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读写时间，大概就是五六小时，位于我上床前和起床后这两头。它时刻受到威胁。

最大的威胁来自这个我们已生活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交换关系。为了向这五六个小时提供再生产资料，十二点半之后到晚上九点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是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添砖加瓦去了。交换是实现了：我用这八九个小时的劳动换来了那五六个小时的书桌前的宁静。值不值？我不知道。

我曾经也这样想，等我的生活待遇被改善，我一定要好好做学问，现在是不大好，那么，就少一点好好地做学问罢，等彻底改善了，那就完全好好做学问，从那以后，我将彻底安心做学问。可是，为什么这一刻那么多次迟延了，仍不到来，而且看来将永远不会到来？我却还在指望它有一天到来好让我将从此安心做学问？你看，这不是到不到来的事儿了，我自己的这种期望看来是成了问题了。

这种永远没到来一定是原因的！

原来，我看出来了，在这个资本之暴力和消费之幸福之矛盾体里，我是永远无法通过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到从此“安心做学问”的，我压根不被允许这样。在这样的秩序里，我的期待根本是错乱的。在我现在看来，哪怕凭空从天上掉下二百万到我手上，我也仍无法从此安心做学问的。这是结构性地不可能的。你跟着我倒过来想想好了：为什么给我这么低的工资？我就反问：否则他们的权力怎么能在我身上起作用？他们怎么能感到自己的特权的过瘾？我甚至认为，哪怕领导为了拿他的八千过瘾，也一定会先压我到拿三千的，否则，专制和独裁还会有什么意思，大家也不会去做这一生活改善了将从此安心去做学问这一美梦了？

家学家财，巨额继承？一是我们出生时拼不过那概率，二是这会带入资产阶级家庭关系，后者会先让你分不清做学问和养花鸟这两者，先坏了事儿。钱钟书和杨宪益总搞定了“从此好好做学问这件事”了？我看也没有么。这是我这里要说的要点了。

当钱真的来生活中拿大，到了超过小资产阶级期望的水平时，“做学问”这件事的社会分工特性就彻底变了。它变得象乾隆写书法和画画了，成为陶冶心性了。学者有钱了，从此专心做学问，做的实际上是这种学问了，范曾就正在做着这种。

但我们说的“做学问”是欧洲社会科学式的研究，是去做像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样的写作，是去成为像德里达、巴尔特、库恩和乔姆斯基那样的作者，是去成为像齐泽克那样的理论家！！！我们目前正在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先有什么条件，才能去成为这样的人？你看，这事儿是完全两样了。

爱迪生说过，每一个人如有2000小时的训练时间，都可以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发明来。“做学问”也一样，一个人有了基本的训练时间，都能做出一个令圈内人佩服的事儿来。而这些伟大的学问家或理论家或作家之伟大，可能就在于他们能每天花了十小时以上在他们自己最热衷的事儿上，比如，齐泽克的阅读，我认为一定是每天三个单位时间共四五个小时，写作上二个单位时间共四五个小时以上，否则，他不会读这和写么多的。

好了，惨了，我的全部读写时间只有五小时，还包括泡茶喝咖啡和上厕所在其中！我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盘剥得每天只有五小时花在读写上，而这五小时还时刻受到电话的威胁，连这个都守不大住。我这不就完了？

但对此我有一种左派的态度。我认为，这种读写上的悲惨处境，是与民工们受到的劳动和生活上的悲惨待遇是差不多。也就是说，我在政治上必须将这种悲惨视作我的个人苦难，用它来启发我自己的觉悟，并转而将这种生活体验和个人历史遭遇用到自己的思考、阅读和写作中。我这样是以一个异化者、被剥削者的阶级地位来进行读写劳动了。我的资本主义式个人生存也应该成为我的反思自己的政治处境、作出政治行动的一个反弹装置、发力点。像任何受害者一样，我应该倒过来，去利用这种苦难来为我的读写行动服务。我们作出理论和政治行动，不就是要充分使自己的逆境也发力，作出惊天逆转，来为我们的当前斗争服务？斗争和反抗也是我们的理论和思想内容的一部分！

所以，“做做学问”这种态度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是有害的。你的五小时读写时间很可能也是与我一样，需要斗争和反抗着才争取到。当然，作为左派，我其实也不羡慕我的家财家学能让我去做的那种“学问”了。“学问”这个词我现在都不大愿意用了。

来源：理论车间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