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英琦　来源： 《艺术与投资》




西九龙文娱艺术区(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从提出、落马到重新上马兜兜转转十余年，文娱艺术区的终极设计方案仍然落在诺曼·福斯特(Foster & Partners)手上。拉下了天幕，再造一片城市绿林;方案尚未动工，诺曼·福斯特已稳赚4900万港元的顾问费加8400万港元的“赢家顾问费”。十年以来西九文化区计划在民间质疑与博弈声中被推倒又重来，市民忧虑文化项目沦为地产项目之时，西九龙地皮后方的豪宅“凯旋门”的空中复式楼盘创下每平方米超过3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当年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的216亿港元拨款能否抵上近年的通货膨胀? 当局唯有 “睇餸食饭”1，毕竟现在的西九仍是一块空地。

　　西九文化区：
　　规划十年的八个失败

　　西九由1998年开始规划至今，蹉跎十年，走错了许多步，走了许多冤枉路。由1998年施政报告中的“一个新文化设施”至两年后突然变身为“整个文化区”;由2003年准备把四十公顷卖断给发展商的“单一招标”至推倒重来，决定拨款二百多亿成立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由五年前的没有高铁站变成“高铁站主导西九发展”;由建一个新文化设施的简单构思至大言不惭认为西九应面向六千万广东省观众，西九的发展都令人扑朔迷离，摸不着头脑，无论是理念、定位或方向，都有点“越讲越大”的感觉。

　　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说：

　　“……如你们认为西九文化区的观众只是香港的700万市民，就大错特错，发展眼光太短浅。请你们放眼远看，将来广深港铁路开通后，广州来香港只是48分钟，每10分钟就有一趟火车……。因此我们的观众群至少是广东加香港，大约6000万居民。”1

　　大家认同上述司长的话吗?

　　关键的实践时刻到了，在概念阶段仍可以包装和口号为主，但实践和建立一个文化区是严肃、认真的，没有快捷方式，政治化妆术也不管用，数以百万对眼睛牢牢望着西九管理局，充满期盼，等待着西九文化区从平面图纸悠悠升起，从虚拟变成真实，兴建文化硬件，发展文化软件，设计问责管治，尊重文化专业，重视公民参与。

　　十年西九规划的过程，让我们看透了官员视野的狭隘、文化政策的落伍、文化架构的枷锁。与西九有关的决策见步行步，缺乏宏观理念和价值取向，按主事官员的喜好变调。香港的文化政策仍充满殖民性，香港的文化艺术教育仍靠边站，香港文化界仍被看轻，一般香港人呢，就对文化发展充满误解，漠不关心，他们会大声说“我哋无文化”，因此，谈西九，他们没反应，没感觉。

　　在这样的香港，若你还关心西九，若你仍对西九有乐观的想象，若你对文化艺术仍有一团火，你首先要用较批判的态度了解过去十年发生了什么，为政府走错的、走冤枉的每一步把脉。只有理解过去的不足，才有信心改变未来。

　　我大胆的说，西九规划十年，可用“八个失败”来概括。热爱文化艺术的朋友，请我们首先面对和反思下述的“八个失败”，再考虑如何介入、参与，让“失败”成为“改变”的愿景的失败动力。



图_C&G Apartment、香港雕塑学会、亚洲艺术文献库、黄国才先生

　　愿景的失败

　　香港为何要建西九文化区?十年前，特首董建华决定把西九四十公顷临海宝地作文化用途，他对西九的愿景是什么?1998年，董特首在施政报告说，香港旅游协会的报告显示，不少游客爱观赏香港的演艺节目，香港需要增设大型演艺场地。于是，西九规划与大屿山发展等均被视为对香港旅游政策有利的“中期旅游项目”。 今天，唐司长继续把焦点放在珠三角，憧憬着高铁将为西九带来大量的珠三角观众，刺激旅游和消费活动。诚然，不少游客对文化活动有兴趣，但如果耗资216亿的西九文化区未能吸引香港人，若文化区的愿景不是从香港人出发，提升七百万人的文化素养，需要游客“撑起”西九，那这个文化区的存在价值已成疑问。

　　游客主导的西九愿景，让西九颇有“文化主题公园”的感觉。但作为“买回来”的主题公园，迪斯尼已是个失败的个案。政府花了二百多亿投资迪斯尼，相信这笔钱已“见不到家乡”，难道政府仍未醒觉?

　　迪斯尼“跑输”海洋公园的启示，是我们不能再忽视本土文化。因此，西九的愿景必须是提升本土文化，必须与培育创意产业和本地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愿景相辅相成。可惜，西九管理局的核心思维仍是模糊的以旅游主导，是为“愿景的失败”。

　　策略的失败

　　过去十年，欧美各地城市都用了“文化规划”的策略改造和更新城市，成功的例子有英国纽卡斯尔和西班牙毕尔包等。纽市和毕市本来是工业小城，以前有不少船务与相关的行业，在这些工业撤出后，当地政府作出“文化规划”，在城内最瞩目的位置建设新的文化硬件。纽卡斯尔有由建筑大师霍士达设计的新音乐厅和利用一个旧面粉厂改建的Baltic当代艺术中心，毕尔包就请来具备全球发展策略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再结合建筑大师Gehry的设计，让新的地标博物馆在毕市河畔升起。

　　上述两个案的成功，部分原因是文化规划需要的“文化软件和内容”也同时得到落实。但“文化规划”不是灵丹妙药，全球有更多的失败个案，让许多所谓“地标”变成大白象。以硬件主导的“文化规划”也往往经不起考验，在美国，一个金融风暴就打碎了不少文化大计，让类似西九的计划要被腰斩。

　　香港不缺钱，但决策者对“文化规划”的策略知道多少?作了多少研究?香港建造文化区的策略仍以硬件主导，西九管理局负责土地的规划和地标的建造，但整体文化策略却由民政局处理。西九已拍板了，文化规划的内容、策略和定位，能否同步落实?

