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晓翊 来源：雅昌艺术网
艺术家白双全
“有很多东西在”
5月22日，北京红砖美术馆开馆展开幕的前一天,布展基本就位。
这天，白双全一共找了三个道士来替他“招魂”，一个是在网上找的，一个是朋友介绍过来的，还有一个是通过殡仪馆找的。
“其中一位崔姓道士，一来到红砖美术馆，就说这里很邪，美术馆的建筑跟整个环境格格不入，风水很差，有很多东西在。”
当崔道士走到邱志杰的一件由很多猪牙做成的装置作品前面时，“整个人身体打勯，后来他也没有帮我们做法事，就匆匆离开了。”白双全说。
另外一位从八宝山下来的道士，“他的样子有点搞笑，左手一个真的罗盘，右手一个IPAD，IPAD上开着的大概是某种跟罗盘有同样功能的‘软件’。两边都在强烈震动，显示这里阴气很重。”
白双全在笑着描述这些事的时候，似乎并不想把自己做的这一切说得郑重其事。
招魂夜现场
作为红砖美术馆开馆展“太平广记”的参展艺术家，白双全是唯一一个不以实体作品参展，而以“现场遭遇”的方式展开创作的艺术家，他将自己的作品称为[ ]。
“我从来不否定有鬼，但是这个世界把这些灵魂太角色化了，东方人一说鬼就是一种样子，西方人的鬼是另一个样子，有好鬼，有坏鬼，我觉得这是一种教化的需要，但灵魂不一定是这么清清楚楚的。[ ]是我的探索对象，它读不出，看不见，但可以想象，[鬼] 只是一个化身，它栖息于作品中，好比我们平日所讲的艺术品的灵魂。若艺术品有承载灵魂的作用，这次我们试图将艺术品的灵魂显现出来，由此是否会产生一个新的美学维度呢?”
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艺术品的灵魂”与人们常常所说的“灵魂”——鬼，二者肯定不是一个概念，但在白双全的项目里，他似乎有意将二者之间的关系打通，而这亦是整个项目可称之“艺术”的原因。
美术馆灵异事件
位于北京何各庄一号地艺术区的红砖美术馆，由企业家、收藏家闫士杰和曹梅夫妇创办，著名建筑师，北京大学建筑研究中心教授董豫赣设计，红色的砖块与当代山水庭院的园林式建筑结合得相得益彰，也因此倍受推崇，曾被评为北京最值得去一看的建筑。
2014年5月23日的红砖美术馆开馆展邀请来的艺术家，除了两位年轻艺术家之外，其余个个都是大牌：杨福东、邱志杰、汪建伟、黄永砯.....当策展人找到白双全时，展览的主题“太平广记”己确定。
“在野的叙事能力”是策展团队从宋代笔记体杂著《太平广记》中得到灵感，“在野”或许有不从正面角度切入社会与时代的意思，也与红砖作为民营美术馆的身份契合，而“叙事性”除了体现在作品本身之中，更有特色的部分则在于展览挖掘了丰富的互动性。
对于艺术家白双全而言，接到邀请后的首要工作是先抽空看看《太平广记》这本书，“当我开始看那本书时，我发现我只对其中的鬼故事感兴趣，其它那些都太有教化意义了，但鬼故事很生动。”
而当他从香港来北京看过红砖美术馆错综复杂的内部结构时，更加觉得鬼故事是个不错的idea。剩下来的事，就是如何让这个“点子”变成作品了。
首先必须要让书中的鬼跟日常生活发生关系，这也是白双全一贯善长和坚持的创作思路。
他首先从《太平广记》中挑选了一则鬼故事，然后从这则鬼故事中圈出一些字，通过网络招募，找到300位名字中含有这些字的人，去他们当中征集有灵异经验的人。经过“海选”，最终23个人成为参与者，他们都有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灵异经历，这些灵异经历被书写成文本。
作品由《太平广记》鬼二《秦巨伯》开始
“对这些人，我一直都强调：对于鬼我们站在一种半信半疑的状态;其实我也没遇见过，但是我不否定他是真的存在。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让参与的人，可以接近灵异体验，把自己的真实状态表达出来。所以我又安排了通灵的活动。”
5月19号，白双全在红砖美术馆组织了一次“笔仙之夜”的活动。参与者有很多是大学生，很多人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来参加的，也有人来之前在网上查了关于“笔仙”游戏的心理学解释。
“开始很久，笔仙一直请都请不下来，我就跟大家说，把所有的手机关掉，我们不是来观摩的，而是来参与这个事情的。大家把手机和录像设备都关掉了，但我还是不死心，只剩下我一个人拿着录像机，躲在一个角里想记录整个过程，笔仙依然不肯来。最终，我不得不也把录像机关闭了，这时笔仙才来了，当天的气氛非常紧张，每个人都屏气凝神。我可以感受到有种力量在推动那些参与者，他们很亢奋，状态明显与平时判若两人。”白双全说。
除了5月19日的 “笔仙之夜”，与5月22日请道士招魂, 7月12日，白双全工作坊又进行了一次“美术馆灵异事件”分享会。挑选出来到几位讲述者，都是之前参加了白双全的灵异活动的志愿者，之后，他们的生活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些人愿意讲出来，有些人觉得不祥，拒绝再参与。
分享会的整个讲述过程放在闭馆后的美术馆内。天黑之后，关闭馆内所有灯光，只有白双全一个人拿着一只暗光的手电筒，带领人群在美术馆内“巡游”，每到一个角落停下来，白双全便将手电筒关掉，四下一片漆黑，一位讲述者开始讲述自己的灵异体验：一个学艺术的男生说他在水中听到了幻听;一个女孩颇为动情地讲述了与己故父亲灵魂相感的遭遇;一个大胆在美术馆里单独过夜的男孩，很详细地指引大家看他曾经看到过鬼的具体位置……
当所有的讲述者讲述完，分享会接近尾声，白双全问在场的听众，有没有谁想分享自己的经历，一位怯生生的女孩从人群外围走到中间，她说自己是一个“体质特殊的人”，因此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不久前她与一位死与非命的小男孩成为了好朋友。现场有些轻声的哗然，马上有人问道“现在他在这儿吗?”……
分享会结束之后，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发给每个人一个“福袋”，里面有一颗水果糖，一个平安咒，与一块钱硬币，白双全交待大家到家之前，把糖吃掉，把一块钱花掉，如此便可平安无事。
