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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家、收藏家和画廊正在甄选与学习西方艺术圈的游戏规则■
艾未未作品《Map of China》，2006年
香港。第二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开幕不失为一个观察良机，借此可评估在短短数年内、在当地环境中亚洲尤其是大中华区的“艺术生态”演变到了何种程度，未来又将发展成怎样的态势。
作为艺术生态的组成部分，艺术家、画廊、收藏家、策展人、博物馆、艺术博览会和拍卖行等要素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起步都远远晚于西方。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才开始出现，不过，它的变革速度却迅猛得惊人。
在过去，收藏家也是投机者，他们会毫不顾忌地绕开艺术商，直接从有意向的艺术工作室和艺术家本人手中批量购买作品；上世纪90年代，批评家芭芭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戏谑地称其为“无比疯狂的东方”。今天的情形与过去相比，反差相当明显。
去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开幕剪彩仪式
遵守游戏规则
经过这几年，艺术家对他们的画廊变得更有诚信，艺术商更注重培养和提升艺术家的职业生命，收藏家则更尊重游戏规则，而中国兴起的博物馆建设热潮也加入进来，共同成就了中国艺术景观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所说：“这个（艺术）生态正走向成熟，现在已经有了真正为艺术家利益服务的画廊，和愿意遵守更正式的游戏规则的收藏家群体。”
在西方，收藏家绕过画廊而直接向艺术家购买作品的做法会被嗤之以鼻，但此类事情仍在不断发生。画廊竭力阻止收藏家“倒手”艺术品——买入后迅速投入拍卖——甚至会将如此行事的买家列入黑名单。
在这个问题上，秦思源（Colin Chinnery）站在艺术家的一边，他是正在建设中的当代艺术中心“武汉艺术总站”（Wuhan Art Terminus）的艺术总监。“我一直觉得，因为艺术家在画廊间跳来跳去，就对他们横加指责，这不太公平。”他说：“那个时候，画廊并没有能力真正保护好艺术家的利益。”艺术门画廊（Pearl Lam Galleries，1D09）的经营者、活跃于香港与上海两地的艺术商兼收藏家林明珠同意秦思源的看法。“基础建设都没有完成，本地画廊也不知道如何让旗下的艺术家在国际上亮相。但西方画廊来了，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变革，并树立了一套标准。”林明珠说。
同样改变了的还有艺术家自身的形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中国艺术家都无法随意旅行，然而，年轻一代却能够做到了。波拉克说：“他们去过更多的地方，也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结果是他们能够更专业地做艺术家，也能更专业地与画廊合作。“艺术家开始认识到画廊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价值。”维多利亚·米罗画廊（Victoria Miro, 3D05）驻北京代表Simon Kirby说。活跃在香港的艺术商、马凌画廊（Edouard Malingue Gallery，1C15）的主人EdouardMalingue认为，年轻一代艺术家更理解画廊的运作，知道它会主动地通过展览、出版物、艺博会等渠道推动他们的艺术事业，让他们能心无旁骛地投入艺术创作。
艺术家和画廊
许多人认为，这个艺术系统仍处于过渡期，正如Simon Kirby所说，艺术家通常只会授予某个特定项目或系列作品的独家代理权。“我曾在北京管理前波画廊（Chambers Fine Art），2011年我们委托赵赵创作了一个很出色的项目。”他介绍道：“我们为这件作品制作了很棒的目录，原则上来说，我们拥有它的独家代理权。有趣的是，我们眼睁睁看着邻近两家画廊借我们的展览东风展出了赵赵的其他作品。”情况似乎是，那位艺术家不合规则地私下把那件作品卖给了一位国外大收藏家。Simon Kirby的话听起来像是警示。“真正能帮助中国画廊变得高效的是中国艺术家本身。利用画廊来打响知名度，然后直接由工作室卖出艺术品，这仍然很常见，但真的不够好。”他说。
