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3年11月4日,高氏兄弟用影象记录了他们在北京一天之内的见闻,随后在那个冬季又将这一天的所思诉诸于文字,依此来探讨一个预设的命题：在北京一天能走多远。

这个命题的展开及其反题，在两位艺术家手中变成一件富有文本间性(Intertexuality )的作品，它以记实性摄影为载体，使影象与话语的意指作用自由穿插在记录与评价、实证与观察、叙述与回忆、行动与思考之间，在“快闪”美学的暴光之下，频频映现出一个超级大都会面相的复杂表情及其裸露而亢奋的粗大神经。

一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曾经在其《论摄影》中辨析，记实性摄影的功能是对表象世界的批判性理解。她认为：“如果我们接受相机所记录的情形，我们就会了解这个世界。但这与理解正好相反，理解是从不接受世界的表象开始的。理解的所有可能性都植根于说“不”的能力。”

《在北京一天能走多远》选取的200多幅影象作品，大多是记录为生计奔波于市井的草根生民：图书策划人、交通协管员、药品推销者、卖假发票者、失业者、流浪汉、落魄歌手、乞讨的老人、退休老医生、修鞋匠、孤独的老妪、疲惫的乘客、忧心忡忡的中年人，等等，除了和这些普通人及贫弱者接触、交谈得以近距离拍摄记录外，作者多用“偷拍”方法捕捉了大量未受到镜头搅扰的细节与瞬态,从这些影象创作的“目的因”来看，无论是影象作者的行为目的，还是影象本身的目的，都表明了这样一种视觉立场：所谓记实，不是别的，只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需要从假象辨认真相，从镜象发现危象。记实性影象的机能和条件并不过多承诺美学变革的责任，反而一刻离不开社会性、政治性、心理性的现实议题。记实精神凭借这种视觉立场产生的客观表征,蕴涵着两位作者社会批评的诚实抱负。

我们知道，在某种特定的政治文化制度环境中，越是真正的记实越不可能改变文本之外、镜头之外的现实光景，倒是愈加难以解脱真实的恐怖。恐惧吞噬灵魂，也掘深了道义相对主义泥潭，而犬儒们睡进早已摆进市场的那只得体的木桶。当今，犬儒已经成为某些知识人取得文化资本而“安身立命”的人格榜样。

二

经过将近20年的艺术创作, 高氏兄弟实践着一个从坐而论到起而行的自为历程。从架上艺术出走,再从装置艺术走向地景和影象的广阔表达领域。在渐变和突变交替演进中，他们借由行为艺术面向存在开放的形式功能，剑及履及，走进社群和公共空间，直至底层。只有在民间和底层，人文艺术才真正秉有救赎行动与批判意识的双重制高点。在过去的几年，他们以行为作品《拥抱》为意识的剧场发起“世界拥抱日”活动，呼唤已经被全权意识形态抽干了内涵和意义的普世价值。借助拥抱，恢复爱、友谊、团契、同情心、谦卑、宽恕等上帝赋予人类的高贵品质，国界内外的许多参与者在拥抱中体验到爱与救赎的真实力量，许多年轻人因此而建立起新的生活信念。这个“旷野的呼唤”几乎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而在同时，他们以“拥抱”滋养了自身的诚心和恒久的信仰根苗。在我这样一个信主之人看来，这种富于前瞻性和使徒感的作为，无异于为个人灵命成长和全地失丧的灵魂而作出的守夜祷告。当然，也总有某些自我称义的“法利赛文士”不惮以最大的恶意诽谤他们是“拿穷人寻开心”。这种诽谤者本来就是比人间最贫穷的人还穷困的空心人，连人性的挣扎体验都没有，又何以懂得从灵性自义，何以会站住弱势群体一边。

三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在一首诗中写道:

一颗纯洁的心,很容易看到基督

在饥饿的人中

在衣不蔽体的人中

在无家可归的人中

在孤独的人中

在被遗弃的人中

在麻风病人中

在酗酒的人中

在躺在街上的人中

“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约翰一书》4：10）。可以说，高氏兄弟的这一新作是《拥抱》的观念深化与形式变体，《拥抱》中爱与救赎的弥赛亚精神透过更加具体化的实体，与新的形式得以融合。过去的静态体验性和空间在场性，在新作品中转化为动态的直观性和时间的在场性。如果说前者由艺术家启发自愿者群体来参与，在理性之外共同分享体验到的真意，那么，后者则力图使主体精神如同光或盐一样，完全溶入被冷漠区隔的此在状态。

