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选择，都是一种获救
赵峥嵘


如果说，我们的“痛苦与矛盾是来自于对地狱之黑暗的窥视与恐惧，来自于恶之火的煎烤和对天国诱惑的逃避”，那么，痛苦与矛盾也来自于对现实的眷恋和拒斥，来自于对理想的圆满追求的渴望和无法真正实现的绝望。在中国，宗教作为精神生活的支柱，早已没落了。社会的发展，引起信仰的丧失。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去了心灵的家园，人们变得无所选择，随波逐流。我们为“缺失”所困扰，无穷地焦虑成了一种日常状态——“分裂、背弃信念、漂泊、与现实不调和”。失业、工业化、环境等来自于多方面的剧烈变化，深深动摇了我们对“获救”最初的坚定信念，当代人们的理性失落了，信仰失落了，人类迷失了方向，世界面临“虚无的深渊”。于是人们不断地往“容器”中填补，需要不断地寻求刺激来安慰自己，于是变得越发麻木了。不断的刺激钝化着我们的感官。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就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的作品向着“生猛”的方向发展。像注射“强心剂”一样， 于是，艺术变得越来越缺乏敏感和虚弱了。
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在这个"不适于人居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上，一切传统、价值和意义的整体在那种"历史的进步"下解体，这进一步导致了与过去和他人之间的隔膜，导致了个体经验世界的枯萎，我们已 “变成了自己家园里的陌生人"。这就不得不需要我们寻找证明我们存在的理由，而且还要寻找获救自己和他人生活的途径。而用消解和遗忘来抹去生存中苦难的痕迹，只是一种自欺和掩饰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麻木的存在，没有生活的意义、尊严、梦想、希望，就像卡夫卡那样，写出了这种“普遍的不幸”。而在这个日益堕落的时代里，用恶的方式来拯救恶，带来的只是更为绵长的恐惧和绝望。获救或许就是受难，卡夫卡拒绝“尘世快乐与生存苦难之间的和解，坚持以受难的姿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他看见了绝望，但他在绝望面前是胆怯的，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找到战胜绝望的力量”。我们找不到真正救赎之路，尼采曾提出了艺术与审美的人生，把它看作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可是，当下似乎是一个不适合审美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被恐惧与绝望浸透了，人性的光辉和希望已经逝去，变得无影无踪。人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境地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到这个世纪的下半叶，福科又说“人死了”，利奥塔德则声称“知识分子死了”，这些混乱的声音一再告诉我们，人类没有拯救之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希望在哪里？艺术究竟能为人类提供些什么？无法获救，只是“因为我们自由！”。


在苦难面前，作为我个人宁愿选择消解，软化，软化不了现实，就软化自己，人人都拒绝受难，我也随波逐流。承认自我的软弱，承认失败，这是我作为卑微的个体的局限，也是软现实的局限。它既与勇气无关，却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有关！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李泽厚曾说，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Sublime)，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并用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比较，从而提出，只有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崇高和悲剧精神，有了冲破宁静、发奋追求的内在动力，把审美引进现实生活，才可能改造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传统观念，使得外在和内在的自然都获得“人化”，“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
拯救或许就意味着重建自己的经验，一切重新开始，忽略跳过“受污染的区域”。或许只是一种“个人的展现”，我就是“我”，不管现实多么的荒谬。我作为个体局部的经验需要被“格式化”，得到了安全的保存，个体的价值重新得到承认，在社会日益缺乏人性的背景下，不管他究竟有没有他的价值，而不能有统一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对的，都是一种获救。从这里可以理解软现实主义的不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