毋庸置疑的是，国外画廊进入香港和中国内地，极大地影响了整个艺术领域的专业化进程。乐曼慕品画廊（Lehmann Maupin, 1C09）的Rachel Lehmann说：“这些画廊中有多家的会员是各大艺博会和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这一点势必推动艺术系统的正式化。”长征空间（Long March Space, 3D09）的梁中蓝则表示：“越来越多的画廊在按规则行事，因为如果想进入巴塞尔迈阿密海滩艺术展这样的大展，就必须遵守规则。”香港策展人赵令勇说：“我们正走向一个更平衡、更健康的生态系统。”他介绍道，过去市场完全被大拍卖行和艺博会主导，只有一些大牌的海外画廊，但现在中小规模的本地画廊陆续开了起来，形成了制衡。
2014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现场
孙逊在Encounters单元的作品《鲸邦实习共和国》
这个地区的收藏家形象也在改变。与过去“快速倒手”的投资者不同，今天他们看上去要谨慎、有远见得多。他们的足迹分布更广了：比如今年3月纽约的军械库艺博会（Armory Show）上，有数百名来自中国的参观者，部分是受会议期间举行的中国研讨会的吸引。另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新现象是涌现了一批更年轻的收藏家，甚至不乏二三十岁的新势力。郑志刚（Adrian Cheng）是其中之一，这位零售业财团继承人在艺术领域相当活跃，尤其是通过他的非营利机构K11艺术基金会。在巴塞尔香港艺术展期间，郑志刚在K11举办了中国艺术家张恩利的作品展（至7月13日）。“像郑志刚这样的收藏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能影响他们身边的人。”佩斯画廊（Pace gallery, 1C07）的冷林评论道。
艺术验证
北京的收藏家、律师刘钢说，2010年以前他很少从画廊购买艺术品——不超过5%，但这个比例现在已经上升到了70%。究其原因，他称，是因为以前画廊与艺术工作室的报价差距很大，但后来逐渐持平了。
他说：“我和几家画廊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时他们给我的价格甚至低于市场价。”同样，作为一个收藏家，他很感激画廊帮助他买到知名艺术家的重要作品，还帮助他寻找尚未大红大紫的年轻新锐。
验证（validation）是艺术系统的重要环节之一，在西方，主要由博物馆、策展人和大收藏家来完成。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验证与估价目前主要发生在商界，这一情况为权力的滥用打开了方便之门。
拍卖行在严格的艺术评估中占据了过于强大的主导地位，这令北京艺门画廊（Pékin Fine Art, 1B23）的马芝安（Meg Maggio）感到不安，和许多人一样，她也担心市场会被某些艺术家和画廊操纵。
中国新涌现的博物馆不能再依靠投机性的艺术项目，而应该转型为值得尊敬的机构，但这需要经验丰富、学养深厚的馆长、策展人和董事会，还需要审慎制定的购买政策。但在中国内地，由于缺乏允许减税的体制，令维持这些新制度变得困难重重。有些私人博物馆分明就是变相的销售场所——这显然不利于严格的艺术评估。
那么，亚洲的艺术生态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有人认为它会不可避免地选择西方模式。林明珠并不期待这样的结果。“我不觉得西方模式对亚洲是好事——我们将遭遇又一轮的殖民。”她说。
期待意外发生
秦思源认为，收藏家是中国艺术生态的中流砥柱，因为公共领域和私人慈善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策展人和艺术机构的资金扶持都非常有限。在金融家、收藏家弗兰克·杨（Frank Yang）看来，这个发展中的系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仍保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而马凌则相信，变革将是剧烈且超出所有人预期的。“这不仅是艺术系统的问题，”他说，“审美标准也会改变。未来将出现一波巨浪。看看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如何扶持本国艺术家的，再看看现在他们的地位。我发现这里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中国在扶持他们自己的艺术家——这势必将影响世界的其他地方。”撰文／Georgina Adam 译／朱菲
国际艺术家涌向香港
