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瀚如: 国家馆是最难做的
转自周文翰的博克
本月，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传出消息，旅法华人策展人侯瀚如出任即将在6月开幕的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作为目前最为活跃的海外华人策展人，侯瀚如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相关展览的策划，第一次是1999年参与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国家馆，第二次是2003年参与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 “紧急地带”单元，把超过20位广东艺术家以“广东快车”名义推到这个国际著名大展中。侯瀚如在1980年代就参与过现代艺术大展的组织工作，是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变化的见证者之一。最近几年国内艺术生态的变化——尤其是艺术市场影响越来越大——引起很多人的瞩目，侯瀚如也对这种变化感到惊讶，感觉在国内商业力量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之大超过很多海外国家，他期望能在在资本无所不在的控制中发现开辟的道路、催生更有批判的作品，但是，如何把这个目标转化成现实，对他和艺术家的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周文翰：虽然你强调对明星艺术家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处于某种策略考虑，中国国家馆是否还是会有著名艺术家的出场，毕竟这有明星效应，能吸引大家的更多关注。
侯瀚如：展览的具体组织当然有有策略性，但是我觉得艺术不单纯是个策略，首先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并不排斥有名的艺术家，重要的是我选择一个人，并不会因为他有名，而是看他的作品是否合适。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重要的课题，要看看艺术家的创作是否敏感，对这些话题的回答是否有创造性。要看艺术家的作品是否针对现实情况、有批判性，而和这个艺术家是否成功无关。而且，国家馆等于提供了一个机遇，让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肯定一种肯定，肯定一种艺术语言，而不是市场上最火的那些东西。
周文翰：为什么要等到3月才公布参展艺术家名单？是在等一个“合适的”的时机吗？
侯瀚如：一方面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是不确定的，正在和艺术家沟通，有可能有变化，等艺术家、方案有定数了才公布比较好，这也是对艺术家工作的尊重，如果现在就公布艺术家名单的话，今后几个月艺术家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很多人都会关注和议论；另一方面，的确，什么时间公布很重要，一些事情确实需要一些神秘感，这样更好玩。
周文翰：你也策划过1999年的法国国家馆，现在又策划中国国家馆，这两次策划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吗？
侯瀚如：我觉得国家馆是最难做的，因为牵涉到很多问题。首先要问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国家馆的含义是什么？传统的国家馆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这种方式的起源是１９世纪的世界博览会，把各个国家的东西集中到一个地方来展示，矛盾的是，现在已经不是世界博览会的时代了，而且威尼斯双年展展示的不是科技成果一类而，而是当代艺术的活动。今天的艺术创作、内容、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作为国家馆来来说，确实和国家的文化形象有关，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展示一个国家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特色，而是为作为个体的艺术家提供什么环境，让艺术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发挥创造性，让艺术家把自己对艺术、社会乃至一些很私人的感觉表达出来，有原创性的作品出来。
1999年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总体上不被社会、官方接受，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创作，当时我绝想不到中国也会有一个国家馆，也想不到自己能来策划。但是如今的国家馆本身处于自我矛盾的基础上，所以我倾向于不把它看做是一个民族国家概念下的东西，我觉得它不应该是限制，而是动力，等于是提供一个场地、领地，鼓励艺术家个人的多样性的创作。
周文翰：2003年你作为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策展人之一，把二三位广东艺术家集体请去展览，这一次也是要集体亮相吗？
侯瀚如：那一次我注意到广东出现的重要现象，艺术家们互相帮助，自我组织做一些有趣的艺术活动，我把他们作为一个范列推到威尼斯，在当时是有必要性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利用的资源也不一样，不可能再把三十多人带去。国家馆不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也没有很多资源，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回到个人和大背景的关系，所以要更加关注艺术家在深度上的表达，针对某个合适的话题，让合适的个人来表达。
周文翰：从广州三年展到法国当代艺术三年展，好象“实验室”这个概念是你最近一个时期特别关注的。
侯瀚如：我认为艺术从本质上说就是不断实验、形成和突破的。
周文翰：中国当代艺术是当今艺术世界最热的话题，很多人也看到了其中的很多问题，作为一个策展人，你觉得未来走向哪种状况或者体制？
侯瀚如：西方和中国的体制当然很不一样。西方的文化体制——博物馆体制、教育体制等等是几十年、几百年不断积累起来的，而中国还在剧烈的变化过程中，我觉得不应该关注最终形成怎样的结果这样讨好的话题，而是关注艺术家们正在做什么，以及国家的上层建筑怎么跟进，让这个变化更有意思、更丰富。我觉得中国艺术界的问题是太着急了，追求效率，做什么都要马上见效，比如马上要三百篇报道、在电视上要出现多少分钟，挣到多少钱。
周文翰：你去年参与策划的法国当代艺术三年展在法国艺术圈很有争议，你怎么看这种国家财政支持的大型展览的意义？
