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钧：闭上眼睛，聆听城市声响

转：艺术世界
丁宁 | 采访

姚大钧，声音艺术家，媒体艺术家，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开放媒体工作室主任，奥地利电子艺术大奖（Prix Ars Electronica）评委。现居杭州。 


ArtWorld：怎么会想到组建“中国声音小组”（China Sound Unit）？

姚大钧：1997年我开始在中国各地做实地录音，当时就觉得这个工作极为重要。第一是中国、外国都没有人做；第二是中国的声音现象和外国完全不同。于是，我有计划地组建了“中国声音小组”，参与者都是我认识的朋友，主要在哈尔滨、上海、北京、台北这些城市。但录音工作做得最多的其实是我自己，有时我到什么城市，就等于是那个地方的声音小组。当时北京是我录音的第一重点，北京城里的声音是变化最剧烈的，因为它拆迁的速度非常快。比如一个胡同区整个拆掉变成公寓大楼或者商业大楼区之后，原有的声音生态完全就被破坏了。小贩的叫卖，收废铁、收垃圾的吆喝声，还有胡同邻居之间寒暄的声音，这些都瞬间消失。即使是像西单这样长久以来的重要传统街区，一夕之间就能被拆掉变成一片新空间，社区结构完全被消灭。所以当时我看得很清楚，知道这些地方要加紧地录，危机意识很强。另外像我当时在后海银锭桥一带的录音，现在也因为那个地区的剧变而成为重要社会史料。
慢慢地，经过实地的实践，“中国声音小组”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态度——以人为主，强调“人本”的声音哲学，或者说是听音的态度。但我们绝不只是做纪录，而是整体性地在对中国声音的现象本体进行监听、思考、采集、整理、分析、保存、解构、和重新语境化（也就是再创作）。这批中国声音档案经过十多年的窖藏，最近开始在 Post-Concrete 唱片公司网站上的 “Archival Vinyl黑胶档案系列”中公开，是文化、历史、社会研究的珍贵文献资料，是研究都市史、城市规划、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方言学、语音学、心理学、家族治疗、空间声响学、声音艺术学等的一手材料。

ArtWorld：为什么会决定以城市声音作为研究对象？

姚大钧：因为我们主要是对人有兴趣，城市声音其实就是人的声音，社会的声音。从一开始，“中国声音小组”就坚持自己的听音及观察方向，纯粹关切本国人文环境及人本声响实体，与英国、美国、欧洲、日本强调自然界和唯物的聆听与创作方向背道而驰。
我们的态度很早就定了，因为我们在中国对自然界的声音是没有兴趣的，我们非常刻意地表明对它毫不关心。这实际上是出于对国外实地录音方向的一种激进反动，因为国外的这种自然界聆听和录音已经是几十年来的主流。这种膜拜自然界的录音习惯，主要就是避免人的声音，比如现在有人在讲话，或是有架飞机飞过去，这些对他们来讲是极力要避免的，甚至觉得这些声音是肮脏的，是不洁的。所以他们强调一种所谓完全自然的声响，因为人为干预是违反自然的，这就跟“中国声音小组”的态度完全相反。
有个趣事，“中国声音小组”的作品曾经入选国外某个重要电子艺术大奖，但在最后关头因为其中一位评委是我们作品文案中强烈批判的自然界动物录音代表艺术家，所以他报复性地把那件作品否决掉了。这个故事可以说明我们的美学立场多么受到国外保守派的反对。
一方面，我们觉得人类社会根本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论是人的身体发出的声音，或是人们制造的机器发出的声音。一辆卡车或公车开过去，这在实地录音里并不是噪音，而是现实的反映，这是出发点的不同。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在中国最有意思的就是人的声音，不管是用机器用身体还是嘴巴发声。当下中国城市的情况大多是一样的，到处都是交通的噪音、机器的噪音、环境的噪音，而不同城市之间的声音主要依靠语言去区分。我们可能从当中看到中国人对声音环境的不尊重，或者对个人的宁静权利的不尊重，因为这里会有很多干扰你的声音。实际上，公共空间的声音侵犯是很严肃的问题，它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程度。越发达国家的公共空间的声音干扰就越小，北欧这都是非常安静的地方。往往你走在街上只能听到录到一些脚步声或者教堂的钟声。但是如果到了亚洲，到了中国，会有大量公交车、洒水车警示声一类的声音。很多公共单位发出的大量不必要噪音，个人在公共空间的高音量手机对话等等，都表现出我们对声音的不尊重，对个人权利的不尊重。但同时恰恰就是因为中国的这种声音现象不同于欧美，它定义了中国声音特色，才觉得特别有意思。