巡游前的特别告知
夜探美术馆开始前的合影
“我只是把这些东西放出来”
曾在大学里辅修神学的白双全从中学时代开始便己是基督徒，“我以前是不会碰鬼这个东西的，因为在我的信仰里边这个是不能碰的，这是一个规矩。但在2012年的时候，我孩子出生，之后我感到整个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没有办法去适应，很焦虑，焦虑到我一整年没有做任何展览，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工作。”
“我老婆跟我说不如每个星期四、五、六三天她带孩子回娘家，这样让我能安静做事。结果，每次只剩我一个人在家时，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听鬼故事。我睡在床上面，有的时候从早上听到晚上，香港以前有档节目叫《危险人物》，主持人叫翁静晶，她说的鬼故事很恐怖，她是律师，所以她是用很冷静的角度去说这种事情，我几乎把那些节目全部听完了。有些故事是发生在父辈生活的地方，听完之后我会坐车去那里转一转。我觉得那段时间，在我最低潮的时候，这些鬼故事让我有一种很大的激活力量，我整个人就是从那个低潮里边上来的。慢慢的我回到了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一次，我敢于去碰‘鬼’这个东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的那段经历。”
“应该这样说，当一个人好像没有任何存在感的时候，恐惧是唯一可以令你找到感觉的东西。”
“最开始，我想看看共产主义模式论的国家里边怎样看鬼，这是对我来说是有兴趣的一件事。我想象，如果在美术馆的空间里，把鬼从外面引进来，之后很多人来到这里再把这些鬼带走，带回他们的空间，他们的生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现在来看，这种想法实现得蛮成功的。”
“这个项目如果要给一些答案，我觉得它更像是设定一个系统，系统一打开就像把一些东西放出来一样。我把鬼放出来，但有些鬼是心理作用，有一些是真的鬼，有一些是大家编出来的东西，放出来后我管不了太多，但我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一个启动者，把整件事情启动起来。”
从最开始在《太平广记》的鬼故事中圈出人名，到请笔仙的通灵活动，再到请道士招魂、送魂，最后让参与者发现并分享自己生活中真实的灵异事件。白双全的通过整个灵异项目，让人感受“灵魂”之所在，并不存在于身外，当你变成参与者，一些真实的变化就会在你身边发生。
白双全和他的讲述者
“我希望可以通过作品让大家产生一种自觉”
最为香港最活跃的年轻艺术家之一，白双全的创作总是出人意料，他热衷于“走出去”，而不是关在工作室里搞创作。
早期作品《等一个朋友》中，他没有约定任何人，在九龙塘地铁站等候许久，直到一个他认识朋友走出来。在2010年台北双年展的《回家计划》中，白双全在美术馆的大厅寻找愿意让他跟著回家的人。
白双全的“回家计划”
他在居民楼密密麻麻的广州社区，看到人们打开窗户，就能听到对面人家里说的话，于是他给住户一套剧本，让他们按剧本演出，故意让邻居发现，然后演变成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
他全程蒙上双眼，在马来西亚完成五日四夜跟团游，拍下许多观光照片。香港一对情侣，后来也照此样游了一趟欧洲。
白双全说他一天最多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百多个点子，他会将自己的这些点子写在自己的小本子上，从中挑选出可以变成作品的东西。而他对那些能让人从正常生活轨道中偶尔“抛锚”一下的搞怪点子，格外有兴趣。通过作品，他最想“冒犯”的是人们习以为常却不自觉的关于“正常的荒谬”。
“我喜欢处理观念，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所谓的观念艺术家，大陆的一些观念艺术家，常常把观念当成物件去呈现，但我想做的是一些有效果的事，让作品成为我整体存在的一部分。大陆的艺术家喜欢研究大历史，而香港的艺术家比较轻巧、灵活，不处理大的事情，而是一个人，一个个体的存在感。”
“如果说这次在红砖的项目跟以往有什么最大不同，我觉得是我首次采用了团队来一起工作，这就像是你开车到高速公路上飙车的感觉，可以用很快的效率实现自己的想法。所以接下来，我会用团队的方式去工作，这样我真的可以开一家公司，也可以做一些跟企业合作的事件。这样也许更有利用将事情做大。”
谈到接下来，他想做的事，白双全说：“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很多时候对社会要有责任感。尤其在香港现在当下这种环境，艺术家可以变成很多角色，你可以投入变成一个社会工作者，跟大家一起来推动一些变革。我觉得未来五年，香港在政治上会是最激烈、最紧张的一个时期，所以有什么要发生都会在这段时间发生，香港艺术家要掌握这个黄金时间去工作。艺术家是应该最敏感、最先走出来，但是香港艺术家都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反而香港的学生、家长、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开始走出来。”
“我不是一个很激烈的人，我觉得最适合我的方式是通过艺术，让每个人产生一种自觉，一种对个人独立存在的自觉。我一直不相信展场里边的政治作品，我觉得日常里的政治性，提升一个人日常状态里边的政治性才可以改变政治，所以我把展场变成一个日常状态在做，展场对我来说不是展场，是一个日常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