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刁德谦（David Diao）, 《1971-A》, 1971, 布面丙烯, 7' 6" x 12’英寸。
纽约艺术家刁德谦（David Diao）近期在2014年惠特尼双年展上展出画作，三月会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举行了研讨会。他近期的展览“刁德谦：从前至后”，由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策划，日前在奥德里奇（Aldrich）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这场展览也与这家机构五十周年庆一同拉开帷幕，时间为2014年7月13日到9月21日。
当理查德第一次提议这场展览时，我想到以2005年在康涅狄格州新迦南所做的关于玻璃屋和建筑的绘画为主。他认为这个想法没有超出预料的范围，所以很快就否定了。但我手头没有想展出的大幅新作，他决定从我最初的创作开始。画廊的空间并不大，但包括博物馆的入口，这样我们就有了好的开始，去想想如何布置这场展览。90年代我做了一组绘画，追寻的是这样的问题：作为一名艺术家人如何描绘和记录生命。它们以生活履历，销售记录，工作室参观，评论的形式展开，这些都以有序的图表列出，就如一场回顾展的介绍标签一样。我的脑海里是一个普普通通自给自足的艺术家，但却使用手头拥有的事业中期收集的数据。长时间以来，我都没觉得我在做自传。作品里，1991在题目“…一个真正的寓言…”之下，是对库尔贝在工作室的自画像的直接指涉。在奥德里奇，我最终呈现的是建立绘画，《简历》，作为放在墙上的文本展示出来，呈现的样子也是我最初想象出来的样子。这件作品在三个分开的镶板上，二十二英尺长，这个长度对原来计划的墙面长度，有些太长了。理查德找出了一条妙计，就是将三个板打坡，在进入画廊的双层玻璃门的两侧，第一个在左边，另外两个连着在右边。看起来就好像是绘画分别邀请观众进入展览（画里的主题是艺术家二十二年的展览史）。
我很高兴能展出1971年到72年的的一些橡皮刮子画，这些画我都四十多年没有看见了。60年代末，我一直做的满幅绘画只是在尺寸上越来越大，但是规模上却并没有如我想的那样扩大。一个方法，我想就是扩大实际笔触的尺寸，在笔触和画布之间有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就好像巨人mark一样。我觉得违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给画家的建议，剪掉已画的画布，找到最终的作品。取而代之的是，我的在上面索引了一切。SoHo街上每天晚上都有乱糟糟的硬纸筒。这些却成为现成的刮刀，被我用来刷颜料。我将一个电子导管放到纸筒里，将长的一块留在外面当把手，这样就能够控制一个将近五尺的硬纸筒了。这样在整个画布上，就是刮颜料，一层层卷或拖，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这场展览，我还找到了额外的乐趣，就是运用一些作品，作为证据，来抗议我被教条性权威忽略的事实。例如，《提喻法》（Synecdoche，1993），我拼贴了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画册里的本杰明·布赫（Benjamin Buchloh）的文章和我自己的橡皮刮子画。无论他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何处，我都擦掉，用我自己的名字代替。有人会说我这样做不合适，不应该这么自吹自擂。我觉得这是一种嘲笑，我恰好有这么个机会去修改我所认为不对的。
还有一件作品是《双重回绝》 （Double Rejection，2012）。这件作品画的是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设计的MoMA会议室以及我的《三联画》（ Triptych），后者1972年带到那里想出售，但最终被拒绝（约翰逊最终也毁掉了建筑）。将这些画带到一起，我希望展览能够再次赋予我的旧作以活力，不是给公众一个传闻或虚构的谎言（艺术史经常如此），而是给他们一个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