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上海双年展将出版Boris Groys文集作为教育项目“读本”，由杜可可小姐翻译。期待中。

上双策展笔记20 评注格罗伊斯《谷歌：超越语法的词 》一文

-邱志杰标注版

我们可以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场与世界的漫长对话。 人拷问世界，世界也拷问人。对话内容取决于我们能向世界提出哪些合法问题和世界能抛给我们哪些合法问题 ——以及我们如何辨认与问题相关的答案。 如果相信上帝创造世界，你问的问题和等到的答案一定跟那些相信世界是“经验现实”的人不一样。如果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你参与对话的方式肯定跟那些相信 “人是欲望产物”的人有差别。 因此，我们和世界的对话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预设基础之上，这些预设既决定了对话媒介，也决定了其修辞形式。

今天，我们与世界的对话主要通过互联网展开。向世界提问时，我们是互联网用户；回答世界的问题时，我们是内容提供方。两种情况下，我们的对话行为都取决于互联网框架内能够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就目前互联网运作机制而言，这些规则和模式的主要决定权在谷歌。因此，今天的谷歌扮演着过去哲学和宗教扮演的角色。就人类与世界对话的规定性要素来看，谷歌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用严格形式化并普遍适用的获取规则替代“模糊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预设的哲学机器。这也是为什么分析谷歌运作模式（尤其是分析决定其结构和功能的哲学前提）对当代哲学研究至关重要。下文我将表明，作为一台哲学机器，谷歌在哲学史（特别是近期哲学）上自有其沿革谱系。

我们先看看谷歌与世界对话的规则。根据这些规则， 问题必须以一个词语或若干词语的组合为中心来组织。搜索引擎搜索包含这个词或词语组合的一系列上下文，以此作为答案提供给用户。这就意味着，对谷歌来说，合法的问题就是有关单个词语含义的问题。同时，对该问题的合法解答就是搜索引擎能够找到的所有曾出现过这个词的上下文集合。最后显示的搜索结果之总和被理解为用户查询关键词的真实含义。因为除了有关单个词语含义的问题以外，你不可能以其他任何形式向谷歌提问，这一真实含义就成了当代主体唯一可能获取的真理。与之相应，在这里，真正的知识就被理解为人类目前操作的所有语言中所有词语的出现案例之总和。

（邱注：这个哲学预设其实非常维特根斯坦，就是说语词的意义是由人们在各类语境里面如何使用它，也就是，它被使用的历史来定义的。 答案就是历史。你问它“这是什么意思”，它回答你“看看，人们都是这么用它的。这就是它的意思”。）

因此，谷歌预设了语言向单个词语的彻底消解并对其进行编码。它借助摆脱了语言通常规范（即：语法）的词语来运转。传统上，当我们选择语言（而不是通过，比方说，宗教法悦或性欲）作为媒介与世界对话时，我们都会假设，为了提出合法的问题，必须遵从正确的语法，比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世界是否出自一种更高级智慧之手？”等等。显然，这些 问题能够也应该由一种语法上正确的话语给出解答，比如哲学教诲、科学理论或文学叙事。

谷歌把所有话语都消解成词语云，这些“词云”以超越语法的词语集合体为形式运转。它们不“说出”任何东西——它们只包含或不包含这个或那个关键词。相应地，谷歌预设了单个词语从它们各自语法链条中的解放，词语不再受制于被语法规定的等级体系。作为一台哲学机器，谷歌运转的基础是对语法外自由的信仰：所有词语彼此平等，它们有权向任何可能的方向自由移行 ——从一朵特定的“词云”到另一朵。谷歌显示的这种移行轨道就是某个具体单词的全部真相。所有轨道加在一起就是语言整体的真相，在这个真相中，语法失去了对词语的控制力量。以前，语言通过语法在词语之间划分等级。而这个等级影响，甚至决定着知识的哲学质询以及真理的运作方式。与此相反，如今，借助谷歌进行的质询将超出语法之外的“词云”——有关键词出现的“词云”——预设成了答案。

