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营利艺术结构》书摘:
【编外话】
如今说到中国的非营利艺术机构,相信很多人心情是复杂的,与十年前相比,“非营利”的样貌似乎早已褪去了“阳春白雪”的朦胧光环,变得更加真实可辨,也更加“奢侈”。
就像去年我们听到有媒体人说泰康空间“高富帅”时,不知是该悲哀还是欣慰,在中国目前的艺术生态里,非营利空间(机构)正显现出其独特和复杂的存在感,尽管不易,但必不可少、乐在其中。
当我们谈非营利艺术机构时我们谈些什么?
尤其是从非营利艺术机构自身的视角,需要更多的深入交流和讨论。于是我们在去年秋冬之时组织了“Chat·Chat·Chat…”座谈项目,并有了《中国非营利艺术机构》这本书。虽然书名冠以“国字头”,但显然不可能囊括尽显国内非营利艺术机构的所有情况,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邀请了12家机构、14位嘉宾参与了项目谈话,从以“自我组织”为主要特征的“积极空间”,到背后有稳定财团、企业支持的民营美术馆、艺术中心和研究机构,基本照顾到了目前国内非营利艺术机构在类型和层次上的丰富性。书的印量毕竟有限,对于想深入了解这一话题的朋友,我们甄选了部分谈话内容,分期介绍给大家。
首先,不要人艰不拆,我们先来掏心掏肺地发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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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营利艺术机构》书摘 (一)
现实之困
“现在在中国一件事情能做五年以上,已经很不容易了,能够做十年确实很难得。非营利性机构和企业、背后的投资商、赞助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保证机构能有序、平稳地向前发展确实很难……在我看来,关键不是你的发声有多大,而是能不能持续发声。”
——孙莉(A4当代艺术中心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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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非营利不是个问题,因为它只是一个定义嘛。这个定义底下,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工作。可以大规模,也可以小规模;可以很严肃,也可以很放松。大家现在想到的非营利,因为它不跟商业挂钩,就觉得一定是蛮圣洁的,很干净等等之类的……画廊要对自己负责任,它有经济利益在里面;然后非营利肯定也要对自己负责任,因为非营利空间给人的感觉,从理想化对待艺术来说,可能会更贴切一点,它不会涉及到更多的其他方面的要素。但是有时候,你也会发觉,现在艺术系统已经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东西,大家也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画廊、美术馆、策展人等等这些东西互相之间怎么架构,或者制衡。所以说,我觉得经济在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系统里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了经济这一层的东西,可能就会感觉好像脱离某个系统,或者是艺术会做得不真实……当艺术家面对一个非营利空间的时候,会放下很多之前规则的制约。
——郭鸿蔚
(艺术家,分泌场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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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国外(非营利艺术机构)的情况是什么,在中国,真的是个人的那种,有点自发——就是那个东西说停就停,很脆弱,非常脆弱,它随时都可能倒掉。”
——胡向前
(艺术家,观察社创办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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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是有很成熟的一个系统,在欧洲,如果是一个非营利的机构,可以直接去申请钱。我们是很私人的,很个体的这样一个状态,把它当成一个事业而不是职业。”
——王卫
(艺术家,箭厂空间创办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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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免税制度,让别人捐赠的难度系数就大得多。但是从募款的角度和方式上来讲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就是去跟国际的品牌、名流,包括一线的藏家交际,让他们可以对美术馆进行捐赠……现在筹钱和募钱是每个馆长的基本功。这对我来讲也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但我觉得这个情况不仅仅是中国才有的,全世界都一样……虽然我才刚刚上任三个月,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工作除了把美术馆运营下去,最大的愿望就是建立一个健全的董事会。原则上来讲,仅仅靠一个馆长来募钱,这是不健康的。”
——高鹏(今日美术馆执行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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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国内,特别是北京,真的还需要更‘多元’的机构类型,现在总体来说,整个生态还是太过于依赖画廊。艺术家可能觉得离开画廊,就变得没有办法生存,每个人都想做画廊签约艺术家,我觉得是挺大的问题,没有其他的机制去扶持艺术家。”
——方璐
(艺术家,录像局创办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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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泰康’也好,‘民生’也好,能让这两个机构独立去做自己的事已经很难得了,很好了。但长久来看,我觉得如果真正实现社会化,至少需要十五年的时间去过渡。赞助人逐渐往后退,更多机构进入,制度化地保证独立自由,才能真正拥有文化的未来。”
——李峰
