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前途与问题

(摘录)


“艺术会怎样? ” 这类问题诚然由当代人自己提出，但一经解答──姑且不论如何解答──总还会有人不断提出。只有当问题再三重复之后才开始无人问津，然而这也正是保持其敞开的最佳状态。是悬而未决吗? 不是的。是保留对立物，让双方在无法相遇的茫然空间里自相抵触，并与问题的实质风马牛不相及。

艺术作品: 如果把艺术的严肃性集中于这一概念，就必须把那些令人兴奋的作品和不太注重激情但却颇具艺术深度并与人类的大业协调的作品调和起来。两者都显示出人类的创造才华和艺术造诣，都要求人们为显露才能而付出劳动，严以律己和精益求精。两者都说明人类力量的伟大，因为人具有创造性──不是虚而飘渺的创造性，而是量力而行、实实在在、与人类一切行为准则相符的创造性; 人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乃是完成作品，建设世界，建设这个唯有自由长在的真实世界。

在这和谐之中无疑还存在一种极大的不和谐，这就是艺术固然以创造为己任，但也只能是竭尽所能，不可作非份之想。艺术以真实为目标，一个美好的目标，它是沉思的目标而非实用的目标。此外，这个目标自满自足，别无他求，本身就是目的。作为一个目标，它指出思想的另一面。

艺术，无论是马拉美的或是其后的瓦雷里，似乎都验证了黑格尔的话: “人如所为” 。以其作品论及其人，这正是针对艺术家而言的: 他是创造者。他是新现实的创造者，在世界上开拓宽广的视野，开创绝不封闭的可能性。他非但不使现实变的狭窄，相反，他要使其以各种方式得以扩展。就其创造物而言，他又是自身的创造者，他是为自己的作品经受多次考验的艺术家，为作品呕心沥血。

在作品中，艺术是真实的; 在世界上，作品是真实的。因为它在人世间才有意义，在人世间才有归宿。如何对此作出推断呢? 人类事业的任务，在生产与解放的总要求上是并行不悖的，在人类事业的范畴之内，艺术只能遵循这一趋势，虽然偶有越轨，那也只是它毕竟具有的小小规律，归根结底，艺术终将自觉而严格地为着人类的大业和世界的大同效力。

昔日的艺术是能够与其他的“绝对需要” 协调一致的，绘画为诸神服务，诗歌替神祗效劳，这些都是因为神仙本不在这个世界，他们在天上的统治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他们并不以时效来衡量对他们服务的价值。艺术也为政治服务过，但政治在当时也没有为行动服务，而且行动也远未意识到自身的普遍需要。于是，在那个时期，艺术出于对当代法则的忠诚，艺术家不仅使艺术作品处于从属的地位，还倾向于舍弃艺术作品甚至舍弃自己。一个世纪以前，黑格尔在讲授他的纪念碑美学课程时宣称: “艺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过时了。” 这一断言是值得艺术界深思的。尽管其后在文学和音乐诸领域产生了诸多重要的作品，艺术界也不会因为黑格尔的断言而被驳倒，因为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知道歌德还活在人世，而且在西方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正掀起一股浪漫主义的高潮。当然黑格尔是从不“信口雌黄” 的，他的这番话的寓意何在? 他的言外之意是: 自绝于自觉地成为历史的事物之日起，艺术就无法再能满足绝对的需要了，艺术一经贬抵到我们的手上，便失去了其真实性和必要性; 艺术原先固有的一切真的和活的东西就都属于世界和世界上那些“正经事”了。

“贬抵到我们手上” ──这是黑格说的话: 艺术贬抵到我们的作品中就变为审美享受，变为内心才能感受的快感和娱乐。然而，正是“在我们身上” ，艺术恢复了其主权，恢复了其“无法估量的价值”(雷奈•夏尔) 。这是一种在变得愈来愈纯粹的主观内心的存在和按照智力与毅力的意旨对世界愈来愈活跃和客观的征服之间永远进行着的交换游戏; 智力使人明白事理，毅力使人获得成就。

艺术分享了这个命运，艺术成为了艺术活动。艺术坚持肯定内心的主权，这种主权不接受任何法律并同时放弃一切权力。这个堂而皇之的要求任何时期都是众所周知的，艺术的自我肯定是艺术自我衡量的唯一尺度，是所作所为和所寻所求的唯一辩解。艺术的自我实现必定是在有节制的作品之外，在有限度的任务之外，在无法衡量的人生运动之中。

艺术的这一“下策”绝非一种无须认真对待的徒然逃循。它是把负号变成正号而成为充分的肯定，成为天赋，成为创造的天赋，即无须辩解就能随意将无理与正义区分开来的天赋。艺术出此“下策”，贬抵到我们手上，却不会因此耽于审美乐趣中的沾沾自喜，为什么艺术的激情──无论是凡高的作品还是见诸于卡夫卡的作品，都成了绝对严肃的激情，即在绝对的激情中而不陷入纯享受的满足之中或在逃循中的自我轻浮和虚荣? 为什么荷尔德林、马拉美、里尔克、布勒东和雷奈等人的名字在诗歌领域里意味着文化、历史功效和华丽辞藻之乐所无法解释清楚的一种可能性? 意味着虽然成事不足却能标志出巨大影响力的可能性?

