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自己规定的规则,去进入现实，使得自己变成一个寓言，

比如像动物一样被锁在户外八九个小时，又或者让自己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人。

2012年8月，李燎在武汉的艺术空间“扬子江论坛”做了生平第一个个展。这个展览有两件作品组成，分别被命名为《天蝎座》和《公园》，这个展览虽然是“扬子江论坛”主办的，但并不仅仅只是在“扬子江论坛”的物理空间中展示，而是在“扬子江论坛”的空间和同一城市中的，与艺术空间所在地相距数公里的一个居民楼中的一户普通家庭住宅中各完成一件作品，平行地进行“展示”。两件作品在物理空间上形成了一个对称的关系，两件作品分别所涉及的议题看上去毫不相干，可在它们被李燎强行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却产生了强大的张力，这两个不同的空间经由这两件作品互相指涉产生的张力，从而在精神的、心理的纬度之上建立起某种隐秘的联系。

李燎将“扬子江论坛”的展示空间中的一部分改造成一个独居的底层青年的卧室的样子，所有细节一丝不苟，墙壁上挂着二手市场买来的空调，六七个平方的地面上铺着廉价的瓷砖，单人床上床单凌乱、随意堆放着衣物，拖鞋、电视柜、电视、带拉链的简易衣橱、垃圾篓、啤酒瓶都正常而又随意地摆放着，窗帘挂在没有窗户的展厅墙壁上，这一切跟随便走进一个城中村里的青年打工者租住的房间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如果你仔细查看的话，可以发现搭在床沿上的一只胸罩、垃圾篓里和地面上有擦拭过体液的卫生纸。墙壁上有一些粉笔写的句子，这些句子描述了李燎的前女友一次身体的出轨的细节。李燎曾经在强烈的嫉妒和愤怒的情绪之下，逼迫前女友在电话中描述了出轨的过程，和那个卧室中所有的细节，这个作品中所有的摆设，空间的布局都是完全按照李燎前女友的描述复制出来的，李燎将他前女友发生那件令他不快之事的空间，那个他并不在场的空间，也是一个隐秘的私人的空间复制到了一个公共的展示空间中，这件作品被命名为《天蝎座》，按李燎的说法，天蝎座性格中的占有欲和强烈的嫉妒心是这件作品关注的议题。

在几公里外，李燎租下一个居民楼中一套住宅，月租一千三百元。房间内所有设施齐备：舒适的大床、家具、音响、卫生间和厨房、煤气炉和热水器，空调和沙发。李燎将这间住宅的门锁去掉，并广发消息（街头传单和网络宣传），告诉大家，一个月之内，任何人可以随时到这里来，随意使用这个空间和空间中的所有设施。这件散发着热情洋溢的共产主义气息和乌托邦精神的作品被命名为《公园》，李燎将一个私人的空间—— 家庭住宅，改造成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享用的公共空间——公园。

一面是个人情绪中永远无法摆脱的占有欲，在失去被占有的对象后内心无法控制的嫉妒和愤怒；一面是热情快乐的乌托邦精神，共产主义的情怀，共享和公有。当这两个互相矛盾而又真实无比的纬度被并置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切实对当下尴尬的现实和自身的处境和立场做出思考和真切反省。

几个月之后，李燎在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的“ON/OFF”群展上展出了作品《消费》：通过招工进入富士康工厂工作，在流水线上工作四十五天以后辞职，并用这段时间工作所得的报酬购买了一台苹果IPAD MINI——自己所在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百度百科的资料显示，富士康自1988年投资中国大陆以来，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科技制造服务商，按海关的统计数据，富士康的产品占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的4.1%，2012年跃居《财富》全球500强第43位。从2010年1月到2012年6月，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富士康的工厂共发生了十八起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富士康也因此成为了当下经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符号，李燎所在的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也是跳楼自杀事件最为集中的地方。 根据李燎的描述，在富士康的四十五天里，每天早上7点40开始在流水线上工作，晚上19点40离开车间，中间有不到两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其余十个小时都要在流水线上重复无数次单调乏味的动作，李燎曾在微博上抱怨过，不知是人在使用机器还是机器在使用人。李燎的工友都是来自四川、安徽、贵州这样的内地不发达地区，他们每天像机器一样的工作只是为了获得比在当地多一点的收入，坐在李燎旁边工作的工友小妹曾说，攒十万元就是她人生最大的梦想，这些钱可以改变她的一切。

