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美、自由和金钱【2013上海国际媒体艺术展】
发起人:展览预告  回复数:1   浏览数:2016   最后更新:2013/05/24 10:11:58 by guest
[楼主] 小白小白 2013-04-27 10:34:53

来源:艺术世界


“合声”艺术节于2013年4月29日至5月1日在朱家角举行。艺术节邀请了DoraVideo(日本),柳汉吉(韩国),杨嘉辉(香港),盛洁(北京),陆正(深圳),卖卖(上海),照骏园(上海),殷漪(上海)8位艺术家在上海朱家角古镇进行3天的现场声音表演。正如艺术节名字使用“合”而不是“和”,艺术家们在3天的演出中除了表演个人的独奏作品外,还会即兴合作,共同为当代实验动画作品进行现场即兴配乐。在“合声”艺术节中你会见到吉他或单簧管,但已经不是通常的演奏模式了。你也会看到艺术家使用机械闹钟的零件进行表演。你还会看到艺术家用自制的电子乐器控制声音和影像。这些艺术家都在使用西方音乐/科技形式和语言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自觉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发声方式和声音美学。亦如他们拥有共同的地理/文化背景——东亚。用通常意义上的“音乐节”去指称这次艺术家的聚会是过于简单了。这次相聚定会“和而不同”,亦会“和合而生”。


杨嘉辉访谈

请先回顾一下已经历时近十个月的“声音下寨”项目?


杨嘉辉:我想和我们之前设想的差不多。我觉得一年的时间还太短。其实,香港在之前有很多关于声音的活动发生。也有人想做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但是很难收集和整理这些素材,因为很多的声音实验的活动都和音乐次文化混杂在一起,在香港没有一个固定的场地提供这样的演出,所以素材很难整理。我觉得,一定需要有一个持续进行的声音项目。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进行得很好,双方都开始知道对方在做什么。香港的声音艺术家之前也很少有相互的交流,通过这样的项目,他们也看到了不同的可能性。声音艺术在香港是非常小众的,虽然不少公众也对声音好奇,还有不少当代艺术家对声音这块也很好奇,但是从事声音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并不多,所以这个情况也许在许多地方也都是差不多的,艺术家很孤独,如果我们把更多的城市的资源汇集到一起的话,对艺术家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你觉得两地的艺术家的区别在哪里?


杨嘉辉:好像上海的艺术家用电脑工作的多一些。香港的声音艺术家的情况是,做现场表演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通常也都还做一些展览、一些新媒体、一些当代艺术的作品。可能因为我的背景的关系,所以在香港学院派里做电子和实验的比较知道我们在干嘛。在和上海的艺术家交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上海的声音艺术家对于“声音艺术”这个概念有比较多的考虑,香港的艺术家他们通常很少考虑这个。


香港的声音艺术创作的生态是怎样的?


杨嘉辉:现在慢慢地活动多了起来,当代艺术也开始接纳声音艺术,也有一些艺术家开始在做称为声音艺术的东西,其实他们并不明确这个是什么,是时间性的那种表演,还是和画廊,博物馆有关的那种经验,但是他们有一种实践的愿望。这点在我教课遇到的学生也碰到,他们受到声音的触动和启发,然后说,想要成为声音艺术家。这个现象在五、六年前是没有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是从香港文化发展局开始资助Sound Pocket开始的。在香港从事声音艺术的差不多有这样几个来源,第一,是从音乐次文化过来的。有几个很老的厂牌,他们做了很多噪音的出版,也做很多的演出;第二,是当地一些活跃的艺术家。他们关注声音的东西,包括一些新媒体的艺术家;第三,是从音乐学院里过来的。他们搞那些学院的东西搞腻了,看到有声音艺术,于是就过来玩。他们之间的活动和交流不算很多,但是慢慢地他们之间也开始有一些交集。


对之后的工作你有什么打算?


杨嘉辉:我觉得,保持现在这个状态挺好的,一定要有持续性,做得再深入一些。不是非要把它做大的,小众也没有关系。我和殷漪说过,我们应该要做文献的东西。我们每次都做一些纪录,并且每次的演出之后都有一些评论在网络上。我想,只有我们坚持几年持续性地去做这件事情之后,到时回过来看,我们会知道声音艺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其实没人说的清声音艺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可能和那些当初还没有被当代艺术收编的艺术的状态类似,比如一开始的Performance Art,观念艺术。它现在还是很模糊,很不确定,这种状态是很令人兴奋的,也许它被当代艺术收编之后,就变得无趣了。


聊一下你的个人作品的方向吧?


