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代”访谈：批评家王南溟专访



记者：大家好，今天做客我们雅昌艺术网直播间的是王南溟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雅昌艺术网的直播间。
　　今天您过来大致转了一圈整体的感觉怎样？

　　王南溟：我总觉得现在的博览会渲染得有点太过，真正的学术一直上不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记者：他们今天有两个项目是关于学术方面的“一个是杰出艺术家，一个是杰出发现”。

　　王南溟：关键是我们一直把杰出艺术家锁定在少数、个别人群里面，这个艺术家是怎么形成的，是我们在学术界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哪些人能够成为杰出艺术家或者哪些人戴了杰出艺术家的帽子并没有提供给多少人类杰出的内容，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学术的讨论马上进入资本的运作，这时很多应该讨论的问题就被忽略掉、被抛弃掉了，这也是目前当代美术里面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记者：有两个讲座您听了吗？

　　王南溟：是关于什么的？

　　记者：第一个是亚太艺术杂志主编来做一个讲座，关于亚洲艺术影响下的艺术家。还有一个是明天，现在的博览会都以讲座、项目来提升学术水平，您觉得这个能够达到吗？

　　王南溟：我不知道里面的具体内容，我了解一些关于西方对亚洲的评论，我觉得更多是推广和报道性的而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我估计这一类的讲座也是推广性的讲座。

　　记者：没有研究的方面在里面？

　　王南溟：不是一步步从研究的角度形成的概念和命题，或者是在艺术圈里面达成共识，就是对现象的重视反映，这种反映往往就变成宣传过热。

　　记者：威尼斯或者卡塞尔这种以学术性著称的展会您觉得作用在哪里？

　　王南溟：我觉得威尼斯和卡塞尔出发点和运作模式应该是非常不错的，这也是我们当代艺术里面参照的一个系统。这里面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在置疑一种资本的进入会对学术带来伤害，不光是本土的反映而且是西方的反映，关键在于整个的展览模式假如说与资本结合得越紧学术的含量就越低，这个时候的学术自主性就会没有，一旦学术自主性没有的话，随后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前几年这些问题也比较明显，比如说基金会要做项目，基金会要做项目后来因为大众传媒发达以后，每个项目希望在大众传媒里面做出反映，作为一个基金会项目里面评估了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我们说艺术的娱乐化倾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大家要博得大众传媒的反映，整个展览和艺术家创作的娱乐化倾向就会越来越明显，今天国际市场上面的艺术我觉得更多是当代艺术的娱乐化倾向。这时我想西方也有很多批评家提出置疑，毕竟西方还有一些独立的终身教授、专栏评论家还是在严肃地做一些事情，假如说这些终身教授也没有、专栏评论家都没有的话，整个对我们的学术肯定就会非常不利，尤其像中国学术达不到自主、独立的状况下大家就跟着资本走就算了。

　　记者：您觉得现在批评家的作用在下降还是在上升？

　　王南溟：批评家在90年代一直下降，现在依然下降。

　　记者：在一点点往下降？

　　王南溟：批评家可以去做经纪人、策展人，批评家始终不愿意和正在流行的或者正在产生的事情构成一种张力的关系，这时我们觉得这是批评家的缺失。

　　记者：这是批评家缺乏的地方。

　　王南溟：因为能够成为一个批评家的话肯定是自身成系统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个阶层它不是和什么资本合作也不是和艺术家的利益集团合作，可能是个体的存活更多一点。假如说一个高校能够保证一个教授成为一个独立教授（我们称为“终身教授”），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来拿得一份薪水从事研究，相对而言这部分的研究者可以保证。

　　假如说大家既做了教授又想在艺术的商业里面去赚得自己利润的话，可能他的学术会受到伤害，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是为了赚商业里面的利润而伤害学术的现象，这个现象比较普遍。

　　记者：我们现在整个社会或者社会机制、一些机构应该提供一些它们的帮助？

　　王南溟：譬如说一个独立的批评家群体，我们不能用早期人文主义要求，个人应该坚持，我觉得这对个人来说是自己选择，比如说某一个人选择宁可不在利润里面去赚得好处，自己独立，这是个人而言，但是社会不能完全靠个人，社会是靠制度来推动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有比较完整的机制来保障学术的独立性。

　　这个学术独立性包括一个人的学术应该如何从事工作，社会要有一个系统配套，恰恰这一点我们一直停留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要求某一个人的品格如何高尚，而不是从整个社会制度上建构，让某一部分人成为有学术自主的人群，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记者：我们现在的艺术教育方面有没有增强学术的教育？

　　王南溟：艺术教育方面其实从当代艺术这个角度来说，到目前为止非常迟缓而且发展不平衡，其实有当代艺术教育，但这种艺术教育是艺术家按照原来的经验在传授给学生，而没有通过一定的理性思考用思维去训练学生。

　　这也是非常缺的一个环节，假如说教育跟不上可能后面的事情至少我们说艺术的新生代成长起来就会有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在跟风，这个跟风还是教育的问题。

