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层 文：蔡芳芳

Thomas Hirschhom（法国）：《斯宾诺莎之车》，装置，2009

诞生于1996年的上海双年展走到今天，经过了16年的历练，八届展览，成为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展。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31日，上海双年展即将迎来第九届展览。我们采访了本届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邱志杰先生，在访谈中，他向我们阐述了其策展理念，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艺术及展览的观念，提前了解本届上海双年展的精彩内容。

簧展人与艺术家，邱志杰更钟情于后者，作为一位活跃的艺术家，邱志杰的创作活动涉及书法、绘画、摄影、录像、装置、剧场等多种方式，参加过多个国际重要大展，如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第25届圣保罗双年展等。作为策展人。他对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做了很多的努力，策划7多个大型展览，如1996年的《现象与影像：中国录像艺术展》、2002年的《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录像专题)、2005年的<未来考古学：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等。

无论是策展人还是艺术家．邱志杰的艺术观念都震撼着当代艺术界，他愿意探索和尝试不同的艺术理念，为艺术追求者们竖起一座新的标杆。2005年之后，邱志杰很少参与策划大型展览活动，时隔七年，再次策划上海双年展这样大型的展览，想必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感受。

第九届上海双年展展览地址由原来的上海美术馆搬迁至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后者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未来馆”，展览主题为“重新发电”，这个主题与上海双年展的迁址、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创建不无关系，上海双年展的新地址世博会“城市未来馆”是原南市发电厂，曾经发电厂是城市能量的发动机，是物理能量的发电，在今天它则要转变为城市思想的策源地，成为文化能量的发动机，集结“发电型”艺术家为公众奉献一场文化盛宴。

主题展将由“溯源”、“复兴”、“造化”和“共和”四个板块组成。“溯源”是关于文化与思想资源的回溯与转型，关注作为社会动员者的艺术家的个体工作，集中了影响力巨大的各地艺术界大师级人物；“复兴”是关于文化和历史遗存的涅槃与复兴，聚焦于废墟再生，各地工业遗址和社区改造等，展示世界各地对历史的重访和重塑的努力，由项目类型的作品及年轻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组成；“造化”是关于当代生活和文化生产的转换与化成，此主题将做成一系列艺术家个展，呈现艺术家一件以上的作品，以回应展览中经常出现的艺术家作品蜻蜓点水似的语境化呈现的问题；“共和”是关于文化交流中所有人群的共振和共和，关注艺术家与艺术家、普通人之间的对话和交往。以此四个板块形成一条主题链。除此之外，还有特别展（《上海方舟》和《中山公园计划》）、城市馆及《圆明学园》。

其中，《圆明学园》是此次双年展中的教育项目，将各类国际双年展中常见的理论研讨会、讲座、交流编织在一个短期学院的框架中，它将是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的秋季学院，将从上海双年展布展期间开班，邀请国际知名专家现场授课，学员结业后将获得结业证书。《圆明学园》包括了一系列工作坊，包括策展教育工作坊、大众媒体艺文写作工作坊及科技与艺术工作坊，针对不同学科领域与受众形成真正的互动。

由本届双年展的总策展人邱志杰先生提出的城市馆模式则是本届上海双年展最大的亮点，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以城市为单位展示艺术文化在国际双（三）年机制中属于首次。这一构想已经得到很多城市的相关合作机构的积极响应，如：阿姆斯特丹、柏林、德黑兰、温哥华、伊斯坦布尔等，在此后的历届双年展中或许会以城市馆作为常规模式进行探索。将城市馆模式纳入上海双年展的框架，是上海双年展固有问题线索的逻辑推进，同时也是新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空间所提供的物理可能性。

Chico MacMurtrie（美国）：《TOTEMOBILE》，动力装置，2009

蔡芳芳：您在2005年以“未来考古学”为主题策划了南京三年展，此后您便很少参与到大型展览的策划中，时隔七年之后，您再度执掌上海双年展，此次“出山”策展的原因是什么？

邱志杰：当初做策展人其实也不是有意的，就像成为这次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我是“被迫”的，没有什么主观上的理由，2005年也是“被迫”的。策展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性价比很低，特别是大型的展览活动，很多时间要周旋在诸如行政方面的琐碎事务上，而不是思想和学术上的。

特大型展览是一件非常耗费人的精力和时间的事情．需要好的工作团队，它不像是简单的学生展览或小型个展、群展．这些小型展览受客观目素的影响较小。大型的展览活动则不然，场地、团队等都会影响到展览的效果。

上海双年展的工作团队在国内来说部算是很强大的，今年上海双年展“搬家”了，由原来的上海美术馆搬到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原上海美术馆比较成熟的系统去了中华艺术宫，所以双年展工作团队很多事情都需要重新学习、磨合．比较辛苦，这就需要策展人去协调各种事情。所以大型展览活动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调动，但这种调动有时候未必会达到理想的效果。

