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城市导读】

这是一篇发表在《国际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pring 2012）2012春季刊上的访谈文。一个非建筑专业杂志上和库哈斯讨论了一下全球化下的城市问题。整篇访谈并没有太大的亮点，但最明显的是库哈斯对21世纪城市不再追求身份认同转而产生全球政治经济下的新本地性表示了些许期待。在他的另一篇发表在英国哲学专业刊物《激进政治》中的访谈里，库哈斯详细的说明了他对所谓“准地域”的看法。

原稿提供：水雁飞
翻译：本当无人
校对：宫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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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ntion and reinvention of the city

And interview with Rem Koolhaas

城市的发明及再发明

库哈斯访谈

城市发展越来越重要，建筑也如此。在思考未来城市和建筑结构这些决定着未来几百年城市生活的问题上，建筑师一直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探索着工程技术的边界，那些最为不朽的构筑物挑动着公众的想象力。雷姆·库哈斯是一位领袖级的城市理论家，也是一位普里茨克建筑奖的获奖建筑师，他参与的建筑项目遍布世界。他是OMA，即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的联合创办人。这家事务所最近因完成了北京中央电视台神秘的新办公总部大楼而广受全球关注。《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人称CCTV大楼可能是“本世纪建成的最伟大的建筑作品“。在《国际事务杂志》的保罗·福拉奥的采访中，库哈斯讨论了20世纪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如何改变了世界城市和建筑实践。

《国际事务杂志》：世界上的城市，不管是历史悠久的还是刚刚兴起的，它们是否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呢？它们寻求共通的解决方案么？

库哈斯：我看到最多的是，几乎每一个政治系统都对预见、驱动未来并采取预防措施表现出无能，甚至当城市将迅速扩张或者收缩趋势已然明显时也是这样。尽管面对这些挑战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专门知识，但这种预先规划的无能是极为普遍的，在一些个案当中又总是惊人的，好像我们回应预警的能力受到了腐蚀。在欧洲曾经有政治家能够思考预判20年或50年，但是现在，政治视野只有4年。这是一种全球现象，随着问题越来越大，视野变得越来越短。

J：许多建筑师在全球范围设计和建造”绿色”建筑，这会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RK：现在所谓的“绿色建筑”是关于更深入思考可持续性问题的一幅投机取巧的讽刺漫画，这些问题建筑行业里已经涉足很多年。建筑是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并用知识做出回应的最早的专业之一。“太空船地球”的概念早在1960年代就出现，非常有远见的意识到物的互相依赖，系统性成本节约的需要。更吸引我的是这个历史传统而不是现在的“绿色”。同时，今天人们对建筑是否能提供更好的功能性给予的压力更大，终于有客户愿意为此买单，而工程师必须实现它们。让人激动的事情不是绿色建筑，而是造得好的建筑越来越多。

J：那是否可以说，未来已经来到了今天的现代城市了？未来一个世纪最大的改变是否是现代性在全球的蔓延触及了新的地方，而不是现代性的重塑呢？

RK：我预测未来的水平太糟了。在观察现实以及凭直觉感觉趋势上我还聪明一些。但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既然全球经济对城市的幸福或恶化起到了主宰性的影响，人们便可预测城市发展将会在哪里发生。我只能有限地预测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会出现大扩张。我看到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诸如伊朗、土耳其这样的地方，将来这些地方的城市数量巨大。

J：你设计特定项目的时候会思考未来的问题么？从设计到完工一直到建筑的建筑物生命周期结束的过程中，太多东西会改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建筑自身。

RK：建筑师有两条路可走。第一种是明确回应客户的需求。另一种是观察客户的要求并重新诠释。你必须对客户的项目是否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判断，因为你必须在你的工作中给出解答。我们做的每一个的项目都超越了最初的定义。我们试图发现客户没有或者不会意识到的潜力。比如，我们刚刚在伦敦完成了Rothschild银行大楼的设计，我们发现如果把建筑从地面抬起来，它就可以揭示一些伦敦的过去。开发商非常固执的反对这点，而我们却还是做到了。

