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欧宁博客

 

共识决策(Consensus Decision Making)的流程。绘图：Grant Horwood(Frymaster)

自治：乌托邦或现实政治

欧宁

自治(Autonomy)，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的关键词。而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在给《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撰写的辞条中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名词用来指称一种关于生活的原则或理论，用以指导构建一个无需政府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和谐并不是靠法律或服从某一权威来维持，而是靠不同的团体、地区和专业，通过自由协议，促成生产和消费，并满足一个文明个体各种无限的需要和愿望。”(1) Anarchism源于希腊单词αναρχία，意思是没有统治者，这一词源直指它的核心思想：无需政府——亦即通过自治来维持一个社会。“无政府主义”的中文译法，不能说它不准确，只是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语境后，特别是它与马克思主义曾发生的论战和冲突，导致了它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歧义。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后，无政府主义开始被边缘化，它的影响开始式微了。但事实上，很多GCD人早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拥有众多追随者。许多针对晚清统治者的暗杀活动，都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观念的影响，即通过示范性的行动来宣传和动员革命。(2) 这种个人暴力倾向导致社会对无政府主义的排斥，也导致人们把无政府主义等同于“暴力”、“混乱”、“虚无”、“道德沦丧”和 “对抗现存政府”（而不是经典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脱离任何意义上的政府从而实行自治的政治要求）。

作为人类在近两百年来最重要的一种哲学和政治思想之一，无政府主义的派系光谱非常庞杂多元，暴力主张只是很小的一个分支。像托尔斯泰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后来影响了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実篤的新村主义实践）、中国释太虚的佛教无政府主义（后来被美国诗人Gary Snyder发扬光大）都是非暴力原则的坚持者。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为自己订立非常严苛的道德戒律。在无政府主义这个庞大的思想家族中，克鲁泡特金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也是在构建无政府主义的温暖社会理想方面用力最深者。在他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发展迅猛，蒲鲁东和巴枯宁这些无政府主义先驱在与马克思的论战中不胜其力，他有感于此，决心借用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哲学来重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在1902年出版的《互助论》(Mutual Aid)，试图以科学实证的方法，从生物进化的历史角度，驳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理论，说明互助乃是人类的本能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不论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压倒力量，还是‘愿以良心相助’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科学的幌子下所教导的互相憎恨和无情斗争，都不能消灭深深树立在人类的理智和良心中的人类团结的情感，因为它是由我们过去的整个进化过程所培养起来的。从进化的最初阶段起就产生了的这种成果，是不可能被这种进化的许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所压服的。近年来隐藏在家庭、贫民窟邻里间、乡村或工人秘密社团这些狭小范围内的互助和互援的需要，甚至在我们现代社会中也显示出来了，并且要求象它在过去一样，取得指导人类继续走向进步的领导者的权利。”(3) 

无政府主义的自治理念，正是建立在克鲁泡特金这种互助论的基础之上：因为人类的天性是守望互助，才有可能建立高尚道德，才有可能通过直接交换劳动力和“以物易物”(Barter)的方式来从事生产和发展经济（这种避免使用货币的经济模式天然具有一种反资本主义的DNA)，才有可能释放个人的自由能量，无需政治代理人（党派，政府或国家），无需领袖，无需权威，没有强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不用纳税，不用依赖公共服务（或者说不用被迫纳税以换取公共服务），分享“水平权力”（Horizontal Power，即所有人参与共同决策），采取“直接行动 ”（Direct Action，即无需他人代表，个人自发参与）。这些理念常被一般人看成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不具备可以运作成为“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条件。在现代社会里，党派政治、纳税制度和国家模式可以说无远弗届，多数人从一出生就被动地接受了这种制度安排，习惯性地把它看成社会的必然存在，他们从未试过去想像另一种社会或另一种政治的可能。可以说，在今日的主流社会中，无政府主义的空间仍然是非常狭小的，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实验，的确也从未在一个较大范围实现过，但无政府主义并不强求在主流思想中的席位，它的边缘位置恰好是它的态度坚持：因为在大学里占有教席，在学术圈子中争名夺利，在电视里扮演公共知识分子，或成为某个机构的一员，进入某种体制，都与它的原则相悖。他们更看重不断的行动和实践，在可能的社会空间里，不断更新他们的思想，构建他们的“预演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即对未来社会和政治模型的预演）。

