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滩画报

文：韩见  编辑：鲁毅 摄影：郑建宏  图：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组委会

“做一个自由摄影师或者艺术家的好处，就是有时间。我每天看很多报纸、杂志，了解世界不同地方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好好地花点时间去感受这个社会，收集信息，绝对会发现值得去做的事，唯一的问题是你只有一个人，别人都在忙于他们的事情，你要把握好方向并设法让他们与你合作。”（图：瑞士国家种马场，阿旺什，瑞士，2011 用以牵着发情母马的马具。为了刺激辅助生育，种马骑上精液采集装置时，一匹真正的发情母马会被绑在一旁）

BUGGE 是丹麦 Cryos 国际精子银行中最好的精子捐赠者。他身高 194 厘米，体重 85 公斤，喝酒，不抽烟，每天睡 7 个小时关于他的一切可能与遗传有关的信息都能在网上查到。如今，包括荷兰、瑞典在内的不少国家已经修改法律，不保证捐精者的匿名性。BUGGE 甚至与愿意知道他身份的客户通信，而他的“孩子”，18 岁之后也有权得知他是谁。Cryos 没有公开 BUGGE 拥有的“孩子”的具体数目，但承认超过一百个。
根据瑞士摄影师扬·明葛（Yann Mingard）的调查，现在欧洲大约 50% 的精子购买者是独身女性，年龄在 35-45 岁之间，受过很好的教育，有很好的工作，决定独自抚养孩子。于是她们打开网页，输入自己的要求，像相亲网站一样，精子银行为她们找到最合适的捐精者。不仅在欧美，印度甚至穆斯林国家的精子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无论公开的还是地下的，这都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市场。“根据精子的质量，收费有所不同，但如果你愿意付足够的钱，就可以‘买断’，也就是要求精子银行毁掉某个捐赠者剩下的精子，以保证你的孩子不会和别人共享一个‘父亲’，”扬·明葛开玩笑说，“太适合那些疯狂工作，没时间去酒吧邂逅男人的女人了，用信用卡付完账，Fedex 就把精子送到你家门口。”
精子银行是扬·明葛历时 4 年的拍摄项目《存储》（Deposit）的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方面。这组作品去年在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它触及了人类生活乃至生存困境的各个方面：气候变化、粮食短缺、物种灭绝、生育率下降、数字信息存储风险等。这些困境如果得不到解决，可能人类就真的要从地球撤退，在茫茫宇宙中另寻家园重新开始了。可是即便重新开始，“存储”也是个关键问题，它关系到哪些植物、动物和哪些人的“后代”，哪些经典的文学、音乐和电影将有机会继续“存在”下去。更重要的是，很多科学家也不敢说目前的存储技术绝对保险，那些被长期封存的种子和精子“开封’后，在新的自然环境中还能否孕育出生命，谁也不能保证。
《储存》项目包括“植物”、“动物”、“人类”和“数据”四个部分，扬·明葛总共拜访了 21 家机构，它们储存植物种子，动物精液，人的精子 DNA 甚至身体，还有来自个人和公司客户以及人类文明的重要数据。他拍摄这些公司储存的样本，提取样本的实验室以及建筑环境，拍摄手法非常冷静，没有所有者或受雇科学家的肖像，让原本充满神秘感的地方保持神秘。

扬·明葛 ，《存储-植物系列》

不久前，扬·明葛因参加第十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而来到中国，《储存》在摄影节三个展场之一的果品仓库展出，并得到“新摄影年度艺术家奖”。说实话，当我早些时候在参展摄影师介绍中看到扬·明葛的作品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兴趣。它们看起来阴暗、抽象，大部分是悬在黑色背景中的静物或空荡荡的环境，稍微生动的两张是马和牛交配的照片。总之在没有文字说明的情况下，很难明白他在拍什么。但是一旦了解了照片背后的信息，又很难不关注他的拍摄主题，毕竟，关于这些不会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的，多少具有科幻感的机构究竟在做什么，很少能看到来自第三方的描述。

扬·明葛，《存储-动物系列》

扬·明葛 ，《存储-人类系列》在西方国家，例如瑞士，自古就有通过银行或其他安保服务储存私人财物的传统。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不久前开始，这种传统习俗有了在其他领域发展的趋势。我们社会正在发生着的变革让我们从生态、安全、数据、文化等方面重新思考人类各项遗产的重要性。《存储》这个项目在 2010 年到 2012 年间完成，扬·明葛探访了 12 个能让后人追溯人类对自身、动物、植物、文化、技术的保护过程的象征性场所，着重记录各类建筑、景观，以及用于保存的工具与产品——那些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会用文字记述的对象