ArtWorld：你什么时候开始做手机监听？

姚大钧：大约是1996年的时候，当时我在美国，突然发现大家在玩一个新东西就是手机监听。当时手机本身就很新鲜，而当时的手机是可以被监听的，但国内知道这个技术的人几乎没有。我就带着这种设备到中国各地，发现可以听到大量手机对话内容。当时非常惊讶，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平常能录到的声音多半是公共空间或半私密空间的声音。而在不同的城市里这些声音类型其实是很高度同质的，只不过语言方言会有差异，录久了之后就会感到一种麻痹。手机的对话则是另一种空间，但这个空间是很奇特的。因为我们一般聆听一个城市是去听整个的城市空间，而手机是打破实体地理空间的。好比在西湖跟另一个人打电话或者说跟另外一个城市打电话，这当中的距离是没有意义的。但它也不是所谓的虚拟空间，而是另一个空间，是一个内在的私密空间。这个私密空间对我们做录音的人来说很有意思，除非你暗藏一个窃听器在某个卧室里你才能听到某些极其个人的对话。但是在手机监听中，所有的内容都是令人震惊的。
手机监听和实地录音又很不一样，因为实地录音的录音者清楚自己在录什么内容，但手机监听的录音者都不太清楚这两个人的对话发生在哪里，只能靠自己想象猜测。第一，你不能辨别这个空间地点，第二你不知道这主角是谁。更加特别的地方就是，做这种
手机监听，有时候你只能收到一边的信号，这是你没法控制的。所以这时就更加悬疑了，你只听到两人其中一方的声音，却不知道对方那边在讲什么，甚至你不知道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是同学还是什么关系，然后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的猜测和想象空间。而听觉的很大乐趣就是所谓的“幻声”，“幻声”的特色在手机监听里就特别明显。幻声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不到发声源，但可听到那声音，这本身就很离奇。比如说我在这个咖啡馆里录一段声音，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播放，那么收听的人他完全不知道这是在咖啡馆，也不知道这儿是几个人，旁边有没有服务员，都很难知道，所以他会去想象周围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在没有视觉信息输入的情况下，声音的力量就呈现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代你会觉得专门拿个录音机出去录音很土，因为在 iPhone 上你根本可以录像，录像里面就包括了声音，它既有视觉，又有听觉，那么单独去记录听觉岂不是一件蠢事？但其实不然，你如果真正了解声音的魅力及其特质的话，就会知道在只能听到声音的情况下，因为视觉信息不存在，你就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而声音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里得以呈现。
这就是人们在声音艺术的讨论中所强调的“盲听”，比如让听众在演出时把眼睛蒙起来或者把灯关掉，因为你在没有视觉信息输入时候，你听到的是非常丰富的。即使是听传统音乐，不管是流行歌还是古典乐，把灯关掉跟把灯打开，你听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在以前听音乐比较专心的时代，我们会在家里坐着面对一套音响，然后才放唱片来听。但这个习惯现在已经被电脑耳机或电脑音箱时代的多任务式聆听取代了，那神圣感神秘感和专注度就没有了，这个剧变也是大家完全不自觉的。

ArtWorld：那么“中国声音小组”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姚大钧：在表面一层，如前面所说的，我们可以作记录、分类，甚至免费公开我们的档案。也可以用中国声音现象创作作品，无论美术空间导向的声音装置作品或是现场演出，出版唱片等等。然而本质上，“中国声音小组”不同于许多欧洲美国加拿大的声音艺术家以“创作／作品化”的方式对待声音体，极端相反地，我们采取高度尊重声音本体的态度：声音体，即声音体。对于艺术作品／文件档案之间的定义区别我们毫不关心，无意给声音体强加高度破坏性之自我烙印。聆听的这个行为与对象本身，才是终极关注。
而在深层意义上来说，我们希望提高人们对于中国声音现象的认知，对中国本地声音本体的重视，不论是从把玩聆听，或是社会思考层面上来说。我们希望面对中国声音现象的独特性，反对拿西方录音艺术运作方式和美学习惯来操作中国声音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