杨嘉辉:我其实做一些很不同的东西。因为我是学作曲出身的,所以我一直还持续写一些传统的作曲,给管弦乐团。比如说,我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作品是,在香港和深圳之间是由一条铁丝网隔开的,我要用接触式麦克把它的震动录下来。这个可能是年底会去做。然后,我也做声音的装置。但是,我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和我的作曲的训练有关。你知道,作曲的训练是十分窄的,它给你造成一个奇怪的世界观。我总说,我是在“排毒”。可以说,我是在把我接受的毒放大,我在错误阅读传统音乐,所有的这些训练的经验成为我的创作的源头。


简单说一下去年你在Ars Electronica上获奖的作品吧?


杨嘉辉:那个作品叫《我在一个房间里思考,与你听到的那个不同》,是向Alvin Lucier致敬的作品。Alvin Lucier在六十年代做过一个脑电波的作品,那时的科技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以作品也很简单,将脑电波变成音乐,当然在那个时候非常了不起了。他还有另一个作品是叫《I Am Sitting in a Room》。我的那个作品有点像这两个作品的想法加在一起。也是用了脑电波,脑电波技术现在已经是很普及了。我的作品要求我的大脑专注到一定的强度,探测器会读出设定好的0至100之间的参数,在超过40之后,它就会使边上的马达运动演奏起乐器来。我越是专注,马达就动得越快。可是当我听到音乐响起来,我又被分心了。所以我在表演的时候会有一个谱子让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多专注。观众看表演的时候不仅是看马达如何运动,还会看我的精神状态。我的整个过程在一个回路里面,尝试不断的专注,同时又被分心。这个作品开始的想法是和古典音乐的表演者有关的。古典音乐对于演奏者的要求就像体育比赛中的运动员,它要求你能够完全驾驭你的身体,同时这样你才可以忘记它。但是,我对完美的演奏者并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演奏者的炫技是和一种失误的可能联系在一起的,单纯完美的表演通常是很无聊的,然而我们一般只看到演奏者成功的表演,而没有看到他的失败。所以我想创造一个情景,就是我的一个成功的表演是建立在我的失败上的。观众在过了五,六分钟之后一般就会知道我在干嘛,他们会看到我的表情,看到我在专注的使乐器动起来,而乐器又还不动,这是使他们感到有趣的。


你能说一下声音与科技的关系吗?


杨嘉辉:我觉得声音一直是勇于,并且乐于和科技发生关系的艺术形态。这一百年来声音科技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录音技术的发展吧。通过录音我们第一次把声音与它的出处分开。我觉得,整个声音艺术的发展就和录音技术的发展很有关系。可以说没有录音技术就没有声音艺术,因为我们不能把声音变成一个材料。当然,现在声音科技很强大,它们是十分强大的工具,只有具有很好的技术你才能驾驭这个工具。


你觉得科技的发展能够促成一种新的美学吗?


杨嘉辉: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消化这个录音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改变。不过,慢慢地它可能会形成一种美学。


[沙发:1楼] 小白小白 2013-04-27 10:55:57
殷漪访谈


请先回顾一下已经历时近十个月的“声音传输”项目?
 
殷漪:这个项目计划是一年,现在是进入尾声了。首先,这个项目的开展进行得很顺利,从资金的申请和外滩美术馆作为合作方的回应都很快。两地的机构都很支持,杨嘉辉在香港那边和我在上海这边,因为我们也都是从事声音工作的,所以在演出的安排、设备的准备、和艺术家的沟通等等方面都完成得不错。观众的人数有一个小幅的增长,并且比较稳定。如果说到有什么遗憾的地方的话,我当初设想两地艺术家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交流,这方面比较弱。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有可能是艺术家停留的时间太短;二,可能是我们组织的缘故,做得还不够好。
 
你觉得两地的艺术家的区别在哪里?
 
殷漪:两地的艺术家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如果从做音乐的角度来说,上海过去的艺术家在音质的处理上相对更硬一些,更加向外一点,相比香港艺术家平静一些,这个可能和工作方式是有关系的,比如有两个香港艺术家的工作是以实地录音的为基础的,他们的角色很像是一个观察者,收集者,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工。包括像杨嘉辉,我也是第一次看他个人的演出,也是比较内敛的。
 
你自己去了两次,就你的经验来看,香港的观众对于上海的艺术家的反映如何?
 
殷漪:我第一次去是去年五月份,这个项目刚开始。那次演出我记得来了很多香港的艺术家包括很多爱好者,我个人觉得观众的素养不错,演出之后我们还有一些更为深入的交流,关于工作方式,技术问题等等。第二次的话,人数更多了。和上海相比,场地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香港艺术中心是一个运行了多年的文化公共空间,它涉及的内容很多,公众的参与性是比较强的。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也做了一些艺术普及的工作,但是公众的参与性还不是很强,所以观众还是以一种来看音乐会的态度来的。我感觉,在演出后的聊天部分,香港的观众说自己的感受多一点,上海这边的提问多一些。
 
那么计划的一年快要结束了,你们对今后的工作有何打算?
 