(民生现代美术馆代理执行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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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几年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开美术馆了,但有很多不同模式。现在比较多的是开始先收藏,后做美术馆的模式。我比较忧虑的是,一旦独立了,变得有公共性了,那么就要发挥它的公共价值,如何保证可持续性的资金来源,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任务了……我感觉整体资源环境还比较弱,我觉得跟政策有关系。中国有很多的慈善基金,但就是缺这种艺术基金。这个就跟制度有关系,中国对免税这块一直没有放。这是非常影响基金会发展的一个因素。”
——赵趄
(广州时代美术馆馆长,时代基金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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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这几个非营利的机构,都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大企业给钱,这个美术馆或者机构才能顺利地做。而我们作为一个机构,在艺术圈子里面,要有一个自己的独立形象。所以我们这个空间是既在金融体制内,又在艺术体制内存在。
——唐昕(泰康空间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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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艺术生态是怎么产生的,是随着社会的经济、历史、文化的变化和需要逐渐衍生出来的。但是中国的艺术生态不是这样的,我们直接把这些概念全都一下子拿过来,可是当初这些东西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形成,对所有这些概念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和理解,直接蹦出来这么多美术馆、画廊和各种机构。有了一堆包装这些概念的,但全都只是形式,全是按照西方模式的外表在做事情,所以我们做的一个个都不被认可……模仿起来容易,可是模仿出来全部都是那些不该模仿的。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直接按照西方的做法去搞非营利。西方的系统跟国家的政策是一体的,中国的国家政策完全不同……‘独立机构’的意思不是说办了美术馆你就独立了,主要是不受市场和政治势力的控制,独立基本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既要独立同时你还得存在,是吧?……非营利本身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标准,因为多数美术馆不论是什么水平都是非营利的。评判任何机构都得看它在整个艺术生态上起的作用……我觉得现在我看到乐观的方面就是非营利越来越多,收藏家比以前多了一些,类型也多了。我以前组织过商业博览会,知道商业的重要性,也非常尊重好画廊的工作。只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当代文化充满这么多困惑,没有办法解决的困惑,如果觉得市场好就乐观,可能太幼稚。”
——秦思源
(策展人、艺术家,武汉艺术总站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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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美术馆或者非营利,中国有其特殊性,跟美国不太一样。我觉得非营利的定义和形式不重要,并不在于到底是私人还是公共,像一个私人的后台有一个公共的面貌是很常见的,那么公众去衡量你的标准不是看你的背景,而是到底为他们做了多少事情。我觉得这比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或者说一种书面认可的非营利要重要得多……非营利空间可以做出一些商业系统做不到的东西,不需要首先去考虑营利的可能性,或者作为机构它可能还是要考虑这个,但针对具体的展览不考虑营利,因为展览也不是为了销售而做的。大部分的大众,也包括大部分的圈内人可能首先以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考虑到一些商业目的。”
——田霏宇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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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艺术家有很多实验性的作品完全没有被市场化,根本卖不出去,但是他们真的是很投入,很认真地在做作品。收藏家必须支持年轻艺术家的这种工作态度,必须能够建立一个和市场不同的价值判断系统。所谓非营利的精神,就是为了在市场以外的精神探索创造一个环境……中国的问题是社会上其他的人对艺术的这种关注是市场推动的,这么多年在这事上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就因为市场的力量这么强,大家现在都知道有当代艺术这么回事。但是你真的说去做专业或者实验性的当代艺术,圈子外面又有多少人知道。”
——费大为
(策展人、批评家,曾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首任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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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建非营利机构最终目的是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把社会资源吸纳过去。中国现在没有考虑好这个生态关系,民营美术馆是建造长远文化价值的地方。只是建美术馆,后边的事不考虑,个人美术馆、国家体系的美术馆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大商业的角度,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美术馆建设,就能避免在美术馆上的巨大浪费……现在企业家或者老板做美术馆的目的,实际上是在做另一个概念,不是真正做创造价值的美术馆,更多的是为了大的商业利益。有的人聪明一点看得长远一点可能做美术馆,有的人看得短一点可能做画廊,就是这个差异。真正理解美术馆,能够长远去思考,真想清楚了并发挥美术馆的效应,这样的老板太少了……一个美术馆的稳定性需要有真正民主性的机制建造起来,比如说理事会、社会化的资金、基金会,社会资金形成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已经有了长远发展的战略,不是在那儿挂挂名……”
——张子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新疆画院院长,今日美术馆前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