按照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的分析，在全球化资本主义进程主导下的当今世界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乃至政治文化问题，需用“帝国”这一概念来理解并进行分析，“帝国”不同于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的概念，帝国主义的特点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垄断，从而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以进行资本输出，帝国主义的存在以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为基础，既包括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差异，也包括不同发达国家、集团之间的差异，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国境线、势力分割线构成了帝国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除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不同的宗主国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帝国”则以擦除这些分界线为目标，将世界不同的地区纳入到相同的进程中来，民族国家的分界线和主权在“帝国”流动的资本面前已逐渐消亡。资本也渐渐跨越民族国家的界线而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力量。这一整体性的力量毫无障碍地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流动，以寻找最为廉价的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以进行生产，生产出产品再销往全球。

“帝国”将不同国家的公民在经济、文化、心理各方面紧紧捏合在一起，无法分离。这一切是流动的资本所塑造出来的，资本的流动除了将不同民族国家捏合在一块，也将不同地区的人带到世界各地，作为主体的人在资本的河流中变得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无所依靠。在资本的流动中，世界变得越来越同质化，我们不论在武汉、深圳、北京或是巴黎、东京，都穿同样的服装，乘坐同样的交通工具，在相同的人造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中进进出出。比如，富士康公司的管理来自台湾，资本却可能来自全球，主要工厂设在中国大陆，也在欧洲和南美洲设有工厂，中国沿海地区工厂里的工人大都来自不发达的内地，当沿海地区的发展逐渐遭遇瓶颈时，富士康又把生产基地主动迁到太原、郑州、成都这样劳动力密集，经济不如沿海地区发达的地方。富士康的主要客户——苹果公司在美国，可它的资本同样也不完全属于美国，现在很多超级大公司的资本在开曼群岛注册，可开曼群岛在资本的流动中的位置却又十分边缘化。我们要注意到，“帝国”所呈现的这种全球同质化平整化的现实的图景，真正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全球共同繁荣，消除差别的“美丽新世界”的理想景象。相反，“帝国”的资本越强大，世界越趋同化，掩藏在这背后的南北差异就越巨大，“帝国”必须一边擦除国家、地区间的界线以保障资本毫无阻碍地流通，一边必须维持、制造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更大的差异来保障不停地有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到职能资本的生产环节中来，可以这样说，在“帝国”的语境中，资本的大跃进式的发展和流动，已经消灭民族国家了，但帝国同时也更需要民族国家的存在以帮助它实现对劳动力的统治，并帮助它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

所以，一边是苹果公司在美国优越的工作环境和依靠知识产权这一资本主义律法进行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利用金融资本对职能资本的剩余价值地榨取获得的超出人们想象的巨大利润；一边是李燎和他的工友们为了微薄的收入每日进行的超长时间单调的工作；一边是发达国家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一边是发展中国家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帝国”的时代，我们拥有比以前更多的自由，可也被追求利润的经济法则所束缚失去了更多的自由，比如那些工人有从内地迁徙来沿海地区赚更多的钱的自由，也有嫌这家工厂赚钱不多，工作环境不好而转去那家工厂工作的自由，可不工作没有收入就没有任何自由。在当前的经济结构和无限追逐利润的企业中，他们只能拼命在机器上重复单调的动作一日复一日，拼命加班赚到的钱也仅仅只够在社会中勉强立足。辛苦工作数月拿到的报酬却不够买一个自己生产的产品，那些身处这样的奴役机制之中，看不见任何希望而选择跳楼的工人们无不是如此。都市里那些购买苹果产品的小资，他们看上去好过在流水线上拼命打拼的工人，可那些产品真的是他们需要的吗？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强大的景观装置的感召下和传染病一样的时尚文化的洗脑中，慢慢自以为拥有这些时髦的产品就能拥有一份幸福的感觉，殊不知“帝国”时代的资本主义早就不满足于仅仅从生产中进行剥削了，消费就是被剥削。他们使用这些产品打发时间，进行休闲和娱乐，可是慢慢发现，他们最后也被这些产品所奴役，变得就像李燎和他的工友在生产线上被异化的情形一样了。

李燎这件作品就是将自己的一段生涯投入到富士康和苹果这两个巨大的符号中去，将自身也作为一个符号嵌入生产—消费这一维持和推动社会机器运作的链条中，不动声色地将他认为现实生活中荒诞而又平常的那一面摆在台面上，进而将我们身处的“帝国”时代中社会经济结构中最荒谬、最不平等，而又最习以为常的那一面揭示出来，艺术和现实在他这件作品里已经互相成为了彼此，也互从彼此之中汲取巨大潜能。