西蒙.薇依（Simone Weil）说：“一切不能使人超脱的痛苦是徒劳的痛苦。寒冷的荒漠，蜷缩的灵魂，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了。”在这个诚信普遍危机的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说谎和任其说谎，学会不相信任何人也不相信自己。因此，当高氏兄弟在王府井袒护并接济乞讨老人时，警察公然嘲讽地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把他领回家？”当他们试图与几个流浪歌手深入交流时，对方立即由戒备变得暴躁起来。他们对此评议道：

“生活就是这样荒诞，想拥抱对方的时候，碰到的是冷漠，而需要帮助时却恐惧要帮助自己的人。”

但这种无所不在的悖谬逻辑，并不能迫使他们放弃自为的责任担当。在书写“北京一日”期间，他们毅然走访了迷津重重的“北京上访村”，进一步使互文性写作获得草根性和在地化的血肉关联。

记实观念的发生语境，往往是在法统腐败和公义崩溃的时刻。2003年被知识界称之为“维权之年”，盖缘于几道撼动良知的“记实”话语闪电撕裂重重遮蔽，露出苦难的真相。蒋彦永医生之于SARS谎言的勇敢戳穿；《南方都市报》之于“虐杀打工者孙志刚事件”的持续跟踪报道；多家媒体对于被人为饿死的女童“李思怡事件”的深情眷注；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成为畅销书，继而在德国获得“尤利西斯文学奖”等，都一再表明，对权势说出真相，是人世间最高贵、最值得守护和尊敬的良知。

四

与影象的见证相随而共生，作品的纯文本部分多为基于现场记录的议论，涉及广泛的公共话语，包括城市建设、拆迁维权、SARS灾难、官员腐败、假发票泛滥、“城市牛皮癣”等，作者始终在都市欲望表征的符号旋涡中，在令人致幻的镜象迷宫以及过剩的信息垃圾中，以即物和即时的感性直观，筛选能够支援自己价值判断的代码和论据。他们以艺术家的“纯真之眼”之所见告诉读者，发展主义并不是现代化都市的福音，大都会的大工地化的背后是官方、房地产商、民间三方的激烈博弈。由于民权意识的严重滞后，匮缺司法公正的保障，民间在住房维权中屡诉屡败乃至不时有人绝望地自焚。而前二者可以使权力与资本毫无顾忌地合谋，达成“共谋城市”的发展模式，腐败于焉得逞。

事实上，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超级都市，从普通市民到大学教授，每月的工薪一多半要投到房款的月供上。住房即命运。一边疯狂拆迁老居民区，一边向郊野四周“摊大饼”式的扩张并冠之以种种世界名胜之称的小区住房，实际只有70年产权。这意味着都市化的发展仅有70年的周期。对北京而言，不仅梁思成在建国初期设计的文化古城理想模式早已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变成一个灰飞烟灭的旧梦，而且这种类似地震和洪水周期性循环不已的大拆大建之灾难，在文化上将导致几代北京人无根漂泊下去，其建筑文化及其老四合院积淀的历史记忆连同逶迤城乡的“花园小区”，象电脑格式化一样，将不断被删除、刷新而了无痕迹。对于未来的城市考古，它不过是自然史旷野的一片废墟。

五

北京太大了？毕其一日之功，所窥不过万一。两位艺术家所行走的路线仅是从通州到天安门广场，“在北京，一天能走的路是多么有限。” ——当观察者忧郁的凝视得以瞥见那个象征着整体现实的深不可测的“一天”之后，他们如此慨叹道。

如同卡夫卡的测量员永远无法走进那个近在咫尺的城堡，艺术家能够抵达的或许只是一个语言的乌托邦。然而，在这里或那里，他们要在一个混杂碎裂、不连贯的、缺乏时间动力和历史意义而又没有任何价值确定性的时空背景下，在欲望符号过剩、镜象重叠和灵魂无家可归的状态下，象大地的拾荒者那样，耐心收集、拣选并阐明那些看似徒劳无用、彼此无关但却以各自的方式同体验、回忆和未来密切通连的发人深省的实体具象——这就是：为救赎的审判，准备今日的证词。                                                                                                                                                                        

2004年10月，北京回龙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189870102enr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