　　当新加坡在市中心的海滨建了两个榴莲模样的文化中心，他们的愿景是发展创意产业，让文化为新加坡带来文艺复兴。与硬件建设的同时，新加坡有整全的文化策略，推动教育和文化软件发展。在香港，我们光看见缺乏内容的文化规划，此乃“策略的失败”。

政策的失败

　　政策的失败有两方面。一是文化艺术政策的失败。文化在港英年代被刻意矮化为“文娱康乐”的表演活动后，一直“翻不了身”，至今社会仍普遍认为文化“等于”演艺节目。回

　　归后十年，文化资源的七成依然投放于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学、艺术教育等取得资源的总和，比表演艺术的一半还要少。

　　一个政策最重要的环节是资源的分配，政策主导资源，资源的倾斜影响文化生态。从殖民地至今，香港的文化政策是轻视觉艺术、缺文学艺术、重表演艺术。过去十年，民间期望推倒这不合理的资源倾斜，“重新切饼”，但老旧思维仍有顽强的生命力，香港的文化政策仍未“去殖”。

　　诚然，近年某些新猷(如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明显是为视觉艺术界提供资源和创作空间，但其管理却成了新问题，也掩盖不了早前的政策失败，让油街(前政府仓库)的有中心担任重要岗位。香港不缺钱，但就是没有人能实践同类能在短期见效的人才培育计划，是为人才培育的失败。

　　艺术教育的失败

　　西九文化区需要大量观众，准确的说，是每个晚上都需要三万新观众;西九的M+博物馆将有七万平方米面积，也需要持续的观众。可是，香港艺术节每年的总售票量只有十万张，若每人平均看三场，即总观众只有三万多人。西九的观众拓展对策迫在眉睫。但管理局成立年多，似乎重点放在权力斗争之上，“试用西九”，“临时M+”等观众拓展方案只闻楼梯响，实在令人失望。

　　香港教育制度改了十年，三三四学制比以前多了一点点的弹性，但未能改变学生重理科(加上近年重商科)的功利和价值观，艺术教育在香港仍处边缘化位置，年青人缺乏美感教育。民政局去年委约顾问研究艺术教育在香港的情况和缺失，并提出改革建议。此顾问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报告，我相信报告能一针见血，点出问题，但艺术教育横跨教育局和民政事务局，“木板隔间房”架构的政府能采纳和落实多少，艺术教育的地位能否提升，又是另一回事了。

　　结语：协作的失败

　　西九只是一个文化区，是一个新的文化群聚(cluster)，将拥有瞩目的、由建筑大师设计的硬件。西九的出现，应是香港反思和制订新的文化愿景和文化策略，改善文化资源的倾斜，改革过时的文化系统和架构，寻找具承担的文化领导，为西九创造新体制、能量、思维和新“协作关系”的契机。

　　自从西九的“地产主导发展”方案在2005年被民间的反对声音推倒重来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一度紧张，双方缺乏互信。之后，有文化界人士被制度吸纳，成为文化咨询架构一员后就沉默下来，但近年新一批的“八零后”文化青年却愈来愈“有火”，懂得运用网络媒体的力量，积极参与文化与社会运动，倡议西九要有文学馆，批评新一轮西九咨询太肤浅，要求有社会公义、能够让周边小区受惠的西九规划方案。他们的出现，会让政府改变，愿意权力下放吗?

　　协作失败，是八个失败中的最后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西九的成败，建基于深度的协作关系。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文化体制，不能一方独大及垄断，不能充斥着不信任，文化发展需要政府、民间和商界携手推动。在此西九规划的关键时刻，球，在政府的一方。能否一雪过去十年的失败，就要看政府是否愿意放下身段，愿意与民间化解矛盾，认同协作的重要。

　　作者黄英琦女士,为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咨询会成员。

　　1. 《唐英年：我非常欣賞深圳城市綠化!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接受本報專訪，暢谈深港合作详述为官之道揭秘私人生活》，南方都市报，A22 深圳读本，2009年4月28日。3月14日，唐英年以政務司司长身份，于中区政府合署会议室接受深圳南方都市报专访。文中指，“在联系采访的过程中，政务司的工作人员特意转达了唐英年‘尤其希望谈谈西九文化区’的意思。”

　　2.伦敦巴比肯中心艺术总监谢卓飞(Graham Sheffield)于2010年3月24日获委任为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于2011年初突然辞职。

　　在此特别鸣谢黄英琦女士为本刊提供《西九文化区：规划十年的八个失败》文本。 (原载于《香港视觉艺术年鉴2009》，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