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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07/08/15 07:03:35 by
罗伯特·斯丹姆:现代视野中的电影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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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斯丹姆【译者】刘宇清
我希望在本文中对电影诞生百年以来的电影理论进行一次理性的综合性论述,这既是为了那些已经对此主题非常熟悉的人们,也是为了那些对此领域还不甚了解的人们。所 以,本书就像一种关于电影理论的“用户指南”。同时,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指南, 因为它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我的个人兴趣以及关注重心。但是,从个人的角度讲,我并不 特别偏袒自己建构的理论观念,因此,我希望对文章中所讨论的所有理论都保持某种“ 普遍的距离”(Ecumenical distance)。当然,我不想装出一副中立的姿态(显而易见地 ,我发现某些理论与我更加意气相投,而另一些理论则不,甚至相反),也不急于去为 自己的立场辩护,或者诋毁和自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理论。本书从头到尾,笔者自信是 兼收并蓄、综合各家之言、对各种理论一视同仁的。用让·吕克·戈达尔的话来说,就 是人们可以把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都放进电影理论的书中。如果说笔者也是某一种理论 派别的一个强硬的支持者的话,那么这个理论派别肯定是“立体主义”的:设置了多重 的视角与窗口,通过这些视角和窗口你可以看到不同理论的风景。事实上,每一种视角 和窗口都有它观察的盲点,也都有它独特的洞察范围;每一种理论视角都如观察真实的 一个窗口,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垄断真实。所以,每一种理论观点都应该对其他的理 论观点多做一些认识和了解。而作为一种综合的、多轨迹的媒体,电影已经生产出大量 的、千变万化的文本,因此确实需要多重的、多向度的理解框架。
尽管我频繁地提到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但我并不是一个巴赫金主义者(如果真有这种人存在的话)。相反,我利用巴赫金的理论范畴来阐明其他理论(grid)的局限性 以及任何潜在的可能性。我向各种理论流派学习,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垄断真理 。我决不认为自己是电影理论领域唯一一个能够愉快地阅读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 诺耶·卡洛(Noel Carrol)的著作的人,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该领域 当中唯一可以既愉快又痛苦地阅读德勒兹和诺耶·卡洛的著作的人。我们不应该在各种 研究方法之间采取霍布森式的非此即彼的选择(Hobson's Choice),因为这些不同的研 究方法常常打动我,它们是互补的,而决非对立的。
可以用来描述电影理论史的方式很多。几乎可以举行一个关于电影理论史上“伟大的男人和女人”的胜利的检阅:雨果·明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爱因汉姆、杰梅因·杜拉克、安德烈·巴赞、劳拉·穆尔维;电影理论的历史也可以是关于创作与电影的隐喻的历史:“电影眼睛”、“电影麻药”、“电影魔术”、“世界的窗口”、“摄影机与自来水笔”、“电影语言”、“电影之梦”以及“电影镜子”等等;电影理论史可以是一个个哲学家影响电影理论的故事:伊曼纽尔·康德与雨果·明斯特堡、莫里哀与安德烈·巴赞、柏格森与德勒兹;电影理论史同样可以被看作是电影与其他艺 术形式和睦与斗争的历史:电影与绘画、电影与音乐、电影与戏剧以及电影与反戏剧等 等;电影理论史也可以是理论/阐释框架和话语风格之间一系列的范式转换:形式主义 、符号学、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认知主义、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后殖民理论等 等,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有自己奉为至宝的关键词、心照不宣的假设和个性鲜明的行话。
《电影理论》结合了所有这些研究方法中的各种要素。首先,它认为电影理论演进的历史不能被说成是线性发展的运动和阶段;电影理论的轮廓随国家不同而相异,形态也会随时间而改变;不同的电影运动和电影观念可以共存于同一时空,而不一定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或者相互排斥。一本这样的书,必须处理年代顺序和关注重点带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同时还必须面对爱德温·鲍特和托马斯·爱迪生这些早期电影艺术家已经遇到过的相同的逻辑问题:即“同时性”问题,比如怎样将在不同地方同时发生的许多事情,按照一种新的逻辑(先后)顺序重新排列起来。因此,本书必须传达一种“同时”观念,使用“同时,在法国以前的情况”或者“同时,就类型理论的整体而言”或者“同时,在第三世界的情况”这一类的字眼。虽然多少还是带有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意思,但是时间顺序并不是电影理论史研究应该严格遵守的准则,否则,我们将错过某个电影运动的要点和潜在意义,例如,妨碍我们勾勒出从雨果·明斯特堡的电影理论到克里斯汀·麦茨的电影理论之间存在的潜在线索。