《消费》这件作品中体现出的李燎对社会机制中荒诞而日常的暴力的揭示可以回溯到他早期的创作中去。在2011年年底，武汉的K11艺术空间举办的《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个平行的群展中，李燎集中展示了一批早期的创作，并以《一记》、《单人床》、《春风》三件风格强烈硬朗的作品开始获得了艺术界的关注。在广场上等待一个之前在网上发帖邀请的陌生人来给他一记耳光（一记）；在公共空间进入睡眠，直到被外界打断或者自然醒来（单人床）；请一个上班族在早上上班时将他锁在写字楼外，下午下班时再将他解救出来（春风）。在李燎之前的创作中，他设计好一套游戏规则，让他人卷入其中，他自己则承受作品中必然要承受的暴力，暴力是他作品中关键的部分。他作品中出现的暴力也是他要提示出的这个世界中荒诞的那一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人群中睡觉？那些围观和驱赶他的人是他预料之中的，可为什么围观和驱赶却是他要追问的。古希腊大哲第欧根尼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曾在闹市公开手淫，第欧根尼的意思是在集市上可以当众吃饭而为什么不能当众手淫呢？睡觉就更不在话下了，声称文化多元、尊重自由和彼此宽容的今天，连在人群中睡觉这样浪漫的行动都被划分为要被引发围观和驱赶的不正常的行为，可见我们的多元文化建立在多么荒谬的“共识”之上。一个陌生人能不能在没有丝毫愤怒情绪的情况下打另外一个陌生人？不可能吗？士兵、警察，以及社会生活中、政治事件里那些暴力的施与者呢？也许我们的常识是脆弱的，而不可思议的非理性的疯狂才是真实的，只不过我们被“文明”创造出来的幻觉挟持了，不愿去面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燎也是为在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中寻找被建构为客体的主体的主体性，他所建立的规则，是为了发现、试探、强调主体和客体对立的边界，尽管抹去这个边界才是我们未竟的理想。他不再将身体作为体验的对象，而是将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变为一个符号、一个媒介嵌入这个现实的系统之中，并局部地搞乱它。他用自己规定的规则,去进入现实，使得自己变成一个寓言，比如像动物一样被锁在户外八九个小时，又或者让自己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人。把他像动物一样锁在户外的施与者是他邀请来的就在不远处写字楼里上班的一位白领，我们不禁联想到那些在写字楼里的被住房和未来所绑架，体面工作的人们又跟像动物一样被锁住一动不能动的李燎相差几何呢？那些购买李燎和他的工友们在流水线上生产的苹果产品的小资们，是不是也和流水线上被异化得已经成为机器一部分的产业工人们面临着同样无处可逃的困境呢？

艺术时代= ARTTIME

李燎=李

ARTTIME：你在深圳有别的工作吗？

李：没，要说有就自己卖点衣服吧，淘宝啥的，但不赚钱，零花而已。

ARTTIME：你什么星座？

李：天蝎。

ARTTIME：《天蝎座》与你是天蝎座有关系？

李：嗯，取天蝎座这名字是觉得作品产生的缘由跟天蝎座描述的性格相符。这作品会产生是因为我对那个事情追根究底地问了所有的细节，而且记下来了。

ARTTIME：但一旦事情以作品的产生公布，这个也和关于天蝎座的性格描述相符吗？

李：可以算报复吗？对心里面这件事情的报复。

ARTTIME：这个报复，感觉很荒诞。报复的对象转移了。报复的真正对象似乎是自己？

李：其实我心里面的事只有心里面去解决，报复自己这段回忆中的事，但不见得报复具体哪个人。是自己离的近点，但也不是自己。因为自己，这个东西才存在。

ARTTIME：近点？有多近？

李：自己是原因，但又不是自己，这个感觉。

ARTTIME：这个琢磨起来很有层次，我感觉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报复感，报复成了一种感觉，很复杂。通过这个行为，把报复展示在报复中，使它完成，但实际上是使它永远不实现。挺荒诞的。谈谈荒诞？

李：记得第一次有类似座谈时，别人让我发言，我瞎蹦了个词：平凡的荒诞。我一直在找的是一些事情和动作中的荒诞，但又不是这个字给大部分人带来的那种荒诞，不像电影里的，而是那种喝茶吃饭走路间很平凡世界里平凡事情的荒诞。我是觉得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事情都会荒诞，看怎么去捉。