侯瀚如：我也是偶然参与的，因为我在圈子里被认识是跟官方有距离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然叫我去作为15个策展人之一去策划一个展览。我愿意参加也是因为我会说其他人不会说的看法，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表达出来，所以我策划的部分叫“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实验室”，把一些主流不会特别接受的艺术家、批判性的作品人推出来。当时法国总理提出半这个展览，有很复杂的背景，当时他的政府处于很大的危机中，他为了拉选票，为了在文化上树立形象，所以要办这个展览，而艺术圈确实需要公共资源来做一些事，所以很多人参与到中间来。这个项目有意思的，政治上的运作让展览的举办有了可能，但是又把艺术推到一个更加矛盾的状态中，就是艺术家如何在这样的展览中保持独立性、批判性。
周文翰：在当代艺术生态中，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国内现在比较缺乏基金会这样的社会组织。
侯瀚如：悉尼双年展也是一个很有钱的意大利家族支持的，我策划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９月份要开幕，这个展览就是私人基金会发起和支持的，虽然也从政府能得到一些拨款，但是预算基本是来自基金会。土尔其的文化预算基本上都用于保护古迹了，而这个基金会可能说几乎取代了文化部，它不仅组织双年展，也做电影界、戏剧节，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政府和私人机构的做事方式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现在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很互动，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家权力越来越减少，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很多社会组织、私人则相对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文化机构不再是公私很清晰的状态，而是一种更加复杂、敏感甚至脆弱的情况，这个时候怎么重新定义文化机构的性质、位置、做什么就变得非常重要，也让我们有机会探索如何用各种不同的资源、方式去支援、促进艺术家的创作，对变化作出更积极的回应。
周文翰：你原来的角色相当独立，但是去年应邀到旧金上艺术学院担任教职，你的朋友汉斯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则到伦敦蛇形画廊担任国际项目总监，有人说你们这是被体制“收编”······
侯瀚如：到了一定年纪，进入学院也是一个选择，其实我在学院负责的机构很小，所以有很多苦，没有什么钱，但也比较自由，非常灵活，我进入这个学院也是想常识创造新的可能性，看看进入能做写什么有意思的改变。我接受这份工作当然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体制化”，但是今天到底什么是私人、什么是公共机构，什么是体制内、什么是体制外其实很模糊，就想《帝国》一书解释的，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没有之外的，而是所有一切都处于“总体控制”中，即使说一个人是独立策展人，但还是必须依靠各种机构来工作。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做事情的时候保持独立性，关注如何在总体控制中打开缺口、促进更有生命力的东西的成长。
我和汉斯进入机构，说明这个体制本身也认识到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我们这样的新鲜血液进入，他们自己本身就会枯竭。
转自周文翰的博克
本月，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传出消息，旅法华人策展人侯瀚如出任即将在6月开幕的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作为目前最为活跃的海外华人策展人，侯瀚如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相关展览的策划，第一次是1999年参与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国家馆，第二次是2003年参与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 “紧急地带”单元，把超过20位广东艺术家以“广东快车”名义推到这个国际著名大展中。侯瀚如在1980年代就参与过现代艺术大展的组织工作，是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变化的见证者之一。最近几年国内艺术生态的变化——尤其是艺术市场影响越来越大——引起很多人的瞩目，侯瀚如也对这种变化感到惊讶，感觉在国内商业力量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之大超过很多海外国家，他期望能在在资本无所不在的控制中发现开辟的道路、催生更有批判的作品，但是，如何把这个目标转化成现实，对他和艺术家的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周文翰：虽然你强调对明星艺术家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处于某种策略考虑，中国国家馆是否还是会有著名艺术家的出场，毕竟这有明星效应，能吸引大家的更多关注。
侯瀚如：展览的具体组织当然有有策略性，但是我觉得艺术不单纯是个策略，首先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并不排斥有名的艺术家，重要的是我选择一个人，并不会因为他有名，而是看他的作品是否合适。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重要的课题，要看看艺术家的创作是否敏感，对这些话题的回答是否有创造性。要看艺术家的作品是否针对现实情况、有批判性，而和这个艺术家是否成功无关。而且，国家馆等于提供了一个机遇，让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肯定一种肯定，肯定一种艺术语言，而不是市场上最火的那些东西。
周文翰：为什么要等到3月才公布参展艺术家名单？是在等一个“合适的”的时机吗？
侯瀚如：一方面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是不确定的，正在和艺术家沟通，有可能有变化，等艺术家、方案有定数了才公布比较好，这也是对艺术家工作的尊重，如果现在就公布艺术家名单的话，今后几个月艺术家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很多人都会关注和议论；另一方面，的确，什么时间公布很重要，一些事情确实需要一些神秘感，这样更好玩。
周文翰：你也策划过1999年的法国国家馆，现在又策划中国国家馆，这两次策划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吗？
