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文：李墨& 小孔

当现代的生产状态遍及整个社会，生活脱离了自身的本质，就成为了大量堆积的景观。直接存在的一切，仅仅是遥远的表象。—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

养鸟人：治愈VS养成

电影《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罗伯特·斯特劳德桀骜不驯，情绪暴躁，在19 09年因杀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更在狱中杀死了阻拦其母探监的狱卒，面临终身监禁；生活的转机源于他偶然发现一只受伤的小麻雀，悉心的护理不仅让小鸟的伤情一天一天好转，更日渐修复了自己散落一地的心智和久已破碎的性情。监狱方面也发现，允许囚犯养鸟对减低管理成本有直接的帮助，遂加以提倡。最终，罗伯特·斯特劳德成为一名国际知名的鸟类专家，即“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他在监狱中做实验、制药剂，且有专著出版。

养鸟人一词让我们想起北京人艺的话剧《鸟人》—与鸟有关的一群城市“闲人”的故事：前著名京剧演员三爷，擅长养鸟，提起唱念做打，头头是道，时不时地讲述养鸟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及个中辛酸。他是一帮养鸟人的精神领袖。人与鸟，构建起相互的默契，则成为了对京剧没落、后继无人这一现实局面的反转，也是三爷对某个理想世界的排演。

留洋归来的精神分析家丁保罗，试图医治这些养鸟人的精神疾患，并深入挖掘民族潜意识的种种问题，于是办起一家鸟人心理康复中心。最终，却反被三爷以“包公审案”的方式对他来了一场精神分析，上演一幕幕荒诞的闹剧。

两种“鸟人”，两种城市养鸟人与鸟的关系，可类比弱势群体“自组织”的两种可能性：前者，以“治愈系”的态度，对弱势群体悉心护理，将之视为守护自我道德的一种手段；后者，以“养成论”的态度，将自己和弱势群体共同纳入到一个相互遭遇的现场，联合构建起通向未知领域的途径。从两种养鸟人对鸟的态度，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在罗伯特·斯特劳德那，个人行为价值建立的前提是—鸟是疾病的受害者，没有自身治愈的可能，因此需要人的帮助，需要那些基本的生存保障；而在三爷这里，个人行为的价值在于，从鸟的身上，去实现那些在人的身上难以为继的报复。他的精心教导可以让鸟从自然的生命属性中脱离出来，在一系列符合美学意涵的规训下，一跃而为养鸟人追捧的名角儿。简单讲，是“人在追捧鸟”，而非“鸟在需要人”。

皮村：系统VS共同体

十年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形成一种“新景象”，然而，作为发展动力之一的打工者，却从来没能真正进入我们的视线—一无所有，乏人问津，处于社会的底层和城市的边缘。那么，打工者如何脱离上述局面，建立新的社群身份，进而重拾公共性，完成自组织，并以大团结的姿态，在城市生存与理想生活之间寻求调和。皮村实践带给我们极大的讨论空间。打工者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类，其在今天的现实处境，如果足以证明打工群体的政治潜能仅仅依靠自身治愈，是难以被唤起的，那么，皮村实践就势必面临着养鸟人的两种选择。

“工友之家”在皮村搭建了打工群体独立的经济系统、教育系统、展示系统，诸如二手商店、为流动儿童创办的小学、“工人大学”、新工人剧场、“打工春晚”、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皮村的生活，衣食住行逛闲乐诸方面，虽然经过改头换面的调整适应，仍能在城市生存的各环节上找到原型：二手商店是超市模式的改造；“工人大学”是职业培训的变体；“打工春晚”更移植了“春晚”这一带有颇多意识形态味道的节庆形式—更多着眼于治愈系，而非养成论。我们说，基本生存的保障，固然是社群建立的基础，但并非认同建立的前提，社群认同借助公共性建立起来，必须首先打开自身并切入到外部的世界，而任何样态一旦建立，必将受到外部因素各种的干扰，特别是处于全球资本主义十面埋伏的现实中，景观社会对衣食住行逛闲乐诸方面的掌控，早已步入无以复加的境地。

治愈系的问题，在于必须预设一个名义上健康的生活标准，预先优选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理想未来，而此种标准、此种未来，恰恰阻挡了其他生活样态的介入，变得确定且单一。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与世界的疏离，丝毫无法动摇打工群体被从他们生产的产物中分离出来的事实。挣扎在城市流水线上夜以继日的劳动工作，并不能和那种被纯净化了的劳动概念画上等号。他们的休闲生活，依然是其他行业流水线生产的产物，因此，德波会说，在一个消费时代，日益增长的休闲时间，“既不是劳动自身的解放，也不是由这类劳动所塑造的这一世界的解放。没有哪一种在劳动中被掠去的活动，能够通过屈从于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而重新获得。”1

消费时代以分割的手段，将城市生活整合为模式化的舒适享受，让人们懒惰而不假思索地认为，这一切是自由自愿和至善至美的。

各种模式一旦建立就很难突破，除非在整体上遭遇到一种完全未知的局面。艺术行动即朝向这一要求：以“养成论“的态度建立起共同体，更关注新的城市生活系统建立。不同身份的个体卷入其中，又不屈从于既有的生存标准，旨在突破学科的自说自话，建立起社会对话的总体性场域。

正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并非创造文明的受托人，而是创作文明之可能性的受托人。2 凯恩斯看来，真正受托创造文明的，是像布鲁姆斯伯里团体3里的那些成员。也就是说，经济学家要为直接创造文明的人提供有利于创造的环境和条件。

自组织：生活方式的排演

自组织的动员力量，不只是动员打工者，同样也在动员艺术家，当艺术家所接触的一切，也已经为景观所笼罩时，打工者的生存处境，则给予了艺术家超越作品，真正进入城市生活系统的机会。

在艺术家与打工者之间的，将是一个双向的养成行动，当生活转为另外一种存在样态，艺术也随之改变，不只是作者和观者在有限的联系中建构着交往的平台，而是在一个养成论的共同体中，消磨掉作者和观者之间的区隔。

艺术处于流变之中，不只在艺术家手中，也在打工者手中。所有的生活样态共存着—一切都悬而未决。艺术家和打工者共同遭遇这一局面，共同担负这一后果，将一个同构异质的现场勾勒出来，对一切可能而具体的生活方式，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排演—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永远未完成。某种意义上讲，其未完成的程度，就是评估艺术行动价值的标准。

生活方式的排演，不只是身处边缘的位置，进行某种符号化的诉说和把玩；

在结构性的调整下，不只是打工者要去做艺术，艺术家也要去做打工—整个遭遇的现场，才能真正被称为一个艺术作品；

不只是提倡劳动文化，应对景观装置对劳动成果的收编，还要在技术媒介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下，将打工者和艺术家的身份一体化；

不只是认同景观装置分割的结果，开展一种小范围抵抗，而是要借助小范围的抵抗，全盘思考一切的尚未可知—朝向社会，朝向历史的展示。进而，勾连起自己原本的记忆和本来具有却被剥夺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像退役球员回到球场，随即感受到了曾经的状态；

不只是在展示的现场，建立起依靠亲情联系的社群关系，而是借助远程在场的技术媒介，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建立起自由联合的社群关系。

一个养成论的共同体，即皮村自组织的可能性。

1 ，《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2 ， 哈罗德，《凯恩斯传》，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社，1951年，193-194页
3 ， 20世纪初的英国团体，成员包括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作家狄更斯、劳伦斯、美学家罗杰·弗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