这种具有创新精神的灵活性让我们能够设计出更多面的建筑，这让建筑能够在新经济和新环境下更为成功。在OMA我们试图嵌入最大可能的宽容，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将僵化减到最少。但是，如果你回顾历史，你也能看到几乎任何建筑都能够适应几乎任何种类的活动。有些建造时候作为住宅用的建筑成为了办公建筑，后来又转换成居住街区。一个建筑至少有两条命——一条是它的创造者想象的，另一条是建成后的，它们从不相同。

J：你的客户基础在过去20、30年里变化很大：从城市政府和公共机构那里获得的建筑委托越来越少，而跨国公司和开发商的项目越来越多。这又是如何改变了建筑领域和成为这些项目家乡的城市呢？

RK：这是个巨大的变化，对建筑学也是非常糟糕的。在OMA我们尽量在避免这种趋势，因此只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项目是开发商的。剩下的都是公共客户。我一直通过写作而不是建筑实践在解决这个问题。实际情况是，建筑学正在切断和公共部门的关系，因而丢失了对于共同好处的眼界。换句话说，公共部门变得特别弱势，它负担不起启动这些项目的成本，它已经向私有力量投降。

我的新书《日本计划》（Project Japan）是一本关于日本先锋运动“新陈代谢”（Metabolism）的口述史。“新陈代谢”就强调公共项目并力图保持拒绝现代主义统一性的传统风格。我与新陈代谢先锋的对话一次又一次的重申：关于建筑应该是什么，公共客户是富有启发性的定义者。

尽管越来越不明显，但同私人客户与公共客户工作最大的不同在于私人客户极其擅长利益最大化。他们将所有无法贡献利润的东西看作是附带的东西，是应该去避免的牺牲。而公共部门能够理解为什么这种慷慨是重要的。

J：全球化让公司和开发商在全球范围的城市中做生意变得更容易了。这对城市建筑实践或者一些客户需求的项目类型产生了影响么？

RK：这个问题太中肯了，几乎难以回答。几乎从任何意味上说，事情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全球化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这代建筑师是最早的一代能再全球任何地方工作的。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处重复同样的建筑，或者说促使我们进步，在当地文化和我们自身之间制造了一种遭遇。这对OMA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因为我们在中国建造CCTV大楼以及另外一个在卡塔尔的建筑中深入的遭遇了这一切。这是一门三维的人类学课程，我认为我们整个公司都因这些遭遇而改变了。如果你很严肃的对待建筑学同时承担你的责任，获得的交换会是相当丰富的。负面的地方则是利益驱动的重复工作太常见了。

J：主流城市建筑项目是如何冲击到国家和文化身份的呢？

RK：我刚刚提到的这种重复导致了关于身份的焦虑。当市民和政府的文化无法反映在城市建筑项目上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自然的反应。这常常在中东地区发生。有许多国际建筑师把他们的生意做得符合当地状况，结果是，他们的项目会有鸽子、骆驼、隼以及其他关于当地历史的其他初级符号。

这个问题非常吸引人，因为如果你回顾过去100年，你会发现在各种文明里都有这样的事，印度建筑、泰国建筑、中国建筑、非洲建筑、荷兰建筑、俄罗斯建筑。但是现在，它们的语汇几乎都消失并且被归入了一个更大的似乎是通用的风格中。这个过程有点像口头语言的消失。

然而这些差异的剩余力量仍然存在。比如，一个新加坡的高层建筑会和巴黎郊区或者中国的高层建筑非常不同。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说话的形式，它们并不是试图复兴它们的旧语汇，而是对重新定义维护它们的独特性更有兴趣。