　　记者：前一段在证大现代艺术馆举办过一个学生的联展，那是一个教育的项目吗？

　　王南溟：那是证大现代艺术馆做的一个学生展览，重点在于讨论当代艺术该如何教，所以我们搞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我们还有计划要继续往下搞，我们尽量在证大把学生的艺术作品为背景，把当代艺术的教育（如何教，教什么）以及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在学术领域里面进行不断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可能会逐步把教育的问题往深处引导，这也是一个愿望实现做起来可能有难度。

　　记者：要一步步走。

　　王南溟：证大做了第一次，后面还有而且还会继续下去。

　　记者：您觉得作为学生来讲他们来看展览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吗？

　　王南溟：因为我们没有从一种理念和理性的分析角度，学生大致来看展会可能就看资本，什么样的作品好卖。

　　记者：他们也应该看对他们有启发性的东西？

　　王南溟：有启发性的东西假如说没有一个完全的思维训练学生的话，对一个学生来说看到启发性的可能性应该不会太大。因为当代艺术更多地应该是从思维上面来训练，以为看到的是全部而看到的却只是表面，我们以往看作品是眼睛看到的东西，其实真正的作品是在眼睛看到的后面，这个是需要教也是需要思考的，假如这一块教育没有的话，学生眼前看到的东西，接着所有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模仿，它没有把思考带给学生，导致的结果就是模仿眼睛看到的东西，目前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生可能他们都在模仿老师。

　　因为老师也是模仿边上的艺术家，你看中国的艺术拿出来都差不多。

　　记者：这次展会国外的画廊比较多，您认为有比较好的吗？

　　王南溟：我没有看完整，有些也是做边缘的，国外的画廊做边缘的也比较多。

　　记者：一会继续看一下？

　　王南溟：一会再继续看。

　　记者：您赞成学生来看展会吗？

　　王南溟：我觉得学生应该来看，包括其它的展览也应该来看。

　　我们能不能给学生提供一种思考的空间，我估计这个不是展会而是学校。

　　记者：现在学校有组织来吗？

　　王南溟：如果是组织来要看指导老师达到什么程度，假如说指导老师盯着一幅画说这个画能卖多少钱，肯定学生觉得这个画家了不起，可能会引起教学误导。

　　记者：这次展会的重点也是放在艺术家上，先确定艺术家再邀请画廊。您觉得这个做法是不是很好？

　　王南溟：这个做法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确定艺术家的时候用什么标准去确定，这就是后面更深入的讨论。我们刚才讲由于评论的不发达，后面一块整个是空缺的，所谓的标准就是市场标准。

　　记者：他们确定艺术家还是好卖的，市场价格比较高的。

　　王南溟：感觉到我们现在的状况拍卖行变成唯一的标准。

　　记者：在国内是这样，在国外是不是也这样？

　　王南溟：在国内是这样的。

　　记者：拍卖行占到很重要的地位。

　　王南溟：我看到访谈奥利瓦对于艺术家从来不看拍卖行市场价格是多少，诸如此类的拍卖很多评论家不进入拍卖行的标准，假如说评论家比较独立、自主的话，他对一个艺术家的成长首先不是靠市场拍卖行，我们现在恰恰缺了这样一个环节，首先绕过了学术直接进入拍卖，问题在这里面。

　　记者：我们现在举办一个展览首先要根据学术，然后再去组织展览。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艺术家自己在做展览？

　　王南溟：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我觉得从我本人来讲，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说你要是做一个展览应该如何做？我一直在想我们首先要做什么样的展览，这是我第一要考虑的。

　　第二，什么样的艺术家有必要对他进行重新评论或者有必要进行发现。接着我想我们才可以用一种展览的方式拿出来供学术界讨论。

　　比如说我这次在证大现代艺术馆做了何成瑶的个展就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寻找什么样的艺术家真正在做中国的问题情景艺术，真正把一个中国社会里面微观的社会问题用艺术的作品反映出来，我就寻找到何成瑶做的行为，这个行为不仅仅是一个脱了衣服来做的行为，我从她的行为当中看到了她用自己的经历和身世通过自己的行为做出来。我们有必要对何成瑶的这样一种行为艺术进行重新评论，以往大家都在评论一个行为艺术是需要裸体的话，何成瑶除了靠裸体之外还有更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我通过这样一种话题把她的作品重新用主题展的方式组合起来，就做成了现在正在展览的“心灵之痛”。何成瑶的行为艺术是她早期的，我又同时展出她的三部影像纪录片，也是为了一个精神病家庭，还有她的一组图片老家非常穷困的小孩。

　　这把她自己的出生地和遭遇结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一组作品连贯起来变成一个主题性的回顾展，并且带有新作品展览。

　　记者：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呢？

　　王南溟：至少中国的当代艺术要进入中国的问题情景，另外中国的当代艺术至少在表达手法上面要继续有开放的价值，甚至于包括我在理论里面说，尽量要把不是理论作品里面的东西通过艺术家的努力再次转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