蔡芳芳：大型展览策划确实非常辛苦，参展艺术家多，展览准备时间长，需要策展有非常好的协调和掌控能力。本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重新发电”，仍然探讨与“城市文化”相关的问题。展览场地由上海美术馆搬迁至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后者的前身是上海世博会“城市未来馆”，本届上海双年展在艺术家、策展团队及主题的选择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邱志杰：最大的特点是城市馆，这个想法我已经提了很多年了，直到今年才付诸实践，在本届上海双年展中将是亮点和特点，也是这届上海双年展的一个大改变。

蔡芳芳：您是基于什么原因想做城市馆这样一种展览模式？

邱志杰：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觉得用国家作为文化单位，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一个纽约人可能觉得自己并不是美国人，他就是纽约人，大量拿着各国国籍的人创造了纽约的生活、文化、艺术，你去纽约会看到很多的纽约客，但他们不见得就是美国人。就像巴黎的文化大于法国，这也是今天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第二，城市会把人们的距离拉开，艺术形态方面的东西可能会被搁置，回到一些比较生活化或者基础的问题，有参与性的话题上面对共同的因素，比如不同城市之间的人可能会讨论房价、交通等方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把人们拉到一个相对平等和相似的交往空间里，彼此的差异更多地会成为一种资源，所以我觉得这是城市概念比国家要好一点的原因。

威尼斯双年展做国家馆模式，就像火锅一样，威尼斯是汤底，而国家馆则像不同的菜品，这样的模式值得借鉴，因为它可塑面广，但问题在于国家馆模式遗传了殖民主义时代的所有问题，城市馆模式借取了火锅模式的好处，又比火锅模式好一点。

蔡芳芳：目前城市馆展览的组织状况如何，达到您的预期了吗？

邱志杰：远远超过当初的预期。当时上海双年展邀请我做策展人的时候，我的条件就是一定要做城市。请他们允许我做城市馆这样的实验，如果实验成功的话，就把它固定下来，作为上海双年展的模式之一。

城市馆的想法我已经提了很多年了，展览组委会也有点动心，但缺乏坚定的信心，他们也曾怀疑上海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将这么多的城市文化聚集在一起。但我相信上海有这样的实力和魅力，于是提出说如果城市馆能做七到八个，那么城市馆的概念就是成立的，而做到十几个的话，他们就可以表扬我了。实际情况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做五、六十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最终可能会选择三十个左右的城市馆展览。

我在向里昂、杜塞尔多夫等发出邀请时，他们都得到了当地市政府的支持，所以在准备城市馆的过程中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甚至后来我们不得不关闭了城市馆展览的申请，因为规模太大了，跟我们的工作团队有点脱节了。

姚瑞中：《失落社会档案室》，摄影，2008-2012

蔡芳芳：这次城市馆的尝试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了。在双（三）年展中城市馆概念是第一次出现。

邱志杰：是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首次出现的，国外的圣保罗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等设置的都是国家馆．而没有城市馆的模式。

藜芳芳：城市馆模式可能会成为今后上海双年展的模式。您曾撰文说“策展是一种治疗”，那么本届上海双年展“治疗”的是什么？

邱志杰：很明显是对展览的治疗。一些国际双年展过多的和体外文化相结合，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世博会，但展览和世博会、奥运会应该是非常不同的。有人认为双年展是艺术界的奥林匹克，虽然奥组委会说重在参与，实际上奥运会是国家实力的展示，国家和国家之间

并不会形成共同体；世博会展示的是国家文化的特殊性，是国家文化的成就和荣耀，也难免会带有民族主义色彩。

艺术双年展则有不同的使命，它不是炫耀你的文化又多么辉煌的成绩，而是展示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展示艺术家的想象力及对现实的批判。在寻求胜利的竞技比赛中人们可能会相互为敌，在展示成就和独特性的时候可能只会引起围观，只有在困境和批判性面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才会被拉近。所以，对我来说，策展就是一种治疗，治疗展览中存在的问题。

Monika Sosnowaka（波兰）：《无题》，装置，2009

蔡芳芳：您是策展人，也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参加过国内外很多重要的大展，您觉得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关系是怎样的？作为您自己，您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邱志杰：我的身份我认为就是艺术家，而且我认为历来最重要的展览都是艺术家策划的。但实际上很多艺术家都不自信自己能够策划一个好展览，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去邀请策展人，在小的展览活动中我不认为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当然在超大型的展览活动中，二者还是存在一定差别。因为大型的展览活动是一个系统，就像拍电影一样，策展人就是一个展览活动的导演，需要协调各种事务，把控各种场面和情况，二者的差别就很大。

就我个人来说，我不觉得二者之间存在需要协调或者平衡的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策展人。

蔡芳芳：艺术家邀请策展人策划展览的情况在艺术圈内是非常普遍的，确实艺术界还存在非常多的问题，您觉得下一步如何健全策展机制、完善展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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