（邱注：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最常用的语法的植入，当然，这避免了唯一性。）

实际上，将真理理解为单个词语的真实含义在哲学上并不是 什么新鲜事。柏拉图早就问过“公正”或“好”等单个词语的含义。因此，他是开启词语逃离神话叙事和诡辩话语语法控制解放之路的第一人。但他认为，该含义只 能在某朵特定的词云中找到，而这朵特定的云高高漂浮在纯粹理念的超越性天空上。后来，百科全书和字典试图对单个词语进行标准的规范性定义。这些百科全书和字典将词语的解放史又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但词语的自由仍然受限于它们在规范化语境里的使用。二十世纪哲学进一步推动了该进程。从索绪尔和罗曼•雅各布森 开始的结构主义把注意力从词语的规范化使用转向它们在当代语言内的实际使用。词语的解放事业由此前进了一大步，但词语用法的规范性语境这一概念仍然没有太大变化。当下鲜活的语言成为最典型的规范性语境。考察“日常语言”的英美哲学传统同样建立在一种对当下的意识形态信仰之上。真正的变化始于后结构主义—— 尤其是德里达式的解构。这时候，词语开始从一个语境向另一个语境迁移，迁移过程中不断变换着意义。这样一来，任何试图建立规范性语境的努力都被宣布为徒劳。但解构主义把这种迁移理解为一个可以拥有无数轨道的无限移动过程，所以任何有关词语意义的问题都变得不可回答。

（邱注：语词脱离语境与“真理”直接挂钩当然是典型的柏拉图主义，在柏拉图那里语词直接应该是“理念”的影子。而高高在上的“理念”无论现身在哪个语境里面，它的真身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并不随语境的变化而变。这样，“符号分类集”式的词语观才成其为可能。 但是，事实上字典也是要提供语境的，字典总是离不开例句。后来的那些把词语意义联系在语境上的学者是多少反柏拉图的。规范化的语境，就是所谓语法，维特根斯坦把它解释为习俗，从而保护了确定性。 德里达模式其实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语言的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交流得很好，偶尔存在误解，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语词的意义并不出现德里达式的无穷后退。
对我来说，德里达模式貌似彻底的反形而上学，其实恰恰存在着回归柏拉图的可能性。）


因此，从至少两个方 面来看，谷歌似乎对解构主义提出了回应。一方面，谷歌从根本上也把语言理解为一种拓扑空间（topological space），其中单个词语按照自身轨道运转——令任何想把它们划分到固定的规范性语境，为它们分配规范化意义的努力都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谷歌从根本上相信这些轨道是有限的——因此是能够计算和显示的。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语境文本的数量无穷无尽，因此单个词语可以永远游走于无数不同的轨道之间。但这种 想象忽略了下述事实：每个语境都必须有某个特定的物质载体——某种媒介——才能“真实”存在。否则，这样的语境就只是虚构之物，也就跟我们对知识和真理的 追求没有太大关系。可以说，谷歌把解构主义颠倒了过来，用一台有限的搜索引擎取代了语境无限但只是想象层面的增殖。这台搜索引擎要找的并不是意义无限的可能性，而是一系列在事实层面上可获取的语境集合，通过它来确定词语意义。
实际上，哪怕一切词语可以出现在一切语境下，这种想象的无尽嬉戏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在这样的极限情境（limit situation）下，所有词语的意义都变得相等——它们塌陷为一个意义为零的漂浮能指。谷歌通过将其搜索结果限定在真实存在并已在网上显示的条目而避免了这样一种结果。每个词语的轨道仍然是有限的，因此彼此不同。我们可以说，意义集合体变成每个词最大的特征，这些词语在语言内部移行过程中累积的上下文集合成为该词的象征资本。这些“真实的”（即：物质的）集合体也彼此不同。

（邱注：事实上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模型。真正使用谷歌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发现到一定时候，后面的内容再无新奇。）

在使用谷歌搜索的过程中，互联网用户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元语言的位置。的确，作为用户的用户在网上并不呈现为某个词语文本。当然，你可以上网搜索自己的名字——然后得到所有曾经出现过你名字的文本。但这一搜索结果显示的并不是作为用户的你，而是作为内容提供方的你。同时，我们知道，谷歌会追踪单个用户的搜索习惯，根据他们的习惯调整搜索内容。但这些内容——主要用 于广告目的——通常是用户自己无法察觉的。

