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蒋立作品 董树婷
蒋立：交配不慎
JiangLi : Accidental Mating
7月11日 至 8月8日 2015年
11 July 2015 - 8 August 2015
International Courtyard Co. Ltd. Beijing P.R.C. & Taipei R.O.C.
* private exhibition / not open to the public
* 私密展览 / 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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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立的一场谈话
董树婷
当下有太多关于出生于中国八十年代，被称为“下一代”的中国艺术家的讨论。评论家与学术研究者们试图去定义，并且找出他们与前辈们的不同。年轻一代的中国艺术家被贴上了种种标签，“自我主义”，“去政治化”，“偶像崇拜的痴迷”，“个体经验”，“记忆与理想”，以区别于前辈们关注的社会议题。如此描绘这一代的背景是因为他们出生于毛死后，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与消费主义的崛起中成长起来。既没有经历物质贫乏的困境，也无经历社会政治变动的风波。什么是他们会关注的现实？中国历史上的灾难是否还留存于集体记忆中？他们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定义自己？带着这些问题，我很荣幸遇到了一位年轻艺术家，蒋立。
我们在艾未未的北京工作室里见面，蒋正在为他工作。蒋的屋子里充满了书籍与他的作品。刚开始，我不知道该将目光落在哪里，因为很难在杂物中分辨出哪些是他的作品。“创作上我花样繁多”，他指向天花板上悬挂的一些灯，“这也是自己做的。”他自豪的说。的确，令我惊奇的是，他熟练地在各种媒介中转换，选择他觉得最适合他艺术表达的那一种。绘画，装置，影像，摄影…他甚至在写一首歌。但是，率先展示给我的是一些他未完成的作品，那些很像是轻浮的，媚俗政治的作品：一幅黑白相间的国旗； 一份打印的独立宣言挂在墙上，蒋立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种被滥用的政治题材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之后我们就聊起了他的想法与观点，我终于开始意识到我应该认真对待这个人。
我的兴趣开始燃起，当我知道像蒋立一样的年轻艺术家，那些没有经历政治伤痛，但依然对它的影响承载着记忆。“我也会记得”，蒋立说道：“不需要亲身在现场经历。我出生于1985，通过互联网我个人主动地建立了关于那段时间的历史的了解，我投身到这段记忆中，寻找一些得的信息”。的确，他因此发现了新的含义，重新赋予及建立了关于记忆更为激进的方式。蒋立告诉了我他的一个录像创作想法，其中包括一辆坦克。对此，蒋的关注点在对坦克这一文化标示的重估与颠覆。“坦克在中国是一个最易被识别的符号，被赋予了强烈的意义。”他如此解释，“坦克是暴力最好的象征。”他试图将符号庸俗化，使它进入到生活中，以此揭示这个符号是如何被权力消化并平常化的。显然他对如此被定义的事物不满，他想去提出新的问题。在他诠释下的政治符号强烈地远离了他的上一代将此的合理化。他并不诱引观众区回顾过去，而是强烈地参与。“这是我警觉的一种方式，记忆未必准确，好在它很活泼，记忆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停止，记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也是能量。”蒋说道。
颠覆时代的符号并不是蒋立唯一关心的，与此同时他还运用当代的手法去回应中国社会状态。他制作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海报：一幅女人下体的X光透视图片，女人子宫中的5只绝育环连接成了奥运五环图案。这件作品的灵感是绝育环，一种因当局的“独生子女”政策而被广泛运用的器材。显然，女人的子宫是国家禁区，需要被监视并且管理。这件作品不仅涉及了独生子女政策，它亦揭示了社会对身体的管控的途径。环用于限制女人们生育，预防违法，家长制的国家体制下隐藏原始暴力被揭露了出来。“在中国会你发现对女性如此荒唐的行径。”蒋立说。将绝育环变成奥林匹克五环是讽刺，代表了极权主义社会的伪善。当这个国家将自己打扮成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但它否认它自己国度里人类的基本权利与人的尊严，似在农场里饲育的性口。
显然，蒋是一个试图参与社会现实的艺术家，他不是“艺术为其本身”的信徒。“我相信艺术应该为糟糕环境做些什么，我认为艺术有责任去如此的表达。”蒋如此说到。“我在这里的生活中获取启发，作品带着良心的成分”。蒋的艺术创作有着强烈的中国属性。当他被问到他是否需要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全球环境下去争取能见度时，蒋立即对这种狭隘的文化定义进行了蔑视 : “你能因为莫扎特在厕所里创作了“魔笛”而称他是厕所艺术家么？我更想去利用普天之下的素材，作品是‘中国的’是因为我生活的地理位置而已，属于地球的一部分。我认为我必须要说，我不会去试图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争取被注意”。蒋立也注意到中国当代艺术被符号化。当谈到那些带着明显的中国符号的艺术家时，他用“呕吐”来形容。
蒋的艺术创作除了寻求普遍素材之外，还注重艺术的参与性，艺术作品创造出一个为观众占领，重新诠释与意义构建的空间。“有人会认为艺术是曲高和寡的，但事实是这只是某些艺术家的把戏而已。”蒋笑道，“艺术与观众的关系应该更亲密。”作为一个网络媒介的使用者，蒋会在网络上分享作品。“我没有代理人或者展出的计划，但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蒋微笑说。
离开了蒋的住所之后，我发现我自己的困惑更多了，与蒋的谈话让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更多的问题，而非直接的答案。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是否需要依赖于中国历史，社会与政治背景。这些创作对于那些对中国知之甚少的人们意味着什么？我对蒋立对于中国社会政治处境的敏感十分赞许，同时我亦期待这些作品不是被立刻仅仅理解为中国。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国独特的环境即是礼物也是诅咒。当许多的艺术家在中国的过去与现状寻找灵感时，这种执念亦阻碍了他们寻找实验新的命题。甚至对于蒋，如很多年轻的中国艺术家，渴望于将”中国风”在他们的作品里剔除去，对于国际策展人与批评家，这将继续成为他们对中国艺术家背负的成见。
第二个问题是，无论美学表达的意义与其作品试图表现的理念是同等的重要，需要承认的是，蒋的（作品的）理由是纯真的并且是中国需要的。但我发现他表现的意义并不如他背后的想法一样精彩。这解释了我发现他没有实施的艺术观念要比他完成的作品更有趣。在此之外，我发现他过度强调艺术对于社会功能的失效。艺术要成为一个乌托邦？作为实现政治议案的方式？或者只是一个公正的述求？
但是，我依旧欣赏蒋的幽默，他强烈的能量与作品背后蕴含的社会良知。他对历史的重新演绎与介入激发了不同年代的人们的历史伤痛的集体记忆，开拓了此领域。通过他的作品，我看到了集体记忆对于中国人好似一个出生印记。他的作品反映出的社会问题，粗暴但真实地触发了我。他严肃的态度不能被忽略。现在对他或是中国新一代艺术家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一件事是确定的，虽然他们试图将中国从他们的作品中抹去，但是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将继续创作只有在中国才能创作的作品。
“一手好牌” 2014
“奥林匹克” 2014
“恐怖的野兽” 2014
“权力就是各种长的丑的人可以决定你孩子的命运” 2014
“献给你的礼物”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