获得这些机构的许可也是扬·明葛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因为它们的神秘感多半来自自身对隐私的注重。每天收发大量邮件进行反复沟通成了他的噩梦，而且有很多公司最终拒绝了他的拍摄请求。同意的那些，在他拍摄时也要派人尾随监督，哪些能拍、哪些不能拍都不由他说了算。不过他也累积了与他们斗智斗勇的经验。如果对方只给 10 分钟的拍摄时间，他只好像乖乖地打仗一样抓紧每一分钟去拍；如果有 20 分钟，他就试图提一些不太可能的要求，于是对方就得去请示上级，同时为他赢得了更多时间。“比如当我要求去实验室看一下，他们就会开始介绍不同的实验室，如果他们说起某个比较远的实验室，我就说，我想拍这个！然后他们就又跑过去沟通，一来一回，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把周围都拍了。”
但是也有非常配合“宣传”的例外。瑞士最早的私人数据中心之一 SwissFortKnox 就比较高调，它原本是瑞士政府 1946 年建造的一座防空洞，但从未发挥过防空洞的功能。SwissFortKnox 公司花了四千万瑞士法郎把它买下，喜欢《黑客帝国》、007 系列电影的老板将内部设计成科幻电影里的样子，客户喝着香槟签约，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他们甚至还将乘直升飞机游览阿尔卑斯山等旅游项目也打包进去，只为给客户更好的体验。不过当这家公司想用扬·明葛的作品做宣传时，他拒绝了，“他们不明白艺术和商业之间的界限。
《存储》项目的呈现形式除了摄影作品（限量 3 版或 5 版），还有一本很厚的出版物，书中有项目的参与者和支持者所写的介绍文章，所有图片说明都经过科学家校对，所有信息都有至少两个信息源。在其中一篇文章里，一位来自法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朋友写道，在宇宙中想象地球上那么多几乎储存了一切的防空洞，感觉似乎人类正在关掉这个星球，似乎在说，“太迟了，我们得走了”。某种程度上，扬·明葛同意他的感觉，因此他用一张空试管的照片作为整本书的结束，这个看起来什么也没有的小容器里，有人类的储存着经过编码的人类 DNA、沃森与克里克（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者）的著作、莎士比亚全集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一切都可以被装进去”。但对扬·明葛来说，比感觉更重要的是，这个拍摄项目最后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专题研究，告诉人们地球上正在发生的、关涉人类未来的事情。有时候他也会遭受质疑，因为按照他的工作方式，摄影显然不足以成为独立的艺术表达形式，它必须与内容共存。“但我喜欢这个想法，”扬·明葛说，“在欧洲，把科学、报道、艺术、摄影和写作混合的做法越来越多，艺术家的责任在于提出问题、推动问题，但不一定给出答案。”

扬·明葛历时 4 年的拍摄项目《存储》（Deposit）去年在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它触及了人类生活乃至生存困境的各个方面：气候变化、粮食短缺、物种灭绝、生育率下降、数字信息存储风险等（摄影：郑建宏）

