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艺术 作者：念璞
每个文化都有其特殊的戏剧。它从人类可能性的总体中挑选某些行為和兴趣，某些过程与价值，然后赋予它特殊意义。搬演这齣戏的舞台，附带技巧最熟悉的演员及一个支持的剧团，还有特殊设计的场景，就是城市，正是在这裡，文化达到了最高的强度。—孟福（Lewis Mumford），1938
示威者与警方（攝影／Espen Cook）
由香港建筑师学会及香港规画师学会等以「都市边缘」（BEYOND THE URBAN EDGETHE IDEAL CITY？）為题所共同筹办的「2013港深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以九龙观塘渡轮码头及「反转天桥底一号场」做為展场。港府急欲将九龙东发展成中环以外的第二商业中心，於该区成立「起动九龙东」办事处（EKEO），并陆续开展一系列活动，如「观塘海滨花园」（海滨道桥底），计画将桥底空间打造成集体消费、休閒旅游及文化景点。政府尚未进驻前，该区居民及艺术家常自发举办音乐会、展览、放映会等活动。而港府重建计画虽名為文化及公共参与，却忽视商业化对当地居民与艺术家的排除效应，而此次双年展主办单位邀请特首梁振英担任开幕嘉宾之举，更激化了香港长期关心土地及都市开发议题之行动者与艺术家的不满。
港府以「公共」之名开发海滨道桥底，但在12月11日开幕当日，场外却驻守超过30名以上的警察及保安人员，将所谓「公共空间」划分為私人与公共场域，行动者只能在场外拉起抗议阵线与警察交锋。本因研究计画扣合主题而受邀的参展者，也被迫接受私人物品的安全检查关口才得以进入。部分人士因抗议梁振英在致辞内容中不断推广中港融合的城市想像，而被保安抬出场外。笔者则被一位疑似便衣警察的女士私下强迫带离会场，并接受关於「个人政党立场与背景」、「是否与异议者认识」等质问，同时被没收手中反对天桥底被规画的宣传文件后被驱逐出场。与此同时，遭受种种不合理待遇的艺术家们与部分退出双年展艺术家（退出双年展艺术家為：实现会社、艺术家麦海珊、北京及德国艺术家Elaine W. Ho 及Fotini Lazaridou-Hatzigoga等人）亦发动集体连署，多次要求主办单位為驱逐一事公开道歉并提出合理解释，其目的，并非仅為了责怪主办单位或策展团队，而是检视双年展从补助经费，到展出场地与城市开发高度重叠的生產过程，乃至开幕时安排庞大警力驱离异议者的真正缘由。这些细节正直指体系背后所隐蔽的问题。最终，连署一事迟迟未获回应，主办单位只在一封电邮中，交代当天所安排30名保安人员為保护艺术家与参展者之必要。对於参展者為何并未被保护，反而因提出异见而被强迫逐出会场的事实，一概避而不谈。
此风波尚未平息，圣诞夜时，香港「好戏量」剧团在街头表演时被警方控以「公眾地方行為不检」拘捕，另有五名表演者被控「阻街」罪名。艺术家们随即在网路上发起「警察先生，街道是我们分享的地方」活动，邀请创作者分享在街道曾自由表演、创作即对话的照片。近年警方於游行现场拘捕行动者、在街头盘问行人、检查身分证等干预层出不穷，皆以维护治安之名控制城市街区中「无法统驭」的元素。质问、搜捕「异议者」在政府的庇荫下合理化，除了对艺术家与市民的侵权，诸如露宿者等边缘群体更被隐声。在2009年「港警杀尼泊尔露宿者事件」成為悲剧的案例，最终却以露宿者发狂与危险的形象正当化警察的公权力滥用。从公共空间的监控，到都市边缘人士的排除过程，公权力守卫的是都市空间单一价值的品质与风格，守卫的是城市做為一个文本叙述倾向於服务中產阶级与主流文化，叙述变成强化与提升叙述者权力地位的措词。
此次的争议有其背景脉络，2000年港府成立市区重建局取代港英时期政府的发展公司，让企业在立法框架下向政府申请徵收土地，而不必遵循合理的收购过程，树立国家与企业之公权力协同（co-operative）角色，随之而来的是房地產炒作、公共空间私有化、日常生活仕绅化。此过程中的集体认同是由国家机器生產出来的，而都市更新程序上的暴力，更引发非法逮捕行动等事件。犹如台湾所面临的困境，香港新界东北的规画从公私营合作模式，修正為政府主导，将原有地產商的利益再分配给亲政府的地產公司及等待进入香港的陆资地產商，政府犹如园丁，為确保品种是否优良、具美感与市场价值，斩老旧除贫穷，艺术家与文化人士在斗争中逐渐扮演关键角色。当政府的理想城市（ideal city）转向文化经济与创意產业，艺术家创作提供的美感与视觉意象成為提升空间价值的手段，想像与认同就在「以艺术為名」的空间再造中生產出来。因此当得知此次双年展的资金来自政府，且与「起动九龙东」这个仕绅化推手相关时，诸多艺术家纷纷退出以表示反对，但选择继续参与的艺术家则试图在展示的场域抵抗却遭受驱离。
近一个月的交涉过程，主办单位不断提醒切勿将展览政治化，强调城市权（Rights to the City）是讨论理想城市的主轴，但是当公路上的「观塘工业区」换上「观塘商贸区」，香港都市化蕴含的社会阶级分化，及政治介入下自由人权丧失等却成為双年展中隐蔽的议题时，便已证实此為政治化事件。这并非将艺术或双年展视為政治工具，城市犹如剧场，开幕的抗议事件所上演的就是社会空间斗争过程的真实戏码。
文化论述由谁来建构？公共的想像与认同由谁来定义？参照全球化城市形象再造的逻辑，文化生產象徵的系统总是由少数掌握此权力的阶级所玩弄。近来，全球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再次指出香港是自由经济第一名的国家，对比香港今日的社会状况，我们几乎可依循实证主义的方式，证明现仍颂扬自由经济的国家未来（例如台湾政府），值得密切注意的是，今日自由经济所依赖的不再是传统商、工、农这样的工作类总，而是将经济的想像「庶民化」与「去技术化」，最能够迎合庶民想像与带给庶民希望的，难道不是文创吗？这也是文创在台湾是唯一能超越蓝绿、横跨统独，成為经济救赎的想像的原因，可以预见的是，无论香港或台湾，文创将日渐处於更加例外、更加不受限、更加低幼、但同时更受政治当局以强大资金所挹注。港深建筑双年展事件无疑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未来（或已然）存活在一个文创世界的事实，问题将会是，我们要提出什麼具有希望的方向与具有想像实质的东西，来说服更多的人面对它？从另外一方面来看，香港「80后」世代扬起的「本土」论述及关照，也许值得台湾相关工作者再次回到自己所成长的土地上，在文创风暴中一点一滴提出具生產性的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