侯瀚如：我觉得国家馆是最难做的，因为牵涉到很多问题。首先要问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国家馆的含义是什么？传统的国家馆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这种方式的起源是１９世纪的世界博览会，把各个国家的东西集中到一个地方来展示，矛盾的是，现在已经不是世界博览会的时代了，而且威尼斯双年展展示的不是科技成果一类而，而是当代艺术的活动。今天的艺术创作、内容、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作为国家馆来来说，确实和国家的文化形象有关，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展示一个国家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特色，而是为作为个体的艺术家提供什么环境，让艺术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发挥创造性，让艺术家把自己对艺术、社会乃至一些很私人的感觉表达出来，有原创性的作品出来。
1999年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总体上不被社会、官方接受，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创作，当时我绝想不到中国也会有一个国家馆，也想不到自己能来策划。但是如今的国家馆本身处于自我矛盾的基础上，所以我倾向于不把它看做是一个民族国家概念下的东西，我觉得它不应该是限制，而是动力，等于是提供一个场地、领地，鼓励艺术家个人的多样性的创作。
周文翰：2003年你作为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策展人之一，把二三位广东艺术家集体请去展览，这一次也是要集体亮相吗？
侯瀚如：那一次我注意到广东出现的重要现象，艺术家们互相帮助，自我组织做一些有趣的艺术活动，我把他们作为一个范列推到威尼斯，在当时是有必要性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利用的资源也不一样，不可能再把三十多人带去。国家馆不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也没有很多资源，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回到个人和大背景的关系，所以要更加关注艺术家在深度上的表达，针对某个合适的话题，让合适的个人来表达。
周文翰：从广州三年展到法国当代艺术三年展，好象“实验室”这个概念是你最近一个时期特别关注的。
侯瀚如：我认为艺术从本质上说就是不断实验、形成和突破的。
周文翰：中国当代艺术是当今艺术世界最热的话题，很多人也看到了其中的很多问题，作为一个策展人，你觉得未来走向哪种状况或者体制？
侯瀚如：西方和中国的体制当然很不一样。西方的文化体制——博物馆体制、教育体制等等是几十年、几百年不断积累起来的，而中国还在剧烈的变化过程中，我觉得不应该关注最终形成怎样的结果这样讨好的话题，而是关注艺术家们正在做什么，以及国家的上层建筑怎么跟进，让这个变化更有意思、更丰富。我觉得中国艺术界的问题是太着急了，追求效率，做什么都要马上见效，比如马上要三百篇报道、在电视上要出现多少分钟，挣到多少钱。
周文翰：你去年参与策划的法国当代艺术三年展在法国艺术圈很有争议，你怎么看这种国家财政支持的大型展览的意义？
侯瀚如：我也是偶然参与的，因为我在圈子里被认识是跟官方有距离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然叫我去作为15个策展人之一去策划一个展览。我愿意参加也是因为我会说其他人不会说的看法，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表达出来，所以我策划的部分叫“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实验室”，把一些主流不会特别接受的艺术家、批判性的作品人推出来。当时法国总理提出半这个展览，有很复杂的背景，当时他的政府处于很大的危机中，他为了拉选票，为了在文化上树立形象，所以要办这个展览，而艺术圈确实需要公共资源来做一些事，所以很多人参与到中间来。这个项目有意思的，政治上的运作让展览的举办有了可能，但是又把艺术推到一个更加矛盾的状态中，就是艺术家如何在这样的展览中保持独立性、批判性。
周文翰：在当代艺术生态中，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国内现在比较缺乏基金会这样的社会组织。
侯瀚如：悉尼双年展也是一个很有钱的意大利家族支持的，我策划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９月份要开幕，这个展览就是私人基金会发起和支持的，虽然也从政府能得到一些拨款，但是预算基本是来自基金会。土尔其的文化预算基本上都用于保护古迹了，而这个基金会可能说几乎取代了文化部，它不仅组织双年展，也做电影界、戏剧节，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政府和私人机构的做事方式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现在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很互动，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家权力越来越减少，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很多社会组织、私人则相对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文化机构不再是公私很清晰的状态，而是一种更加复杂、敏感甚至脆弱的情况，这个时候怎么重新定义文化机构的性质、位置、做什么就变得非常重要，也让我们有机会探索如何用各种不同的资源、方式去支援、促进艺术家的创作，对变化作出更积极的回应。
周文翰：你原来的角色相当独立，但是去年应邀到旧金上艺术学院担任教职，你的朋友汉斯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则到伦敦蛇形画廊担任国际项目总监，有人说你们这是被体制“收编”······
侯瀚如：到了一定年纪，进入学院也是一个选择，其实我在学院负责的机构很小，所以有很多苦，没有什么钱，但也比较自由，非常灵活，我进入这个学院也是想常识创造新的可能性，看看进入能做写什么有意思的改变。我接受这份工作当然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体制化”，但是今天到底什么是私人、什么是公共机构，什么是体制内、什么是体制外其实很模糊，就想《帝国》一书解释的，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没有之外的，而是所有一切都处于“总体控制”中，即使说一个人是独立策展人，但还是必须依靠各种机构来工作。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做事情的时候保持独立性，关注如何在总体控制中打开缺口、促进更有生命力的东西的成长。
我和汉斯进入机构，说明这个体制本身也认识到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我们这样的新鲜血液进入，他们自己本身就会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