1871年的巴黎公社一直被无政府主义者们奉为自治的典范，虽然它只存在两个月，但不断激励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草根政治的实践。进入二十世纪后，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这一无政府主义工会组织在1936年至1939年间的西班牙内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施了许多自治实验。此后由Guy Debord推动的国际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运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1971年在丹麦哥本哈根成立的克里安提尼亚自由城（Fristaden Christiania）都从不同角度为无政府主义的自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添砖加瓦。而“新无政府主义”的出现，则以1994年墨西哥萨帕特民族解放军（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EZLN）在深山中建立自治基地和开展游击战为标志。紧接着1999年西雅图的反新自由主义抗议运动，法国哲学团体Tiqqun的论述和行动（他们曾以“隐形委员会”名义写作出版《革命将至》的小册子，其核心成员Julien Coupat于2008年被怀疑攻击法国铁路被捕），2010年启始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断把新无政府主义的草根政治推至新的高潮。有两位思想家，Antonio Negri和Michael Hardt，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这一系列政治行动提供了及时的理论支持和学术总结：“当今各种斗争具有直接的颠覆性，而无需等待来自外部的援助，或必须扩展其自身以保证其效力。或许，资本的全球生产和控制之网扩张得越广，在每一个孤立点之上发生的反抗的威力也就越强。仅仅靠集中自身的力量，把它紧缩在蜷曲的身形之中，斗争之蛇直接攻击帝国秩序的最高点。”(4) 而德裔法籍作家Stéphane Hessel于2010年出版的小册子《愤怒吧！》则直接催生了西班牙的“愤怒者”（Indignados）运动，后者和阿拉伯之春一起影响了对华尔街的占领。

当代新无政府主义者大多是不求闻达于世、与所谓的社会精英保持一定距离的行动者，但他们之中也有人致力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创新论述和传播。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新无政府主义论述多数出自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他在美国出生长大，16岁时就已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曾参加2002年纽约的反世界经济论坛运动，并参与发起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我们是那99％”口号的拟定者。格雷伯曾在耶鲁大学教授人类学，遭停职后转往伦敦金匠学院，和克鲁泡特金一样，他对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构建也是雄心勃勃， 2004年出版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曾试图以人类学的方法论证无政府主义的自治理想和经济模式在现实世界的可能性。一直以来，人们怀疑无政府主义无法成为一种现实政治的问题通常是，“你能举例说明哪个社会没有政府吗？”当你举出很多原始部落的例子，他们会问，“那么当代社会呢？”当你举出很多当代的例子，他们会说，“这都是一些小范围的实验”，当你说出巴黎公社和西班牙共和国，他们会说，“这些最后都失败了”……格雷伯认为这些怀疑论者误会了无政府主义的努力是要成立一个类似国家的政体，而实际上无政府主义是最反对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这些问题存在一个出口，那就是接受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形式绝不会是国家，而是无数的社区、联盟、网络、项目，以任何可能的体量，以我们可以想像的、或者很多我们无法想像的方式重叠相交。它们有的可能很本土，有的可能很国际化。也许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是，没有人会再拿着枪让他人闭嘴并按指令行事。无政府主义现在再不主张在任何国土上夺权，也不主张以突发的、灾难式的革命来用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例如炸掉巴士底狱，攻占冬宫——而必须以渐进的方法，创造世界性的另类组织方式，新的交流传播方式，并以新的、较少异化的方式重新组织生活，而最终使现存的制度看起来愚蠢且不合用。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可行的无政府主义的例子：只要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强制，任何形式的组织，无论是一支克莱兹梅尔乐队还是国际邮政服务，都可以是无政府主义。”(5) 

