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辛云鹏，《两个雕塑》，2016，石膏，35 x 28 x 80cm x 2.
辛云鹏200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第三工作室,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在此次拾萬空间的个展上，他展出了《包豪斯的魔方》、《平等纪念碑》和《两个雕塑》三件新作。“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原句出自18世纪托马斯·杰斐逊所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受启发于这句话在不同语境中产生的语义分歧以及折射出的不同政治与宗教含义，辛云鹏对“平等”的概念进行了再思考，并呈现了其对于包豪斯设计理念及其与政治自由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延伸思考。
在准备这次个展作品的过程中，最早确定下来的是《平等纪念碑》，然后是《包豪斯的魔方》，最初设想至少要展出这两件作品，《两个雕塑》则是后加进来的。 2013年在准备参展中央美院举行雕塑系的群展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形象：把自己的头部替换在女神像上，而这个身体的造型源于上世纪八九年央美雕塑系集体制作的那件“女神像”，后来，由于这件作品关涉到政治风波而无法展出。在这次个展中，我用石膏重新翻制了两件，打一盏顶光一盏底光，让它处于具有辩证关系氛围之中。
在中间展厅，一个高5米4左右的苯板立方体竖立在里面，它的体积是厂家所能生产的最大体量和展厅所能容纳的最大高度，考虑到“人人生而平等”这个话题是被我重新生产出来，而它的体量足够也是一个纪念碑的体量，我赋予它“象征平等的纪念碑”的含义。在高处安放着切割加热丝，它将整个纪念碑一分为二，加热丝的位置高度是奥运会跳高世界记录2米45，但这个数字并不是作品的关键，它只是象征一个具体的高度概念，我的目的是使用具象的元素和直接的方式，把体量巨大、含义复杂的抽象概念整体切割下来。和我的一件旧作《不重要》（2010）相比，在对数字概念的使用上，后者更像是给定一个游戏设计的框架，而《平等纪念碑》不存在观众互动，我也没有刻意提示任何信息。
我在中学期间就读北京工艺美校，在那里接受的教育和包豪斯的教育方式其实非常类似，主要课程是“三大构成”：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同时学生也会和技工学习手工艺。教科书用的是包豪斯的艺术史，介绍19世纪下半叶的工艺美术运动和实用美术的相关内容，我对这一段历史非常感兴趣。在当时，包豪斯理念就是艺术家和工业、手工业合作，生产出有价值的产品供大众使用。实际上他们最后失败了，因为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只能被新兴中产阶级消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劳耶（Marcel Lajos Breuer）的钢管椅。后来经过共产主义、极右等等思潮的席卷，最终纳粹介入使学校被迫关闭，这批师生流亡到美国，一部分到黑山学院，一部分到耶鲁大学建筑系，在艺术、设计、建筑等领域，对美国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很大影响。钢管椅是当时包豪斯师生们日常使用的教具，本来一套是4个，我增加到了8个，把它们从大到小排成一排，做成阶梯的模样。天花板上的魔方是一个终点和目标的象征，这块我一直搞不定的魔方永远都处于一个被玩的过程中，成为作品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人人生而平等”是我最先想到可以使用的一个概念，一开始想做一个装置来表达“所有人都是被平等创造的”和“人人生而平等”这两种翻译之间的差距，但为了避免过于直白和图解，我把这句话用作了展览题目，其中作品则是由这句话延伸出其他思考。在18世纪，杰弗逊在提出这句话时使用“created”这个词，体现出他一神教的背景，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梭则使用了“born”这个词，“平等”在慢慢的世俗化。后来，因为革命演变成纯粹暴力，践踏了“平等”的概念，“平等”异化成了一种平均主义。在中国20世纪初，这句话被译为“人人生而平等”，呈现的则完全是世俗的含义，东西方的政治想象完全不一样。“人人生而平等”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基因，深层地植入人的思想，人类的行为会因这个概念而改变，我想我之后的很多实践都会围绕“平等“的政治含义展开，因为“平等”在中国的概念更复杂。经历过文革之后，一种平均主义开始蔓延，人们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人际社交关系都在同一平面内，理解认识都在同一层次上构成。如果换一种政治环境，比如对在台湾、香港生活的人来说，什么是“平等”？他们的理解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这能否变成一个说得通的理论，只是觉得在生活中，我能感觉到由于文化差异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会造成对这一概念不同理解和表述，“平等”在这个时代重新提出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正在持续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增大，这是资本主义必然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