而另一方面，有些文化已经成功保持了它们的独特性。今天如果说谁是日本建筑师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说谁是美国或者荷兰建筑师却是没有意义的。荷兰人高兴地将自己的身份归入了国际现代主义里，并同时找到了国际的共鸣和关联。但是在日本，一直都有一种坚持，就是即便是现代的东西也要尊重传统。日本形式至今仍然特别谨慎，做得非常好，特别复杂，他们面对更大的蛮不讲理的尺度仍然没有投降。

日本已经保持了他们的风格，其实是一种悖论。我在《日本计划》中发现日本人有一种非永恒的哲学。他们每20年就重建神圣的伊勢神宮。他们不会依附在任何事物上。相比我们在西方做的，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保护态度，却也在保护上做了更多。

J：在你的书《S，M，L，XL》中，你写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是一个“美国人永不能想、欧洲人永不能做到“的建筑，当然这确实是场合作。这种跨国家和文化的合作仍然存在么？

RK：当然有更多的合作，这是全球化的另一方面。这就是与当地文化遭遇的意义。我们为CCTV设计的大楼，中国人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出来，当然也永远不可能由欧洲人建造。这是一个定义上混杂的东西。它也是一次合作，而不是外来力量的强加。从我们开始参与项目竞赛那一刻开始，就有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是中国人。在赢得竞赛后，我们与一家中国公司联合工作，工作人员超过一半是中国人。当建筑进入建造阶段时，几乎每一个工作的人都是中国人。从一开始这个项目就有大量的中国元素。我们设计这个建筑试图传达它是从当地状况中生长出来的。

J：世界哪些地方城市化发生得最为迅猛？是中国吗？

RK：我马上想到的是两个经验。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中或末期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这座城市的退化已经到了非常深的阶段。它在走回头路，而不是向前走。但这种退化却催生了创新的形式，人口自我组织的即兴创作。我感觉这座城市正在我眼前被重新发明。城市的元素在用一种我无法想象的完全不熟悉的方式使用。比如，三叶草形状的高速公路交叉口，车流缓慢到整个地方变成了运行缓慢、驾驶导向的市场。

你还能见到中国的城市在被重新发明——或者说不是重发明，而是在以一个巨大的尺度和速度再生产。你也会注意到变化是默认的。这和罗马的系统相似，城市的脉络和元素都能在一个新的地方复制出来并且适应周边的当地条件。我见过从摩擦中产生的城市。香港北部的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渔村，而今天已经是千万人口的城市。深圳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即便从物质层面说没有任何独特性可言。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靠近香港；因为深圳也是一个经济特区，而且又特殊的移民状况，因此它扮演了一个香港的副本。这样，它吸引了更多向往更可靠的法律系统的中国公司。

J：在你第一本书《癫狂的纽约》里，你写到，“曼哈顿是20世纪的罗塞达之石”。什么样的21世纪城市能扮演这个角色呢？它会在中东或者亚洲么？

RK：要下定论还太早。曼哈顿在20世纪崛起时，不可思议地全神贯注于它的独特性，今天很少有城市聚焦于这个问题。我甚至并不是很肯定21世纪会有什么相类似的切题、关键的城市。我不认为在拉各斯或中国发生的事情比得上上一个世纪曼哈顿崛起的重要程度。我现在在卡塔尔的多哈工作，这是一个在所有方面——教育、政治、文化、娱乐、甚至体育——都在再发明的城邦。我们的公司OMA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特别积极地参与到了这种变化中去的。比如，我们正在做的国家图书馆，也在力图通过体育活动来转变这个国家，所有这些事情给了我们机会去帮助制定未来可以是什么样的。

对城市的再发明和再想象全世界到处都在发生。激励再发明的能量并不来自于压力——比如说负面力量导致的突破，就像我造拉各斯注意到的，同时也不来自于奋斗。城市是解放的机器。当为了解放的奋斗到达其最紧张的程度，当对于成功的许诺最为清晰的时候，变化也到达了最激烈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城市太沉闷了。我们可以奋斗到忧郁充满脸庞，但我们什么也不能改变，至少不是世界其他地方正在改变的方式。在这些地方，特别是中东和非洲，真正的改变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