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之家——一个人类居住的场所。这一隐喻预设了下述理解：语言是一种语法构造，语言的语法规则的确可以比作房屋的建筑构造规则。然而，单个词语从原来的句法结构中解放出来后，语言的房屋变成一朵词语的云。人在语言上变得无家可归。通过词语的解放，语言的使用者被送上了一条实际超出语言之外的轨道。人不再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是词语的守护者，而变成了词语的策划人（word curator）——要么利用旧的语言背景、场所和领地，要么创造新的。因此，人们所说的词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词。相反，他／她让词语在不同语境之间出 现或者消失——以一种完全无声、纯粹操作性的、超语言或元语言的实践模式。

（邱注：词语的策划人这个说法是美妙的。它可以接受是因为策划人首先是仓库保管员，然后才是一个贴标签的人和展示者或者教育者。策划人拥有的自由对我来说是有限的。我们固然可以策动对语词的创造性使用，像诗人们所做的那样，但是仓库里的存货决定了我们展示的基础是什么。）

（邱注：海德格尔固然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但这个“家”不是呆着不动的房子，而是一条道路。我们住进存在的家就是走上了存在的林中路。行走者和道路的关系同样可以类比于对于语词的“策划性”的使用，行走者总是受制于既有的道路，但当然他可以往树林中走出新路来，所谓“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是无论如何，行走者所走出来的路总是连在老路上。从老路上连接出来的新路有不少，但是有的路走的人多有的路走的人少，有的后来慢慢又会被荆棘杂草淹没。大家都走的路又变成了老路。这个模型是兼容确定性和变化的。确定性如果挂靠在柏拉图式的玄学上并不安全，也不能解释词语的变化和淘汰，但是不挂靠在形而上学之上，而是安家在习俗和语法中的确定性，并非不可靠）
（（邱注：这又让我想到中国和信仰的关系。中国人理性成熟得很早，自古神话不发达，宗教不发达，历史发达。辛德勒不能赞同大屠杀可能是因为宗教意识，而一个中国古代的将军不屠城，绝对是因为害怕遗臭万年。求助得时候，我们并不是去庙里求神，而是求告于自己的祖宗。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人的信仰。这就想传统和习俗成为意义的基石。）

关于语言使用上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很好的一个例证就是肯定性质的文本与批判性质的文本间的差别越来越小。语法的消解和词语的解放使“好”与“不好”、肯定立场和批判立场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只有某个词（或名字、理论、事件）是否出现在一个或多个语境中。就谷歌搜索而言，出现在肯定性语境里和出现在批判性语境里给一个词带来的象征资本是相等的。因此，肯定和否定这种最基本的语言操作变得无关紧要，取而代之的是某些词语在某些语境中的纳入或排除这种超语言的操作——这正是“策划”的定义。“词语策划人” 处理文本就像处理“词云”一样，他／她感兴趣的不是这些文本“说”了什么，而是哪些词在这些文本出现了，哪些词没有。

实际上，二十世纪初的前卫艺术运动早已预见了这一发展趋势——尤其是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912年有关“句法毁灭”的文本。他在文中呼吁把词语从句法链条中解放出来。差不多同一时期，1914年，他提出了“自由文字” （parole in liberta）概念，类似“词云”的雏形。众所周知，他还开始有意识地在艺术和政治实践中追求对欧洲布尔乔亚文化阶层带来震惊或困扰的效果。这样，马里内蒂相当于首创了一种负面的自我宣传。他明白，在文字解放的时代，成为公众厌恶甚至仇恨的对象远比成为公众赞同的对象能获取更高的媒体曝光率。而我们都知道，到了谷歌时代，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自我炒作策略。