按严格的编年史方式写出的电影理论发展史,还很有可能是靠不住的。仅仅以事实的先后排列顺序,暗含一种造成虚假的因果关系的风险:“有了这个之后才有另一个”,或者“因为有前一个所以才有后一个”,无意识地预设了前后电影理论或者电影批评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在某个历史时期发酵,可能要到非常久之后才能开花结果,例如,谁能够想到亨利·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在隔了一个世纪之后,会出现在德勒兹的电影理论著作中?又有谁能够料到巴赫金学派的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版了,而其观点却一直要到60年代以至70年代才“进入”电影理论之中?也许,巴赫金自己也不会想到,通过回顾性的重新评价,他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出现在早期的“原初的后结构主义者”(Protopoststrucralist)。在很多时候,对于理论之间先后影响关系的整理,还取决于理论作品是否碰巧已经被翻译出来:因为某些作者的原著是在隔了数十年之后才被翻译出来的。因此,关于作品的写作年代和翻译年代问题必须特别留意。例如:吉加·维尔托夫在20年代的著作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才被翻译成法文。无论如何,笔者通常并不同意根据“伟人”来研究电影理论,因此,本书中的章节标题,往往都标示出电影理论的流派以及研究项目,而不是标示出某个“个人”的身份,虽然那些个人在理论流派中很明显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本书同时还必须妥善处理所有这些研究方法其先天性的一些困难。例如:年代的谬误以及形态的谬误;对于理论学派的概括中,忽略了明显的例外和反常;对于已知理论家(例如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综合说明,并没有显示这些理论家的观点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的变化情形;此外,把理论的统一体干净利落地分割成许多独立的思潮及学派,总是显得有些武断。例如,本书中对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后殖民、文本分析等理论流派都采取独立的、逐一式的讨论,但这并不妨碍一位心理分析、后殖民的女性主 义者去使用“解构主义”的方法作为他文本分析的一部分;并且,许多理论思潮/流派 ——例如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的要素或契机是如此深入 地交互缠绕在一起,同时发生作用,实在无法将它们以时间顺序的线性方式加以排列( “超文本”及“超媒体”链接也许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这个难题吧)。
虽然本书企图以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态度来研究电影理论,不过就像笔者之前所指出的,本书是对电影理论非常个人化的叙述和说明。因此,笔者遇到一个有关意见表达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将笔者个人的声音和其他人的声音组织在一起,相互激荡。在某个层面上,本书是一种转述/间接引语的形态,一种声明的形态,在此,“记述者”的社会评价和语调不可避免地将会影响所记述的内容的面貌;换句话说,本书是以文学理论家所谓自由、非直接的话语写成的,这种文体是在直接记述的言辞(例如引述爱森斯坦的原话)以及一种相对模拟的言辞(笔者对爱森斯坦思想的描述)之间滑动,不管是直接记述还是相对模拟的描述都交织着我比较个人的思索。打个文学的比方来说,笔者就像是在将巴尔扎克的作者干涉主义(authorial interventionism)和福楼拜或者亨利·詹姆斯的渗入理论(filtration theory)混合在一起。在本书中,笔者也偶尔介绍其他人的观点;偶尔也对别人的观点进行推断或者拓展;偶尔也“卖弄”一下自己多年发展的概念。当一段文字未被标明是他人著作的摘要时,读者可以认为那就是笔者在以自己的观点发言,特别是那些一直和笔者有关的议题,包括:理论的历史性、文本互涉理论、欧洲中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另类美学(alternative aesthetics)。
我的目标不是要非常详尽地讨论某一种理论或者某一位理论家,而是要依据所提出的问题、所关注的焦点、所探索的种种领域,把电影理论史上的各种转变和思潮全面地显示出来。就某种意义而言,我的希望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消除电影理论的“地方习气”。就时间方面来说,理论议题的前身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前电影”的历史,例如,关于类型的议题,至少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就已经出现了;就空间而言,电影理论和全球性的、国际性的空间密切相关。电影理论所关心的问题并非在每一个地方都遵照相同的顺序,比如女性主义从70年代以来在英美电影理论中风行一时,但对法国电影批评话语的影响依然不大。尽管一些电影理论家——例如在巴西和阿根廷这样国家的电影理论家很早就开始关注“民族电影”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在欧美国家至今仍然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
尽管在很多时候它都是以单一语言的、地方性的甚至民族沙文主义的形态存在的,但是,电影理论仍然是一项国际性的、多元文化的事业。法国的电影理论家们只是最近才开始参考一些用英语写成的电影理论著作,同时,英美国家的理论家也慢慢开始喜欢引用一些翻译成英语的法国电影理论;俄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电影理论著作,常常因为没有被翻译成英语而受到轻视甚至被忽略;来自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英语版电影理论也同样受到冷落。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比如格劳勃·罗卡(Glauber Rocha)的大量著作——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帕索里尼见诸文字的毕生之作,将理论、批评和诗歌、小说以及剧本混杂在一起——从来都没有被翻译成英文。虽然大卫·波德维尔和诺耶·卡洛把电影理论在60年代以后崇拜法国的倾向(这种尊奉法国为导师的做法,竟然发生在法国自己的光环都已经消退很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