艺术的主权没有王国，它在神圣的孤寂中自由地燃烧。正是这种内心燃烧的激情向体现万物精髓和运动的火焰并完成了一切。

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受到泰坦式的监护，当世人崇尚的是目的、分寸、严肃、次序，是科学、技术、国家，是价值的意义和可靠性，是真与善的理想。艺术则“适得其反”: 无目的、无分寸、轻浮、邪恶、荒谬，这广大的领域都属于艺术。艺术包揽这广大的领域，凭什么? 不凭什么! 艺术不会凭什么，也无法仪仗什么。它畅所欲言，它顽强生存，它标志着“主体（艺术）”的主权。令人惊奇的是，当笛卡尔刚刚向世人宣告“我思” 的时候，帕斯卡尔就以一种更隐秘的内心将“我思”取代掉了，并将笛卡尔的“我思” 斥之为’“无用、晦涩、费解” 。同样令人诧异的是，这是一种心灵的逻辑，这种逻辑并非与理性毫无关系，它竟然就是理性的本原，而且使人的思维更加明晰、更加稳健、更加敏捷。“理性正是依赖于对心灵及本能的认识来进行一切推论的” ，这就是内心的主权，它一旦确立，便打发走科学，把有用化为无用，而且不肯“原谅笛卡尔” 。也正是反主为仆，艺术对世界有用。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同寻常。帕斯卡尔最终与笛卡尔殊途同归。

如果说，帕斯卡尔深化了纯内心的生活，使之趋以丰富，使之成为自由的运动，那么就应该承认，帕斯卡尔所肯定的不是别的，正是笛卡尔的学说。

一位艺术家，如果极力反对价值并以自己的艺术保护自身拥有的主权，那他是不会轻易屈服于命运的，其态度之坚决不在那些做“有益事情” 的人之下，或许更加有过之无不及。他会不以世界为根本来界定艺术，更有甚者，他的离经叛道令人吃惊。

艺术曾经似乎是神祗的语言，而在今天当神祗逃循之后，艺术本身又被当作了一种语言，用以谈论神祗的不存在，谈论神祗的离去，谈论尚未断送神祗命运的犹豫不决。随着神祗的隐退、消失以至被遗忘，艺术在逐渐显示自身的存在。它摇摆于谦虚与骄傲之间: 为其有用的成就而谦虚，又为其纯洁的精华而骄傲。这一点是通过主观状况的胜利来表达的──艺术成为一种心态，成为“人生的批评家” ，成为无用的激情。

艺术因为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而增添光彩，如果有人肯从事艺术，为艺术而竭尽所能，那么艺术将乐意为他效劳。

当然，艺术也面临困难，换言之，艺术也会误入歧途，即不得不屈从地去赞扬价值，这倒是揭示了艺术家由于在世界上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而感到的苦恼。创造者──这一概念的含糊不清使它变得模棱两可，因为它有时使艺术在自我的消极深处，在横溢的才华之中，在帕斯卡尔对笛卡尔的作品说“这真可笑，这真不值得下片刻的功夫” 的时候，艺术又被授权在世上争夺权力和权威，艺术家又成了实现者，他要挺身保护免遭集体创作的厄运，保护个人的功名成就，保护创造者向来的独树一帜，保护自身根深蒂固的东西，因为这一切需要保护的东西是在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中最能显出的无价之宝。

不过这一点必须多说几句。艺术要求重新被称为创造者的意愿，不是为了方便自己占据已经隐退的神祗所空出的位置。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如果他企图承担起上帝最凡俗、最不神圣的职责，即那使上帝成为干六天活的工人，成为造物主，成为“无所不能者” ，那么他就可以超凡脱俗了吗? 这种幻想会蒙住艺术家本应该占据并以某种另外的方式保存的空间，艺术如果觉得神祗让位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以来他就能顺理成章地重新展示固有的精华了吗? 只有在历史加速发展的初期，当人变为纯我，变为作品，变为现实，变为客观成就，创造者才能成为至圣的象征。艺术家并不继承神祗遗产，他只在该遗产中置入令神祗处于次要地位的原则。

艺术──即人的自在表现，在经历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运动之后仍不满足于历史为其制造的这一人道主义转换。这一转换还必须成为自身的存在，它要肯定的乃是艺术本身。它所希冀的，它孜孜以求的，就是艺术的精华。这种趋势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它有力地揭示了一种运动，这一运动通过恰当的途径，程度不同地把各种艺术形式引向自我，使之全神贯注于自身的精华，使之不仅存在而且不可或缺: 诗歌如是，一般的文学如是，造型艺术如是。

为何会有这样的趋势? 为何尽管历史使艺术处于从属的地位，对艺术提出异议，艺术仍然能够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何以会有马拉美、何以会有塞尚? 当绝对变成了历史的形式，当时代的旨趣不再与艺术的主权一致，当诗人让位给文学而文学又让位给陷入日常事物的人们，当艺术迫于时势只好隐循的时候，艺术为什么会破天荒第一次显得象一种追求，在这种追求中某种根本的东西在起作用，在这种追求中，艺术家、艺术家的心态、人们大同小异的外貌、工作构成世界的所有价值，以及昔日鬼神世界所看重的另外那些价值都算不了什么了，然而这追求既明朗又执着，非要在一部作品、一部未曾有过的作品中达到目的不可，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为什么?

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现象，很难把握，更难解释。但是，我们或许应该先回过头来，重新品味一下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帮助我们“理解作品”这一概念的那些谈不上充分的理由与反省吧。


〔法〕莫里斯•布朗肖


（本文选自《文学的空间》1955年，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法国著名作家，批评家，翻译: 刘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