（邱注：更应该注意到，解放和自由与禁律相互关联。如果没有倾听者的陈词滥调作为前提，马里内蒂的反叛连成为丑闻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负面的自我宣传。所以下文说到的词语解放的乌托邦实际上从来没有真的实现过，就像德里达的词语狂欢节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达达诗何曾被认真对待呢？谁会认真拿出自己的心灵来承受达达诗的弹雨？人们只是用心回应用心者。而艺术毕竟不是由语词使用状态是否自由来裁定的，而是发生在人心和人心之间。很自由的语词使用状态，与我何加焉？对我的习惯来对症下药的新语用方法，才会使我心有戚戚焉。）

词语摆脱语法控制的另一个源头可以在对语言的弗洛伊德式运用中找到。此处，单个词语的作用几乎就像互联网链接：它们脱离各自的语法位置，开始成为通向其他潜意识语境的连接点。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大量运用了这一弗洛伊德式的 发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观念艺术创造了文字语境和文字云的装置空间。前卫艺术实验已经试过将声音碎片和单个字母从按语法规则建立的词语形式控制下解放出来。今天，我们在“实时”追踪谷歌搜索的过程中，这些过去的艺术实践不断闪回。而如今的搜索引擎在关键词的正确语法形式出现以前就开始工作了。

（邱注：为了象征性的定性而工作，比如说：这是未有过的，这是解放，因此它值得一做——这是典型的二十世纪前卫主义热病。彻底解放不带来价值感。）

因此，我们可以说，面对语言，谷歌以其元语言、操作性和控制式的处理方法，把自身更多归入了二十世纪前卫艺术的传统，而不是高级哲学的传统。但同时也正是这种艺术传统对谷歌的实践提出了挑战。词语的解放斗争也是争取词语平等的斗争。词与词之间的激进平等——脱离了语法规定的等级结构——将语言投射为某种完美的词语民主体系，对应政治民主。的确，词语的解放及其自身的平等也把它们变成了一种可普遍获取的东西。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的前卫诗歌和艺术创造了一种谷歌的乌托邦版本——被解放的词语在社会空间自由移动。实际存在的谷歌既在技术－政治层面实现了词语解放，同时也是对这一乌托邦梦想的背叛。

（邱注：这恐怕被夸大了。这里所说的乌托邦可以说是词语的无政府主义，通过达达或者超现实主义的努力，解放的语词早就获得了合法性，被允许存在。但结果并不是在社会空间中自由流动。社会空间中的词语不仅政治上不平等，经济地位更加不平等。无序的激进平等的后面，资本会决定那一个词地位更高。这也就像绝对的政治民主，会导致拥有最多宣传资金的人胜出。）

诚然，当我们使用谷歌来揭示语言的真理，即所有单个词语轨道的完整集合时，我们可以质疑它是否真的会显示每一个真实存在的上下文语境。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显然只能是否定的。首先，这些语境中很大一部分仍然处于保密状态——要访问这些页面，你必须要有特别的通行帐号才行。除此以外，谷歌还会挑选某些搜索项放到比较靠前的位置，而用户一般也只看前几页的搜索结果。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谷歌搜索引擎本身的元语言位置。正如前文所述，互联网搜索引擎的用户站在一个元语言的位置。他／她并不说话，只对词语和上下文语境进行筛选与评估。然而，谷歌本身也躲开了语言表征。它所做的前期筛选和排序也是一类词语策划行为。互联网搜索的主体知道，他／她对上下文语境的筛选与评估依赖于谷歌搜索引擎的前期筛选和评估过程。用户只能看到谷歌显示的内容。因此，用户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谷歌具有一种隐藏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主体性——按一种世界阴谋的模式运作。如果谷歌搜索是无限的，上述阴谋论式的想法就不可能出现——但它是有限的， 因此就有可能被人操纵。我们的确很难避开下述问题：为什么显示这些，而不是那些语境？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搜索内容被放到首页？通过观察单个用户的搜索习惯，谷歌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隐蔽语境？