ARTTIME：怎么捉？

李：不去理它，它碰到你，会让你知道，然后怎么捉就是比较个人的事情了，我倾向越少发挥越好。我知道这么说挺矫情，但好像确实是这样。

ARTTIME：不矫情。

李：我没多少知识，可能有包袱，包袱是没知识带来的压力也是上面那条说的压力，对于这个压力，我认为艺术不是常态的，艺术家是常态的，所以方法知识方面的可持续是艺术家这个身份带来的压力，艺术不见得要知识。

ARTTIME：关于可持续发展，这个不会成为你的问题吧？

李：其实我近几年包括没做艺术时，有一个很庸俗的认知，我认为知识是达到的方式之一，另一种是体验，可能我目前更多是后者。我肯定也会思考可持续的问题，这是个担忧，但想着想着会觉得我也不是那样去做的人，至少现在是，所以随自己吧，毕竟我是在做我喜欢的事，而且观众又这么给面子让我继续的做。所以现在我不怎么去考虑那些，做自己的先，持不持续那是观众的事，反正我是要做了。

ARTTIME：可持续发展是不是谢德庆那种连续做五年，然后不做了的那种？

李：我认为谢德庆那是圆满解决了我的担忧的做法，很绝很高明，却不可复制。而且我觉得谢不是知识性的。

ARTTIME：有知识，似乎只是观众的事。能谈谈你这些年的体验吗？生活的或者别的，能谈谈吗？还是只留给你的作品去“谈到”？

李：总体的说还是感情与身体上的事，可以就在经历里去聊，没必要进作品，因为作品有时候更多是个附加或者节点。从读大学到现在，我自己感觉是个不成功但快乐的经历，所以一直觉得自己赚了。高中文化成绩差，画得不错，后来高考抄别人英语抄错了，大概别人写的ACAC什么的，我抄成BDBD了，结果别人对2题，我对了4题，文化分以当时全班第三的成绩进了湖美，真的是鬼使神差！进大学后画得好的太多，加上当时网络游戏刚兴起，我就玩游戏去了（传奇），一下就是几年。大学时学校从不谈什么当代艺术，自己以为的艺术就是画好画，所以向往去西藏，然后回来就可以是画家了。说了四年要去西藏，毕业时不敢去了，但被说出去的话架上去了，硬着头皮自己火车转汽车的去了，在拉萨晃悠各种7元一天的通铺，快坚持不住时西藏大学通知我去代课。在西藏呆了一学期，开年去了北京，在一卖俄罗斯画的画廊当小弟，没工资，管一顿饭。当时的女友也进画廊当销售。后来联系到一在北京的同学，跟他去798见识了下，开始慢慢地了解当代艺术。那是06年，我跟他合作做了个行为。后来女友去襄樊教书，我也跟着回了。我找不到工作，其实我挺想工作的，其间去北大青鸟发过传单，工资跟我说的不符就辞职了。去广告公司当学徒，顶撞老板娘被开了，发我200块，那女的浓密的腋毛我现在还记得，蛮讨嫌。后来还去朋友考前班代课。然后到08年时又扛不住了，觉得这么呆太不爽了，就又自己跑北京去了，跟我那同学和一些诗人朋友呆在东坝。那是段快乐略带忧伤的日子，我们每天白天睡觉，晚上喝酒，他们聊天我在旁边傻笑。挺好玩的，总在院子的椅子上被太阳晒醒。后来又回湖北了，在武汉带下课。10年时又呆不住，本想去成都，但在家跟父亲拌了句嘴，就跑海南去了，带了2000块，当保安，开快艇，每天写些短句子。那年回来做的第一件作品，《我在东湖边流了一身汗》和之后的《一记武汉》，跟当时的情感是有点关系的。所以呢，我是一直没正经上过班的，我觉得我赚了，小时候家里对我好，长大了居然也没朝九晚五。呵呵，已经说到30岁了，之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ARTTIME：《一路上有你》？

李：我是觉得这些经历应该对自己是有效的。《一路上有你》是个典型的总结，就是我觉得自己赚了，真好！我就对所有联系薄里的人电话说，我一定要活过30岁。

ARTTIME：我并不觉得你是会多想观众的艺术家，观众的事情观众想。

李：哎，说句装逼的话，我挺庸俗的，也享受庸俗，所以我怎么生活完全是个欲望上的事。作品呢，很多时候也从庸俗里来，其实关于我的喜好什么的，我自己都觉得不酷，庸俗，怕人笑，不过不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