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一个外国艺术家的追思会，为此还落了泪，这事很奇怪。不认识，马上看他的生平图片，看着看着就感动了。追看一个人外国人的生平，越看越独特，于是也就越看越感动。如果一个人是生活在冷战时代，经历过共产党的统治和世上最严酷的战争和革命，又与一个苏联语文老师结婚，去古巴求学，到苏联丈母娘家去画吉卜赛人和教堂，成为很有名的东南亚艺术家，那么，他就很独特了。独特到没有可以类比于我自己的人生的地方了，就只好感动了。

他父亲是像中国的曹禺那样的人物，写出了越南的第一个话剧《毒药杯》，自己就做起了出版商，著名的文化人，共产党一来，就被没收全部财产，当晚就照自己的著名剧本喝了杯毒药，留下儿子的上不了大学和妻子的从出版人变成排字工人。由于会画点东西，儿子就被选到电视台动画部，终于有了去古巴学手艺的机会，终于有机会去路过中国和苏联，这最终成全了他的后来的会爱上一个到越南来帮助俄文教学的女教师。等这一切停当后，越南就开始改革开放了。终于，像闸门一样，他的创造能力流淌了出来。

这样的命运，我们今天不会有了。

细看他的生活现场：在越南的铁桶现实里，他从妻子那里学到了阅读陀斯妥耶夫和歌德的能力，身边总是围绕着诗人和翻译家，耳边就只是古典音乐，到能自己会即兴弹的地步。这也曾经多么地是我自己向往的知识分子世界，虽然我今天看出了这一幻想中的严重问题。总之，这个河内艺术家很幸运地有着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垃圾桶内的像玩具国一样的小世界。这个小小的发生装置，曾是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得意于九十年代的我一代的年青人面前的主要凭资，曾使我觉得所谓的精神世界的垮塌，自己也曾真的担负了罪责。

我的问题是：是什么使这样的小世界有意义，我们那么迫切地需要它？没有它是我们下一代的错么？有了它就够了么？

昨天上午，我们去河内艺术大学也就是法国在1925年创办的印度支那艺术学院也就是产生著名的东洋画派的地方，与院长和各系领导聊现状。情况是与世界各地一样：年青人不在乎技巧训练，要新式时尚，老一辈并不对年青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只想表达战争和苦难。这问题引出了我下面这样的看法。

中国和越南艺术家靠向西方卖文革和越战来弄钱或抄高自己的价格或得到道德高度，许多人从国际艺术名声分配系统里得到一个份额拿回到国内炫耀，弄得国立美术学院很被动，被这种国际声誉代表的莫名的方向牵着鼻子走，学生们当然就只会三心二意对待长辈的技巧指导了。国立美术学校此时的任务就是要努力使自己不一样、具挑战性、自己先变、自己先矫枉过正，但这首先要求它自己否定，作全新改变。而这对一个机构的要求就太高了。机构的目的本来就是让自己不论怎么都不变。

而老一辈们的越战和人性，如同中年一代的到国外去捞来的关于文革的反思表达之声名，往往本身是很成问题的。你想，文革和越战过去曾是，将来也永远都是关于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最深的勘探点，不认真去掏挖，你怎么可能自己会变得原创和激进？真正以最严重的态度去面对文革和越战，才能看清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景观，这需要当代艺术；而这样的当代艺术还没有冒出来，你怎么去看穿这种景观？所以，只有勇气也就是在不可能中的持久忍耐，才能让我们这样的不可能的任务面前至少先不退缩。

与西方艺术销售批发系统之中国或越南的名声分配系统作斗争，这是国立美术学院的真正任务，意义深远。但这要求我们在世界资本主义系统内作真正的历史定位，使自己去原创和激进，拿出有力的当代艺术来。

刚才说的这个艺术家的命运，他自己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朝圣者，从中国到苏联再到古巴而终于到过了一个苏联女老师的心中，这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主体能到达的最好的圣地了。换了我们当代的这个版图，他的命运就平淡了。他是不肯用他的来换我们的。据他的苏联妻子和诗人翻译家朋友回忆，他很早就达到这样的意识：占有与失去是平等的；失去使人的命运更丰富；失去使人成为哲学家，进而成为朝圣者。他认为街上腋下夹着木箱卖黑市烟的被警察和城管到处追的不法摊贩，其实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真正朝圣者，对比从社会主义公有制里多领到一份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更精彩。

但是，他没有去定位，他作出了成功的逃避。那个由越南最有名的像傅雷一样的法语文学翻译和艾青一样的诗人和吴冠中一样的画家构成的小世界，在这样的当代政治任务面前，是不着边际的。我们的任务是：更勇敢地去真正面对文革和越战向我们激发出的政治的世界历史现实，作出我们自己政治或艺术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