数十位艺术家一反常规赴香港参观巴塞尔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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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吸引了多名重量级艺术家到场
艺术家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
哥伦比亚出生的艺术家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是最先入场参观巴塞尔艺博会的观众之一。头戴棒球帽的他在Timothy Taylor画廊的展位前驻足良久以欣赏安东尼·塔皮埃斯（Antoni Tàpies）的作品。塔皮埃斯的笔触有着一种潦草与貌似漫不经心，与如今备受追捧的穆里略本人的作品并无二致。
除他之外还有数十位顶尖艺术家在本周飞赴香港，数量之多对于艺博会而言极为罕见。虽然艺博会对艺术家而言颇为重要，但艺术家们通常不愿在如此商业化的环境下见到自己的作品。美国艺术家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甚至将这一情境比作“听见自己的父母做爱”。
英国艺术家贾森·马丁（Jason Martin）出现在Lisson画廊的展位前，他的几幅抽像画作由该画廊在此次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上呈现。他表示他一般不会去艺博会，因为“他们有时很平庸而且剥夺了艺术的神秘感”。 Simon Lee的香港空间在展会上正为另一位来自伦敦的艺术家托比·齐格勒（Toby Ziegler）举办个展。齐格勒坦言他“几乎从不去艺博会，因为那不是观赏艺术的最佳地点，而是一个杂音。作画是缓慢且具沉思性的过程，所以交易会不是呈现艺术的最好方式。”然而两位艺术家此次很高兴能来到香港。齐格勒说：“与藏家见面总是件有趣的事，否则你将总被困在工作室里。”
能够在此次艺博会上与众多亚洲藏家见面（其中大多数为新晋藏家）对艺术家们而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艺术家琼娜·瓦斯康塞洛斯（Joana Vasconcelos）说：“我很乐意与藏家们见面，因为我可以了解他们还收藏哪些别的作品，由此可以判断他们是否可能会迅速转卖这些作品。”这位葡萄牙艺术家在她形如章鱼的作品《塞尔瓦多》（Silverado）前接受了采访。该作品完成于2013年，由编织物和瓷砖制成，娜塔莉·奥巴迪亚（Galerie Natalie Obadia）代理，标价10万美元。
这种感觉是相互的。亚洲收藏家格外重视与其感兴趣的艺术家见面，尤其是与新兴的艺术家见面可以给藏家提供些许保证。 Frank Yang是一位来自北京的收藏家说，他认为全方位地了解一个艺术家是极为必要的。另一位来自来自北京的藏家刘钢则说：“与艺术家见面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我可以确保他们会全身心投入于他们的创作。”
乌利·希克（Uli Sigg）是首批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西方藏家之一，也是相关藏品最多的一位。他在周三的VIP参观日上表示：“我并不只想和画廊家沟通，我还想与艺术家交流，和他们的谈话内容可以很丰富。有时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对话可以让我买下这位艺术家的作品。“
其他到访展会的国际艺术家包括活跃在新德里的巴蒂·基尔（Bharti Kher），其作品由Hauser＆Wirth与Perrotin画廊代理；由Daniel Templon画廊代理的活跃在柏林的日本艺术家盐田千春；由Ben Brown 画廊、OMR画廊、Kukje 画廊和Tina Kim画廊共同代理的德国摄影师坎迪达·霍费尔（Candida Höfer）；还有加纳艺术家埃尔·阿纳崔（El Anatsui），其个展本周将在新近开张的香港Axel Vervoordt画廊举行。
中国大陆的明星艺术家们也纷纷到访香港，包括张晓刚（他的画作正由香港佩斯画廊展出）和张恩利（由Hauser＆Wirth和香格纳画廊代理）。张恩利的装置艺术作品也正在香港K11商场展出。
艺术家张晓刚
艺术家张恩利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艺术世界，一些艺术家推崇艺博会的体验。“我热爱艺博会”，村上隆告诉我们，“我喜欢看到收藏家脸上的渴望。”这位日本艺术家的作品由Blum & Poe画廊以及Perrotin画廊代理。
