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创作尽量公有化，不会冠上“我”、“他”、“她”的名义。我们后悔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因为法国有一个与我们同期出现的小组，叫做“Claire Fontaine”，一男一女，但他们宣称艺术家就是“Claire Fontaine”，而他们只是助手。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将个人抹除。现在艺术太注重艺术家了，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学生研究美术史的时候反而关注野史而非作品。所以我们想要像一个“艺术工厂”一样制作艺术。

改变视角有时可能改变我们看到的东西和我们的感知。所以就好像电影《罗生门》中的谋杀一样，即使受害者本人回来述说情况，也不完全准确，在这个叙事中毫无客观可言，只是一种观点而已。我们会有影像、文字、物品之间关系的探讨。可不会像概念主义创作那样很冷、很干，比如说Joseph Kosuth的椅子，虽然那个哲理很深，可是它太抽象，他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具体的情况下。

我们不要说它是文学，说它是文字吧。因为“文学”的负担太大了。比如说在最近这件《John Martin: The Butcher and The Surgeon》中，我们直接引用John Martin的遗言，但其中错别字很多我们都没有改，有法官的下判的定论，还有阿根廷小说家Juan José Saer的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