殷漪:现在还不确定。但是我想,这种交流的东西一定会继续做的。这个事情基于几个原因:第一,因为送艺术家来回是有费用的,我们申请的资金是一年的,接下去是否还会得到支持现在还不知道。第二,其实仅限于两地的交流是不够的。上海和香港两地的从业者的人数都不多,其实很难保证长期的延续性。当然,去了的还可以再去,可以说不断有新的作品,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当初因为这个项目是基于城市对城市,上海对香港,所以在申请要求上也指出是在上海生活的艺术家,但是就交流来说,香港小了一点,我们应该面对更多的可能,包括也不仅仅是上海的。所以,我希望之后交流的范畴更大一些,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其实,在这个一年的项目告一段落后,要做一个文献的东西。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不是很好。这涉及到很多的技术问题,是很大的工作量,同时我对于文字出版也没有什么经验,包括可能需要找到合适的合作者,以及又会涉及到资金的问题等等。这个工作是要做的,但是如何开展,我还没有很多头绪。
 
其实,除了和香港的交流之外,同时我也组织一些其他地区的艺术家在外滩美术馆的演出。我称其为“飞行演出”。这也是在试图建立一个更为广阔的网络。希望在这个网络搭建好之后,有可能可以实现我刚才说的更好局面,更大范围之间的交流和更为深入的交流。
 
这两年你在音乐活动的策划和讲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你是否感到获得了一些效果,或者说促进作用,无论是观众层面,还是艺术家层面?
 
殷漪:这些工作,包括这个项目,我首先是希望艺术家能够自明的。对于一种普及教育的工作,其实作为个人和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是很难去做的。我们做演出的态度是我们欢迎你来听,但是我们非要主动演给你看。我想,通过一些工作,一些效果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在外滩美术馆的活动和讲座,你可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熟脸。可能量还不够吧,但是有一点,通过这些活动,一些不同身份的人会聚集在一起,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声音可能是一个交集。这使得我们有可能之后可以共同做一些什么事情。
 
作为活动组织者同时又是艺术家,你觉得一种理想状态是怎么样的?
 
殷漪:我觉得,很多艺术家的状态像是一个“流浪者”,因为他们不断在路上。这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并不理想的,我还是希望有一些时间安静地可以思考我的工作。还有这样来的演出其实对于本地的生态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的,我还是希望艺术家停留的时间能够长一些。他们可以带一些新的东西来,同时这里也能提供一些东西给他们。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还有单是音乐会、工作坊或讲座是不够的,我们也在想是否有一种新的形态的和声音相关的东西可以生发出来。
 
作为组织者的话,我想,理想的状态是每次演出的艺术家都是不同的。
 
个人作品方面,你近期的关注点在哪里?
 
殷漪:近期的工作在音乐创作上少一点,更多的是作声音艺术的作品,所以也就是说并不是以音乐会的方式出现。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讨论声音艺术的话,它不是音乐的延续,不是学院先锋音乐的延续。它应该是一个新的东西,它甚至可以大到包括之前的东西。前些天,有个朋友在看了我作品后说“我的作品很理性”,然后问“艺术家为何能这么理性”。这肯定不是一个问题,艺术家当然是可以理性的。我想,所有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的一个延续,思想的或情感的。感性层面的东西在我做音乐时,我把它释放掉了。那么理性的那块就放在了我认为的声音艺术的那部分了。所以,最近的工作更多是放在声音装置和观念性的声音作品上。
 
今年的工作还有什么计划吗?
 
殷漪:没有具体的计划。也在想,是否要做一个展览。但是,展览的场地并不容易。我希望的展览场地是一个我能够认同的公共空间。目前,像艺术机构,画廊等等对于声音艺术的接受程度,包括技术支持等都还是很差,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合作方并不容易。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声音艺术总还是被归到当代艺术展览一起,被收到新媒体展览里。
 
那你认同声音艺术被当代艺术收编吗?
 
殷漪:我想,声音艺术肯定在当代艺术这个大范畴之下的。就个人来说,我并不在意我的作品在一个当代艺术展上出现。如果是以建立在视觉艺术为基础的价值判断去解读声音艺术是无解的,但是我也并不觉得声音艺术一定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如果当代艺术不了解声音艺术,我们可以讨论;如果当代艺术要来收编的话,我们就进去搞一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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