艺术家村上隆
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艺术家阿纳斯塔西娅·克洛泽（Anastasia Klose）也毫不排斥艺博会。“ 艺博会虽然高度商业化，但我们现在必须参与其中。 ”她设计的标语T恤上正是在玩味当今艺术市场对品牌的痴迷。其中一款上印有标语“艺术|偷着乐”（Art|Blasé）售价600港币（77美元），由Tolarno画廊出售，销售量极为火爆。
艺术家们搭飞的赶赴艺博会似乎物有所值。巴塞尔艺博会的销售普遍强劲，包括两件Lisson画廊代理的贾森·马丁（Jason Martin）的作品（售价高达10万英镑）和Hauser＆Wirth售在VIP参观日上售出的十幅张恩利的画廿作（售价由6万5千美元至22万美元不等）。奥斯卡·穆里略五个部份组成的《诚信的时代》（La era de la sinceridad）由David Zwirner画廊以18万美元售予一位亚洲买家。文/ Melanie Gerlis and Georgina Adam 译/赵文睿
突尼斯艺术Nadia Kaabi-Linke获得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艺术探新 (Discoveries)大奖(Experimenter, 1C53),Kaabi-Linke说,“我差点没来”,因为这意味着她要将13个月大的儿子留在柏林的家中。评委之一的《Art Asia Pacific》主Elaine Ng认为Kaabi-Linke的作品与其他展位相比,发现了“更多社会的内容”。其中一件 作品《Impunities, London》2012年 (26000美元)试图发掘英国国内的暴力行为,这件作品被瑞士收藏家Monique Burger和她的丈夫买走,成为他们香港 Burger Collection的一部分。撰文/M.G
香港巴塞尔 你不知道的鲜货
Starkwhite（奥克兰）展出澳洲艺术家Rebecca Baumann作品
香港巴塞尔艺博会集体刷屏，你有没有感叹艺术圈的无聊？除了庸庸常常的大陆消息，这些独家鲜货，你关注到了吗？
要销售还是要品牌？
作为全球艺术市场“晴雨表”的巴塞尔艺博会，聚集香港的245家画廊到底是要销售还是要品牌？这是摆在它们面前的一个策略性难题。
米开朗琪罗•皮斯特莱托装置作品《Rem(a)inders》
北京常青画廊媒体总监刘慧介绍：“130万人民币的场地租金，能够靠销售作品换回已经不错了。”常青画廊此次带来意大利“贫穷艺术”代表米开朗琪罗•皮斯特莱托的《Rem(a)inders》，可惜体量庞大的一堆废旧衣物，不会有人愿意收藏，除非是博物馆。当然在艺博会上“叫好不叫座”也是一种策略，据称，这件作品已被某重要纸媒登上头条。
法国贝浩登画廊展出装置作品《Fanny》
而常青画廊对面的法国知名画廊贝浩登销售场面异常火爆。开幕第二日，所有作品已经基本更换一遍，业界同仁戏言整个画廊好像消失一样。贝浩登带来不少村上隆的作品，轮番更新，销售甚好。但是，在村上隆默默无闻的年代，贝浩登就已经开始与之合作。台湾资深艺术顾问陆洁民在采访中评论，“今年的艺博会比去年少了不少村上隆、奈良美智、杰夫•昆斯的大制作，整个艺博会也在注意收缩这类作品。”当然贝浩登画廊颇引眼球的一件装置《Fanny》也在第一天售出。这难道就是知名画廊传说中的实力？
艺博会上比“贫穷”？
比“贫穷”成为香港巴塞尔艺博会上的一道风景，不止常青画廊有“贫穷艺术”，很多画廊都带来了倍具“Poor”感的作品。
臼井良平装置作品
日本Mujin-to画廊带来青年艺术家臼井良平的系列装置，此前是给路边的瓶子拍照，现在则是将这些物件转化成玻璃材质展示出来，干脆还有石块、树枝摆在地上。但据艺术家本人介绍，他创作之前并没有考虑到意大利的“贫穷艺术”，但或多或少可能与日本60年代的“物派”艺术有关联。
Koji Enokura1972年创作的作品《Two Stains》
日本人偏好“Poor”感吗？看一看东京画廊，艺术家Koji Enokura1972年创作的作品《Two Stains》，也许还不算很“Poor”。
Dorothy Cross花14年时间创作的装置作品《铜管》
爱尔兰都柏林的Kerlin Gallery也不甘示弱，看一看艺术家Dorothy Cross花了14年时间创作的这根《铜管》（2000-2014），160×50.8 cm的尺寸，14年的时间，有没有很震惊？
圣保罗Mendes Wood画廊展出的艺术家Paulo Nimer Pjota作品
巴西圣保罗的Mendes Wood画廊才叫绝。看一看艺术家Paulo Nimer Pjota的这件作品，近乎是第三世界的独立宣言，“No，thanks”，“I’m sorry”还不够精准吗？
这算不算撞车？
前面提到贝浩登画廊颇引眼球的装置作品《Fanny》，很多观众在第一天都去探求这个女人是真是假，可惜第二天“她”就不见了（已售出）。