在2002年1-2月的《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发表的《新无政府主义者》（The New Anarchists）一文中，格雷伯还探讨了新无政府主义与世界各地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美国媒体习惯称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关系，它在“直接行动”中如何秉持卢梭“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非暴力原则，以及它如何实现“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在很多人看来，在北美各地兴起继而波及全球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虽然很吸引眼球，但缺乏中心议题和意识形态论述，像是小孩子的无病呻吟；但在格雷伯看来，“这是一场重新发明民主的运动。它不反对组织，而是创造组织的新形式。它不缺乏意识形态，新的组织形式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它试图创造水平权力的网络并把它变为可能，以取替国家、政党和企业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结构；这种网络建立在去中心化、没有层级的共识民主原则之上。最终，它的希望远超于此，因为它最终希望全面重塑每天的生活。”(6) 格雷伯和北美抗议者们所努力创造的这种直接民主，已经成为新无政府主义自治实验的核心方法论。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它得到完美的实现：通过在占领现场成立纽约市大会（New York City General Assembly），采用“共识决策”（Consensus Decision Making）的方式来决定行动策略，每个人都有机会启用群众麦克风（People’s Microphone）发言或公布自己的提议；每个人都可以“打消”（Block）某个提议，但它不是“反对”(a “NO” vote)，而是否决（a veto）；或选择“靠边站”（Stand Aside），即不参与行动但不阻止；整个过程设有共识促进员（Facilitator）负责协助整个流程，以便群众找到共识，作出决策。共识决策的方式不同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表决体系，不以压抑少数意见来进行决策，而是对提议进行充分讨论，从而形成共识。

“共识决策”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实践，证明“另一个世界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实政治也许是铁板一块，但在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分解、融化和重新浇铸之后，也能松动、改变并生长出新的可能。乌托邦也许远在它方，或只是头脑中的海市蜃楼，但经过不懈的探索，说不定也可落土生根、立现眼前。无政府主义常被说成是空想，但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是最有耐力和最具能量的行动者。在今天的时代，渴望忽然来一场革命，瞬间改变社会是不可能的；等待一个英雄，一支先锋队，或一个阶级团体来代理你的诉求，希望更可能会落空。无政府主义并未订立太过高远的目标，而是充满耐心、倾尽全力去追求一点点的进步，它所倡导的个人行动，从我做起，人人参与，互助互爱，每天在日常生活中累积，每个人的力量汇聚成河，直至愿景实现，未尝不是一条最易践行的道路。虽然西方研究者都把老聃庄周看作世界上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格雷伯也把诸子百家中的农家看作世界上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实践者，(7) 但在当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实践空间可能比其它国家和地区更迫狭。然而，如果你不再期待波澜壮阔的宏大革命景观，而尝试进入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那么当你在城市社区里开展共同生活，参与志愿工作领取时分券，到农村去发掘交工互助的传统，观察和参与村庄自治和基层民主，在网络世界里建立分享式的独立媒体，以个人身份参与各种公共议题，你都有可能会遇见、领悟或实践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在这个意识形态斗争不断反复的国度里，我们从未学会包容不同意见，也许，现在已经到了要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去污名化”的时候。

2012年12月10日，碧山。

注：

(1) Peter Kropotkin, The Encyclopedia Brittanica, 1910.
(2) 例如被称为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刘师复，曾于1907年在广州密谋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1910年，又与谢英伯、高剑父、陈炯明等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
(3) Peter Kropotkin, Mutual Aid, Dover Publications, New York, 2006. Page 241.
(4) 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合著，《帝国》(Empire)，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5) David Graeber, 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Prickly Paradigm Press, Chicago, 2004. Page 40.
(6) David Graeber, “The New Anarchists”, New Left Review, London, January and February, 2002. Page 70.
(7) 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Melville House, New York, 2012. Page 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