（邱注：谁来扮演谷歌谁都要承担这种阴谋论置疑。事实上假定呈现范围是不筛选的和无限的，还是有排序的问题，排序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引人人们的阅读和理解都依然是依据时间轴线进行的。先入必然为主。无论人们如何夸大非线性和超文本，人们思考问题依然是按照时序进行的。
谷歌自身存在着向用户需求“学习”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用户需求决定了它的排序原则。假如它没有能力提供比较合乎我们的目标的排序，我们还是会投奔百度和必应的。因此，阴谋论的源头就在我们身上：为什么那些回达对我们来说已经构成了回答而另一些不是？
问题还在于，这种置疑在百科全书或字典编撰的时代是否盛行？如果说出现的不多，那么为什么谷歌在今天要承担这种阴谋论置疑？媒体批评所形成的新的阴谋论传统，甚至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反乌托邦传统，在这里扮演了什么样的积极角色，这可能是值得考虑的。）

这些问题引向一个最近几十年在知识界氛围中影响日益提高的现象。此处我说的是形而上学历史的政治和技术转向。形而上学的终结过去就有人讨论，现在仍是个热门话题。但我的观点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正在经历的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终结，而是形而上学的民主化与扩散。互联网用户并不“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她并不在语言中。而谷歌将其自身呈现为一台形而上学机器，受一种元语言、形而上的主体性的控制。因此，谷歌搜索的主体加入的真理斗争一方面是形而上的，另一方面又是技术和政治的。这场斗争是形而上的，因为斗争目标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现世”真理，换句话说，不是某个具体的语境。相反，斗争目标指向真理本身的获取渠道——此处被理解为所有物质上存在的语境之总和。人们想要争取的是信息自由流通的乌托邦理想——被解放的词语在社会空间的整体性中自由移行。

（邱注：确实，谷歌的知识获取方式和意义给出方式，是用历史和经验综合代替古典形而上学的。使用语境决定意义的模型在日常语言学派里面已经明确，这已经赋予现世经验一种合法性。理想状态也就是日常使用能够大体无碍地进行，同时不妨碍我们开玩笑、谎言、妙语等语言游戏。这个模型，德里达统统不准备给出。所以，对我来说，德里达式解放是一个一望既知行不通的无政府主义方案——（或许我应该把德里达方案画进我的乌托邦地图里面的无政府主义海湾中）。相反，维特根斯坦方案比较像霍布斯从林中走出来的恐惧的人互相订立社会契约。对我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基于社会性的乌托邦。）

然而，这场斗争也是技术的，因为如果我们认定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所有词语 已经是自由和平等的，那么它们的每一次纳入与排除都必须被认同为一种政治、技术或经济力量的行为。如果没有词语完全解放的乌托邦图景，谷歌不可能存在—— 对谷歌的批判也不可能存在。只有当语言已经变成“词云”，我们才有可能针对单个词语的象征资本提出问题——因为只有这时候，单个词语的象征资本才变成纳入与排除这种超语言实践的产物。要对“真实存在的”谷歌进行批判，只能选择所谓“乌托邦谷歌”的诗意视角——这个乌托邦谷歌代表了所有词语平等和自由的理念。解放了的词语这种乌托邦式的前卫艺术理念催生了一种“难解的诗学”（difficult poetry），可能令许多读者望而生畏。然而，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理念决定了我们每天为争取信息自由流通而进行的普遍斗争。

（邱注：我的意思是，谷歌的乌托邦基础并不是德里达式，或者说达达或马里内蒂未来主义式的词语全面解放。这种无政府主义并不构造意义。如果解放至此，我们没有人会使用谷歌。其实，谷歌的哲学基础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它的贡献在于，我们可以摆脱字典的形而上学残余，在谷歌给出的使用语境里面领悟“词语云”在生活中的“用法／意义”，而这个使用的历史就是意义的源泉和全部。此外，作为谷歌使用者，我们依然从谷歌筛选过的原料中再次筛选，保留了一种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格罗伊斯在这里所说的“词语的策划人”生涯依然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好好地按照别人讲话的方式学会讲人话，然后，高级地将讲话，那就是：开玩笑，说谎，话中有话，说怪话，写诗。）

（邱注：但谷歌所不能改变的是，不管谷歌搜索的“元语言”如何完美设计，资本还是潜在地决定词语的不平等。这也就是为什么，上述的“高级地讲话”的那些活动才依然是一种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