何翔宇装置作品《马拉之死》
相比之下，北京空白空间带来的何翔宇装置《马拉之死》就老实多了。这件作品同样吸引了不少人上前一探真假，“他”却一直匍匐在地。据画廊总监助理钦君介绍，“这件作品的模型是艾未未，创作的情境是几年前艾遇到了一些事……”如果不是如此介绍，多数观众可能会误认为两件作品同出一位艺术家之手。
杜安•汉森1989年创作的装置作品《Chinese Student》
“真假人”不止这两个，纽约范德韦格画廊带来的杜安•汉森装置作品《Chinese Student》，也颇具迷惑性，是真人现场行为表演还是装置雕塑作品？下文中会揭谜底。
艾未未2003年创作的42辆自行车装置《Forever》
艾未未在大陆是敏感词，国外画廊却不买这本账。柏林Neugerriemschneider画廊直接带来艾未未2003年创作的42辆自行车装置《Forever》，现场一伙老外观众不知作品来路，一听艺术家名字，马上表示“I knew him”。据画廊负责人称，该作品已被某博物馆收藏，价格与来路不便透露。
Wonwoo Lee创作的装置作品《A riding we will go》
韩国的PKM画廊也带来一件自行车作品，在朋友圈上镜率颇高。这件作品就是青年艺术家Wonwoo Lee（1981年生）创作的《A riding we will go》装置，不过只有一辆自行车。自行车、五角星哪里会想到出自韩国80后艺术家之手？
除此之外，不少画廊带来的抽象作品大有雷同，要么是大色块、简线条的极简构图，要么是带点东方意味的抽象。具体画廊与作品不再罗列赘述，意义不大。
政治的，再政治一点
李文1998年创作的互动装置《乒乓成圆》
新加坡iPreciation画廊带来行为艺术家李文（1957生）1998年创作的《乒乓成圆》，将四方的Table改制成圆形会议桌，不管你会不会打球，都可以来上两板。这件互动多媒体装置在现场人气一直很旺，来往的“球”像是彼此对谈的“词语”，可能溢出边界掉下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性别、年龄、种族之间的对话。在所有球类运动中，也许只有乒乓球才具有“谈判桌”的象征魅力。这是新加坡艺术家对“乒乓外交”艺术演绎。
Michael Sailstorfer创作的装置作品《e minor（4）》
瑞士苏黎世的Grieder Contemporary画廊带来艺术家Michael Sailstorfer的装置《e minor（4）》，话筒塞进嘴巴里，悬挂的空头颅摇摆在扩音器前面。这算不算“政治”？
国际知名艺术家Alfredo Jaar装置作品《文化=资本》
如果不够，不妨看看Galerie Lelong（纽约，巴黎）带来的智利国际知名艺术家Alfredo Jaar的作品，《文化=资本》，文化与资本的通约，这是不是最大的政治？
如果还觉得糊涂，只好求助这件作品了。纽约范德韦格画廊带来了杜安•汉森1989年创作的装置作品，《Chinese Student》，现场颇为震惊，不少观众现场看后略有不适感。
从东南亚到欧洲、从南美到北美，政治的，再政治一点，最后杜安•汉森这件作品不敢奢谈，姑且拿空白空间何翔宇的装置《马拉之死》来代表下中国吧。
装置艺术不光要大
在香港巴塞尔艺博会设立“光映现场”专区后，现场的影像作品大为减少，除了大量架上绘画，装置雕塑被凸显出来。“艺聚空间”展区有17件大型装置雕塑，煞为惊人。除去这些烧钱的大手笔外，小型装置不乏佳作。
何岸装置作品《是什么让我理解我的知道》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览部主管王贝莉在采访中表示：“今年大陆来的藏家数量在上升，且审美品位也在提升，接受度更多元化。”唐人带来的几件装置作品以10-20万人民币的价格售出，尽管何岸的《是什么让我理解我的知道》还在等待它的知音。
仇晓飞装置作品《样板间-厕所》
北京公社带来的仇晓飞装置《样板间-厕所》在VIP预展上已经被DSL机构收藏，价格不便透露。需要提醒的是虽然DSL收藏机构只是2005年才诞生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机构，且其收藏也仅限于110位成绩斐然的艺术家以及后起之秀的150件作品（据2013年数据），但这些作品全部被放在网络上展出，堪称一个虚拟的美术馆。
几乎百分之八十的画廊都会携带至少一件装置作品亮相。就连法国贝浩登画廊也在售空的展位上补充装置作品。一来比单纯的架上绘画更吸引藏家眼球，二来确实彰显画廊丰富的品质口味。装置——小装置，成为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参展的必备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