B=《外滩画报》
Y=扬·明葛（Yann Mingard）

B：《存储》这个项目是从拍摄哪一家机构开始的？
Y：我拍摄的第一个地点是挪威北部的一个叫 Sualbard 的全球种子保险库（Sualbard Global Seed Vault）。我选择它的原因是瑞士政府正在往那里运送种子，这让我比较容易追踪。另外，这也是一家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机构，因为它刚建立不久，将会在全世界范围收集种子。  这家机构 75% 钱来自政府，剩下的 25% 来自个人或公司，许多科学家因此担忧私人公司会在将来控制这些种子的使用。Sualbard 是它正式的名字，但是在欧洲，人们叫它“世界末日种子银行”（Doomsday seed bank）。人们对未来的看法非常悲观。
B：那你呢，你是乐观还是悲观？
Y：我不知道。但我不是那种害怕丧失物质的人，作为摄影师，如果我的底片被烧了，我会想，那就重来吧。而且我相信生活，愿意接受它带来的惊喜和变化。可是我很吃惊周围的人如此悲观。不像你们，在中国、印度和巴西，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在欧洲，我们由于担忧和恐惧而充满了控制欲。我们试图规划一百年后的生活，但至今能做的只是把那些可能灭绝的物种保存起来，放在容器里。科学家们并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不知道一百年后这些种子还能不能发芽。与此同时，我们仍在制造大量污染。这次来连州，我发现不少中国摄影师在拍摄与污染有关的专题，污染也将是我下一个拍摄主题。
B：科学家们认为什么才是保护种子的好办法？
Y：传统的耕作，让种子每年都回到土地。丰收后留下最好的作物，不吃，也不卖给别人，来年再种下去。这是最可持续的方式，随着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变化，会有最能适应这些变化的种子留下来。如果把它们放进塑料袋里，抽干空气，放上一百年，虽然是很了不起的技术，但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可能一百年后空气升高了5摄氏度，种子可能就没用了。
B：你说得到拍摄许可对你来说是整个项目中最困难和繁琐的部分，什么样的机构最难接近？私人投资占比更大的那些吗？
Y：对，私人的，还有储存数据的机构。瑞士的秘密账户举世闻名，把钱放在瑞士的银行里，客户感到很安全。现在我们也有针对数字文件的储存系统。“9·11”之后，布什总统签署了《爱国者法案》，规定美国政府有权因安全原因查看公司和公民的信息。为了保护隐私，有些美国公司迁往欧洲，成为欧洲公司。在欧洲也出现了大量数据中心，存储来自国外客户信息，他们相信瑞士的“数据银行”不会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文件在哪里。在联系这些机构时，我承诺不暴露任何客户的信息，征得同意后再发表照片，但还是有大约 40% 的数据中心拒绝了我的请求。相比之下，植物和动物的存储机构比较容易接近，为了得到私人资助，它们需要适当的宣传，所以如果我说我拍摄的作品将会在伦敦的畅销杂志上发表，他们会很乐意。
B：《存储》是一个需要进行大量研究工作的项目，它是如何成形的？通常你如何确立一个选题？
Y：做一个自由摄影师或者艺术家的好处，就是有时间。我每天看很多报纸、杂志，了解世界不同地方发生的事情。我有剪报的习惯，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可能同时收集不同项目的资料，到一定时候，某个项目有点成形了，我就在大黑板上画图，理出线索，建立框架。所以如果你好好地花点时间去感受这个社会，收集信息，绝对会发现值得去做的事，唯一的问题是你只有一个人，别人都在忙于他们的事情，你要把握好方向并设法让他们与你合作。
B：这个项目的经费主要来自哪里？
Y：拍摄的材料费和旅费是我自己的钱，但是出版的费用太贵了，因此我找到三家博物馆赞助，它们收藏了作品，并且承担了书的设计工作。为了掌握项目的主导权，我尽量不让赞助者参与太多。
B：《存储》发表后，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欧洲人更关注这个项目涉及的哪方面？是气候变化、物种灭绝还是道德的灰色地带？
Y：我想人们最关心的是谁控制了这些机构，因为这关系到每个人的未来。如果是私营公司而不是政府或公共机构在管理，就不能保证这些资源将来能为大家共享。比如那些转基因公司，我不相信他们说的转基因可以拯救世界，没人关心拯救世界，尤其是巨头们，他们想的绝对不是让每个人都吃饱。
B：你反对转基因吗？
Y：我还是不知道。瑞士尚未允许转基因食品，我觉得这很好。在欧洲，我们提倡慢食运动（Slow Food），以前你每天生产上千头肉猪，现在你只生产一百头，给它们吃得好一点，卖得贵一点。我在家吃的是自己种植的有机作物，我希望让更多人回归有机种植，但这还需要更先进的农业项目和生物技术，而且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中国要养活那么多人，你们面临更大的挑战。
B：你成为摄影师后拍摄的第一个个人项目《新伊甸园以东》（East of A New Eden），是有关欧洲的东部边界的，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Y：因为有一天我和另一个摄影师朋友奥尔本（Alban Kakulya） 在酒吧里聊起一篇报道，说欧洲的边界在不断东移，这和苏联解体与柏林墙倒塌都有关系。我们很好奇，于是决定两人一个从北往南，一个从南往北，站在欧洲界内往东拍欧洲以外的风景，最后在中部会合。两个月里，我们坐船、开车、骑摩托、走路，最终完成了拍摄，还得了奖，出了摄影集。对我来说这个边界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也是无形的，将有钱人、受过教育的人过滤进来，将穷人阻挡在外面。但是欧洲又需要大量劳工，因此穷人通过其他方式跨越物理边界，可是无形的边界并没有消失，包括文化上的、宗教上的。所以边界究竟在哪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B：在成为摄影师之前，你是一名园艺师，那时候的生活是怎样的？
Y：我受过的唯一的完整教育就是成为园丁的教育，总共四年，但是我太高了，总是弯腰把我的背搞坏了。毕业的时候，老师说我可以做做园艺工作，但是无法成为专业园艺师了。所以我去中美洲旅行了 5 年，回来之后短暂地在艺术学校学习过，老师觉得摄影可能比绘画更适合我。那时候，瑞士的媒体情况很不错，摄影师有很多机会发表作品。2002 到 2009 年， 我为杂志拍摄大量照片，但是现在，因为媒体经营状况不好，摄影师已经无法靠为媒体供稿养活自己了。还好我已经有了支持我的美术馆、画廊和藏家，可以只拍我想拍的项目，我是个幸运的人。
B：最初决定成为一名园艺师，是因为家族传统吗？
Y：对，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家庭中，祖父是个农民，从小我就生活在农场里。在瑞士，如果不是有家里传下来的农场，你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农民，因为农场太贵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一个孩子能够继承祖父的事业，他最后卖掉了农场。但是因为喜欢与自然和植物相关的工作，我现在偶尔还给朋友设计花园。我觉得这对我的摄影生涯也很重要，现在我拍摄的项目大多是艺术与我从前专业的结合。